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牟懷川，1946年生於重慶。1966年青島二中高中畢業後，赴青海格爾木軍墾農場做農工。1973年至武漢當中學教員。1980年考取上海師院碩士研究生，從師馬茂元教授治楚辭及唐詩。1983年回武漢任職湖北省社科院文學所。1992年移居加拿大，在BC省立大學獲博士學位（PHD）後，留校教古漢語，2018年退休。曾在國內外發表過一些研究溫庭筠和楚辭的中英文著作。
主要發表著作有《試論杜甫的五言排律》《溫庭筠生年新證》《關於溫庭筠生平的若干考證和說明》《<史記>劉安傳理惑》《溫庭筠從遊莊恪太子考論》《溫庭筠改名案詳審》《溫庭筠江淮受辱始末考》《韓終考疑》《溫庭筠<百韻>詩考注》等。
本書提要
上篇《屈原真相淺探》：由考證韓眾始，懷疑楚臣屈原非《遠遊》作者。再從班彪父子之證據及漢儒論《楚辭》的兩重態度，考察劉安與屈原之奇異關係，並從《楚辭章句》原文找到「屈原」名字的解釋，是為王逸深藏的本識：以「屈原」為共名、以蓼太子為主的「淮屠」冤死者群才是《楚辭》的真正作者。其辭賦經史臣精巧編排、構成的「屈原賦」，乃使受害者變為模範忠臣。最後也順勢對有關歷史文本進行了辨偽。
下篇《在蒙飛卿別傳》：和「屈原」蒙蔽於《楚辭》編輯者「巧而寡信」的文學設計、而使讀者難識其廬山真面不同，溫庭筠的真相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生前死後揮之不去的誣蔑和他自己晦澀艷麗為主的風格所蒙蔽，致使讀者難入其堂奧而賞其珍。本文從證明其家世背景說起，把他人生重要際遇之來龍去脈乃至詩文風格，做了頗細考察；力圖澄清正史、野史的誣蔑而對他達到相對客觀之評價，為「飛卿」無復「在蒙」也。
因文旨隱晦與後賢偏解，作者未能使其文意真傳，良可嘆也。王逸史筆深藏的屈原本相和溫庭筠詩筆自描的在蒙真情，竟皆如是。為揭開被掩蔽的作者文心所在，乃用溫氏之字「在蒙」突出二人生前死後遭遇之外，兼表蓼太子大名（劉）「正則」。自知淺薄，而冀千慮一得，故名本書為《屈原在蒙芻議》。
上篇·屈原真相淺探
自王逸《楚辭章句》肯定《遠遊》作者為屈原，二十世紀以來出現懷疑和爭論。但歷來研究者，只在肯定和否定不同說法上下功夫，並沒有明白王逸之真意所在。大致說來，肯定者想保護屈原古老的利好形象，總在捍衛和翻新偏執的舊說。否定者雖近年有點蕭條（但並非停滯），卻總是在是追求《楚辭》之正解乃至屈原真面目。對《遠遊》乃至《章句》中另外的屈原賦二十四篇、以及其他作者名下全部《楚辭》篇章的講校，必須通過兩種相反意見不斷深入互相問難，以求逐漸揚棄誤說，逼近正確認識，才能達到真正明白王逸用心。本文正是基於此，重複研索以王逸《章句》為大宗的有關文獻：由《遠遊》的韓眾之追索，引出「神篇靈章」的解釋、加上班固的記載，乃至王逸對整部《楚辭》及其作者之似乎全新而存在了兩千多年之本識本見，即隱藏的正見正識。管窺蠡測，小有所得，而事關重大，故專示學人，祈望能拋磚引玉，引起正視和鑒定，則幸何如焉。
一、考韓眾疑屈原非楚臣
（一）「韓眾」的四種文字記錄
拙文《韓眾考疑》（2005年《江漢論壇》第8期）始於研究《遠遊》中韓眾的身份，卻因搜索有關文字記錄，發現班彪《覽海賦》（見《藝文類聚》卷八）之意義豐富而深刻的妙文。結果顯示，單是韓眾的「亮相」，就可證《遠遊》為漢代人之作，直接導致否定楚臣屈原對它的著作權。而《覽海賦》則在使命韓眾之外，蘊含重大消息，加上班固對《楚辭》所作警策評語，可引導我們注意漢人對《楚辭》的「一般」和「特殊」的雙重態度。因而使我們在王逸的《章句》中找到了還《楚辭》及屈原之本來面目的大致的方向。茲先大略重申以上《韓疑》之論證，藉以展開我們受其啟沃之後的研究過程。首先，《韓疑》在搜羅全部有關文字記錄基礎上，舉要地列出以下載「韓眾」之名的四種文字記錄。
