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处
清初绘画史上,石涛是重要人物,反对风靡画坛的仿古之风,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搜尽奇峰打草稿”,实现“法自我立”,他的山水、花果、人物、兰竹等领域的画作算做到了“立法”,仿袭他的后人不少。未成名或成名之初,有人揭他老底,说石涛画许多形体从元朝的倪云林而来,包括一种尖细的书体。也有人传他的艺术形体中还可见黄公望、王蒙、吴镇等人的风调,暗指石涛摹元四家笔墨,师承不明。这不也是仿古?一而再的风言让石涛老不乐意。当时,金陵的龚半千、石溪,安徽的梅清,江西的八大山人,当然还有石涛,他们的作品处主流之外,艺术价值尚未获得认可,被人揭短甚至嗤之以鼻,或有人想从其身上碾过去是能理解的。
乾隆年间,扬州蜀冈平山堂前有数株老梅,清幽古朴,堂东万松龄上层叠十亩梅园,人称“小香雪”。每年赏梅人潮中有位老人,舟车百里赶去一探梅花,“游人争乞诙谐句,知是钱塘袁子才。”此人正是袁枚。其时金陵城袁枚随园中有梅花七百余株,繁花蔚为壮观。袁枚族孙袁起《随园图说》记载:“疏影横坡、寒香成海,不啻罗浮、邓尉间也。”但袁枚认为随园梅花不如小香雪的优秀,于是每年平山堂梅花盛时不惜往来邗上一睹。如袁枚般的文人,吃不厌脍,诗不厌赏,肯承认自家的东西不如外边的很不容易,莫非家花不如野花香之故?不过,他断不会自揭《随园食单》短处,那是件精美艺术品。
物有一长必有一短。世无伟人,也无圣人。再完美的文学作品的短处也举不胜举。揭短类似批评,只赞不揭往往丧失文学评论的价值,赞过了头常遭人唾弃。古人的批评精神不知缘何强于今人,西方胜于东方,大概并非仅靠理性和感性能解决的问题,或还涉及道德原则。刘禹锡说:“诗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细看’,王维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学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为优。”遍览群书的洪迈又例举了十余家唐人七言诗句,其中涉及白居易、王昌龄、卢纶等著名诗人,他也认为“比之杜句,真不侔矣”。今日看来,“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因立于更高审美层面而争得了世人更浓厚的同感。同样“少一人”,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把对情感的审美再推进了一步。若揭短不慎,即成诽谤。班固论司马迁《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王允说:“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北宋沈括认为这是观念问题,《史记》绝非“谤书”。沈括在《梦溪笔谈》一则中说:“班固批评司马迁的是非观念与圣人多相乖违,这议论很不恰当。”
敢揭天下之短的要数宋太宗。赵光义把孟昶的二十四句话编辑为十六个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令各州、府、县的衙署勒石一块,作为“戒石铭”立于堂前,时时可见并能看清楚明白。太宗眼里,人性可疑,于是揭了它的短,打了天下官员的脸,也抡圆胳膊猛抽了自己的脸。历史证明,建立在真实之上的不信任比建立在虚假之上的信任可靠得多,否则,仰脸天空呐喊,天空却不存在。当然,鲁迅先生也说:“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古书记:犬长四尺为獒。獒比犬凶猛多了。
写于2019年
整理于2020年
物外
熙宁七年(1074)苏轼由海州赴密州,十一月初三到任,为官太守。秋冬之交,满目苍凉,地博而荒颓,比之江南风物寥落很多,苏轼戏称“桑麻之野”。他在这片饮食起居均不太适应的土地两年,熙宁九年十二月,辞别时诗答继任者孔宗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肌肤……”尽是对密州百姓的怛恻之情,难为当地谋平安的怪责之意。
