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末，上海经营了二十余年的复旦旧书店宣布关张，读书界发出不少感喟。恰小女负笈申江，双十二那天，她去转了一圈，遇到一本汪曾祺的《塔上随笔》，买下，春节回家，把书带给了我。
这是群众出版社1993年11月出的“当代名家随笔丛书”之一，十几年前我于青岛宁夏路大桥下面的一家旧书铺买到其中的六册，“塔上”正在所缺的那部分里。
我很高兴。
可是书品有些差——当时印得就粗糙，再经历二十几年的沧桑，光是最后面的两页便破裂好几处，掀书都有些不方便了。我将裂痕粘了，破口补上，把订书的铁钉拔掉，又用线重新订好，书，很有些焕然一新的样子了。
汪曾祺先生大器晚成，六十岁饮誉文坛，身后声誉愈隆，喜爱他，关注他，效法、研究他的，代不乏人。他是作家，自有一部部的佳作摆在那里，他又多才多艺，有多方面的成就，于是也有人从他的书法、绘画、美食等领域做文章。我一直觉得，尽管汪先生出身西南联大，属融会中西今古的一代，但骨子里，他是一名传统士大夫型的、旧式的文人，读书人，以读书、写作、治学为本，兼及书画金石等艺事。
因此，读这本《塔上随笔》，我最属意作者读书的底蕴和学者的潜质。
汪曾祺1920年出生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世家，祖父、父亲都有旧文化功底，他虽然进的是新式学堂，假期里还是要念旧书的，《论语》《古文观止》、唐诗等，还要临帖练字。
初中，他有了阅读的兴趣。在祖父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部丛书，巾箱本，活字聚珍版，内有一册《岭表录异》，很有意思，后来又看《岭外代答》，从此对地理类的书、游记产生了终生的嗜好。晚年，他自我总结：“我读书很杂，毫无系统，也没有目的，随手抓起一本来就看，觉得没意思就丢开。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要多得多”，分而述之，这“杂书”，有关于节令、风物、民俗的，有方志、游记，有讲草木虫鱼的，有“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正经书，还有历代的笔记，等等（《谈读杂书》）。更进一步，他是从作家的本位来读书的，“读自己喜欢的书，对自己口味的书。我不太主张一个作家有系统地读书。作家应该博学，一般的名著都应该看看。作家偏爱的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成为他个性的一部分。作家读书，实际上是读另外一个自己所写的作品”（《谈风格》）。
有些话，看似说得轻松随意，实则包含着广泛阅读后的思考、归纳、比较等多重脑力劳动。
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中国古代文人是归有光，汪在前人“归有光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的论断基础上，更以作家的眼光读归文：“他真是做到‘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他的结构‘随事曲折’，若无结构。他的语言更接近口语，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衔接处若无痕迹……我觉得归有光是和现代创作方法最能相通，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中国古代作家。我认为他的观察生活和表现生活的方法很有点像契诃夫。我曾说归有光是中国的契诃夫，并非怪论”（《谈风格》）。
这算说得较多的。
汪先生要求小说的语言要“有更多的暗示性，唯一的办法是尽量少写，能不写的就不写。不写的，让读者去写……写少了，实际上是写多了”（《思想·语言·结构》），其实，他的散文、随笔也是这样。有的地方，他只一笔，或两三笔轻轻带过，如不细看，几乎就无所得，静下心来参详，才能发现隐于纸上文字后面的大量故实，或者，作为读者，还可以得到“去写”的乐趣。
