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人評屈的兩重態度
以理推之，漢代任何稍知歷史的文人而不知韓眾，是不可能的。王逸居然採取有史而不引，有案而不稽，注解含糊，假裝不知的態度，不惜自亂其《章句》行文的邏輯順序，這究竟是什麼問題呢？即使不從《覽海賦》立論，我們也可從王逸文字中悟出其理。而從班彪《覽海賦》中，我們能悟出直道不行、文人著書不能暢所欲言，而只好借助於隱喻暗示真義的苦衷。其苦衷，啟發我們猜測：在《楚辭》的注解中，王逸有類似的苦衷。否則他何必在明顯錯誤處，那麼振振有詞；而在明顯容易作注處，偏那麼曖昧呢！
（一）「兩重態度」的變化表現
王逸在《楚辭章句》的《離騷·敘》中說過：「至於孝武，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燦然。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宏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括。今臣復以所識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其微妙，然大旨之趣，略可見矣。」可見王逸作為「博雅多覽」的楚辭家，對前代劉安（！）、劉向、班固、賈逵等關於《楚辭》的見解，應知之甚詳，他的《楚辭章句》應是對前人多所折衷和取捨而成書的。他可質疑和批駁班固的屈原評論，也可「改易前疑」或者揚棄舊說。但既是「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以求「究其微妙」，他至少應汲取前人正確之處，而對謬誤加以辯駁。王逸明知韓眾底里而故意緘默，使人感到蹊蹺而多方思考其原因。這種不得不說官話的情況，從他的《楚辭章句》明處看是很多的。
從王逸以「臣」的身份進獻《楚辭章句》的行為來看，政治氣味很濃是自然的。連「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云云，我們也得打上折扣姑妄聽之。這裡歌頌漢武帝的「恢廓道訓」，同時盛贊劉安的「作《離騷經章句》」以至於「大義燦然」，好像君臣和諧、共濟大業的樣子。其中對漢武帝的諛詞是明顯的，也完全抹煞了漢武對劉安的殺機。與所謂正史也是有矛盾的。無論如何，帶有一種官方口吻，是當時特殊歷史條件下冠冕堂皇的假話，不足據以為實而求解別的問題。漢武帝竟要作了《離騷傳》（一作《離騷賦》、一作《離騷經章句》，但總是關《離騷》之作，以《離騷傳》為較可信）的劉安來解釋好像並非屬於他自己的著作，而且解釋得「大義燦然」乃至「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就更奇怪了。這樣說，可謂不遺餘力讚揚了劉安對《楚辭》的崇高貢獻。把《楚辭》之最大的作者嫌疑人如此抬高，不但強調了劉解釋《離騷》，彰明其「大義」功績，而且凸顯他的巨大影響，以至於「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纘述其詞」。這會置屈原於何地？後面這種高度的讚揚，竟和該文之末「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詞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贊屈原之口吻極似。雖給屈原留了些面子，卻是在後補說的。簡直令劉安和屈原相侔甚至相混。考慮被滅族的劉安生前身後的遭際，漢家之正統能接受這種說法簡直算妥協了。
班氏父子對屈原的看法非常特別和具體，又很有代表性，值得表而出之（見上，亦見下）。參考史書的褒貶，乃至其自我評價而思考，我們發現相關文字正是二班矢志不渝要寫直錄的宣示。《後漢書．班彪列傳》（四一）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傾側危亂之間，行不踰方，言不失正，仕不急進，貞不違人，敷文華以緯國典，守賤薄而無悶容。彼將以世運未弘，非所謂賤焉恥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篤也！」此處提到班彪處危世、著文章而守道恬淡。至於他為文如何，《覽海賦》給了我們一個微言大義的例子，透露他對《楚辭》的特殊態度而直關乎歷史。不過他有時也會隨大流，對《楚辭》表達「一般」的態度，如《藝文類聚》卷五十八《悼騷賦》曰「夫華植之有零茂，故陰陽之度也。聖哲之有窮達，亦命之故也。惟達人進止得時，行以遂伸。否則詘而坼蠖，體龍蛇以幽潛。」雖僅數句，亦可看出，班彪感嘆屈原進止不得其時，表達了知天命而相時以動的處世觀。這種看法與他《覽海賦》對《楚辭》表達的意見，既有區別，也有聯繫。在這裡，他對屈原和《楚辭》，無論褒貶，都是直率的，不像《覽海賦》那樣寄大義於微言。一如其子班固及王逸等人的《楚辭》評論，這是對《楚辭》表達的「特殊態度」和「一般態度」的聯繫。這種兩重性態度，值得表而出之。
