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小时侯常去买姚大妈的冰糕吃。
那时侯她还年轻，五十岁不到，整天背个木箱，穿街走巷，沿途叫卖：冰糕——冰糕——三——分地，卖——哎——冰糕！
不知咋回事儿，只要一听到她的叫卖声，我偷着摸着也得捣鼓几分零钱买她根冰糕吃——倒不是因为她的冰糕好吃，实在是抗不了那一声声揪心地叫喊，喊声里杂着一股说不出的悲凉：嘶哑、尖利，却又拖得老长老长……
姚大妈跟我家同住一条巷子——西拐把子巷，相隔十几米远；我家是门头房，位于巷口，她住“香荷里”大院二楼，正好处在拐把上。
“香荷里”大院其实不大，二层楼房，正正方方，穿过一道幽深的门洞，眼见一方10多平米的天井，天井中央有一公用水龙，门洞两侧是楼梯口。整座楼为砖木结构，楼上楼下大都门挨着门，惟独临街的几个房间带着窗。院儿虽不大，却上下挤居着二十余户人家，二楼临街倒数第二个窗便是姚大妈家。
早些年常听大人们私下里讲，“香荷里”的老女人没个正经货。我不懂话里埋的啥关子，但我能隐约猜到她们是在嘀咕姚大妈。平日里左邻右舍街上碰个面儿大都挺客气：“喂，姚（窑）姐儿，忙着呐！”待一掉腚那话味儿就变了：“哼，老鸨子！怎么看怎么别扭。”
后来我才知道，她在旧社会做过妓女，开过妓院，据说“香荷里”整座小楼都是她的，四九年后房产充公，只给她留下一间十平米大小的自住房。关于她的身世众说纷纭，其中不乏传奇色彩。有人说，她是搭班妓女，16岁那年，被嗜赌成性的父亲押给了“怡丰堂”的窑主，取名小香荷；小香荷因其月容花貌，娇小玲珑深受嫖客喜爱，于是，她就成了名噪一世的岛城名妓。也有人说，她出身书香门第，其父曾出任伪青岛市政府的文教部次长兼学务委员会委员，因鼓吹以王道精神为一贯之教育宗旨的奴化教育，媚日卖国，后被爱国志士以汉奸罪名处死。自那以后，家境败落，母亲便将她临时寄养在一亲戚家，只身逃亡日本。不曾想，这家亲戚唯利是图，没过多久，便以3块大洋把她卖到了“西春院”；因为她身出名门，且美艳灵秀，又擅长舞文弄墨，刚入门就引得那些官僚绅商纨绔子弟挤破窑门儿。一夜间，原本经营惨淡的三等“西春院”，一跃而改头换面为一等妓馆“风月楼”，她的身价也是一路飙升。“风月楼”的班主破例为她配上两个老妈三个伙计专门侍侯，并特许她白天可以不见客，只在晚间接待那些有头面的人物。不过，后来传说有个嫖客看上她，要许以重金赎她——此人年方二十七八，仪容俊雅，一表非俗，姓洪名虎。洪虎赋性慷慨，疏财仗义，且对她更是情之所钟；相与日久，俩人自是梦寐焦劳，相思不已。洪虎专以贩烟土为生，她便舍命帮他藏匿毒品。终有一天，洪虎以三百大洋为她赎身，并在西拐把子巷买下一栋二层楼房；原本打算开个商号，专心做点正经生意，却不料洪虎意外失踪下落不明。无奈之下，她只好重操旧业，借着洪虎在西拐把子巷买下的那栋小二楼，办起了妓院“香荷里”。
2
俗话说：一块坏肉坏满锅。西拐把子巷因为有个“香荷里”而臭名远扬。在外人看来，巷子里的老女人似乎身上都带点腥臊气。传闻非但没给小巷增光添彩，却逼着那些婶子、大妈们恨不能满头是嘴，逢人便讲“香荷里”的来历，结果弄得个西拐把子巷越发成个鸡（妓）窝状，小巷里的老女人也时不时地被人指背戳脊梁。
流言蜚语让姚大妈从一个直立行走的人迅速变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大凡知道点底细的人，似乎一眼就能看透她肮脏的肉身，几乎隔着大老远就能嗅出发自她子宫糜烂的异味儿。她在世人的唾弃中，完全失去了以往的爽朗，人前总是低头、弯腰、弓背，见谁都是一副欠债相——可怜巴巴的样子，兴许谁见了谁都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不过，我才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我看姚大妈强她们好几倍；尽管我还闹不清什么窑子、鴇子到底包含着多少龌龊，但我却无时不在幼小的心里为她的遭遇抱不平。我讨厌那些婆娘们看她时轻蔑的眼神儿，我看不惯她们闲来无事背后嚼舌指桑骂槐的习气。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迅速拉近了我和姚大妈之间的距离。
那天，一大早就听见巷子里传来阵阵口号声，伴随着时断时续地敲锣声。我好奇，一个骨碌从吊铺上爬下来，跑到门外。眼前的场景让我目瞪口呆：姚大妈手持一面铜锣，脖子上缠两双破胶鞋，胸前还挂一块白底黑字的大纸牌，上书：流氓、破鞋姚翠英——她正被街道主任麻婆子率领的一帮红卫兵小将们押解着游斗。锣声招来了众多看热闹的革命群众，人们万众一心地随声高呼着同一个口号：“打倒流氓、破鞋姚翠英！”
姚大妈低垂着有罪的头，每向前迈动两步，就机械地敲三下锣，然后自报一声：我是流氓、破鞋姚翠英。我有罪，我该死！稍有怠慢，红卫兵小将就会对她拳打脚踢一通，看热闹的革命群众里也会突然冒出几个暴跳如雷的泼娘们儿冲上去愤怒地撕扯着她白菜帮式的短发，以示她们的革命忠诚。
