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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青岛六中的美术气象(1980—1988)
（一）时代催生美术职业班
1976年秋，持续十年的运动结束了，在这场动乱中，中国的教育事业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对此无须赘述。“文革”后期虽然有“复课闹革命”，中小学已招生上课，有的大学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上课，但毕竟高考没恢复，教育秩序就不正常。只有到了七十年代后期，1978年、1979年全国恢复了高考，中国教育才走上了正规。不过，这时又面临着一些新问题，如当年全国的大学招生人数有限，而全国普及义务教育后的高中毕业生数量很大，这些学生当年惟一的出路就是考大学，于是就形成了当时所谓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怎么办？于是国家教育部就推出了中学开展职业教育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在部分中学设立职业高中班，让部分高中生在校就能学会一定的职业技能，无须参加高考，毕业即可工作，以减轻高考招生的压力，为不能升学的学生开辟就业出路。
1980年春，青岛市教育局就开始酝酿在一些高考升学率不高的学校设立高中职业班。青岛六中的前身是民办新华中学，底子差，一直高考升学率很低，自然被划在第一批的“职改”学校之列。
当年的中学职业教育改革是新生事物，各个学校根据自身的条件、优势来选择职业培训方向，同时又要寻找相关部门或单位的合作支持，有的放矢地为毕业生提供对口的就职单位。例如，有女子中学历史的青岛八中，就设立了护士职业班，由青岛市卫生局支持就业；青岛二十九中设立了旅游职业班，由青岛市旅游局支持就业等。当然这里也有教育局对全市学校职业教育布局的全面平衡和把控，既要避免同种职业班的重叠，也要避免一些职业门类的空缺。
那么，青岛六中有什么优势，办什么职业班好呢？
不知是青岛六中领导的提议，还是市教育局的布局安排，青岛六中似乎考虑要办美术职业班。青岛六中从建校以来，一直只有我一个美术教师，除此以外没有任何美术教育资源和相匹配的职业出路，要办美术班，肯定就是冲着我来的，就是要唱我的戏。
开始，时任青岛六中校长兼党委书记的赵清渠几次找我，有意无意地聊有没有可能在六中办美术职业班的事。
赵清渠校长是物理教师出身，对美术以及美术教育一无所知，也看不出他对艺术有什么兴趣。从一开始接触这个话题，我就看出，他们要办美术班根本就不是出于对美术的喜爱和对学生美术职业训练的考量。他们找我聊美术班的事，就是想探听学生学两年美术有没有升学的希望，也就是从升学率的角度来考量是否值得办班。当然这无可厚非。一所学校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校长就是好校长。所以作为校长念念不忘升学率再正常不过。
后来我想，如果是上级教育局有意让六中办美术职业班，可能是冲着我的业务能力和在全市中学美术教师的排名位置来确定的，真的是为了职业教育服务，以填补美术方面这一职业门类的空缺。可青岛六中接过这个事来，大概领导就在我身上打起升学率的主意了。毕竟那年代，升学率是判断一个学校校长能力和业绩的第一指标，也是衡量一所学校教学质量和社会声誉的重要标志。青岛六中办美术班极有可能是校长想到这或许是一个创造升学率的好机会，所以他找我摸底。
我看出校长的心思，与赵清渠校长的几次交谈，我都表示不能办。我向完全不懂美术的赵校长解释，美术教育多么特殊、多么麻烦、多么难，培养出美术人才要花多大的功夫等等，总之美术班办不得。我清楚地记得，在这年的全市（或市区）中学生春季运动会上，赵校长和我在场外运动员休息帐篷外作了一次长谈，我特别说明了几个不能办班的理由。一是全国只有那么几所美术学院，各院校每年招生不足百人，而且都设有附中，外人考入很难。省内师范学院所设美术专业的招生也不多，高考难度也极大。二是我们的学生从零基础学美术两年（当时高中是二年制），而且还只能课余学画，要想在这么短时间里，既完成高中文化课学业，又能具备相应的美术专业水平去考美院，难度实在太大，差距实在太大，升学简直就是异想天开。三是美术基础学科分类多，对师资的要求也高，不是一般的中学美术老师就能胜任教学任务的，一切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总之，我给校长做的解释就是，指望办美术班改变学校的升学率几乎不可能，我不支持。