其一，見王逸《楚辭章句》之《遠遊章句》第五。因原文和注文都是我們行將研究的對象，故全錄如下：「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徽美也。願承風乎遺澤思奉長生之法式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珍瑋道士壽無極。美往世之登仙羨門子喬古登真也。與化去而不見兮變易形容遠藏匿也。名聲著而日延姓字彌彰流千億也。奇傅說之得星辰兮賢聖雖終精著天也。羨韓眾之得一喻古先聖獲道純也。」
（本文所用《楚辭》為台灣中華書局民國六一年四月發行、王逸《楚辭章句》與洪興祖《補注》的合本，稱《楚辭補注》附日本竹治貞夫《楚辭索引》。原文以大字排，而每句注釋以小字排在原文句後或句中，皆無標點。為盡存其原貌，本文所引不為原文標點，只隔一格排上加了標點的注釋。為省篇幅，略去無關考證之文字注釋或異文）
王逸對於《遠遊》的章句注解，特點在於，多先以七字或八字語「闡述」每句大意；然後再解句中文字或人名（如必要），三是出校文（如有異文可參）。其「闡述」部分，往往是很整齊的韻語；或引申原文，或提示其事，頗可隨意伸縮。這種注解方式見於《九辯》等很多篇章。其形式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更不用說內容了。此處「羨韓眾之得一」句，顯示韓眾已如作者「美往世之登仙」的王子喬和傅說一樣成為仙人了。但這段文字表現的作者本意，卻大致是「屈原」羡慕赤松子、王子喬、傅說、韓眾等仙人之長壽無極，自己欲學長生之道。他之求仙或成仙有一個突出特點，竟是隨化而去、不見其人，而留下美名與將來一起延長。王逸解釋得更漂亮和具體：改變形態模樣，遠遠藏匿真身，而葆有令名，萬古顯揚世，流傳千億年！此處的屈原像早已料到自己將要身滅而名揚，王逸則確定其事，誇張其美。這種如仙如聖之解釋，將隨本文論證之深入而展開。
《章句》卷十三東方朔《七諫•自悲》也提到韓眾，與《遠遊》之韓眾，可看做同類。「聞南藩樂而欲往兮南國諸侯為天子藩蔽，故稱藩也。至會稽而且止言己聞南國饒樂，而欲往至會稽山，且休息也。見韓眾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韓眾，仙人也。天道，長生之道也。眾一作終。」王逸到此處才表明韓眾是讀者早就料到的所謂「仙人」，違背了《章句》中先出現先注解之體例。前文卷五只是說「喻古先聖獲道純也」，而對韓眾塵世出身無應有之注，而後文卷十三乃作無用之解，前後都不說韓眾的人間身份秦始皇時方士。以王逸之學問，他難道不知《史記》的關於韓眾記載嗎（見下）？虛擬地假定他既知秦時韓眾，又知另一同名的韓眾，他也應在注釋中說明啊。須知，他能從「美往世之登仙」句，因「美，一作羡」而解出字面上莫須有的「羨門」（羡門子高，也是秦始皇時方士），可見他已暗示自己肯定知道秦始皇的方士們、包括韓眾的底里，但是他就卻偏偏不肯直說真相。他的這種欲言又止的注釋姿態是非常可疑和有趣的。