在《用韵文想》这篇谈戏剧创作的小文的末段，他提到汪中：“我觉得清代的汪中的骈文是很有特点的。他写得那样自然流畅，简直不让人感到是骈文。我愿意向青年戏曲作者推荐此人的骈文。好在他的骈文也不多，就那么几篇”，几十个字，不动声色。
汪中，字容甫，清初扬州人，汪先生的大同乡，照旧规矩可称“吾家容甫公”的，有人说汪中、章太炎是清代开始和结束时分别出现的两位顶尖级文章大家。汪中出身孤苦，一生磳磴，活了五十一岁，著作只留下《述学》六卷，清代有刻本，上世纪初，梅县古直先生从里面选了十五篇文章，校注，成《汪容甫文笺》，1924年中华书局用仿宋字聚珍版排印，线装一册出版，古香古色，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中华版出版平装本，薄薄的一册，轻巧雅洁。我估计，汪先生所读，该是这两个版本的一种，也许就是人文社的平装本，因为从他谈书的文字里，看不出他对木版书、古本有多喜爱，他的书基本是普通版本。如此，我们倒可以脑补出一幅“汪汪图”：塔楼上的汪曾祺先生，泡一杯茶，懒懒地靠在沙发里，手把一卷《汪容甫文笺》，静静地，随意地翻阅，看到会心处，不禁眉飞色舞，甚或不自觉地轻击一下沙发的扶手——“北京人把高层的居民楼叫‘塔楼’。我住的塔楼共十五层，我的小三居室宿舍在十二层，可谓高高在上”，在序文里，汪先生解释了“塔楼”以及书名《塔上随笔》的由来。
类似的还有汪对明代两位散曲家的比较，“我觉得王磐与和他被并称为‘南曲之冠’的陈大声有所不同。陈大声不免油滑，而王磐的感情是诚笃的”，他对王磐的叙述很详，陈大声就一句，我们想了解，只有自己去“写”。
汪先生之所以详叙王磐，因为那是他的同乡先贤。
很多旧文人对家乡的文献倾注了热情与心血，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除了方志，另有不少冠以古地名的丛书，就是他们的成果，直到鲁迅先生，还有纂辑《会稽郡故书杂集》之举。
汪先生没有编书，但对乡贤依然充满感情，比如秦少游、王西楼，他都在不同的文章里再三致意，《王磐的<野采谱>》是较详的一篇。他介绍了王磐的散曲、绘画、传说，早就听说王还著过一部《野采谱》，但没见到，八十年代才“承朱延庆君托其友人于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所藏陶珽重编《说郛》中查到，影印了一册寄给我，快读一过”，能吃的野菜，这书“只收了五十二种，不过那都是他目验、亲尝、自题、手绘的。而且多半是自己掏钱刻印的，——谁愿意刻这种无名利可图的杂书呢？他的用心是可贵的，也是感人的……上文下图。文约占五分之三，图占五分之二。‘文’，在菜名后有两三行说明，大都是采食的时间及吃法……后面是近似谣曲的通俗的乐府短诗，多是以菜名起兴，抒发感慨，嗟叹民生的疾苦。穷人吃野菜是为了度荒，没有为了尝新而挑菜的……王磐是画家，昔人评其画品‘天机独到’，原作绝不会如此毫无笔力。《说郛》是复刻的，刻工不佳，我非常希望能看到初刻本。”
不知道汪先生后来看到初刻本没有，这篇文章我是非常珍惜的，早有收藏。曾读知堂的回忆文章，说鲁迅先生早年从家里旧藏徐光启《农政全书》末册的附刻中抄过王西楼的《野采谱》，汪先生的文章正可作为知堂回忆的补充。
读书而有所发现，是很令人高兴的事，我读汪著，发现了让自己高兴的材料，同时也读到了汪先生读书发现的趣事。
也许是因为长期在北京京剧团任编剧的职业关系，汪先生对词曲、戏剧作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多一点关注，尤其是来到他们曾生活过的地方，比如明朝的杨慎，正德年间的状元，才力也肆于戏曲。七十年代，汪到杨的老家四川新都，绕门前的桂湖一圈，写下一首诗，八十年代到了杨遭流放，生活了三十七年的云南保山，又起了考查升庵遗迹的念头，他从当地找了些方志来读。读康熙通志，他看出“杨慎归蜀，年已七十余……（王昺）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的“银”，当为“锒”之误，慨叹了一回高年诗人不是被用银链子而是铁链子锁回了云南的遭遇。回京后，他读《升庵诗话》，竟读到“锒铛”条：“锒铛，大锁也，今多讹作金银之银……其传讹习舛如此”，不仅哑然，“想不到升庵这一条小考证，后来竟应在自己的身上”。
