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離騷》起首八句之講校
我們在王逸《九辯章句》中發現了蓼太子（和劉安）為主的「屈原」，已深可驚異。十七卷《楚辭》本文及其《章句》也含某些對其本文及《屈原列傳》的「講校」提示，就更有趣了。《離騷》首八句說自己為之自豪的家世、生日和皇考賜與的好名字，這些與生俱來的優美和善兆，都是第九句「紛吾既有此內美兮」所謂「內美」，所以第十句說「更重之以修能」。
（一）前四句之講校
首先要指出，《離騷》首八句及王逸注，就有些地方必須改正。我們先從首句講起：「帝高陽之苗裔兮德合天地稱帝。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生老僮，是為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文王封為楚子……其孫武王……僭號稱王，始都於郢。
是時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因以為氏。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我們盡量循序漸進地提出以下看法：
第一，首句就其語序看，應有兩個讀法，一讀為「帝是顓頊高陽氏之苗裔」；二讀為「（吾屈氏）是顓頊高陽帝的苗裔」。可以看出，王逸稱屈原「與君共祖」顓頊帝，故「恩深而義厚」，所以他採取的是第二種讀法。如此，全篇首句便省略了主語，而只是單列的名詞性謂語當做全篇開頭，還得煩讀者自己把主語「（吾屈氏）補進去。這種句法在《離騷》中是孤例，太散文化，做全詩的開頭就不那麼直捷順口。其實首句本來可視為一個完整主謂句。這樣，「帝是顓頊的苗裔」乃與「朕的皇考叫伯庸」相對，開門見山，曉暢響亮。
兩句一下子明白提出了四個人。但誰是帝？誰是皇考？誰是朕？他們與「高陽」畢竟有什麼關係？而看王的注解，其中「屈原自道」的「俱出顓頊」云云實是憑空攀附，毫無意義。
根據《離騷》緊接的後文，屈原在自敘世系之後，復提及自己高貴的生日和尊貴的命名，這些都構成他為之自豪的「內美」。「帝高陽之苗裔兮」卻根本不足為構成「屈原」的「內美」的因素。根據現代有些學者近似的計算，顓頊生活的年代，遙遠而難以準確論定，其估計較遠者在公元前二十九世紀前後；較近者也在公元前二十三四世紀，在那据傳生活於楚懷王時代的所謂屈原之前至少兩千年、至多兩千五六百年。相距如此之遠，且不說能不能有準確的歷史記錄，即使加上傳說，勉強稱有之，屈原大概能算是顓頊第八十或九十代孫，早就遠得沒有記錄和無法計算了，早就絲毫沒有優越可言，不是什麼內美了。我們勉強算算看。如王逸引《帝繫》就算顓頊所生老童是楚先，《史記·楚世家》（卷四十）從顓頊往下數到第八代穴熊（估計在公元前2000年以上），「其後不能紀其世」了。再其後千餘年才有熊繹事周成王（前1055～1021年在位），被始封為楚子之「記載」；這離穴熊將近四十代了。因楚國王族和顓頊之間有穴熊和熊繹之間失去任何記載的一千年，楚王族向上追顓頊為祖先本身就不可靠，不過是找個傳說的帝王來神聖化他們的王權而已。再過約300年到楚武王（前740～690年在位）生子瑕，受屈為客卿，屈氏才開始了和楚國王姓的關係。而楚武王和楚懷王（前374～前296）之間，若不把弟殺兄篡位者算作一代承傳，也有十五代！就算屈原和楚懷王同輩，拉這個關係的顓頊線一千年早斷了，拉這個關係的與楚武王同姓的線，也過了四百年，即使不斷也遠非「恩深而義厚」。只要看看劉邦重孫劉徹把劉邦孫子劉安滅族的事實，就會發現這是絕妙的諷刺。