其二，《史記・秦始皇本紀》（卷五）有關韓眾記錄「（秦始皇）二十八年，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三十五年，盧生說始皇曰：『愿上所居宮勿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也。』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用。……秦法，不得兼方，不驗，輒死。……』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皆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文學）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奸利相告以聞。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时這裡記載的是所謂「得一」或得道秦始皇時方士、仙人韓眾的凡人原型，被派求不死之藥而不得，逃去不敢回，因被傳或被神化而成仙的。為下文方便，我們簡稱他「秦韓眾」。這段記載中，韓之名出現兩次，前一次作「終」，後一次作「眾」。而羨門高誓、盧生、侯公、石生、徐市，和韓一樣，皆秦始皇方士。有趣的是劉向（前77〜前6）《說苑•反質》把「相與謀」的侯生、盧生改成「韓客侯生，齊客盧生」；且記有侯生被秦皇所執，冒死揭露其惡、而被免死之事；但卻故意抹掉了韓眾的存在。
其三，《漢書•郊祀志下》（卷二五）載谷永諫漢成帝書，曰「秦始皇初併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這裡也說到秦始皇派徐市（福）、韓眾（終）等人求神采藥「去不報」「因逃不還」之事。不過《史記》的徐市、韓眾變成了《漢書》的徐福、韓終。中國歷史上姓名有兩個版本的人，雖有些例子，這二人在《史記》同時出現，又在《漢書》同時變名，是否為《史記》被改竄過程中偶爾剩下的垃圾，不得而論也。查有關記錄，眾、終二字通用，在《詩經》《左傳》《墨子》《史記》及《後漢書》等都能找到例證，故無可再考。市、福二字，卻除了讀音近同外，意義無關聯；可能因「市」字太冷僻，班固乃以「福」代之。質言之，徐市即徐福，韓眾即韓終，也無可疑。
應順便提及的是，近年網上有人匿名撰文認為《漢書》所舉韓終，與《遠遊》所提者，不是一人。理由是，《遠遊》所言「羨韓眾之得一」，表明韓是一可羡之仙，是正面人物;而《漢書》的韓眾為「天下怨恨」的對象，成反面人物了。這個錯誤，是因對《漢書》原文理解不到位造成。上引句子，自「秦始皇」至「因逃不還」可以看成長句的前半，它表明「天下怨恨」（秦始皇）的例證;從語法上講，它是全句的主語；聯繫這個主語和謂語「天下怨恨」的關係代詞「是」（後演變為通用的聯繫動詞「是」）被隨便省略了，但也不該引起誤會。全句可以譯成：秦始皇剛吞併了天下，就醉心神仙長生之道，而派徐福、韓終等人帶童男女入海求長生藥，他們因而逃去不還的這種事例，是天下怨恨秦始皇的表現。對古漢語這種基本句不該錯解，更不該因錯解而生另一韓眾。不過為保護屈原對《遠遊》著作權生造一古仙人或同名者，並不是罕見的思想方法錯誤。
其四，《藝文類聚》卷八載後漢班彪《覽海賦》也記韓眾事，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覽滄海之茫茫。悟仲尼之乘桴，聊從容而遂行。馳鴻瀨以縹鶩，翼飛風而迴翔。顧百川之分流，煥爛漫以成章。風波薄其褭褭，邈浩浩以湯湯。指日月以為表，索方瀛與壺梁。曜金璆以為卦，次玉石而為堂。蓂芝列於階路，涌醴漸於中唐。朱紫燦爛，明珠夜光。松喬列於東序，王母處於西箱。命韓終與岐伯，講神篇而校靈章。愿結侶而自託，因離世而高遊。騁飛龍之駿駕，歷八極而迴周。遂谏節而響應，忽輕舉以神浮。遵霓霧之掩蕩，登雲塗以凌厲。乘虛風而體景，超太清以增逝。麾天闇以啟路，闢閶闔而望予。通王謁於紫宮，拜太一而受符。」我們尤應強調《覽海賦》這篇（或這段）賦文，它有幸傳流後世，是班彪或甚至班固的巨大歷史貢獻，因它為我們提供了糾正、補充而解釋《楚辭》及考察相關歷史的具體的指導，是重新研究楚辭關鍵證據之一，遠不止是可幫助嚴密證明《遠遊》為漢人之作。這個證據有很大的使用空間，幾乎可據以懷疑和幫助解決整部《楚辭》的主要相關問題。我們在繼續深入以前，以下還要從重複嚴密證明韓眾的歷史身份開始。