游斗队伍在缓慢地行进中不断壮大，整条巷子被堵得水泄不通。高涨的革命情绪激奋着麻婆子的革命斗志，她走在队伍最前列，一边带头振臂高呼，一边不时地朝着姚大妈搧一巴掌、踹一脚。由于参与的群众太多，麻婆子把队伍带到菜市场附近的一块空地上，现场召开了批斗大会。
姚大妈被两个红卫兵小将扳着胳膊按住脑袋飞机状地押到一个石灰台上，麻婆子不失时机地跳上去声嘶力竭地叫嚣道：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们，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卫兵小将们，这个不要脸的大流氓，从旧社会就开始流，一直流到新社会，实属罪大恶极，罪该万死。我们就是要把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们必须对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打倒流氓、破鞋姚翠英！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要把个天惊破了似的。不多会儿，老天真的稀里哗啦下起了雨。雨水打湿了革命者的激情，围观的群众纷纷散去，麻婆子见状心急火燎，赶紧从姚大妈手中夺过铜锣，咣、咣、咣、咣地就是一顿猛敲，直到场地上空无一人，她也只好颓然作罢。
说起麻婆子，在街道上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虽说年已半百，但那颗忠诚的红心却至死不渝。她曾经在一次忆苦思甜会上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控诉万恶的旧社会，逼得她们家三代挖煤，八辈子讨饭，至到今天，家里依然是一贫如洗，一张桌子一张床，一窝孩子睡在吊铺上；末了，她又唱起了“不忘阶级苦”：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怨伸，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痕……直唱得那些革命群众眼泪哗哗地。
其实，麻婆子不姓麻，姓贾，名世秋，因为小时候生天花，落下满脸大麻子，便有好事者背后里开她玩笑，一时脱口就溜达出个麻婆子，由此，人们也就习以为常地叫开去。
麻婆子长得五大三粗，论身把骨，是个男人没她壮，论长相，是个男人都比她强。麻婆子也是个苦命人，丈夫死得早，自己硬是靠打短工，一手拉扯大仨儿子。倒是孩子们有出息，老大初中没念完就去了一家机械厂干临时工；适逢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一派大好形势下，他率先成立了红色造反组织“火线战斗队”，一夜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带头夺权，打倒了厂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关押了一大批“牛鬼蛇神”，第二天，他便以革命委员会主任身份宣布：全厂停产闹革命。从那一刻起，麻婆子全家人都直起了腰板儿。正在读初二的二小子被迅速推举为学校“文攻武卫”（俗称棒子队）队长；三小子那年才十一岁，也在两个哥哥的支持下当上了南湾小学红小兵革命造反总部的副司令。眼瞅着仨儿子大权在握，麻婆子也不甘示弱，一鼓作气，先是火线入党，接着当选街道革委会主任。上任没几天，她便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姚翠英。她扬言说，八年前这个老鸨子就偷过她的汉子。那时候家里穷，孩子小，她只能眼睁睁瞅着，敢怒不敢言。她曾目睹自家的那个窝囊废男人帮着老鸨子买煤送粮，甚至在街上碰个面儿俩人都要唠上半天，那个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的熊样儿，简直能把人活活气死。幸好她男人死得早，不然她也等不来扬眉吐气的这一天。霉轮着倒，福换着享。这遭轮也该轮到她来出这口恶气了。她说，这都是报应。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她认定那个死鬼是得脏病死的，是让老鸨子折腾死的。带着满腔的深仇大恨，她从二小子那里调来了“棒子队”的一个小分队，连夜封锁了“香荷里”大院，天刚放亮，就把姚翠英押上街头游斗。