我們之所以提出「特殊態度」和「一般態度」的概念，是因為許多漢儒好像都對《楚辭》乃至屈原持有兩種不同的看法，有褒有貶，有隱有顯，貶則盤桓欲發、頗含深見，褒則務遵陳言，本乎史傳，後者愛唱赤帝，前者欲問蒼天。前者欲說真話，還得後者遮掩。質言之，前者經常發表一些重要看法或重大發現，對歷史真實披露雋永的暗示以俟後人，而特別關注《楚辭》的作者。令人不得不追究。後者就像當時多數人一樣在公之於眾的「歷史」前提下研討《楚辭》光輝，具體地說，就是在官方認可的《史記．屈原傳》或劉向《新序．節士篇》的基調上，褒揚屈原的人格；多表現為闡發屈原本傳內容，並搜求其他證據來張揚屈原其文其人。他們不但不允否定屈原，連說屈原有一點不完美都超過了其接受底線。一語破的，前者對屈原之成說示疑，後者則堅決保衛之。而屈原的成說，應是官方公佈倡導的說法，如劉安（！）、司馬遷（？），竟都被表現成持全「褒」的一般態度者。連終說了關鍵真話的王逸也常用假話掩護其真。這種現象誘人深思探出究竟。
對屈原人格進行褒貶評論，本屬於一般態度。其中「貶」的聲音，主要是不贊成屈原徒然為壅君效命，在漢代其實代表一派的立場，我們至少可以在揚雄、尤其二班名下的著作中看到公開的貶。這種態度，從漢代以來，未得到深入研究。無論所「貶」正確與否，持其論者總是對那（好像不被懷疑的）屈原發表自己的看法。應特別注意者，「貶」的論點其實更緊密地聯繫著「特殊態度」，這種態度二千年來雖未絕響，而論者寥寥，尤為傳統所不愛。
應該注意的是，無論一般態度還是特殊態度，基本上都不否定屈原的神格，也都承認屈原是有大才而受了冤枉的忠臣，只是雙方對屈原本傳的敘事部分所持態度迥異，這種兩重性態度，是我們從以上漢代學者著作中的文字總結出來、並且得到了証實的。班彪採取的這種雙重態度和決定這種態度的為人原則，是他貫徹其直錄精神的表現。其實漢代知情而有正義感的學者都是認同他的。
（二）父子相傳的為史儀則
以下我們先試從史家對班氏父子之評論，研究二班在思想上和為學上的授（學）受（學習和繼承）的關係，進而尋求在班固著作中的這種「特殊」之表現。我們應從班氏父子為史和為文兩方面看。《後漢書．班彪列傳》載其論司馬遷《史記》，儼然完全正統儒家的立場，曰「其論術學則崇黃老而薄五經；序貨殖則輕仁義而羞貧窮；道遊俠則賤守節而貴俗功；此其大敝傷道，所以遇極刑之咎也。」至於他本人的為文之道，由《覽海賦》之以隱喻暗示真義和《後漢書》對他的評價，我們聯想到他在《北征賦》（《文選》卷九）末的「亂曰」：「夫子固窮，遊藝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兮。達人從事，有儀則兮。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夷，何憂懼兮。」可見班彪在「固窮」中「遊藝文」的「儀則」就是效法聖賢、堅守信念；「與時屈伸」、樂天豁達；行義「履信」，無適不可──即使如孔子所言「居九夷」那樣「之蠻夷」也無憂無懼。班彪這段話，是他直錄歷史、尤其論《楚辭》的指導思想，班固《幽通賦》（《文選》卷十四，亦見《漢書．敘傳》）中對乃父的「儀則」有具體而恰切的認同：「巨淊天而泯夏兮，考遘愍以行謠。終保己而遺則兮，里上仁之所廬。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
我們看到，班固所言其父的「遺則」就是班彪所謂「儀則」。為表述這種遺則，班固說其父班彪在王莽篡權的前後漢之間，遭遇時艱，仍有詩賦行世，而且在亂世中效法聖人，終於保住自己的性命，因而給班固留下明哲保身、為人處世的榜樣；他要依循並效法父親懿德，而「窮與達其必濟」。最後這句話真是擲地作金石聲。《漢書敘傳》注此句引「曹大家（班昭）曰『懿，美也。
前烈，先祖也。言己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其中注「窮與達其必濟」而引《孟子．盡心上》二句是對的；但所謂「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以下云云，似有意轉圈子繞過正解，後面引《呂氏春秋》雖然接近正解，仍不如不注，是班昭妹故意為其兄之深心作注而不得不寫的名副其實的遁詞。其實「窮與達其必濟」意思很簡單，就是無論自己一生是窮是達，都毫無例外，一定要濟天下。作為史家的班固濟天下的基本手段當是以載道之文寫下歷史的真實，即直錄也。他敢說這句話，不僅表現了他非凡的膽識，也顯示了他生前已克服了種種艱難險阻、安排好了正史的曲筆、乃至正史之外的文字記錄，無論自己遭遇如何，都要保證「直錄」的歷史之絕對可以傳世。