韓眾在以上所引著作中的四次出現是同一個人的出現四次，我們可以用書篇名代表人名在其中的出現，而寫成以下等式:1司馬遷《史記》=2班固《漢書》=3班彪《覽海賦》=4屈原《遠遊》（當然也包括《楚辭章句》卷十三東方朔《七諫•怨思》）。我們可以逐一說明等號成立的原因。其一，從《史記》到《漢書》，史家寫的同是一個始皇時方士秦韓眾，而且都與徐福（市）、盧生等為同類、或曰同事。其二，從其父班彪的《覽海賦》，到其子班固的《漢書•郊祀志》，雖史、賦體裁不同，由班彪班固的父子關係和為人為學為史為文的近於授受的關係，我們沒有理由證明父子二人說的不是同一個韓眾；我們甚至承認隔了一百八、九十年的司馬遷（前145〜前90）和班固（公元32〜92）說的是同一個韓眾，怎麼會偏有道理懷疑都是史家和賦家、且有相近人生理念的班氏父子說的不是同一人了呢？其三，班彪寫《覽海賦》時胸懷《遠遊》的文本（明顯受其影響，加上《離騷》影響），當然心中有與《遠遊》相同的韓眾在，所以《遠遊》和《覽海賦》中的韓眾也必為一人，要之，班氏父子寫史而繼《史記》之事，又為賦而申《遠遊》之情，以史家兼賦家的權威，為我們提供了無可懷疑的證據：漢人所提的韓眾只有一個，都是「秦韓眾」，都與《遠遊》所提者為同一人，而在其後，這個事實必須面對。這個史家眼中的方士，到了《遠遊》作者和以後的王逸章句中，則幾乎成仙人了。為嚴肅其事，我們稱之為「仙者」，自是秦始皇後的「仙者」。秦併吞天下前楚懷王時的屈原居然能知秦韓眾，而且還知韓到漢朝能成仙，此中便大有假戲了。
（二）《覽海賦》的證據價值
拙文《韓疑》指出，該賦透露了以下幾個重要消息：
其一，「神篇靈章」指《楚辭》，除了從大面上總論《楚辭》當之無愧確合此名；《楚辭章句》卷十五王褒《九懷•株昭》也有文字之証：「丘陵翔舞兮山丘踴躍而歡喜也。谿谷悲歌川瀆作樂進五音也。神章靈篇兮河圖洛書緯讖文也。赴曲相和宮商併會應琴瑟也。余私娛茲兮我誠樂此發中心也。孰哉復加天下歡娛莫如今也。還顧時俗兮回視楚國及眾民也。壞敗罔羅廢棄仁義修諂諛也。卷佩將逝兮祛衣束帶將橫奔也。涕流滂沱思念君國泣霑衿也。」這裡「神章靈篇」與「神篇靈章」從修辭上講，其實是互文，都是「神靈篇章」之意，所指當然是《楚辭》，而且就是屈原名下的《楚辭》。據王逸之《九懷•敘》，王褒「裨」屈原之「詞」而寫《九懷》，不是以第三人稱角度對屈原表示贊賞或同情，而也是代屈原立言，即完全用了第一人稱的手法。其中王逸對第五句「我誠樂此」云云、第七句「回視楚國」云云、第十句「思念君國」云云，更明顯都是以屈原第一人稱的角度說話。上文說這個世界黑白顛倒、忠奸不分，所以屈原言己「載雲變化」「超驤卷阿」，而飛翔於仙界。這一段承上文，說在仙界俯視的是這種丘陵谿谷悲歌翔舞的場面。其「神章靈篇」句，王逸注「河圖洛書緯讖文也」，謂屈原文章是如上天授人的「河圖洛書」一樣的符瑞，是對《楚辭》非常神化、帶有讖緯神學腔調的評價。與谿谷丘陵的悲歌翔舞「赴曲相和」者就是這樣的「神篇靈章」，即很有神靈之氣而亦可訴諸神明的謳歌，即指屈原以《離騷》為代表的作品，這是毫無疑問的。縱有人不同意稱屈原的作品為「神章靈篇」，這裡王褒就是這樣寫的。而王逸把字面上本易懂的「神章靈篇」，解作「河圖洛書緯讖文」，其實故意遮蔽了其簡單原意。除深晦其解的苦衷，王逸也許暗示關於《楚辭》的某種結構上的秘密。換言之，他對於班彪的「講神篇而校靈章」的證據，恐怕不但是知道，而且是有意保護。