劉向《九歎·逢紛》「云余肇祖於高陽兮，惟楚懷之蟬連屈原與懷王俱顓頊之孫，有蟬連之族親，恩深而義篤也」。王逸注表面上還遵從「一般態度」，但其中第一字「云」，有傳言、作說、不實的意味；等於說屈原與顓頊、楚懷王關係未必足信。這個從顓頊算起的「與王同姓」的關係還是可以計算，可以衡量的關係嗎？顓頊生在那樣久遠渺茫的蠻荒時代，我們將怎樣為屈原估價或者計算這個關係呢？正如《遠遊》所言「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竊以為這個問題，固然易地則有不同回答，卻專是為「帝高陽之苗裔」設計的。《遠遊》中還有一個有關「高陽」的句子「高陽無故而委塵兮言帝顓頊聖明克讓，然無故被塵翳。言與帝共工爭天下也。《淮南子》曰：顓頊與共工爭為帝。」這句說顓頊高陽氏無故蒙受塵翳，王逸注謂指顓頊曾被共工爭天下；按顓頊戰敗共工，依傳統，正是他所以得天下的帝業光輝所在，不足稱「委塵」也。「委塵」者，是說他無緣無故地背上了「為楚先」的壞名聲；歷史上的楚國諸王們實在給顓頊丟臉。屈原和楚懷王又如何蟬連？
第二，這個開頭句顯然被《楚辭》最初的編輯者改了不少。班固《幽通賦》開頭陳說先祖功烈，也說「系高頊之玄胄兮」，意不在誇耀自己內美，而向我們明示，為顓頊之後無足多誇耀；並且暗示，「高」後面的字當有可改者，改成什麼呢？
第三，解開第二句，第一句就容易了。「朕皇考曰伯庸，朕，我也。皇，美也。父死稱考。《詩》曰：既右烈考。伯庸，字也。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洪興祖《補》曰蔡邕云：朕，我也。古者上下共之，咎繇與帝舜言稱朕，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獨以為尊稱，漢遂因之。」
第四，如果把第一句所提的前八九十代的祖先顓頊，和第二句的「皇考」相提並論而自高身世，聽起來就更荒唐了。有的學者罔顧以上王逸「屈原言我父伯庸」的句子，把「皇考」意義擴大到任何代以前的男性祖先；根據《史記·楚世家》「熊渠（生在公元十世紀，卒在前878年）伐揚粵，至於鄂，立長子康為句亶王」，並引《索隱》「系本（即《世本》）：康作庸」，乃自以找到了屈原家族的歷史記載，斷定這個熊毋康就是熊伯庸，就是屈原的「皇考」，還被認是重大發現，實離題萬里。參照《楚世家》，熊伯庸是楚武王七代祖，是楚懷王的二十二代祖，是所謂屈原的多少代祖先（與懷王差別可以大到五六代）且不論。這個藏在古史中的皇考實在太遠，哪像《離騷》作者十分誇耀、常有懷念、就在眼前的那尊貴顯要、為儀為表的父親啊！
請看：
第五，劉向《九歎·憫命》曰「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言昔我美父伯庸體有嘉善之德，喜升進賢能，信愛仁智，以為行也。」《遠逝》曰「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妙儀言己行度純粹而無過失，上以承美先父高妙之法，不敢解也。」連《離騷》，共三次提了「皇考」。第一次「朕皇考曰伯庸」王逸注屈原言昔我父伯庸；第二次王逸注代屈原稱之為「我美先父伯庸」；第三次稱自己「純粹而罔愆」是「承皇考之妙儀」王逸注也提到其「美先父」，這難道不是明說屈原的「皇考」就是自己的榜樣表率、父親「伯庸」嗎？劉向《九歎·逢氛》曰「伊伯庸之末冑兮，諒皇直之屈原言屈原承伯庸之後，信有忠直美德，甚於眾人也。」劉說法略異，王逸也解作「屈原承伯庸之後。」承者，接也。隔二十多代，是算不上「承」的。屈原之皇考近在眼前；為什麼有的論者偏要捨近求遠，費那麼大功夫去從古代無中生有呢？在確定《離騷》中屈原皇考伯庸的思路上，我們當然寧可聽劉向和王逸的。而不能到古代去捕風捉影而追求發現。