面對既要做絕惡事，又要盡得美名，而掌握絕對話語權的統治者，這種堅持如黃鐘大呂，空谷足音，響徹千古紅塵，是極端難能可貴的。我們能找到班氏父子的有關記載，應該如獲至寶。若不把「窮與達其必濟」的全部內涵讀出，明白他如何真正以生命兌現自己的諾言，是對不起班固的。
其實班彪「行止屈伸」以下四句，已包含了一個史家為了傳真實於後代而不得不俯仰隨時之韜晦的姿態。倘若史家連性命都保不住，什麼書也難傳世，則他所知史實都只能爛在腹中，是只能「窮」而不能「濟」的。同樣，倘若寫成史書而不能「行止屈伸，與時息兮」，則不合時宜而得不到時君乃至時人認可，輕則其書中反映當時重要現實或政壇秘要的關鍵內容不能傳世，重則連性命、甚至姓名都被滅掉了。史家還是不能「濟」。所以，為將信史傳於後代，剛正而明智的史家既要保護自己性命，又要保護信史；二者之中，是以信史為先的。班彪之寫《覽海賦》就是在「固窮」中「遊藝文」的結晶，即他在「與時屈伸」的同時，終於成功寫下並且傳給後世的心血之作，即有關歷史的隱秘真實而能「濟」後世的作品。他留給班固的這種遺訓遺則深刻影響了班固一生。班固對父志的繼承，貫穿在他的著作和為人中，當然包括窮達必濟的例証。
除《漢書·郊祀志》關於韓眾的記載外，《漢書·藝文志·方技》所載對「岐伯」的解釋也是班固為其父就《楚辭》說真話而作的一個精妙的默契（二者也可能本是班彪的手筆，但後者至少經過班固的編輯和定稿）。再看《幽通賦》最後的「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聖賢兮。渾元運物，流不處兮。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以道用兮。憂傷夭物，忝莫痛兮。皓爾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漢書．敘傳上》「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文選．幽通賦》（卷十五）李善題解：「賦云：『覿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神」者，誰也？可以懷疑其人即在東漢時已經傳說成神的劉安或其代言者。賦中多引《淮南子》而著意闡明神示的塞翁失馬、禍福無常之理，又強調作為宗族，自應護其本根，勿至禍起蕭墻，像是隱約地影射了劉安被滅族事。其中微妙，值得專題研究，現在只看他對全賦的總結：人生天地間，生命是寶貴的；只有聖賢才能以其偉大本心恢宏大道。大道無所不在，永遠運行而不會停滯。能在亂世中保住性命而以自己有益群庶的功業留名後世，才是人之表率。至於舍生取義，只是因道而用，並非「道」本身的實現，而不能保證「取義」。尤應注意的是，因自己堅守的道得不到實行時，為之悲傷乃至夭折，恐是一種屈辱，而大不必踐行之。人生本源的純潔自然生命之質，自應貫徹始終，為什麼要因世俗溷濁而改變本性本色、輕生短見呢？達到對生命和道的「保身遺名」的認識境界，才算庶幾於天道之幽微而入神明之域。
尤「保身遺名，民之表兮」以下，深刻解釋了他承自父親的宗聖保身而立名（窮達必濟）的原則。故《後漢書．班彪列傳》說班固寫《漢書》「若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猒，信哉其能成名也。彪、固譏遷，以為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愈矣。」這裡「能成名」，就是「保身遺名」，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就是因「舍生取誼，以道用兮」。
至於班氏父子指責司馬遷之「輕仁義，賤守節」，而他們自己在這方面走得更遠，自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看來班固對乃父遺訓，無論為人還是為文，是心領神會、身體力行的。上引《後漢書》繼之曰「固傷遷博物洽聞，不能以智免極刑；然亦身陷大戮，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嗚呼！古人所以致論於目睫也。」