這一方面可以看作是高度評價了《楚辭》的文學價值，恰如王逸《離騷-後敘》「金相玉質，百世無匹」及劉勰《辨騷》「驚采絕艷，難與并能」，完全是讚揚的態度。但是對漢人來說，頌揚人的詩文「神」而且「靈」，無論對人還是對文，恐都是極高而特殊的評價了；被頌揚的作者則幾乎被相信是神仙，而至少是「仙者」、即神仙家方可。既然我們已經證明「神篇靈章」正是《楚辭》，先依照傳統的說法，其作者當然應是屈原；那麼屈原就應該具備「仙者」的資格，而不是如《史記-屈原傳》描繪的那樣只是一個純為君國而死的揚雄所謂湘累。而且，既然《楚辭》是「神篇靈章」，如考慮劉安是神仙家，並且也擅長文章辭賦，寫過《離騷》有關的文章（見下）、為《淮南子》主要作者之一，還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卷四四）等，尤其他在漢代已被幾乎被傳說成仙之事實，他也比「屈原」更像是《楚辭》的作者，班彪正用此意來挑戰我們的考證。從問題的另一面來看，後代注家或研究者在解釋《楚辭》的升天乘雲、縱橫八極時，輒歸之於屈原的橫空出世的天才和超絕古今的文思，我們也可以反問：一個心懷楚國、神繫君王，完全陷於政治旋渦的是非利弊而不能自拔的「楚賢臣屈原」，如此喋喋不休、津津樂道於神仙出世，不是有點蹊蹺麼？須知，即使把《楚辭》中大量神仙出世的描寫當成作者懷忠被讒以抒其憤的比喻象徵手段，仍有可疑。作家用比喻時也難免不自覺暴露自己身份。我們讀《楚辭》很多篇章，可看到，無論《楚辭》文本，還是王逸章句，都不忌諱描述其作者之「仙者」、即神仙家姿態，而自然要問：傳統所描畫的沉江死國的屈大夫，仙情道心何其重也？飛天揚厲何其神也？如此「仙者」畢竟怎樣跌入歷史「漩渦」或政治泥淖，而面目蒙塵、本相變形的？
其二，「神篇靈章」需要「講」和「校」。為什麼呢？一般而言，作品被講錯了，真意被歪曲了，不少關鍵詞被改掉了，一些不相關的東西被加進去了，或作者迷失了，這都是要講要校的基本原因。但班彪強調的「講」和「校」是請「仙者」講校，而且必須是能懂仙籍道藏、神靈篇章，有如秦人韓眾的專業水準者；還要請既能為人診疾又能為國治病、醫人治國的雙料高手、敢於指摘時弊如岐伯者。《漢書•藝文志•方技》（卷三十）中，有對岐伯如下的介紹「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班固簡直是早就準備好了對「岐伯」的注解。他告訴我們岐伯「論病及國，原診知政」的本領，是強調講校《楚辭》還需要岐伯一樣的政治勇氣，所以是需要專業知識加政治勇氣。另外，從《覽海賦》本身知，更還需得到最高尊神太一的認可，當然也得到地位相對低的人間帝王之同意。可見此事非同小可，必涉漢代歷史大事件，而關乎國祚民命。遺憾的是，不但班彪未有機會實現其夢想，只留下寶貴遺言而去；時至今日了，雖很多人都在猜度，也尚無人有理有據地解開此中玄秘。看來，我們得琢磨、學習和利用韓眾和岐伯長處，重新精心研究《楚辭》，知其音，抉其義，檢查其邏輯，縷析其形象，通貫其文理，也特別注意王逸的講解，來發現、進而企求破解個中奧秘，不能輕易人云亦云。我們至少得解透很大一部分《楚辭》原文才可能接近達到目的。
而「講」與「校」相輔相成，不能截然分開。「校」之為義，是說《楚辭》本身存在文字問題，尤其是篇章真偽問題，也就是著作權的問題，而需要加以考訂、比勘、核對、鑑別。我們將不得不對《楚辭》文本中一定數量的因被有意改動過而不合理的詞句進行校正。但這種文字肯定不至於多得令《楚辭》文本面目全非，換句話說，今存《楚辭》文字上雖需「校」，當校的文字和作品的篇幅相比，畢竟是有限的；文字相差太大，就完全不著邊際而不存在校的問題了。但是在考校《楚辭》作者方面，二十五篇即使不盡、甚至盡不屬於楚臣屈原，都似乎不是不可能的。