雨仍在不停地下，下得个世界仿佛刚从水缸里捞出来。也不知老天到底憋了多少委屈，简直要把一肚子苦水倒空。天空在灰濛中透着一丝惨白，虽说时值午后，但天色却已昏沉到接近傍晚时分。大街上空无一人，偶尔有过往的汽车，也是小心翼翼地趟过菜市场门口低洼的积水路面，忍气吞声地挂着低速挡缓缓前行。一辆马车不知从哪儿钻出来，赶车的老农披着蓑衣蜷缩在马屁股后面，不时地扬起手中的鞭子往空中狠劲地甩一下，鞭梢在与空气磨擦中瞬间击碎一串雨点发出一声湿闷的哨响，可怜的老马无奈地甩动着脑袋，不得不加快蹄子地迈动频率，愈加拼命地向前抻动着脖子。不过，我喜欢淋雨的感觉，光膀子，赤脚丫，穿条三角裤衩，任凭雨水劈头盖脸地泼洒，那个爽劲儿就跟洗海澡扎猛子一样。每逢下雨，肯定是我最开心的时刻，我能在外面野上一天。父亲很少管我，除非我晚上不回家，平常日子他根本顾不上我。我饥饿的时候就去饭店偷个烧饼或者捡点别人的剩饭，嘴馋的时候也会到菜市场摸点水果吃。我曾经被别人当小偷抓过，他们往死里打我，但我从来不哭，我只管用双手紧紧抱住头，头是身体最重要的部位，只要不伤害头，打我哪儿都无所谓。我身体的抗痛能力特强，打我第一下还有点痛感，打多了就试不着了。父亲也打我，打得比别人都狠，所以我不喜欢家，更讨厌父亲。时间长了，父亲也拿我没办法；自打我有了后妈，他就干脆撒手不管了。后妈对我还好，从不打骂我，但我打心里头烦她。我知道她永远也成不了我的亲妈，不过，她带来我家的那个小妹妹倒是挺可爱，她总想缠着我跟她玩儿，我愿意听她“哥哥哥哥”地叫我，我会像个大人样地用手拍拍她的头，捏捏她的脸蛋儿，心里顿时就会有种长大的感觉。听邻居说，我妈是在我两岁那年病逝的。我妈长得可漂亮了，究竟怎么个漂亮法，她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有一次，隔壁大军的奶奶用手指头戳着我的脑瓜说：你个小畜类，黑不溜秋、歪鼻子斜眼的哪点都不像你妈。你说你咋就不随你妈点好处哪！大军是我最要好的伙伴儿，我们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同班到七年级。眼下，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军也奋勇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中。看着他佩戴红袖章在我面前显摆出的那副耀武扬威的气势，我也为之心动，我也要加入组织。我当即让大军替我递交了一份申请，焦急地等待着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的那一刻的到来。几天后，大军神秘兮兮地告诉我：组织上对你们家进行了政审，你爷爷是个小业主，你爸爸就是个业主儿子，你应算个业主孙子，你们家属于“黑五类”；你想加入组织就必须用实际行动与你的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把你爹揪出来斗斗，这叫大义灭亲，组织上才会相信你、吸收你。因为这件事儿，我越发仇视我的家庭，越发憎恶我的父亲，我跟大军也从此不再来往。
雨终于下得小起来。夏季的闷热又悄悄地蔓延在湿漉漉的空气中。玩耍了一天，我开始感到些许疲惫，肚子也在叽里咕噜地闹腾，饥饿驱使我一溜小跑着往家赶——穿过铁路道口，抄近路，过天桥，我很快就跑到了西拐把子巷对面的大街上，这时，我忽然发现姚大妈抱着个冰糕箱子避在路旁的一棵槐树下。我近前恭恭敬敬地喊了声“大妈——！”她一激灵，像是受了惊吓，浑身战栗着，待看清是我，便含含混混地说：“孩子，自个儿拿吧！不要你钱。反正今天也卖不完了！”说着，背蹭着树干缓缓地蹲下身去。木箱斜压在她的右腿上，她忙着伸手去掀箱盖，却不料，身子一歪，连人带箱倒在地上。我慌忙上前扶住她，嘴里喃喃着说：“大妈，我、我不……天下雨快、快别卖了！我送你回家吧！”我的话音刚落，她一把推开我，莫名其妙地上下打量我，一句话也不说。我们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地对视着。说实话，我还是头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细细端详姚大妈——慈祥，真慈祥！她的目光软绵绵的，疲惫中透着一丝不知所措的惶惑。不知为什么，我从她脸上一下子就捕捉到了母亲在我心底的影像，我顿时有种想扑进她怀里喊“妈”的感觉。这种感觉不经意间唤起了只有在亲生母亲怀里才敢有的那么一股执拗、倔强。姚大妈被我弄得有点儿懵，半天才回过神儿来。她忙把头扭向一边，偷偷用手摸了把透湿的脸说：“好孩子，不用、不用！大妈累了，歇会儿就成，歇会儿就成……”她反复念叨着，微弱的声音仿佛绕着大街小巷兜了一圈，最后有气无力地跌落在眼前的石条上，摔得粉碎。她肯定是病了。我心想。上午的批斗会上她就快站不住了，下午再出来卖冰糕怎么受得了，可冰糕卖不完她是不会回家的。我犹豫了片刻，也不知中了哪门子邪，突然从她怀里夺过木箱子，“大妈，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卖。”说话工夫，我已经把箱子上的背带套到自己肩上，呀！好重唻！由于背带过长，我只好使劲向左倾斜着身子，以便让右肩头耸得高些，即使这样，箱子与地面也不过尺把距离，迫使我走起来路来不得不一歪拉一歪拉地……
下雨天冰糕不好卖。我背着箱子跑到火车站的候车厅里转悠。起初，我还不好意思大声喊，只管埋着个头贴近人家身旁悄没声地问：“冰糕三分的，吃冰糕不？”人家理都不理。我顿时感到一阵面红耳赤。我安慰自己，反正是替别人卖的，羞个啥？爱买不买！我把箱子放在车站大门入口处，却把半个身子避在门后，我在捉摸着姚大妈是怎么个喊法。其实我很熟悉她的声调，只是轮到自己说啥也喊不出口。看看天色已晚，再卖不出去，冰糕会全部化掉……我心里一急，便不由得头一仰，眼一闭，两手呈喇叭状地罩在嘴边，扯开嗓门大喊一声：“冰糕——冰糕——三——分地，卖——哎——冰糕！”