班固雖最終未能逃脫殺身之禍，至少在寫《漢書》的始終，是接受了司馬遷寫《史記》的歷史教訓，依父道而行的。他最後何以身陷大戮，史無明文，也恰如司馬遷之死史無明白記載一樣。歸根結底，畢竟與寫直錄有關。司馬遷、班固、范曄，二十四史之前三史作者，居然皆未脫殺身之禍。
上引《班彪列傳》對於班彪及班固的評論，班彪《北征賦》和班固《幽通賦》的一段引文（「巨淊天」以下）及「亂曰」，這五段引文，含義高度一致。
我們不厭重複地引了這麼多文字，意在特別看重和強調班氏父子宗聖、保身、立言的原則。可概括為唯聖是宗，唯身是保，唯言是立，唯世是濟。濟世（包括未來之世）是最終目的，不可移易。立言是史家濟世的唯一手段，必須以保身為前提；而為了保身，必須宗聖，即以聖人之教指引自己明哲保身、處濁世而生存下去；有時不妨隨大流沉默服從暴君的意志。但至少要把暴君之主要罪行，傳到將來。質言之：守道恬淡而以文立命，與時屈伸而保身遺名，窮達必濟，以春秋之筆修實錄以惠後人。再換句話說，明哲保身，曲筆藏真，直錄歷史，以惠後人。這是班彪為自己、為史家總結的保身成名立言濟世之道。別人評論班氏父子的話和他們的自我表達，都表明了這兩位史家的一個與眾不同點。他們以此立身，也以此論人，包括論屈原。果如所言，他們父子二人的今存文字中，確應存有價值連國（生造一詞，把「城」改成「國」）的真貨。
（三）班固論《楚辭》亦有硬手
毋庸贅言，班固的這種承自乃父的為史原則不但一般地表現在他寫的《漢書》中，也會發人深省地表現在他對屈原和《楚辭》的評論中。他的《離騷序》（載《離騷》王逸後敘之後，以小字排版）認為所謂劉安《離騷傳》「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的議論「似過其真」；且謂「君子道窮，命矣」，並舉前賢「全命避害，不受世患」的例子，歸結到「《大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的教訓。由此以下即劉勰《文心雕龍．辨騷》所概括的班固對屈原及其作品之評論「露才揚己，忿懟沉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和。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而文辭麗雅，為辭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才。」班固對屈原之文頗有保留的見解，也被王逸當作《離騷序》在《楚辭章句．離騷後敘》之後引述「（班固）謂之（屈原）露才揚己，競於群小之中，怨恨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恚自沉，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
但在王逸的《離騷後敘》之後，又載班固的《離騷贊序》，全是讚揚之語。其《離騷序》和《離騷贊序》觀點完全相反而併存《章句》之中，令人猜測，這若非二人之作，應是班在兩種情況下的作品，不妨併存。相比於歷來更被接受的劉安、王逸等似只是頌揚的看法，班固有《離騷贊序》與之唱和。針對漢代文人對屈原的批評，班固又有《離騷序》與之呼應。他的這兩種批評，都是在對「楚人相教傳」的屈原都承認的前提下發表的，這還是我們所謂的一般態度，其中否定性的評論占上風。
然而，作為一個典型「特殊態度」之例證，班固在《漢書·地理志下》（卷二八下）這記載經濟地理，而於文學則非其處之處，寫下這樣一段話：「壽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其失巧而少信。」其中關於《楚辭》的話所含消息，本來已經很值得琢磨；又被洪興祖斬頭去尾（此人學風不好）置於《楚辭補注》的「楚辭目錄」四字下。這段話開始所介紹的壽春，乃楚之舊都，也是漢代淮南王劉安所都之地。最後一句說《楚辭》「其失巧而寡信」尤其引人注目。這段話的內容，簡言之，似表明了「故世傳《楚辭》」的原因有五個。首先是屈原自傷悼之賦。其次是宋玉唐勒等「慕而述之」的賦（這是附和「一般態度」而言）。再次是吳王濞招致天下娛游子弟，有枚乘（《漢書藝文志》著錄賦九篇）、鄒陽（同上，文七篇）、嚴夫子（當也有賦流傳，待考）等人興於文景之際。四是淮南王劉安都壽春招賓客著書（除《淮南子》等書，《漢書藝文志》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最後再加上「吳有嚴助（有賦三十五篇）、朱買臣（有賦三篇）貴顯漢朝」。「故世傳《楚辭》」之語，簡直是給《楚辭》下了一個定義。其中第三、第四、第五個原因，畢竟和「世傳《楚辭》」有何關係，歷來未得到充分研究而頗值得探討。而第一第二個原因，也需要重新審視。