第六，「朕」字用法，王逸只解為「我」。洪興祖《補注》言古時君臣上下共用人稱代詞「朕」、至秦後方為帝王專用。檢蔡邕《獨斷》卷上，果有此說：「朕，我也。古代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但此處上下文，把最尊貴的「帝」「皇」都用了，從表達出身高貴的「內美」而言，獨把「朕」解作先秦人「上下共之」而自稱的不高貴，就不必要。解作秦以後人的自標高貴，自覺或不自覺如皇帝一樣高貴，更自然順暢。班固《白虎通》（卷一）曰「德合天地者稱帝」並引《禮記·謚法》曰「皇者何謂也？亦號也。天之總，美大稱也。皇，君也，美也，大也。」王逸解「帝」之貴，而不解「皇」之貴，解「皇」說「美」而不說「君」或「大」，是在故意規避問題的實質。連「朕」「皇考」「帝」的關係都搞不清，則無以理解全句意蘊。
第七，「皇考」何謂？《禮記·曲禮》「死曰考。老也」。《爾雅·釋親》「父為考」。東漢劉熙《釋名》「父死曰考」。按照字面解釋，「皇考」即光榮偉大的父親；仍從此處有「皇」有「帝」的上下文講，即「皇父」也，直接用「父為考」之解，不必涉已死。「皇考」更不是汎汎而指父親以上的任一代祖先，如此專名，應不可能如此汎用。它的簡化形式就是《離騷》第五句「皇覽揆余初度兮」中的「皇」，就是那位觀察作者初生氣度而為之取名的父親。反過來說，如果在如此近的上下文中，「皇考」指二十代左右以前的祖先，而「皇」卻單指父親，無論什麼「文過相如」的作者，也不至於如此荒唐怪誕。
第八，「朕皇考曰伯庸」，直接從字面解釋，「朕」的「皇父」叫伯庸。從中可見以下幾個要點：「朕」自視甚高，應是自以為近乎帝王級別人物；他不會直呼其父之名，故伯庸者，其父之字也。還有一個確定的內容，從「伯」字觀之，其父於兄弟排行當為長兄。既然字以表名，那麼，與「庸」這個「字」相配的原來的名，似乎可有多個，畢竟應是什麼呢？「庸」者，平常也，平凡也，凡俗也，事功也，所用也，平安也；據此可以配上常、凡，功、用、安等為單名。真是無巧不成書，《荀子·宥坐》：「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乎哉？」
王引之《經傳釋詞》（卷三）「庸，猶何也，安也，詎也」。庸、安二字，除同為疑問代詞而可用於「庸安」一詞、二字同用並可互訓之外，換一種方式表達，以庸求安，正是帶道家意味的低調自保的一種名、字搭配。此人的皇考名安，字伯庸，當即淮南王劉安也。這真是令人愕然的發現！真是踏破鐵鞋無尋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但這不是偶然的凑巧，而是邏輯的必然。前文我們已經從「後三王也」推出，此人為所謂「太子遷」，即蓼太子也；他以第一人稱「朕」，開始《楚辭》代表作《離騷》的詩的征程，當然也是《楚辭》主要作者。
第九，那麼「帝」作何解？這個「帝」乃是「東帝」，應指劉長。《漢書·淮南衡山列傳》（卷五八）「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及孝文初即位，自以為最親」。當時劉邦的八個兒子經呂后之亂後，只剩兩個了，即漢文帝劉恆和其弟劉長。劉長據說「力能扛鼎」，有點驕縱自大，稱劉恆為大兄，還先斬後奏、伺機殺了當年救其母不力的辟陽侯審食其；被有司「請處蜀嚴道邛郵」，「乃不食而死」。當時有民謠曰「一尺布，尚可封；一斗米，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文帝劉恆据說很後悔，後來就封了劉長三子，為淮南王、衡山王和九江王。但如下記載都說劉長「謀為東帝」。