以上我所说的完全是客观实情。四十年前，国内的教育生态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既没有大学扩招，又没有像现在这样，各类院校皆设艺术专业，全国高等院校拥有庞大的艺术生容量，艺术生高考确实甚难。同时我说短时间内难以培养出合格的考生，也是实话，对学生上两年美术班考大学我就没有信心，岂敢在外行领导面前大包大揽。不过，从我主观来说，也有我自身利益的考虑。一是那个时候正是我版画创作的高峰期，我在探索着个人风格的拓彩版画，不愿分散精力。我知道自己办事追求完美，一旦办学担子落在自己身上，我就会全力以赴尽心尽责，这必将影响创作。二是青岛市已成立青岛画院，我任版画组组长，一旦画院批准编制，以我的专业资质，肯定会调入做专职画家的（以后果然是首批进入画院的画家，且为创作部主任），所以不愿在学校再多些事端牵扯。另外，我的推辞和拒绝还有些个人情绪的因素，前面说过我的不堪境遇，我岂能领导给个笑脸就忘乎所以，甘愿出力效劳。这么多年的积怨，要一下子尽弃前嫌没那么容易。
尽管如此，终于有一天，校长把我找到办公室，正式通知我，说教育局批准青岛六中开办美术职业班（全市唯一的美术职业班），学校决定由你负责筹办。我知道，这是学校对教工的工作安排，已不是征求意见，我身为青岛六中的员工已无推脱的道理，我必须服从。随即二话不说，当场表示同意，并且当场取笔写了一则招生广告，让校长派人送往青岛贮水山上的青岛电视台在电视上刊发。
六中美术职业班呼之欲出。
她的出现既不是青岛六中领导热衷艺术事业的情怀和教育布局，也不是我心血来潮的主动请命和创业壮举，她应运而生，纯粹是时代催生的产物。
这大约是1980年上学期期末的事。
我痛快地答应了筹办美术职业班，没有使领导为难，校长兼书记的赵清渠当然很高兴。由于前面的交谈，他已多少了解了一些美术专业教育的情况，知道办班不易，非内行不行，所以很尊重我的意见。第一次研究工作时，我就明确提出，让我办这个班，相关的一切业务必须由我说了算，比如选聘教师、招生、课程设置、教学管理等等，由我全权负责才行，学校其他人包括领导只能支持，不得介入干涉。
我的这个要求学校领导层完全接受，这让我很欣慰。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对学校领导来说，他们完全外行，必须依靠我，我能勇于承担责任，他们自然高兴。他们也会想到放手让专家来办班，可以充分调动我的积极性，成功率高，他们还省心，这更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好事。而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有足够的管理空间体现我的办班意图，不仅会获取最大的绩效，更重要的是这样会排除外行的干扰和瞎指挥，会减少凡事请示领导的麻烦和争执口舌，避免一些工作上的障碍和不愉快。我知道，如果让我不愉快的话，我只能消极地应付工作。教育是个良心活，出力不出力外行人是看不出来的，那样一来这个美术班的最终效果可想而知。
后来的办班实践证明，我与学校领导的以上约定，可以说对美术班后来的成功发展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我刚同意办班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因为在酝酿办班期间，我屡屡推脱和不支持，时任副校长的王焕佑认为其中必有缘由，曾找我谈心。因为他是后来的领导，对青岛六中前期的情况不了解，态度也甚诚恳，我就一切如实相告，其中特别提到我过去在校内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如前所述，由于学校内部“文革”的派别矛盾、争斗，我从来也不在政治上跟风站队，更不去靠拢领导，这在1971年到任青岛六中革委会副主任赵清渠的眼里当然是属于“落后分子”的另类。由此，不仅一有运动就是“批判”对象，后来还成为“补丁”老师，随意顶缺安排课程，对我极不尊重。他任校长时，涨工资没我的份，分房子没我的事，备受歧视。现在办美术班找到我了，我当然不情愿、不愿出力。我的这个怨气随后王焕佑副校长转达给了赵清渠，事后赵清渠专门约我谈话，对其前事表示了道歉。此事对我后来能全心工作亦有关系。
当然，最后我的尽心工作还是冲着对学生教育的尽责，出于对学生艺术前程的关怀，而校长为着安抚我所作的那种姿态，不过一释前嫌罢了，其实不值一提。（待续）
《岛城秀色》（木刻版画·张白波 作于1980年）
张白波，1944年10月出生，1956—1962年初中、高中就读于青岛九中。曾执教于青岛六中，系青岛画院专职画家，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历任山东版画家协会副主席，青岛版画研究会会长，青岛市美协副主席，青岛美学学会副会长，青岛画院副院长。为青岛市首批拔尖人才、终身接受政府津贴的青岛市高级专家，国家艺术基金专家委员会评委。连任4届市政协委员。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及国际美展，并获金、银、铜、优秀等多种奖项。1999年荣获中国版画最高奖“鲁迅版画奖”。
原载《张白波散文集（一）回首乱山横》（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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