最其後的結語，「其失巧而寡信」應怎樣理解呢？其意大致應為：《楚辭》（或有關《楚辭》的記載？）的錯失是「巧而寡信」。這話好像很模糊很籠統，但其中有硬核在。此句似也可以解釋成《楚辭》文中的「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鴆鳥媒娀女」等描寫，皆「寡信」之表現。但這種神怪描寫，雖非信實，疑信隨人，卻並不是「寡信」的承載者；所謂「寡信」者，實指《楚辭》所涉敘事，及其特別傳後示信的作者平生傳記內容，即《史記》本傳及附和它的文字。考慮「寡信」之「寡」字，則其可信者極少。可以忽略。如此，倘若我們相信班固之言（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考慮他的嚴肅意見所指呢？）則不得不將懷疑的思考集中到《楚辭》所傳的主要人物屈原身上。反過來假設，如果《史記·屈原傳》所記載的其生平是真實可靠的，班固說《楚辭》「寡信」豈不是落了空？我們不得不據此而懷疑屈原其人及其生平。當然也考慮以上「世傳《楚辭》」的幾個來源。班固的記敘中應暗挾關鍵的歷史真實。
班固所說的《楚辭》五個來源，有關詩賦到底指那些篇章，在微言和偽說併存的形勢下，恐怕要揭穿其「巧」，揭穿其「寡信」，才或可看到些真相。此非一般懷疑可解決也，乃需尋求和破解關鍵線索，才能找到打開《楚辭》迷宮的鎖鑰。看來，「巧而寡信」之「巧」，也是我們發現和解決問題之大阻礙。人們在讀《楚辭》時往往完全陷於有關文字的機括，被其中雲譎波詭所迷惑，而不辨其偽。不管怎麼說，班固的《楚辭》「其失巧而寡信」之言，雖然簡短而籠統，卻毫不含糊地發表了他對《楚辭》的重大懷疑意見。此言其實和班彪的《覽海賦》中之語相通，誘使讀者不得不從整體上重新考慮，傳統所認可的屈原歷史身份乃至其名下的作品，真中藏假，假中挾真，都有待辨識。班固此言，作為正史明文，竟未有人論及。是不是論者因不值得辯駁而不置一詞呢？
其實，《史記·貨殖列傳》（卷一二九）早有壽春的相關記載。「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這段話先說南楚風俗類西楚，而西楚之壽春是楚國自郢所遷之都，也是南北物資交流中心。又說壽春與百越所居的閩中、百越之一的干越靠近，其民風地俗也和閩中干越摻雜起來，所以「南楚好辭，巧說少信」，南楚的壞風氣和閩中、干越的號為美言辭、而實則巧言少信的惡俗有關。這話到了班固筆下，竟變了意思，赫然聚焦於《楚辭》的缺點，謂之「其失巧而寡信」，變成了對《楚辭》的黠巧和不信實的具體批評，顯然大有深心。把有關文學乃至政治的意見，藏在《地理志》角落中，不但只用四字，而且即使被王朝的鷹犬嗅到，也有以搪塞，可謂善藏，而用心良苦矣。或許，有人會嫌這種解釋未免太曖昧，未必符合班固原意。班固說這種話，如果不曖昧地說，他關於《楚辭》的真話能傳下來嗎？相信下文會有更具體的說明和證明。還有《史記》和《漢書》不約而同，故意責怪「南楚」或「西楚」民俗惡，也有深意焉。
班固偏偏在《地理志》中敘及壽春時大談「世傳《楚辭》」的原因，好像壽春和《楚辭》有什麼非常關聯。壽春固是楚之舊都，根據《史記·楚世家》，楚國是在楚頃襄王二十一年「東北保於陳城」（《漢書．地理志下》亦言：「頃襄王東徙於陳」）；又於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 223 年），自陳「東徙都壽春，命曰郢」。考烈王徙都壽春時，世傳屈原其人早已去世。故壽春其地如果和《楚辭》有什麼關聯，與其因為它是「楚之舊都」，毋寧說因為「淮南王都壽春」。江陵（郢）若真是屈原眷眷懷念的舊都，而長沙有「屈原所自沉淵」，班固大談「世傳《楚辭》」這一段話理應置於《地理志》關於江陵（「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亦一都會也」）或長沙（《地理志》無特別文字附後）的說明之中，才算合情合理。現在班固把關於《楚辭》的說明，不置於同屈原有關的地名之下，卻置於劉安所都的壽春，照常理推論，應是過份強調了劉安對於《楚辭》的重要性；而從他下文接著提出的對《楚辭》重大懷疑看來，他顯然是有意誘導讀者考慮劉安和《楚辭》的關聯，甚至屈原和劉安的關聯。其中語言之欲藏欲露，是令人不能不犯疑的。如果說，班固置關於《楚辭》的說明於壽春之後，僅僅因為壽春乃楚國最後所都，那麼他何必不得要領地講一大堆關於「世傳楚辭」的原因而特別強調劉安和別的漢代作家群呢？須知，漢代近承戰國之後，許多藩王如趙王、燕王、齊王等，仍然因襲戰國舊名，《漢書·楚孝王劉囂傳》（卷八十）載劉囂的兒子竟然也稱楚懷王，枚乘的《七發》（《文選》卷三四）便以「楚太子有疾」開頭。我們當然不是說楚孝王的兒子就是屈原所事，但是從漢人當時「去古未遠」的習慣推論，封於楚國舊地的諸侯王國，尤其劉安所封淮南王國在西楚，不也可認為是一種楚國，因而將錯就錯麼？甚至整個漢朝也可以比喻成楚國啊！果真如此──我們仍是假設──《楚辭》的「楚」字照字面看，至少班固所昭示的「世傳楚辭」的五個原因中後三個（高祖王兄、淮南王、嚴助朱買臣），是不能排除也含有漢代成份的。這是明白的。如果說暗藏的，「屈原」、宋玉應都是漢人。見下。
