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拒绝的理由
关于制假、贩假，还有打假，这一老生常谈的话题大家已经没有多大兴趣再去关注它了，即使类似于“汾酒中毒事件”那样骇人听闻的案例每月发生一桩，作为大众的普通消费者，在最初的愤慨之后，无非多一些人决心戒酒不喝罢了，实在戒不了，就想办法提高一下自己鉴别真假的能力，只要自己不中毒，还能怎么样呢？
无奈、麻木和冷漠，这尚且是好的，因为喝了假酒毕竟是有可能出事甚至送命的。至于别的就很难说了。
比如，让国家出版单位、文化音像管理部门以及被侵害的版权所有人深恶痛绝的盗版图书、光碟和软件，似乎永远也打不净打不尽，所有的办法几乎都不灵验。为什么？
最简单，最明显的道理：因为它有市场，非常大的市场。
月薪五千元以上的消费者有可能坚定地说：我拒绝盗版；但月薪三千元以下的消费者，谁敢说自己没买过盗版呢？
2000-3000元的月收入，在整个消费者群体中，不算是低收入，更不可能是金字塔最底层。就连这一层面上的消费者都不能够抗拒盗版，都没有能力承受全部消费需求中的正版，等而下之的低收入者更有什么样的理由来拒绝呢？
去年，在国内各大城市软件市场上，风靡过一套英语学习软件，高高在上的正版货，因包装和等级不同，标价分别为三千多、两千多、一千多，最低的是八百多，问到八百多时，店主的目光里已充满不屑与不耐烦，说：“这已经是最低价了，不可能再低了。”没有讲出来的潜台词是：再低，去盗版市场，没钱来这儿问啥问。正版消费甚至像名牌消费一样，代表了一种消费者的“贵族”身份。而同样的内容的东西，果然在盗版市场最多两三百元敲定，回家一样用，而且，遇到质量问题也一样可以去退货。
那么从消费者角度讲，为什么要舍两百而就八百呢？
有一次，请一位自己开着电脑公司的朋友帮忙装机子，在他打开厚厚的黑色软件皮夹时，无意间讲到里面除了杀毒软件和极个别工具软件是正版外，其中大部分、包括常用的工具软件，都是盗版的。
我瞪大了眼睛，一个做着电脑生意、冠有网络工程师头衔的专业人士，用的竟然大都是盗版软件？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一般市民中，盗版消费绝对比正版消费占的比例更要大得多。
明知道盗版是非法的，明知道盗版的质量是没有保证的，那么，为什么不抵制、不拒绝、不积极地配合与支持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打假行动呢？
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一位在媒体工作的朋友，他算是较早拥有私人计算机的一位，从最早的486兼容机，到现在的奔腾，至少已经淘汰掉三台机子了。从玩电脑开始到现在，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个月都要到最大的音像市场和软件市场去一次，买回最新出来的光碟、应用软件和游戏软件。当然全是盗版的。
他竟然很奇怪地反问我：“我为什么抵制和拒绝？你知道软件开发、升级、更新的速度有多快？玩这么多年电脑，要的就是最新的，每次都买正版我买得起吗？我跟得上吗？我淘汰起来不心疼吗？我买十张盗版不一定能买来一张正版。即使有三张五张是坏的，我扔了再买也还买得起，正版行吗？那么，你告诉我一个必须买正版而不买盗版的理由，只要够充分，算你赢。”理由当然有啊，我说，因为它违法，因为它让一些牟取暴利、侵害版权、偷税漏税的不法商贩钻空子，因为它损害国家利益因为它破坏市场秩序……
“切”，这一切他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所以不等我罗列完毕，他就很轻蔑地打断，看着我的眼睛问，“你没买过盗版吗？前提，必须诚实。”
我哑然，我无法否认，因为我买过，包括盗版的书。
你能朝他问罪吗？
再比如假烟，有很多人专门去买假烟的，就像我们直接去盗版市场一样，明知故买，因为烟是用来送人的。因为可以乱真的高档香烟，牌子又亮，价钱又便宜，也能拿出手，受礼的人却未必自己抽的。
比如我的小叔，他活到50岁，没给自己买过一根带过滤嘴的香烟抽。然而，为了堂弟的毕业分配，为了让一家人勒紧裤腰带才从地区财会学校供出来的堂弟，能进到那个已经发不出来工资的有名无实的单位里，他从早晨天不亮出门，翻三架沟，步行六七十华里（因为盘山公路里程多一倍不止，且私人客车的票价已涨到八块钱），赶下午到了县城，两眼一抹黑地找亲戚引荐，去打点单位经理和劳动人事局。