賈誼《新書·治安策》「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漢書·五行志下之上》（卷二七）「淮南王長，歸聚奸人謀逆亂，自稱東帝」。《淮南鴻烈高誘序》「為黃屋左纛，稱東帝」。這些記載無論可信度如何，都成了漢文帝認定劉長有「反狀」的確證。劉安則似接受了其父教訓，至於後來畢竟為什麼緣故被加上「謀反」罪名而慘遭滅門之禍，後文將試圖給出詳細解釋。劉安大部分時間應是安常處順、守雌守辱的。「蓼太子」因才高八斗，恐怕就不能做到完全馴從柔順，雖然他畢竟忠於劉漢王朝。所以他在《離騷》開首便說自己光榮偉大的身家，是開國皇帝的直系後裔，原文應如下表達：「帝高祖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這樣，兩句話直截了當地說清楚了自己為之自豪的、高貴無比的父祖譜系：我祖父東帝乃是我朝開國聖君漢高祖的正胄苗裔（幼子），朕的皇考就是讀書好學、德高望重、著作等身、名滿天下的淮南王伯庸。這樣說，當然太張揚，但他說的是事實。劉安是漢高祖劉邦的親孫，漢武帝劉徹則與蓼太子一樣，是劉邦的親重孫；論親等，劉安對劉邦是二親等，劉徹對劉邦是三親等。
這就是《離騷》原句，也是其主要執筆者蓼太子十分誇耀的第一「內美」，也是他大概覺得自己的皇族骨血、幾乎和當朝皇帝可以平起平坐的心結。這是他得意文章的開頭，也是劉安父子最終被暴君滅族的朕兆。當時去秦未遠，秦始皇獨占「朕」專用，似尚未成為漢家皇室內必須沿用的制度，況且兩句話都是明顯尊崇漢高祖劉邦。劉安在漢武即位不久曾應詔寫《離騷傳》，可見此前漢武已讀過《離騷》；他即位前看了這樣的自我標榜，未必有好印象；後來初登大位便詔問之，總不是好事。
以下說第三四句「攝提貞於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庚寅，日也。言己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這句話說，他生於太歲在寅之年的正月（寅月）庚寅日。當時是在太初改曆（前104年）之前。我們根據《資治通鑒》採用的「太歲紀年法」來估算，定他應生於公元前163年，是年為戊寅年。應無大錯。當時他的父親劉安十七歲。至於這一天多麼吉祥、多麼得陰陽之正中、乃預兆他將來行大事，云云，恐既不能證明被合成的「屈原」之偉大，也不能證明蓼太子的癡迷；更不能聽編輯者故意附加的神奇超絕。史臣對其生日而發的過度恭維，應非劉安和蓼太子本意。也許按當時習俗，生於寅年寅月寅日是有所不平常，尤其在藩王之位者更可用來自豪乃至自聖。
（二）第五至第八句之解釋
下文接云「皇覽揆余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言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正則）以法天，字我為原（靈均）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養民也。」前二句說皇考根據我的生年月日和初生的氣象氣度，給我取了很好的名字。以下接言給我取的名字叫正則，給我取的表字是靈均。所謂正則，我們可以理解成自然固有的、亦即神的法則；所謂靈均，也是上天（或自然）給予每個人的、無論多寡皆是靈性的公平。屈原之「皇考」為之取名字所本，應是道家崇尚自然之信仰派生的一種倫理觀念。當然充滿對兒子的美意和期望。而父親給兒子取名時，即使含義豐富得可用來無限上綱，寄託再多希望也不足為罪，也無關乎野心。可嘆的是，這生日甚至使許多現代人也因此服膺屈原之非凡。這名字，絕不像在儒家編輯手中被吹捧成的、法天法地、安君養民的天生聖人。這種用心，是何等深苦、隱晦而勉強啊。但我們且不必急於批判。