3
我跟姚大妈的来往从此一发不可收。她拿我当自己的孩子样看待，我从她身上获取找到妈的感觉。
她给了我亲妈也不过如此的感觉。
姚大妈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我是个没娘的孩子，跟孤儿也差不到哪去。我俩算是一拍即合，各取所需，俨然一对母子。从那以后，我经常出入姚大妈家。我的行为着实让街坊邻居们吃惊不小。别人生怕沾上破鞋的边儿，我却偏偏认破鞋为亲，这在当时的红色恐怖下也是个不小的叛逆。这事很快传到了我父亲耳朵里。有一天，他把我关在屋里用皮带狠狠抽打我，一边气喘吁吁地骂道：你个杂种，想作死啊！你知道她是什么人！我毫不示弱反唇相讥：你好哪里了？不也是个小业主的儿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黑五类！”他打得越狠，我反抗的越激烈。父亲气急，竟然歇斯底里地狂叫着：砸断你的狗腿，看你再敢往破鞋家跑。随即捞起一把劈柴的斧子照我腿上就砍——我瘸着腿从家里逃出来。我咬着牙跑到姚大妈家，一头扑进她怀里，放声嚎哭。姚大妈流着泪为我擦拭着伤口，一边自言自语地叹息着：唉！孩子，咱娘俩怎么都这样命苦！那天，是姚大妈把我背到医院去的。医生在我右腿肚的创口处缝了六针。那一夜，我是躺在姚大妈的怀里睡的。伤口虽然阵阵刺痛，但我依然睡得很沉、很香，因为我在姚大妈身上嗅出一股娘亲的味道，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温馨——但父亲并没有就此罢休，第二天，他气势汹汹地找上门来，他指着姚大妈的鼻子破口大骂，什么妓女、鸨子、流氓、破鞋、骚货……一时间，扑面而来的脏话似乎全都绕着姚大妈兜圈子，久散不去。姚大妈站在门口，用身体护着我，始终沉默着，任凭父亲倾其所有恶毒的侮辱，末了，姚大妈只说了一句话，却突然让父亲像根蔫了的黄瓜，低头耷拉甲地扭头就走。姚大妈究竟说了什么，我没听清。至今我也不明白，那句话怎么会如此强烈地压制住父亲，以至于在我心里成了一个永久的谜。
我在姚大妈家住了半个月，直到伤口痊愈。姚大妈劝我回家，她告诉我不要去记恨什么，能忍则忍，得过且过。她说，以后不要整天在外面撒野了，安下心学点一技之长，也许将来能用得上。
姚大妈很少隐瞒我什么，只是对她的过去只字不提。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去她家，进门发现她正坐在床边摆弄一顶布帽子，那是一顶灰的近乎发白了的八角帽，正面缀有一颗红色五角星。红军帽！我在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里看到过。我问她：“你当过红军？”
“当过怎样？没当过又能怎样？”她无可奈何地说。嘴角流露出一丝苦涩。她的目光紧盯着那颗红星，接着便在那顶帽子上跳来跳去，生怕过河湿鞋似的。我好奇，非要缠着她讲讲帽子的来历。她却坚决地摇摇头，然后，用一块红丝绸包起那顶帽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床下一个小铁盒里。她说，这是个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故事，很杂乱，很漫长，等我再长大些，她会从头到尾地讲给我听。
其实，关于“红军帽”的故事，最终我也没能听到，因为她死得太突然太惨烈，但她死后我还是摸清了关于她身世的来龙去脉。
4
岁月总是带着遗憾流逝。记忆却毫不留情地刻录下生命过程中的每一个悲情的瞬间。在那个不破不立的年代，是姚大妈填补了我失去母爱的空白。现在想来，她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爱，还有对我的灵魂的鞭笞。我在一次次的回味中，一次次的痛悔、失落。我无法理解自己，我也无意于表明自己究竟算个什么人。我不想解剖谁，更没有兴趣去探究那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历史；但我生命的痛始终在延续着，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而复始着……
