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初夏，我毕业于青岛黄台路小学。初中升学考试后，没人管束就疯玩。不料乐极生悲，在少年宫剧场绕圈狂奔时摔倒，左膝划开了一个口子，到医院缝了几针后，只好老老实实在家静养。这时传来了被青岛第四中学录取的消息。后来发榜才知道考了第四名。恰逢当时的肃反运动尚未结束，延期开学一个月。伤口愈合后，也就开学了。
初一初二的班主任是姚淑珊老师。现在想起来，她是很有些文学素养的。除了上语文课外，还向我们这些小孩子大讲法国小说《悲惨世界》里的故事。当我们正听得入迷时，她的小儿子正在窗外翘首期待妈妈早些带他回家呢。班长名叫孙百川，好像他的继母待他不好，姚老师对此事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于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她是位主持正义、好打抱不平的人。不料，因为她担任学校民盟小组长，1957年被划为右派，成了打杂的校工。
还记得一次轮到我担任值日，匆匆扫地，洒水后扬起的灰尘怪味至今记忆犹新。出了校门，小伙伴们一起抄近路，跑到了对面的小巷。恰好正下小雨，我忽然来了灵感，高呼“乘风破雨”，来了一次颇为得意的修辞实践。
1956年秋天，从李村师范分配来若干年轻教师。印象较深的有赵丽云（代数）、周文媛（物理）、李天龙（几何）。赵老师扎着粗粗的大辫子，板书遒劲流利；周老师和蔼可亲，像个邻家大姐姐。历史谢瑜老师用上海腔讲的“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语速快捷，好像外国话，学生在背后争相模仿，乐在其中。
记得在刚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时候，吃饭问题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上午一下课，立即有同学飞快奔向青海路的饭店买苞米饼子充饥。那阵势犹如战士冲锋，蔚为壮观。
大概是1956年元旦前，在邻近部队的礼堂里举行文艺晚会。高八级（即当时的高三）的大哥哥们的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一个短剧里，演员大嚼烧鸡，激起观众的羡慕和赞叹。《伏尔加河船夫曲》的造型表演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于寿斌老师在大家的掌声中奉献了一支风格粗犷的民歌。
初三的班主任是语文崔云碧老师。那时，我朦朦胧胧滋生了对“政治”的好奇心。有一次，在她武定路的家里向她请教什么是社会主义。暑期的《青岛日报》刊登了一篇声讨右派分子的文章，批判石可（木刻家，美术界人士）是反党“急先锋”。我头一次知道了“急先锋”这个词，开学后的第一篇作文就是声讨石可，得到了老师的肯定。
1957年秋天，我们到郊区参加秋收劳动。主要任务是收地瓜。有个副班长名叫张象节，他个头最高，推起独轮车得心应手，令同学们刮目相看。在社员家里三餐吃地瓜，大便非常顺畅。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并迎接高中入学考试，初三毕业前增加了农业常识课程。教师手拿火柴盒比拟培育地瓜秧的火炕，难为他说了很长时间，我们这些“高材生”还是弄不明白。
1958年升入本校高中，真正开始了激情的岁月。操场上出现了一座座被称为“一脚踹”的小高炉，炼出一堆堆铁疙瘩。深夜到承德支路的学校食堂吃一顿免费夜宵，充满得意的成就感。乘船过海下乡到薛家岛秋收，因向导迷路，中途在一个村庄吃了一顿免费晚餐。大队人马沿小路迤逦而行，半夜时分终于到达目的地。在辉煌灯火的映照下，又吃了一顿夜宵。远处冒出冲天火光，那是小高炉在熊熊燃烧。房主人外出参加会战，我们就住在这对新婚夫妇的新房里。收花生的方法是用手拔，然后放猪来地里拱。回校后，我们仍然是随时整装待发。市里发出了大搞运输的号召，我们就奔赴码头运面粉；到四方北岭运红砖。因为我身体瘦弱，老师只好安排我同一位女同学（宋晓玲）一前一后，用扁担抬一袋面粉，其尴尬之状至今难忘。其时，校办工厂敢想敢干，生产铁路用的水泥枕木，不知是否真的用到了现场。机械厂、木工厂……不亦乐乎，遍地开花。生活困难时，又办了养殖厂，培养“小球藻”。大个子男生“驾驶”地排车到海边拉海水。现在想来，让当今中学生接受如此强度的劳动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流行“一天等于20年”的口号，向科学进军。一天，学校布置晚饭后一律到校，派一位学生代表外出取经。等了一个时辰之后，学生代表传达一项新技术称，将铁管一端压扁，在另一端充气，就可以产生超声波。而超声波的用处很大，比如洗衣服、做饭等。大家听得如堕五里雾中，就回家睡觉了。
