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真：这的确是一部“大书”。全书用近八十万字给近200年前的人物立传，可见作者对传主研究之透、拥有资料之丰富、写作用力之深。传记内容详实、厚重，行文生动多姿，丰富鲜明地展示了克尔凯郭尔独特的一生，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加尔夫是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教授，当过克尔凯郭尔研究协会主席，是克尔凯郭尔全集的主编之一，是研究克氏的权威。因此这部传记的权威性是毋庸置疑的。美中不足的是在叙事语言上，文学色彩略浓了一点。作为纪实文字，如果作者的文学情感掺入过多，会影响读者对事实的判断，无形中降低人物传记的非虚构品质。
慕道：的确，我读完之后，也久久沉浸在里面，仿佛陪着克尔凯郭尔在尘世走过一遭。和您的感觉一样，我觉得加尔夫在传记里面呈现的个人文学才能的确有点喧宾夺主。但好在他能够紧贴历史事实进行表述，文学意味主要表现在文字词句上，总体感觉很有节制，没有影响到传主思想情感的真实性。另外，克尔凯郭尔自己就是用诗化语言写作，甚至他的一生都是诗化的，因此加尔夫的这种写法很符合传主的特质。
裘真：是啊，这是一部富有文学感染力的传记，当我读到克尔凯郭尔走过他侍奉上帝是光是盐的短暂一生，最后读到他患病去世的那些文字，我恍惚有一种交往多年的朋友骤然离去的感觉。留给我深刻印象的，首先不是他超越时代的独特思想，而是他对信仰真诚执著的生命追求，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人格力量。无论在哪个时代，这样的人物都是令人钦佩和尊崇的。
慕道：说到时代，我个人觉得，这本传记对克尔凯郭尔的个人成长史叙事详尽，从中可以看出成长环境对克氏抑郁孤僻敏感心理性格的形成。只是对克氏反对理性主义的基督信仰时代背景呈现得较少。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有人把克尔凯郭尔对丹麦教会的批判和决裂，比作16世纪马丁·路德反对天主教教会，说他代表了对路德宗教改革主题的回归。这本传记，着重强调了克尔凯郭尔生命个体信仰的立场，没有发掘他颠覆一个理性时代的历史意义。
裘真：克尔凯郭尔代表了宗教改革精神回归这种说法是否恰当，我们暂且不讨论，那需要结合克氏信仰思想最终结出的果子，找个专门时间聊。把克尔凯郭尔比拟马丁·路德，说明16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欧洲出现了背离宗教改革精神的思潮，而克尔凯郭尔正是一个逆潮流者。
慕道：能否简要说说欧洲启蒙运动带来的理性主义？
裘真：好的。克尔凯郭尔生活的19世纪的上半叶，宗教改革精神已经受到了极大冲击，冲击力量就是理性主义。它发端于17世纪，盛行于18世纪启蒙运动。我们知道，克尔凯郭尔是黑格尔的“叛徒”，他曾激烈抨击黑格尔主义者丹麦主教马森腾，而黑格尔的思想背景和语境，皆归源于启蒙运动。如果再往前找源头，会发现，启蒙运动承接的是阿奎那理性主义的经院哲学。启蒙运动恰恰是在对宗教信仰进行逻辑证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而克尔凯郭尔对此持坚决的反对立场，在当时，他可以说是孤军作战。
慕道：我发现，评价启蒙运动，视角不同，导致结论便不同。如果不说基督教史，仅以无神论或非基督教的视角看启蒙运动，便会认为启蒙运动构成了人类历史上一次辉煌的精神日出。启蒙运动使人类的理性觉醒、精神世界丰富；照亮了人类步入现代化的大道，为科学永不休歇的发展铺平道路，为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创造条件等等。甚至把文艺复兴运动、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相提并论，认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目的一样，都是启蒙，都是为了让欧洲人的自由意志“重见天日”。
若以基督教基督教史为视角，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确如上所述，最终让人的自由意志人的理性占据了信仰的主导地位，但与马丁·路德、加尔文新教的宗教改革精神却背道而驰！宗教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恢复上帝在教会的位置，而绝非启蒙人的理性。文艺复兴是将以人为中心替代了以神为中心，启蒙运动则沿着文艺复兴以人为本的路线，走得更远。恰如神学家弗朗西斯·薛华所说：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人文主义在启蒙时期大放异彩，人纯粹以人自己的立场为出发点。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完全对立的。对此，您怎样看待？
裘真：在正统的基督教看来，启蒙运动的要害是：人的理性占据了上帝的位置，背离了上帝的道。人类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启蒙运动却将人类理性抬举到一个极其不恰当的高位，世界一切难题似乎只要用理性都可以解决。人的理性成了偶像。基督教绝对不是相信偶像的宗教，上帝把崇拜偶像看作不可饶恕的罪，十诫的第二诫中明确说，不可跪拜偶像；不然，上帝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您看，这有多严厉！