我們關心的是這一對名、字和《史記·屈原列傳》所言「屈原者名平」有何關係？依王逸故為張揚而明說者，「父伯庸名我為平（正則）以法天，字我為原（靈均）以法地」。平就是正則，原就是靈均。洪興祖更明白，對此句直接補注曰「正則以釋名平之義，靈均以釋字原之義。」這樣能解釋通嗎？假設名平字原是其本名本字，屈大夫如此忠君敬父之人有什麼理由把皇考觀其初度而鄭重所取名、字全都在此換掉？如名正則字靈均是其本名本字，則「平原」之名、字，又從何來？即使在秦漢之前，能把「平原」二字解釋到天上去，也是令人納罕的本事。單是把「平原」解釋成「正則」和「靈均」，在先儒手中，也是費了手腳的。所以，既無反證，我們寧可相信「屈原』（蓼太子）的自敘，皇考賜予他的「嘉名」乃是名正則、字靈均。而所謂（姓屈）名原字平者，恐怕是人為的一種編輯安排、或者委曲設定。
關於「平、原」名字的含義，實有妙解。卷十三東方朔名下的《七諫》第一篇《初放》開篇便表達了對「平原」的看法而大發議論，也許可助我們悟出「名平字原」的真正含義：「平生於國兮平，屈原名也。長於原野高平曰原，坰外曰野。言屈原少生於楚國，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言語訥澀兮，又無強輔言己質性忠信，不能巧利辭令，言語訥鈍，復無強友黨輔以保達己志也。淺智褊能兮，聞見又寡屈原多才有志，博聞遠見，而言淺狹者，是其謙也。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門下喻親近之人也。言己數進忠言，陳便宜之事以助治而見怨恨於左右，欲害己也。王不察其長利兮，卒見棄乎原野言懷王（！）不察己忠謀可以安國利民，反信讒言，終棄我於原野而不還也。」原文和王逸注都頗令人鬱悶。上文已解「言語訥澀兮」等令人詫異的句子，現在試解「（名）平（字）原」問題。
王逸先注「平生於國」，謂「平，屈原名也。」而對「長於原（屈原之字）野」的注，卻終不肯說出「原，屈原字也」。屈原既然名平字原，此開篇第一句，上下又直接提平、原二字，當無上句直解其名而下句不同樣直接解其字之理。上句及王逸之注上句，看似皆通順而沒有問題。按邏輯，下句文字就奇怪了，王逸的注釋更令人如墮五里霧中。王逸無法在「長於原野」下注「屈原字也」；除非把原句改成「原長於野」。——果然如此，便可注為「原，屈原字也」，就與「平，屈原名也」對應了；而且，這時如果把平、原當成副詞理解，上下二句就都有了相當有趣的解釋：「平白地出現和生活在國朝官方文字記錄中，原來長在空無所有的曠野、或者道聽途說的稗說野史、郢書燕說中」。原文恐曾如此，因其巧用「平」和「原」文字的多義性，曲折而簡練地說明了平、原名字的本質，也顯示具有平、原之名、字的人之憑空出現，無中生有。但在原文的校注過程中，到王逸時已經固定成我們看到的「長於原野」的版本了。這樣的版本自應有更多妙處，才為王逸採用；很有可能這是王逸的特殊貢獻所在，也是特殊機巧所在。
王逸說了「高平曰原」（他在《離騷》中解釋「原」字用的原話）之後，把下句的解寫成「與君同朝長大，遠見棄於山野，傷有始而無終也。」這種解釋避開了「長於原野」與「原」之為屈原字的直接字面聯繫，造成在有名有字的上下文中解名、解字不均衡的缺點。但這幾句話意思卻清楚：與君（漢武帝）年紀相仿，同朝長大；因數進忠言，見怨君王左右，彼欲害己，使君王信讒言而終至把我「棄原野」了（是丟棄在原野上不用他了，還是別的意思？