从没求过人送过礼的小叔，不知道有什么是比烟酒更好的。他去了县城那家最大的烟酒批发市场，柜台是租给个人的。那时流行红塔山和郎酒，他从东头问到西头，竟然惊喜地发现，有一家摊主，从柜台里面拿出一模一样的东西，价钱却能搞下来三四十，摊主说因为进货渠道不同，因为她手里压了一些涨价以前的旧货，所以会比别人便宜，但这个价钱是不能给别人说的，小叔一边保证着，一边不断小声地压价。“再便宜点，再便宜一点。”
经理终于告诉小叔，交五百块钱押金，堂弟就可以来上班了。为了五百块钱押金，小叔断了家里土地以外唯一的财路，卖了那台已经用了好些年的轧油机，然而，他是喜悦的，毕竟他的独生子从此就是公家人了。
小叔后来在家人春节聚会上，不无得意地讲起那件事，他说他当时觉得摸着那烟和酒可能是假的，要不怎么那么便宜呢，但是，“一点也看不出来，一模一样，真的。”
明知道小叔的做法是错误的，但，即使我们要对泛滥的无忌的假冒劣现象追根问罪，罪也不在广大的“小叔们”。至少，我这样认为。
“病”在哪里
打假打了许多年，市场治理整顿也一直在常抓不懈，几乎每年、每个季度，我们都能见到大量规模不同的查处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报道与场景，消费者维权单位和有关部门也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想要提高广大消费者鉴别真假的能力和自觉抵制假货的觉悟，然而，效果并不理想。
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恐怕还在于大多数消费者的麻木、冷漠的不抵制态度，甚或根据个人所需而采取暖昧纵容态度。有这样巨大无边的一张温床做掩护，假冒伪劣焉能不恣意猖獗？
除了以上所举例以外，我们也曾多次见到在销假毁假现场，有围观群众从烈火堆里明偷暗抢销毁产品的情形。如此，他们即使掌握了全部辩别真假产品的知识又能怎样呢？
当然，冷漠和纵容所招致的报复也是立竿见影的，当假冒伪劣充斥和渗透到消费的每一个细节中时，最大的受害者除了国家和被侵权者，就是消费者了。
再麻木的消费者当自己身受其害时，也还能保持沉默吗？比如电视机爆炸时，比如因热水器潮电而致伤残时，比如食物中毒时，比如因假化肥而影响收成时，恐怕也只有这种时候，人们会对制假贩假者举起痛恨、打击和抵制的牌子。
然而，抵制如果不是以整体的、全面的、自觉的和持久的群体姿态存在，任何个别行为都无异于杯水车薪。制造和贩卖伪劣产品，其中所隐藏的暴利足以让太多逐利者铤而走险，前赴后继，只要这张温床还没有彻底拆掉，假劣现象就难以根除。因为，单靠法制和管理部门，打击和清理的力度再大，又怎能随时随处地监控到消费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呢？
既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前社会中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差异，我们也应该承认消费水平和能力的差异，我们一方面在大力铲除非法暴利，另一方面却使另一种暴利合法化，那么，消费者的真正利益从何保证？还拿最不被抵制的非法制品为例，比如，当低于正版图书、光碟和软件价格一半以上的盗版真的不复存在了的话，该有多少人会望着高高在上的正版徒唤奈何，当必要的消费消费不起时，道德约束力是微弱的。有效的办法只有一种，让能买得起盗版的消费者也能买得起正版。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尽管形势不同，却同样不是一个单纯不抵制的问题。所以，治理市场环境和经济秩序，是跟治理整个社会环境、整个社会道德环环相扣的，单独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有失偏颇和收效有限的。
原载《新西部》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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