刚到诸城那会儿,苏轼见境内百姓于田野道边忙着用蒿蔓杂草将死掉的蝗虫包裹起来,挖地深埋,便知受了蝗灾,下车打问,当地官吏道:“蝗不为灾。”有的睁眼说瞎话:“蝗虫来,为田地除草。”苏轼见过蝗虫漫天飞舞,起落时绿洲变赤地的景象,愤然道:“将谁欺乎!”上任不到二十天,即上书朝廷,请求豁免秋税,建议用青苗钱贴补民生。密州两年,除治盐拿贼,抗拒朝廷大小官员“造律”欺压地方,出奏百姓谋生之苦,还为本地弃婴做了一件看似微末之事,今日看来,却意义深远。蝗灾、旱灾、盐灾、盗灾、官灾……致使民间贫弱,苏轼下乡探访时,一路简行,时见荒野弃婴,心实难安。他筹措一笔经费,凡养不起婴儿的家庭,由政府每月给米六斗,劝令不要抛弃,一年以后,骨肉之爱生成,就不会再抛弃了。这看似书生意气的施政,温暖了一方土地,弃婴减少,人口回升,人伦之灾缓解。
寂寞孤独是苏轼的生命状态,又因此让他持有豁达朗观。前者源于出仕之多舛,后者源自内心之丰润。一实一虚成就了苏轼。若说苏轼算不得成功的政治家,却不能否认他是出色的文学家。怀才不遇的耀眼之光让他身后留下许许多多文化畅想的遗迹。历史最终给了每个人最贴切的结局。熙宁八年,出任密州第二年夏,苏轼偶然发现破败荒芜的官舍北一座废弃的旧城台,稍加修葺,就成高而明的休闲之地,登台四望,马耳山、常山若隐若现,穆陵幽然如城,潍河浩渺北去,视界很好,风景壮阔。他去信让为官济南的老弟苏辙取个名字。深谙苏轼者莫如苏辙。苏辙很快回信,建议叫“超然台”,并解释说:“天下之士,奔走于是非之场,浮沉于荣辱之海,嚣然尽力而忘返,亦莫自知也,而违者哀之,非以其超然不累于物耶!”熙宁九年中秋佳节,苏轼与僚友会饮于超然台,欢愉之际,抬头望大而圆的月亮,竟只一枚,子由老弟可也在遥看这轮明月?团聚的人们如何晓得世上的时间不是倒计的呢?苏轼悲从中来,大醉,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孤高的词句,超脱了物的羁绊。
苏轼进士及第,一生出仕,屡遭贬谪,若无旷达胸襟,如何安身立命?迁徙流转任中,“东坡处处筑苏堤”,其中烟柳笼纱的“苏堤春晓”已是杭州西湖的十景之一,至今游人如织。被贬安徽阜阳时,苏轼率众疏浚颍州西湖,筑长堤成景。再贬广东惠州,苏轼已年近六旬,他捐助疏浚惠阳西湖,修长堤一条,后人亦名苏堤。苏堤横穿湖心,右边是平湖,左边是丰湖,水生灿烂,美景撩人。从超然台到苏堤,再到海南儋州的东坡村、东坡井、东坡桥……一系列文化现象和结果,全非为官之便,怕与苏轼“游于物之外也”的文化视野、文人睿智多有关系吧?
歌德说:“人生苦短,勿饮劣酒。”有时候我们会问:历史这个操蛋的物件,更老了还是年轻了,高尚了还是俗气了?反过来想,每一桩事情都不是它们本来的面目,而可能代表着另外的事情。
写于2019年
整理于2020年
雅士
烟花三月,扬州城披上春天的新衣,淡妆浓抹,等人来赏。三月初三这天,人们骑毛驴,或坐篷车内,去城郊水涘修禊,以游玩为主,吐尽腹腔一冬的闷气。这里面,不乏结伴同游的文人名士。他们与街巷布衣的不同是吟诗作文,让山水怪石艳花碧草文字中复活,留给后人诗情画意,名之雅集。
出来镇淮门,步循小秦淮曲曲折折北上,两岸诸多情态,一丛竹一丛木,隔不远,再一丛竹木,倒映清流之中,淡淡的,水雾中,青石间,半弯腰一个女儿身,撩水梳洗长发,手边稀竹翠叶就多了一份婉约。康熙三年春天,扬州府推官王渔洋《红桥游记》写:“人家多因水为园亭树石,溪塘幽窈而明瑟,颇尽四时之美。”一同冶游吟赋的,还有林古度、杜濬、孙枝蔚、徐承家等,他们步行大半晌,感觉累时“拿小艇,循河西行,林木尽处,有桥宛然,如垂虹下饮于涧……所谓红桥也。”红桥,扬州城文人名士频聚之地,落下多少如花步履记不胜数。康熙二十七年胜春,孔尚任慕王渔洋诗名,召集八省二十四名士雅集红桥,其中不少王渔洋好友,称“八省之会”,留下了“至三月三日,天始明媚,士女祓禊者,咸泛舟红桥,桥下之水若不胜载焉。予时赴诸君之招,往来逐队。看两陌之芳草桃柳,新鲜弄色,禽鱼蜂蝶,亦有畅遂自得之意”的记述。有谁知八省之会为他创作《桃花扇》带来多少灵感呢。卢雅雨,即与纪晓岚结为亲家的卢见曾,时任两淮盐运使,曾三次召集颇具规模的红桥雅集。第三次集会上郑板桥终与袁枚相会,两人避谈走狗,却传出讨论大清律最好废除刑杖之“打屁股”的趣谈。