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我13岁那年，命运突然一个急转弯，把我甩进一场突如其来的祸端。事情的经过很简单：那天中午，麻婆子家的三小子在街上碰到我，连拖带拽地要我陪他去游泳。我满心欢喜地同他一起去了第六海水浴场。正巧赶上涨潮，海面上风大流急浪高。三小子胆小，要我先下水。他说带我去找个免费的更衣室。到了一间更衣室门前，他趁我不注意，从背后猛地一把将我推了进去——更衣室里即刻发生了一阵骚乱并伴随着女人的尖叫；我转身就想往外跑，可是那扇门怎么也打不开，过不多会儿，来了几名工人纠察队员卡脖子扭胳膊地把我抓进了浴场革命造反指挥部。一名身着黄军装，头戴柳条帽，腰扎军腰带，手持腊木棍的凶悍男人站在我面前。他一边玩弄着手中的棍子，一边漫不经心地审问我：“你这个小屎蛋，大白天都敢闯进女更衣室耍流氓，胆儿不小！”我在极度的惶恐中赶紧解释说：“叔叔，不是，是我们邻居三小子推我进去，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我的话还没说完，就听“啪”的一声，我的后背狠狠地挨了一棍，一阵剧痛，我感觉脊梁骨要裂开一般。“他妈的，耍屎蛋还敢诬陷贫下中农。你是什么家庭出身？”我说是小业主。他冷笑了一声，突然出手抽了我一个耳光，说：“打的就是你这狗崽子！”接着，一顿乱棍噼里啪啦地落在我的身上、头上，直到打趴我在地上不能动弹为止。
我被关进一间小黑屋，他们要我老实交待是谁教我耍流氓的。我说，没人教我，是三小子闹玩儿推我进去的。他们问我，看到什么了？我说，没看到什么。他们说我撒谎，跟着又是一顿暴打。我实在抗不住劲了，这么个打法迟早要被打死，我赶紧招供说，看到了，看到了！看到女人光腚了。他们给我纸笔，要我写认罪书。我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写着：我看到了好多光腚女人，我是流氓，我认罪。他们说我认罪态度不老实，没有交代谁在幕后教唆我，接着打。就这样死不成活不就地折腾了我两天两夜。我的脑袋胀得要炸开一般，胳膊肿得碗口粗，身上火烧火燎的，伤口流着血，胸口憋闷伴着阵痛，感觉只剩下半口气似的。我躺在潮湿的水泥地上，迷迷糊糊……我流泪了，但我没哭。父亲每次打我都不许我哭，就算是母亲活着也不会愿意看到我哭。我竭力回想着母亲的模样……她是个女人，她很漂亮……鸭蛋儿脸，大眼睛，不！细眯着的眼睛更善良……微微凹陷的眼窝，一对黑眼珠仿佛永远游移在水中，里面深藏着那么多的童话……她的乳房又大又饱满，我喜欢抚摸她，把乳头含在嘴里不停地吸咂……我要告诉妈妈，我总是挨打。父亲打我，他们打我，打得很痛……我不会放过他们的。我早晚要报仇……冰糕——冰糕——三分——地，卖——哎——冰糕……妈妈就是唱着这首歌哄我入睡的，我也会唱，是姚大妈教我的，不错，就是姚大妈教的……
有人轻轻地拍拍我，我从昏迷中惊醒。我睁开眼睛，原来是父亲蹲在我身边，他身后还站着一个人——是麻婆子。父亲直勾勾地看着我，眼睛有些湿润，脸上的肌肉几乎全都蹙到了一起，不停地抖。他小心地把我从地上扶坐起来，用他宽厚的胸抵住我无力的后背。我低垂着头，我没脸，也不敢去正视任何人。我愿意去承受父亲的打骂，只要能快点让我离开这里。这时，麻婆子一旁发话了：瞧你这孩子，闯这么大的祸，遭这么多的罪，谁看了不心痛啊！不是我说你，看你整天往那个老破鞋家里跑，我就知道没好结果。全是她教坏的。一个小孩子家哪有那么多歪歪道道。你要是个聪明的，赶紧承认是她教唆的，我这就去跟队长说说，立马放你回家；要么至少判你三年劳教，你这辈子就算毁她手里了。说完，她拿来笔和纸要我按她说地写。当时写了些啥内容，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开头第一行：检举揭发大流氓姚翠英……
我被放回家没几天，姚大妈就被抓走了。
5
召开公审大会的消息是听我后妈说的。那天，我们正在吃晚饭，后妈冷不丁说了句：明天又要枪毙人了！父亲没好气儿地问：谁说的？后妈说，街道上通知的，明天一早在办事处门前集合，一起去汇泉广场开公审大会。我在一旁突然按捺不住冲动地说：我也要去。父亲乜斜了我一眼，没吭声，只管狠劲撕咬一口手中的煎饼卷大葱，慢腾腾地咀嚼着。后妈瞅着父亲脸色不对，忙把一碗稀饭端他面前，然后，没话找话地跟我说：大老远的，别去了！带你妹妹到大街上看看他们游街示众就行了！我没搭理她，顺手扳了一块黑面馒头咬一口，径自爬上了吊铺。
吊铺是我在家里的唯一去处。平时闲着没事儿，我很少呆在地面上，一家四口人，整天转悠在不足十平米的小屋里，放屁都不敢带出个响。在我们家任何好事都没我的份儿，除了吃饭，后妈偶尔会招呼我一声，父亲牙根就不下打眼看我。我这条小命似乎生来就适合在半空吊拉着，只有爬到吊铺上，我才真正觉得回到了自己该呆的地方。实际上，我从记事起就学会了爬吊铺。我家的吊铺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全封闭式的，右侧留一小口，下面搭一竹梯，尽管它的面积只有单人床那么大，但上面的高度完全可以容我坐着再直起腰来。吊铺离地面约两米距离，是用两根角铁固定在墙两端，再铺以木板筑成。原本整个吊铺是敞口的，因为一次夜里起来撒尿，踏空落地，摔折了尾骨，父亲这才对它实施封闭。为保险起见，父亲又在进出口加装了一扇小门，这样一来，我就越发喜欢把自己关进吊铺里的感觉——尽管夏天里面像蒸笼样的闷热。
我在吊铺上一梦到天亮，梦得我大汗淋漓，头昏脑胀，醒后大睁着眼细想，却连个梦的影子都没捉到。这是个很沉重的梦，我想，否则也不至于把我累成这个熊样儿。