見下）。這和上引文最後「卒見棄乎原野」及其注解「終棄我於原野」意都同，顯然重複了；這種重複是故意造成而引導讀者對作注者的這種喋喋不休追根究底，那就正中下懷（也許是厭煩不管了，那也好）。王逸避開「長於原野」而直接加上與後文解釋相同的解釋，貌似不通，其實是加倍強調。不管怎樣說，上引《初放》數句，尤其開頭兩句，無論從東方朔原句看，還是從王逸注釋看，不提供「原」對應於「平」的解釋，顯然是蔑視「屈原者名平」的說法本身，使它不成立了。但他把「棄原野」裝點成典故似的一個包裹，為尋索其含義，讀者被逼去思考其解，而查其典源。「棄原野」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就引導我們去讀含有此短語的《九歌·國殤》了。為了看清問題的實質所在，我們多引幾行其原文：「凌余陣兮躐余行言敵家來，侵凌我屯陣，踐躐我行伍也。左驂殪兮右刃傷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刃創也。霾兩輪兮縶四馬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厲怒。勢氣益盛。天時墜兮威靈怒言己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墮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健，不畏憚也。嚴殺盡兮棄原野言壯士盡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野，而不土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出鬬不復顧入，一往必死，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
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首身離兮心不懲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㣻。」
以上共引十句。王逸之注解中以「言己」開始者五，以「言身」開始者二，以「言壯士」開始者二。其中「言身」者，兼「言己」與「言壯士」也。
讀者很難相信屈原（劉安或蓼太子、乃至那個傳說的楚國屈原）參加過如此慘烈的、多名壯士投入的以少敵多、喋血捐軀的鏖戰。但王逸偏要這樣說。
自有其用心。他堅持多用屈原第一人稱，還堅持用「長於原野」「棄於山野」「見棄乎原野」「棄我於原野而不還」等短句把讀者的注意力從東方朔《七諫》引到《國殤》的「嚴殺盡兮棄原野」來，再讀「平原忽兮路超遠」。最後這句把屈的名和字「平原」二字都用上了，雖不肯直說，其意在於提示：空曠荒涼的平原上殺氣彌漫，血肉狼藉，亡魂歸來的路是何等遙遠啊。在此出現的「平原」二字形象的意蘊，一是「嚴殺盡兮」空寂無人，當然沒有「姓屈名原」的《楚辭》作者在；二是殺氣重重，很多冤魂血染平原。所以，我們完全否認歷史上用假話記載的姓屈名原的那個楚國忠臣的個人存在。我們認可的只剩「名正則，字靈均」的蓼太子之血淋淋而棄尸荒野的意象了。看來「長於原野」之似乎不夠通順的版本比「原長於野」意思更隱晦、更深刻、更驚心動魄。至此，讀者不得不佩服王逸的注解藝術，是有意把「平原」的最關鍵的深意、最隱蔽地藏起來，而且使用形象來表達，不落言荃，而不可磨滅。讀者千萬不能因為他沒用文字明寫出來而輕視其事關重大的含義。這是與屈原的名字、《楚辭》的主旨密切相關的含義；《列子·說符》所謂「至言去言」是也。