班固這段話為我們懷疑乃至解釋屈原傳記和《楚辭》本身，又開了一扇門。這就是班固的特殊態度了。重複地說，他雖持有異議，卻經常從正面鄭重其事地論《楚辭》或者屈原。他的《奏記東平王蒼》（見《漢書》本傳）也說過「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沉身。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等話，可見他也會在一般場合下，隨俗高唱，尤對《楚辭》之文持評價頗高（仍被認為太低）。通覽班固的《楚辭》評說，包括《離騷序》《離騷贊序》等，儼然漢代一大《楚辭》學者，而隨大流對《楚辭》、屈原評騭、褒貶，似乎不見懷疑的痕跡。但是《漢書·地理志》的記載也暗渡陳倉，如乃父一樣留下了對《楚辭》整體令人驚異的否定意見。看來，班固和班彪一樣，對《楚辭》的態度是，明處與時俯仰，暗處固持己見；明表肯定，暗護否定；明說眾人都說的假話，暗說自己不得不說的真話。而他這樣做的原因，也像班彪一樣，不是為了否定《楚辭》的文學價值，而是要避開當時政治壓力，向後世暗示消息，因使後世終能探求《楚辭》、特別是其作者的真正歷史面目，可見，班固透露給我們的懷疑訊息，主要是指向《楚辭》作者。班氏父子論《楚辭》的這種兩重性原則，難道不值得深思嗎？
班彪對《楚辭》公開說真話的希望看來終生並沒有實現，唯其如此，他提出這個希望的《覽海賦》，作為極其罕見的漢人原始材料，才具有越發寶貴的證據價值。王逸之注《遠遊》的注釋姿態其實和班彪之用隱喻暗示真實相通，也與班固明隨時尚而暗持己見的論《楚辭》態度相通。我們說王逸的注解中有「破綻」，是說在他不得不以官方口吻說《楚辭》，並且終得到官方認可的同時，仍留有通向另一種結論的暗示。大概受班氏父子影響，或出於他自己的歷史責任感，王逸《楚辭章句》之《楚辭》本文及《章句》本文中，也有「一般」和「特殊」的兩重性，前文引證他《楚辭章句》中注釋的例子，或佯作不知，或謬作贊語，風格之奇，不下二班，已可見一斑。
（四）《遠遊》疑點和「屈原小傳」
現在，我們的研究從《遠遊》有韓眾之名進行到有韓眾之名的《覽海賦》，我們的懷疑也從《遠遊》單篇覆蓋整部《楚辭》了。我們當然要以二班父子所提供的證據繼續研究。首先我們應詳查一下王逸畢竟說真話沒有，以及他是怎樣說真話的。
以下仍以前文已舉的《遠遊》及王逸《章句》（以下為方便，就稱注解）為例開始研究。先說《遠遊．敘》：「遠遊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章皇山澤，無所告訴。乃深惟元一，修執恬漠。思欲濟世，則意中憤然，文采鋪發，遂敘妙思，託配仙人，與俱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到。然猶懷念楚國，思慕舊故。忠信之篤，仁義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瑋其辭焉。」
這一段文字，猶如文章之解題，綜述上引段落全部內容：謂屈原以方直不容於世，而抒發仙思，「周歷天地」，而猶念楚思舊；其忠信仁義之篤厚，是君子所以重其志而美其文也。王頌「屈原」，乃把他當成至少是想脫離俗世的「仙者」，應是抓住了「屈原」人物之重要特徵，即他的「神格」，這一點似乎已不為王逸當時所忌。但其中「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極」之言，卻是就屈原脫離不了的俗世經歷說的。他被來自上面的、朝廷中的奸佞所中傷，迷惑了君王的視聽，這有案可稽，見《史記》本傳，是毫無疑問的。說他也受位在其下的「俗人所困極」，好像他之下頗有人在，就有點令人迷惑，於史無徵。一般的大臣，能多一些僕妾扈從，是不具備能夠構成政治力量的「在下」的人馬的。此處提到的這種來自兩方面的戕害造成的上下交困，其受者更像是漢代藩王的身份。其二，屈原「深惟元一」「託配仙人」云云，都帶有神仙家風度，即「仙者」也。這種文字在《遠遊》全篇，乃至全部《楚辭》，俯拾皆是，我們還要繼續研究。尤應注意的是，王逸的注釋中，不僅認同屈原成仙，還經常顯露更具體的別樣消息。把王逸藏在《楚辭》篇章和章句中關於其作者的消息深挖一番，應有所獲得。