妹妹小红又在下面“哥哥哥哥”地叫起来了。她叫起“哥”来很特别，只要得不到回应，她就会持续不断地“哥哥”下去，直到我“哎——”一声为止。那声音充满着娇嗔、稚嫩和亲近，她逼着我不得不装出个大哥哥样地去爱抚她。说实话，我不喜欢后妈，但我打心里头喜欢她带来的这个小我7岁的妹妹，所以，我从不在意父亲对她过分的宠爱。
我顺着梯子懒懒地下来。大人都出门了，小红自个儿穿好衣服正等我带她出去看游街的哪！我俩胡乱吃了点早饭，然后，把门一锁便上路了。
小红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走在路上又蹦又跳。我假装生气地训斥她，再不好好走路，不带你去了。她立刻老实了，乖乖地跟着我，把个小嘴儿撅得老高。我俩来到中山路与胶州路的交叉路口处，这里是游街的必经之路，也是观看的最佳路段；因为此处是个弯道，每当游街的车队经过时总要放慢速度——聚集到这儿来的人也许就是为了把那些罪犯看得更真切、更清楚。
街道两旁已经站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的，整条马路戒备森严，所有路口均由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和纠察队员把守着。人们在翘首以待游街车队的到来。大约过了个把时辰，不知谁吆喝了一声，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向西望去……最先出现在我视野中的是一支由十二辆摩托组成的开路车队，紧随其后的是一辆解放牌军用卡车，卡车上装满荷枪实弹的军人，其中一战士把一挺机枪架在车顶上，呈射击状地随时准备着；又过了不多会儿，浩浩荡荡的押解罪犯的车辆缓缓地由远而近地开过来。人们惊恐地瞪大眼睛屛息静观着这一触目惊心的时刻……最抢眼的是第一辆车上死刑犯胸前挂的牌子以及背上插的那块亡命牌。这是个现行反革命，他的名字被打上了血红色的×号。五花大绑的罪犯已经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震慑的无法站立，两边的押解人员吃力地架住他，他的脑袋无力地低垂着……这时，小红忽然拽了拽我的胳膊说：哥，不看了，我怕！我歪头瞪她一眼：怕什么怕！看常了就好了。车一辆接一辆地从我眼前过去，当我数到第六辆的时候，小红又拽了我一下哭咧咧地说：哥，我要撒尿。我没搭理她。第七辆车已经快到跟前了，我突然发现车上的罪犯是个女的，惨白瘦削的脸庞，蓬散着的白菜帮式的短发，昂首挺胸视死如归的样子就跟英雄就义似的。她的嘴被一根铁丝紧紧地勒住，嘴角流着血，血水滴落在她胸前的牌子上，牌子上的醒目大字让我倒吸了一口冷气：
反革命流氓教唆犯
姚翠英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是姚大妈！
我忘乎所以地大喊一声：姚大妈——！我不顾一切地冲上马路，冲向那辆汽车……所有在场的人都被我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就连那辆车也不得不被迫急停。我趁这空当跑到车前大声喊叫着：姚大妈是我害了你！是麻婆子要我这样做的！姚大妈我对不住你——！姚大妈看见了我，朝我微微点了下头……几名纠察队员跑步冲过来，迅速将我拖到路边，对我一顿拳打脚踢。我抱着头蜷缩在马路边，直到游街结束。我听见小红在我身旁“哥哥哥哥”地哭喊着，我费了好大劲才从地上爬起来。小红问我：哥哥，他们为什么打你？我说：没事儿！你还小，不懂！她拉着我的手说：哥哥，咱们快回家吧！我说：好！走！小红说：哥哥，我尿裤子啦!我说：没事儿！回家我给你洗。我神情恍惚一瘸一拐地跟着小红往家走，此刻，大街上的喇叭里正播放着强劲的革命歌曲：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得是毛泽东思想。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6
最高指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一夜之间，我感觉自己呼地长大了。
我敢向毛主席保证，我终于明白了“无毒不丈夫”的道理。我变了，我不再想以前那样懦弱。我变得愈加沉默，跟谁都懒得搭腔，谁都休想让我服气。随着年龄增长，我的生理变化也日趋显著：个头高了，体格壮了，肌肉发达了，嗓音也粗哑厚重了，然而，最具恐吓力的还属我那张天生黑不溜秋的凶煞面孔。那张脸，虽说长得舅舅不亲老娘不爱，但谁见了谁都会畏惧三分，就连父亲也不敢跟我吹胡子瞪眼了。上初中那几年，我与我的家庭彻底划清了界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洪流中。我用拳头打出了一条造反的路径，很快就当上了学校的红卫兵总部的红司令。全校50多名男女教师，共有40名被我打入“牛棚”，上午对他们进行批斗，下午监督他们劳动改造；对于那些有重大历史问题的，隔离审查，严刑逼供，直到老老实实交待完罪行为止。最可笑的是，有一对年轻教师因为偷情被我们抓住，两人交代说是谈恋爱。我说，谈恋爱用嘴谈，干嘛手拉着手。她说，见面握手是一种礼节。他妈的！态度极不老实。我命令“棒子队”给我照死地打。打完后，我还是不舍气，当场给那个女教师剃了个阴阳头，我又找来几块砖头，一人两块，竖起来，我命令他俩像拉屎样地蹲上去，手拉手头对头，能坚持一上午，我就放了他们，否则，就是反革命。他妈的！大伙儿都在闹革命，你俩偷情，成何体统。结果，一个时辰不到，俩人全瘫倒地上，拉尿了一裤裆。