读书，发现有趣、有价值的材料，积累、研究、比较、考证，自然而然地就进入治学领域，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小时候读汉乐府《十五从军征》，“采葵持作羹”一句，他不明白，用他当时的知识储备，把“葵”理解为向日葵、秋葵、蜀葵，但似乎都无法做成可食的羹，后来读嘉庆进士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终于找到答案：“吴其濬在《图考》中把葵列为蔬类的第一品。他用很激动的语气，几乎是大声疾呼，说葵就是冬苋菜”，又在湖北、四川见到了这种菜，吃到了用这种菜做的汤，“才算把《十五从军征》真正读懂了”。
他并未止于此，他继续探究。
“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其兴盛和衰微”，比如葵，先秦《诗经》，后魏《齐民要术》，元《农书》，都有记载，是奉为“百菜之主”的，但到了明《本草纲目》，却“将它列入草类，压根不承认它是菜了……葵的遭遇真够惨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后来全国普遍种植了大白菜，大白菜取代了葵……幸亏南方几省还有冬苋菜，否则吴其濬就死无对证……他要是不到湖南当巡抚，大概也弄不清葵是啥”，后面还说近年出现的木耳菜，就是葵的味道，它本名洛葵（《随笔两篇》）。
这是一篇内容充实，言之成理的学术小品，其内核与宋元以来的论学笔记，如考订“蓑衣饼”实系“酥油饼”之讹等一脉相承，只不过汪文更加谨严、完整。
同样的文章，还有《栈》。
北京羊肉馆用的羊，都是从张家口坝上赶下来的，赶到了，要“zhan”几天杀，才好吃，zhan是字音，馆子里的老人都会说，但字形、字意，不清楚，后来汪先生在《清异录》里读到“消熊”“栈鹿”：“熊之极肥者曰消，鹿以倍料精养者曰栈”，在同书的后面又找到“栈羊，圈内饲养的肥羊”的注文，以此为突破口，上溯《庄子·马蹄》“编之以皂栈”，陆德明释文引崔撰云“栈，木棚也”，下探《水浒传》第二十五回“栈得肥嗒嗒地”，恍然大悟，栈，原来是“用精饲料圈养（即不是牧养的）”的意思，“这个字先秦时就用，元明小说中还有，现代口语中也还活着，其生命可谓长矣”，这是多么有意思的熔古铸今的妙文！
白璧微瑕：《谈幽默》讲干蟹退疟疾鬼的故事，“《容斋随笔》载……《笔谈》云……沈存中此语极幽默”，此内容见《梦溪笔谈》卷二十五，王先生后面都说得对，唯开始的“容斋随笔”显系“梦溪笔谈”之误。这是典型的笔下误。瑕不掩瑜，反而可以看出，这两本书汪都读得很熟，因为在不止一篇文章里，他都将两书并提。
古今中外，卓绝的作家，几乎同时都是优秀的学者，汪曾祺先生如果再下些治学的功夫，一定成就斐然，从上面的小文自可看出端倪。三十年前有人倡议“作家学者化”，理是那么个理，但细思，为了写作而先把自己“化”成个学者，就像现在许多人想成为书法家而悟到应该多读书一样，有点滑稽，有点因果倒置。
《塔上随笔》的文章写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初，作者七十岁前后，思想、文笔都是最成熟的时期，所以，极具有代表性。汪先生谢世的二十多年里，作品出了很多选本，读选本，似有一种遥远的追怀，而读这本先生生前编定、出版的小书，却觉得他仍然健在，仍在读书，仍在思考，仍在执笔为文，仍在絮絮而语……合上书，方恍然，先生已然远去！
好在，文字还在，文字是可以永生的，尤其是汪先生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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