我們且把《遠遊》的考察進行下去，然後將在全部《楚辭》及王逸注中廣事深求。先舉一些段落，說明基本觀點。「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高翔避世，求道真也。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將何引援而升雲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滌除嗜欲，獲道實也。澹無為而自得恬然自守，內樂佚也。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徽美也。願承風乎遺則思奉長生之法式也。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變易形容，遠藏匿也。名聲著而日延姓字彌章，流千億也。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眾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卓絕鄉黨，無等倫也。離人群而遁逸遁去風俗，獨隱存也。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乘風蹈霧，升皇庭也。忽神奔而鬼怪往來奄忽，出杳冥也。時髣彿以遙見兮託貌雲飛，象其形也。精皎皎以往來神靈照曜，皎如星也。絕氛埃而淑尤兮，終不反其故都去背舊都，遂登仙也。免眾患而不懼兮得離群小，脫艱難也。世莫知其所如奮翼高舉，升天衢也。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想慕其道，以自慰緩，愁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恐命不延，顧念年時，因復吟歎也。」
從開篇起，抒情主人公因為世俗的逼迫和困厄，就表現很想羽化成仙，只是苦於不知如何飛升。但他精神上虛靜無為，恬然自守，似已為成仙做好了準備。他羡慕據說往世得道的赤松子、傅說、韓眾等人，能遁離濁世，獨留美名。接下來，用王逸注的原話來說明，就是「升皇庭也」「遂登仙也」「升天衢也」云云──雖然成仙畢竟是一種幻想，其作者卻頗認真地追求，而注解者則似更嚴肅地認為原作者「登仙」了，真是把屈原頌上天去了。看來，稱屈原為神仙家，不是過譽。這正是屈原神格的表現。王逸《九思．疾世》「吮玉液兮止渴，嚙芝華兮療疾玉液，瓊蕊之精氣；芝，神草也，渴啜玉精，飢食芝華，欲仙去也。」說屈原為避濁世，而飲玉漿、食芝華，欲仙去。也是他「神格」的表現。這種段落，在《楚辭》中處處可信手拈來。另外「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二句，表明的屈原神格，不單是成仙而已，而且預知自己將來身遁名傳的結局。王逸說他「變易形容，遠藏匿也。姓字彌章，流千億也。」
確似相信他變化藏匿、成仙之後，名垂萬古了。
再往下看《遠遊》句子「微霜降而下淪兮淪者，諭上用法之刻深也，悼芳草之先零不誅奸邪害仁賢也。」上句本來易懂，王逸以後歷來注家解「淪」，都認為是沉落的意思，殆無二致；王逸偏偏用這樣一句來注解。現在王逸深求其解，說是「諭上用法之刻深」，雖然不是文內之義，看似無中生有，其實卻是微露天機。用法「刻深」之「上」，指誰呢？秦始皇也是用法刻深者，但與此文無關。從王逸口吻說出的「上」應是漢人說漢帝，歸到漢武帝頭上可謂名至實歸，他是首當其衝而無法推諉的。漢武帝朝多少文臣、武將、宗室、藩王，皆因武帝用法「刻深」而喪生。而《史記·屈原列傳》及《楚世家》也毫無跡象顯示楚懷王或頃襄王是用法「刻深」而殘害賢臣的主兒。王逸暗示「屈原」所事之君竟是「刻深」的「上」即漢武帝，屈原就頗似漢武帝下的受害者了。劉向《九歎．怨思》云「孽臣之號咷兮號咷，讙呼。本朝蕪而不治言佞臣妖孽，委曲其聲，相聚讙譁，君以迷惑，國將傾危，朝用蕪薉而不治也。」──也啟示我們：戰國時代的屈原，恐不會說「本朝」這樣的字眼。此處說的應是漢朝，因為暴君的需要和鼓勵，酷吏和佞臣橫行無忌而歡喜得勢，使漢廷用法刻深、賢人自危、昏亂荒蕪，讒言猖獗；但用「微霜」比喻「用法刻深」，確是出人意外的疑點。
這個比喻很特別而意味深長。王逸如此做注解，都是事先計劃好了的。對王逸的這種顯然帶有「兩重」態度的敘述或注釋，我們必須追索到底。
前文我們已從「韓眾」導出《遠遊》至少應為秦始皇之後文人所作。《章句》卷十六劉向《九歎．愍命》「韓信蒙於介冑兮，行夫將而攻城」，這也是以屈原第一人稱口氣寫的，據此我們可以推証，屈原應是韓信（？～前196）以後的人、即漢初以後的人。現在再根據「微霜」所指，《遠遊》作者該是漢武帝時代的諸侯王了。