高中毕业前的一段时间里，粮食供应标准降低了。上级调拨来几斤口粮供应的指标，还要通过“群众评议”。脸部浮肿的老师仍然坚持上课。家庭困难暂时缺课去市郊挖野菜的同学被视为“思想落后”，受到指责。
当时的教师多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他们多数业务过硬，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比如，几何郑淑华老师（脸部浮肿仍然坚持上课）、代数邱延龄老师（排列组合讲得精细入微）、俄语由毓森老师（帮我翻译苏联学生来信）、生物王世维老师（遗传的保守和变异，母壮子肥）、历史籍统轩老师（讲课前迅速画出一幅中国地图）、语文李愚石老师（常常提到北大的游国恩教授）、物理刘森老师、化学王进昇老师、三角毕玉堂老师等。其中语文老师郭隅因下乡劳累过度、几何老师周泰航因办工厂辛劳，生病后长期休养，一直到退休也没能返回教学岗位。
我在高一时入团，毕业前曾担任班长，学习成绩优秀。可是高考却名落孙山。1961年全校高中毕业四个班，升入高校的只有15人，学生和家长均十分诧异。后来才知道，原来当时中央有所谓高考“不宜录取”的政策，校方在学生档案中留下了“不宜录取”“不宜重点学校录取”等断语，而家长的政治面貌也有什么“中右”之类的标签。有的同学深受极“左”政策的伤害，甚至影响了整整的一生，造成难以抹掉的悲哀印记。
失学的一年里，我没有低沉放弃，而是静下心来，在家刻苦复习自学，同时到中苏友协夜校补习俄语。1962年秋季开学前，因缺少俄语教师，由韩宝三老师建议介绍我到母校担任初一的俄语课教学。哪想到，一星期后，我就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教导处送给我一本厚厚的本子作为纪念。
后来才知道，带来幸运原因的是，1962年春天，教育部在烟台会议上对录取政策做了适当调整。按照“从高分到低分分档录取”的原则录取新生，我与丁士朴同学一起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学同学6年，大学同学6年）。若干曾落榜的优秀学生终于踏进大学的门坎，开始了新一轮的生活。
写于2009年9月
一本纪念册的回忆
本人1955年秋进入青岛四中初中部学习，系初11级。1958年进入高中部，系高13级。担任高中俄语课教学的是由毓森老师，他193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蔡元培签发的毕业证书），本来应教英语，后改教俄语。他对我帮助极大，终生难忘。
1961年高中毕业，四个班200余人考上大学的仅有十几人。落榜后，我仍然努力学习，准备来年再考。因为我特别热爱语言类课程，所以就在中山路1号（中苏友好馆）夜校学习俄语。教师是毕业于山东大学的毕老师。
1962年8月，我受聘到母校担任初一俄语代课教师。哪知上课仅仅一周，就接到了华东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于是只好告别亲爱的母校，到上海报到读大学去了。下面是四中母校赠与我的纪念册。
青岛四中高十三级四班全体师生毕业合影留念 1961.7.2
前排自左向右（老师）：邱延龄（代数），刘森（物理），王进昇（化学），周荫南（化学），姜善一（党支部书记），李愚石（语文），由毓森（俄语），毕玉堂（三角），李天龙（团委书记），郑淑华（几何）写于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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