不過我們必須首先重新鑒定屈原的歷史身份，來發現別的可能性。這是我們依循班彪提示，也就是「校」的本義，而從字面上推出的必須做的事。當然有待於詳盡的求證。《覽海賦》這個由漢代史家而兼賦家、楚辭專家的班彪嚴肅提出的講校《楚辭》的根據，其本身之被忽視，卻令人驚異而深思。迄今為止，雖有人懷疑屈原並試圖求證《楚辭》的另外作者，卻無人順著班彪提供的思路深入研究、發現和解決問題。這是一條古老卻被長期擱置因而嶄新的思路，當然也是一條艱難似探險而引人入勝的筆路。近代有廖平、謝無量、胡適、許篤仁、衛聚賢、何天行、朱東潤諸位先生曾就屈原存在與否或《離騷》究出誰手發表過被稱為「屈原否定論」的文章。他們對屈原其人的懷疑雖是合理的，卻似都沒走班彪所指的這條路，所以其論證都有問題，其結論往往成為批判對象。其中何天行的《楚辭作於漢代考》（1948年，上海中華書局印行，2014年山西人民出版社有再版），用力不少，雖其猜測近是，惜其論據無力，難以服人。
歷來「屈原否定論」者（應名為屈原求真論者），應都是讀出很多疑點，而都不約而同地把懷疑的眼光投向淮南王劉安（例如以上舉出的何天行、許篤仁、衛聚賢、朱東潤）。很多漢代文獻，甚至《楚辭》篇章，也在問題未搞清前，就很似隱涉劉安。弄懂神篇靈章式的《楚辭》，把它講校清楚，才可能弄清屈原和劉安的關係。他們二人的關係是整個中國歷史記載中最奇怪的二人關係。《史記-屈原傳》採用了劉安《離騷傳》（幾乎公認）的相當多篇幅，加上屈原名下的作品《懷沙》和《卜居》而凑成。去掉這些附加物，所餘無多，又矛盾重重，乃不成傳記之體，竟無以面對理性追根究底的審查了。而多種《漢書》版本都記劉安作《離騷傳》《離騷賦》或《離騷經章句》的事，前文已舉例，再如《漢書•劉安傳》「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武帝）愛秘之。」又《淮南子•敘目》則說「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為《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類似說法尚多，茲暫不枚舉考證。《屈原傳》中有劉安（前179〜前122），而《劉安傳》中有屈原（前340?〜前278?），此二人傳記可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僅憑這一點，就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觀。特別有趣的是，在漢代及其後的傳說中，劉安和屈原都稀里糊塗地「成了仙」。晉葛洪《神仙傳》卷八有關於劉安成仙的相當詳細的故事，而據晉王嘉所著的《拾遺記》（見《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二•子部•小說家類三》，是梁朝蕭綺搜羅補綴而發表）卷十亦記「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之思慕，謂之水仙，立祠」——看樣子，劉安成神的傳說更為隆重和豐滿些，屈原成神好像與他被王逼逐而沉江直接相關。解構以上這種關於屈原和劉安的奇妙文化現象，我們還得先從大面上尋求漢人對《楚辭》及屈原發出不同聲音的文章，歸結到班氏父子和王逸。再研讀王逸所寫《楚辭》各篇的《敘》和他的章句注釋。（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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