又王逸《九思·守志》終篇云「乘六蛟兮蜿蟬蜿蟬，群蛟之形也。遂馳騁兮升雲。揚彗光兮為旗，秉電策兮為鞭復欲升天求仙人也。……謁玄黃兮納贄玄黃，中央之帝也。崇忠貞兮彌堅雖遙蕩天際之閒，不失其忠誠也。歷九宮兮遍觀，睹祕藏兮寶珍。……相輔政兮成化，建烈業兮垂勳當與眾仙共輔天帝，成化而建功也。目瞥瞥兮西沒，悵敞罔兮自憐言升仙之事，迫而不通，故使志不展而自傷也。」這也是從屈原的神格發言，他在又一次（應是最後一次）仙遊中到了上天，在那裡看到了秘藏寶珍；又與眾仙人忠心輔佐天帝，建功立業。這是以天堂比喻的屈原理想環境，也是他畢生未能實現的仙夢。他在天上看到的秘藏寶珍應是人間秘錄的代稱，王逸也許看到了或至少知道吧。
文末云「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蜴，喻小人。龜龍，喻君子。璿璣玉衡，以喻君能任賢，斥去小人，以自輔翼也。配稷契兮恢唐功恢，大唐堯也。稷、契，堯佐也。言遇明君，則當與稷、契恢夫堯、舜之善也。一曰恢虞功。嗟英俊兮未為雙。」這是王逸寫的《九思》的結尾，或曰整部《楚辭》大結局；假屈原之口高唱君聖臣賢的天下大治，並特別申明要「配稷契兮恢唐功」，即「與稷、契，恢夫堯、舜之善也」。王逸在此並非一般地學《楚辭》之屢引聖君；他所謂「恢唐功」，是光大唐堯之功烈，而唐堯是劉家漢朝認宗的古代聖君。《漢書．敘傳上》「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敘傳下》「皇矣漢祖，纂堯之緒。」王逸最後大贊唐堯，意在向讀者昭示「屈原」效忠所指，果然是他「與之同姓」的漢王朝。這就把把關於《楚辭》真正作者的身世消息大體都透露出來了。《哀時命章句第十四》「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之言的說法是有來頭的。有意思的是「恢唐功」在注解中還說「一曰恢虞功，」就是光大虞舜之功的意思；一般而言，是唐堯還是虞舜，無關乎大旨，反正都是聖君，王逸也把堯舜一概而論，曰「恢夫堯、舜之善也」。但這個「一曰恢虞功」的加注，有點令人發笑，無論此注是王逸或其子所作，都起了提示的作用，是要讀者深思而確定正解，故意「欲蓋」（假裝是「虞功」）而達到「彌彰」（更明確是「唐功」）之目的也。史有明文曰屈原與楚王同姓，「同姓」一語，倒是真的，不過，是與漢皇同姓也。
王褒《九懷》「亂曰」亦云：「皇門開兮王門啟闢，路四通也。照下土鏡覽幽冥，見萬方也。株穢除兮邪惡已消，遠逃亡也。株，一作珠。蘭芷睹俊乂英雄，在朝堂也。四佞放兮驩、共、苗、鯀，竄四荒也。後得禹乃獲文命，治江河也。聖舜攝兮重華秉政，執紀綱也。昭堯緒著明唐業，致時雍也。孰能若兮誰能知人，如唐虞也。願為輔思竭忠信，備股肱也。」作為全篇的總結，這段話表達了「屈原」對皇家萬年德政、忠臣輔佐、奸邪竄逐、聖君奕世的祝願。這裡談及聖君堯、舜放逐「四佞」，而得禹為繼的歷史（儒家的帝統），而特別表彰舜之能「昭堯緒」，即昭明光大堯的帝業，所以重點還在堯，兜了好大圈子，說屈原特別忠事的鴻業帝緒，還是指同姓的劉姓皇家。所以，「屈原」應姓劉。諸侯王而姓劉，與劉安又有同樣神格乃至人格。兩個人影幾乎重疊。綜其神格、學問和冤案，我們得「屈原小傳」如下：「屈原」者，漢武帝時同姓王也，博學好神仙，忠而遭讒陷。這確似指劉安了。
從王逸《章句》中，容易找出線索達到做出如上小傳，而且方法遠不止一。這是因為，「漢」的特徵、「漢武帝」的暗示、「與王同姓」的強調，「諸侯王」的身份、所謂「神格」的表現、「忠而遭讒陷」的線索，在整部《楚辭》中多為常見。其中「諸侯王」一條，是不是難証一些？例如王逸以第一人稱注解的《惜誓》「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言己乃立日月之光以為車蓋，在玉女於後車以侍棲宿也。」從中當然可以窺見，口氣之大，即使是在仙遊，仍然透露非常的人間身份。但我們遠不能滿意，希找出更顯著的決定性細節來確證其人之歷史身份。我們知道二班有關文字往往透露消息；但他們對《楚辭》
尚是實在的批評；對屈原和劉安的真正關係，卻一直沒有道破天機。所以因為還有一層偽裝沒有戳破，我們沒法下最後斷語。二班是史家，可能太受注意，難以直錄。我們已經疑王逸也是對《楚辭》持「兩重態度」者。他的《章句》文字頗多，應有足夠空間舞其長袖。我們期望王逸能在其中找到最關鍵的隱秘而揭穿歷史最敏感的一頁。（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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