没想到闹革命这么好玩儿。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给我们撑腰，“偷有理，抢无罪，革命的强盗精神万万岁！”这个世界就是我的、我们的、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我每天都在激动着、亢奋着、忙活着——革命。西拐把子巷里的男女老少没人再敢下眼看我，就连麻婆子见了我也得点头哈腰地恭维一番。不过，每次遇见她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就会想到姚大妈，我就会在心底暗暗发誓：时候一到，一切都报。走着瞧！
其实，我已经在着手整理麻婆子家的黑材料。我专门派人查了她家的祖宗八代。原来，她家的八辈祖宗是在明朝末年被当作囚犯从云南发配过来服刑的，七辈是个贩盐的，六辈衙门当差的，五辈开大烟馆的，四辈盗墓的，三辈是个拥有几亩地的地主，二辈破败了靠捡破烂儿为生，到了她这辈才一贫如洗。她怎么能算贫下中农呢？一个十足的破落地主。伪造革命档案，隐瞒阶级成分，欺骗中央文革……我一纸黑状将她全家告上了区革委，接下来，就是麻婆子一家的受难日了。
……没过多久，麻婆子一家被扫地出门，遣返原籍，接受改造。后来，听说麻婆子连气带恼，用裤腰带把自己拴在根马桩上，吊死了。盖棺定论：畏罪自杀。她的大小子返乡后精神失常；二小子因不服改造，被村民打折了一条腿，无钱医治导致肌肉萎缩落下一个终身半残；唯独三小子还整胳膊整腿地在苦苦支撑着他们兄弟仨赖以寄生的三间草房。
该死的死了，不该死的也死了。革命、革命，这命革得让我静下心来的时候突然感到迷惘了。尽管“与人斗，其乐无穷”，可斗来斗去，无非是斗个你死我活。我想，不管谁死谁活，谁也无法乐在其中，谁也摆脱不了一种捉弄。我想起姚大妈嘱咐我的那句话：不要整天在外面撒野了，安下心学点一技之长，也许将来能用得上。难道姚大妈早就预感到什么？蓦地，我脑子里生出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我想离开这里，我想远离群居去寻找一块适合我生存的土壤。
我开始计划着独自外出串联。我打算用半年时间串遍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先去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南昌、长沙、韶山等，再去新疆、西藏、广西、云南……反正走哪算哪，哪里合适哪安家。
7
三小子的意外出现，打乱了我的串联计划。
一天下午，有人向我报告，在校园里逮住一个贼样的农民，说是专门从乡下上来找我的。我立刻吩咐把人带过来。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穿得破衣烂衫，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提着一个打满补丁的布袋，打眼一看，活脱一个叫花子。那人一见我，立马跪地磕头，弄得我好不自在。
——你是谁啊！有话就说嘛！
——我是三小子。
——三小子？我一怔。干嘛跑来找我？
——我来跟你赔个不是，看在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份上，原谅我吧！
——你有啥不是？不就是闹了个玩嘛！
——不是、不是，都是我娘叫我那样做的。
——叫你陷害我，把我当屎蛋抓起来啊！你娘也够狠的。
——不是、不是，她是为了整……
——别说了！他妈的，你娘不是个东西！我几乎有些失控了。
——她死了！她该死！死有余辜！我已经跟她脱离关系了。我要继续干革命。
——好啊！只要你红心向党一个忠，背叛你的家庭，我们就欢迎。
——请组织上相信我，我一定会把对毛主席的忠诚铭刻在脑海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宁可前进一步死，决不后退半步生。说着，他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锈迹斑斑的小铁盒双手捧给我。我打开一看——姚大妈的红军帽，还有一本封面发黄了的笔记本。
——从哪儿弄来的？我惊讶地问。
——是抄家的时候，我从她家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我喜欢那顶帽子，就私自留下了。我现在把它交给组织，请求组织上给我处分。
三小子后来说了些什么，我一概没听清。我眼前浮现着姚大妈的身影。我记得，我问过她：你当过红军？她说：当过怎样？没当过又能怎样？她说，这是个三言两语说不清的故事，很杂乱、很漫长……