王渔洋者,王士禛也,山东新城人,顺治十四年进士,诗名中天,扬州推官五年创作了大量诗文,其中康熙三年雅集上一首《冶春绝句》“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匆匆”声震江湖,唱和者众,形成“江楼齐唱冶春词”盛况。李斗《扬州画舫录》载:“贻上司理扬州,日与诸名士游宴,于是过广陵者多问红桥矣。”冶春和红桥,因王渔洋诗文一时成清初文人名士的向往之地。扬州的园林山水浸泡了王渔洋的诗情,即便进京做了刑部尚书也念念不忘,于周村城西长白山自然风光中修建“夫于草堂”,闲暇时小住。“东山清风来,西涧凉雨度。”康熙四十三年被罢官归里,居草堂,著小文,《长白山录》详尽记叙了长白山的自然景色、山川风物、民生民俗,不失雅士情怀。
乾隆十七年秋冬,郑板桥六十一岁,被罢官,结束了潍县七年县令,告别了官宦生涯。时年,他并未草草返回扬州兴化,而是抱铺盖卷离开县衙,借寓好友的郭氏南园。南园为潍县最大园林,遍修篁竹,亭台隐现,夹道通幽,他于小径徘徊,画下竹石兰花,炼句题词,赠送并逐一辞别故友,当时的诗句,尽弃阿谀奉承,返回了诗人本质。来年三月,三头毛驴带他下了扬州,又见烟花柳巷,让他好不自在。他在兴化和扬州之间穿梭,卖画为生,享受清贫但不失风骨的书生晚年生活。郑板桥喜爱园林不减当年,扬州城北及瘦西湖一带,园林座座,相接不断,其中的李氏小园占地约十亩,他去扬州便进住几天,感受清风明月,物是人非。城东二里远的梅庄,也是他多次流连的方寸,作《梅庄记》,以抒情怀。虽再无雅集可喧,但他时时与自己的灵魂交汇,率性游冶,举笔而作,岂非亦雅士的雅集之举?
阴历的三月,青苗萌发,再不用躲避啮齿动物。即便春去冬回,寒风砭骨,雅士们也不需要穿道德的外衣了。库切说:“我们穿过尘土就像鱼儿游在水里。”
写于2019年
整理于2020年
书带草
崂山西北部不其山东麓,郑玄设帐授徒,是东汉末年的事。明朝正德七年,即墨知县高允中在郑玄草庐原址修建康成书院。本地人明朝进士黄宗昌因慕郑玄学问和为人,晚年于书院附近筑“玉蕊楼”隐居,精巧小楼处清幽环境中,黄宗昌在此著述了《崂山志》。授徒注疏之余,每年盛夏草茂时,郑玄散步,于林下、石间、溪旁、道边采集一种叶子细而长的青草,阴干得韧劲,结为草绳,捆扎跟随自己一生、越积越多、四处漂泊的书籍。精心注疏的经史子集是郑玄的唯一财富,再值点儿钱的就是那些草绳了。后人为这种沿阶草属的多年生草本取了既好记又诗化的名字:书带草或康成书带。
书籍用书带草绳分门别类捆好,小毛炉驮着向前,人随其后,踟蹰又蹒跚,辗转再迁徙,不忍丢掉一页,心中琢磨“天难谌,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如何注解更为精当。一袭破衫,风都不忍吹它一动。花白发髻,肃木因它别过脸去。嗟乎,这是怎样一个让人心甘情愿的事业啊!郑玄如何晓得,他离开不其山,去赴袁绍再三邀请北上的约,会倒毙于半途。袁绍手触草绳,书稿齐整端庄,字透纸背,沉吟半晌,嘱咐道:“我死葬康成旁。”而今,高密郑玄墓不远,袁绍墓悲戚而立,今人称为景点。
然,郑玄居留、讲学处:“文墨涵濡,草木为之秀异。”再读李白“书带留青草,琴堂幕素尘”,苏轼“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是否生出异样之感?至于李渔所言:“书带草其名极佳,苦不得见。”实在可叹。
郑板桥在潍县干了七年县令,他作诗道:“山东锁院自清凉,湖水湖云入槛长。剪取吾家书带草,为君结束锦诗囊。”板桥说书带草是“俺家的”,并非虚言。昔时,郑玄有堂号“书带草堂”,此诗或指堂号,或指他族谱中的书带系。书带系乃南迁的郑玄后裔,郑燮自视郑玄之后。任间,兖州知府郑方坤与郑板桥相会潍县,郑方坤带来家乡的建溪茶,板桥认为难得一见,二人同赴高密,郑玄祠前泡茶一壶,举杯饮啜。他们与郑康成有过怎样的交流?一轮圆月升至树梢,明亮而冷清,浑然不觉是今天的月亮,还是从前的月亮,只瞧见祠堂下的书带草越发模糊了。
写于2019年
整理于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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