把理性当成了偶像，显然就抛弃了宗教改革回归圣经的精神，可以按照人的理性对圣经随意重新解读和修正，实质上是用人的理性代替上帝，从而拆毁基督信仰核心教义。启蒙运动，从怀疑主义、自然神论、泛神论到自由主义神学，从笛卡尔到康德到施莱马赫，一路走上了“理性的僭妄”，上帝的位格被剥去，上帝的启示被轻视。启蒙运动与复兴运动虽然一开始都立足于基督信仰，但最终却藐视一切超乎理性之上的神圣价值，把个人意志摆在神圣宝座上。这就完全背离了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加尔文等改教家提出的“因信称义”及“五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唯独神的荣耀）的基督信仰原则。
这是基督教史给出的明确陈述。
站在21世纪，看近一千年前的文艺复兴和几百年前的启蒙运动，仔细想想，我们哪里有自己的发现，都是从前人的著述中读来的。唯有一点可称作自己的东西，不过是根据自己的经验、知识和价值观而对前人各种不同说法作出自己的选择而已。基督教自它诞生那天起，就产生了不同的研究、学说、流派、思潮、导向，这都是全源于对圣经和上帝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解读。读基督教史，对我来说，只能大体从脉络上知道个大概。比如奥古斯丁和阿奎那是两条不同的信仰路线：启示神学和理性神学。两种不同的神学方向一直在影响着后世的信仰：在天主教占主导地位的是阿奎那的神学路线；正统的基督教则沿袭了奥古斯丁、马丁·路德、加尔文新教的神学路线。因此，即便是从基督教看问题，还有一个从哪条神学路线观察的问题。若具体辨析起来，更需下一番功夫。
慕道：你刚才说我们历史观的形成，大多是从前人来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不多。对此，我的理解是，历史观的形成，除了“史”，还须有“识”。今天，我们能看到启蒙运动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和我们亲历的现代生活，这是我们自己历史认知的重要资源。由此，对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再认识，便有了与前人不同的属于自己的观察，也能感觉到宗教改革的精神内核。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今天每一个人都会看到，理性、科学技术使人类获得幸福，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苦难。原子弹是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毁灭性威胁，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挂在人类头顶上，就是最好的说明。科学与理性在道德上的中性和模糊性，让人们渐渐不再对它膜拜。如帕杰特说的：“正是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具有讽刺意味的正是这些理性的、技术发达的社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将西方对人性与社会的信心摧毁殆尽。他们瓦解了人们对艺术与道德的信心。”大量事实证明，理性与科学并没有按照人类预想的那样，让人性和人类社会越来越美好。
裘真：20世纪非理性主义的出现，即是对理性主义的抵抗和反动。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狄尔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等，尤其是滥觞于克尔凯郭尔，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标志着人们对理性、科学与分析逻辑的全面反击。非理性主义认为，普遍的、科学的和理性的人生观，不可能是真实的，也不可能满足个人存在的深层需求。它全面排斥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背叛了理性主义产物，迅速得到人们的呼应，先是从艺术开始，美术、音乐、文学、建筑等等，而后形成了西方社会的一股强势潮流，近四十年来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国内的文学艺术生活，打破了原有的思维和生活固定模式。这恐怕是18世纪发起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想不到的吧。
慕道：在基督教看来，非理性主义最终表达的是对这个荒诞世界的悲观和绝望。非理性的世纪同样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神学家甘霖说：世界属于神。从绝对意义上说，人是属于神的，就如管家都是主人的一样。但启蒙运动之后，这种观念逐渐消失，人们认为对于他们周边的一切可以随心所欲，予取予夺。更糟的是，人被贬为物品，不再是具有神形象的高贵者。其实，对人类尊严的敬重，是出于圣经的。因为正是圣经启示了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尊重人的尊严才能建在一个坚固的根基之上。但当人们以“它的”代替神圣的“你的”时，可怕的测量即出现。如今把人当作物品，为自己利益而操纵他人，都成为合法。面对这一问题，理性主义无法解决，非理性主义同样无法解决。
这或许可以作为我们观察和思考的一个视角吧。
裘真：这些话题，让我想起了梁漱溟之问：这个世界会好吗？我觉得应该问的是：这个世界怎样才会变好？今天的聊天，大有益处，找时间我们再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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