我急切地翻开笔记本，扉页上的两行字让我禁不住悲从心来：哑子漫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我旁若无人地顺着那些密密麻麻时而清秀时而潦草时而模糊的字迹聚精会神地看了下去……当我翻过最后一页时，我不由自主地大叫一声：她真是红军。这时，我才发现三小子始终在那里跪着。
8
姚大妈的经历的确是一个既杂乱又漫长的故事。从她零散的记述中，我总算捋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她生于1919年，河北南旺乡马坡镇人，大名：姚翠英，小名：翠翠。她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姚钱壮家的千金。翠翠自幼纤娇端丽聪颖过人，读过私塾，进过学堂，喜好舞文弄墨，通晓四书五经，深受其父宠爱。不曾想，在她十六岁那年，一次偶然的际遇，让她暗中爱上了自家的长工洪虎。洪虎时年二十一，十岁就跟着他父亲进姚家打工，父亲病死，他就留在了姚府。姚家无子，拿他不当外人，对他自有高天厚地之恩。忽一日，有人来报：胡宗南的国民党军警队要来姚家抓人，说是匿藏了一名受伤的红军。姚府上下三十多号人顿时乱了套，姚老太爷惊得团团转，两个姨太也吓得直喊肚子疼，轮番跑茅厕。大伙儿都知道军警队的利害——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每个人都在恐惧中做着死到临头的等待。
军警队闯进了姚家宅院儿。他们里里外外搜了个遍，见一无所获，便要押着姚老太爷去军警队里问罪。就在这生死节骨眼儿上，洪虎一瘸一拐地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他的右腿上扎着一片白布条，血水正透过布条不断地向外渗流。他跟军警头儿打了个手势，说：不关他们的事，我跟你们去。几个当兵的呼拉一下子围上来，绑了人就走。
几天后，洪虎奇迹般地活着出来了；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但他依然神志清醒，大气凛然。他说，那天，他见事不妙，急中生智在自己大腿上砍了一刀。当兵的拷问他，他就编了个故事，说是昨晚，他去钱庄取银票，途经后娘山，遭遇两个土匪的绑票，他与之搏斗，结果被砍一刀，落荒而逃。镇上的人也都证实，他的确是姚家的长工，受伤的红军纯属误报。
洪虎的小命是捡回来了，但事后的几天里，他却从翠翠身上看出些许蹊跷。
有一天，他偷偷跟踪翠翠，发现在柴房的地窖里竟然真躺着个受伤的红军。翠翠央求他帮忙，连夜将伤员送往后娘山，那里有人接应。洪虎义不容辞地完成了任务。这件事让翠翠感激不尽，渐渐地也就对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爱慕。
在随后的日子里，俩人的感情急速升温，虽说一来二往还是偷偷摸摸的，但终究纸包不住火，事情很快传到了姚老太爷耳朵里。姚老太爷一怒之下将洪虎打入地牢，一狠心将翠翠许配给当地一富商作小。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翠翠的意料，就在富商准备重金迎娶的前夕，她当机立断，夜撬牢门，救出长工，双双出逃。
翠翠带着洪虎辗转数日，北上投奔红军。结果俩人在×地走失，洪虎被胡宗南的部队抓了壮丁，翠翠只身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军不久，她便踏上了红军的长征路。长征路上，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路线的错误引导，红四军被迫挥师南下，在四川百丈关一带陷入国民党军队的包围，红军被打散，损失惨重，死伤万余人。翠翠侥幸活下来，并在一妓女的帮助下突出重围。那妓女见她年幼乖巧，心机灵变，便转手把她卖给了当地的人贩子，人贩子又把她带往青岛，高价卖给了“风月楼”。
自打俩人失散后，洪虎也是历尽艰辛。先是在与红军的一次遭遇战中当了逃兵，接着又被人劫持上山干了土匪，后来又几经周折逃出匪窝，流落上海。在上海他遇到一个贩卖毒品的老乡，老乡念他猛勇骁悍，心性刚直，便留他在身边专事掌管山东一地的毒品交易。
翠翠跟洪虎在青岛的相遇也是一次偶然的巧合。一天，洪虎听说岛城出了个名妓小香荷，他便一时兴起，出大价包夜。“风月楼”的窑主一听，欣喜万分，当即为小香荷推掉所有应酬，专门等着侍候这位有钱的大爷。入夜时分，窑主亲自为她叫了辆黄包车，配上跟班，一直目送着出了街口。
翠翠和洪虎俩人一见之下，悲喜交加，极尽欢会相与之乐，自不待说。至于后事如何，恰如西拐把子巷常年流传的谣言所述。
尾声
那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小时侯常去买姚大妈的冰糕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