再細思之，這難道不是劉安父子被屠殺的血淋淋的證據嗎？難道不是《離騷》作者「朕」之為蓼太子的又一證據嗎？難道不是前文劉安父子面對死亡、互相憐惜的證據嗎？這難道不是「淮屠」死難者靈魂的悲哀翕動嗎？難道不是證明了以「姓屈名平字原」在《楚辭》中處處存在、在《史記》中竟進入楚國者，居然是漢武帝時代的一群死無葬身之地、叫天不應叫地不靈的文曲星官之忠魂冤鬼、游魂野鬼嗎？蒙受奇恥大辱被漢武所屠殺的是一個到當時為止歷史上最大的文學集團，有多少文人騷客啊！我們能期望或相信他們、以及其生物和文化的繼承者，竟然就默默無聲、低首下心地如犬羊一樣安於如此被宰殺，好像毫無影響、無人在乎似的！那樣的話，歷史就更不公平了。千古流傳的《楚辭》只是這些枉死者的一座小小的、歪歪的紀念碑啊。王逸的《章句》如此大張旗鼓地寫了個深思高舉、忠而被冤的屈原，同時極隱蔽地告訴讀者，這個屈原就是拋尸荒野、血染平原的蓼太子和劉安們啊；尤其是蓼太子，他當之無愧是《楚辭》的主要作者。
以下劉向《九歎·離世》不但可以再證明此屈原名、字，且有更多披露。
「就靈懷之皇祖兮，訴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與兮，即聽夫人之諛辭言懷王之心，曾不與我合，又聽用讒諛之言，以過怒己也。余辭上參於天地兮，旁引之於四時言己所言上參之於天，下合之於地，旁引四時之神，以為符驗也。指日月使延照兮，撫招搖以質正言己上指語日月，使長視己之志，撫北斗之杓柄，使質正我之志，動告神明屈原以自徵驗也。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言己之言信而有徵，誠可據行，願立師曠使正其詞，令咎繇並而聽之，二聖聰明，長於人情，知真偽之心也。兆出名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言己生有形兆，伯庸名我為正則以法天。筮而卜之，卦得坤，字我曰靈均以法地也。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而彌純言己幼少有大節度以應天地，長大修行而彌純固也。」
上引「余辭」以下四句，說要找懷王先祖告狀，越告越遠了。懷王先祖更不知屈原何人了。這位所謂「靈懷」專信讒言，就是對「屈原」不靈。屈原無奈，乃訴之於天地四時、日語星辰之神，並且請善於聽音的師曠、善於斷案的咎繇一起來判斷真偽。他在人間無所告訴，也只好「動告神明以自徵驗也」。他又說當年皇考伯庸為我取名是算了卦的，又說自己幼有大兆，長大更顯著了。這就再一次證明「正則」、和「靈均」確是這位「屈原」的真名真字。
我們本不很相信《九歎》作者劉向，因他的《說苑·反質》故意把韓眾和徐福略掉；而其《新序·節士篇》是漢代唯一與《史記·屈原列傳》同聲相應而不足信的作品，但這只能說明他是早期的編輯者，他的一些作品也應是被編輯過的。《九歎·逢紛》（接上引「伊伯庸之末冑兮」四句）還說：「原生受命於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名字於天地兮謂名平、字原也。並光明於列星。」又在宣傳名平字原的一套假名、字。《章句》解釋劉向的話，也好像對屈原的兩套名、字都認可，這又是他（或編輯者）取「一般態度」而保護自己的「特殊態度」的表現。
我們從《九辯》中父子二人面臨死亡的深沉鳴嘯，發現此父子乃是遭受滅門之禍的劉安和蓼太子，他們竟都是「屈原」。又從《離騷》的「朕皇考曰伯庸」，知道《楚辭》代表作《離騷》之用第一人稱抒其感天動地忠冤之情者，乃是蓼太子，他就是《離騷》所言被其皇考命名授字的劉正則字靈均。然後在東方朔的《七諫》中，再次發現此處以「名平字原」名義存在的蓼太子被漢武屠殺的因由，並確證他名副其實的血染屠場、橫尸平原的名、字意義，也就是「屈、平、原」所含的精髓意義。但被「屈原」之名代表的一群人中，有的不是作者而僅被編輯者為之鳴冤，有的雖是作者或代表某一群人，卻失其名。獨有劉安父子，尤其是幾不被人知的蓼太子，被王逸（們）三申其義，悄然而不動聲色置於《楚辭》最主要作者血跡斑斑的荊棘之位上。嗚呼！王叔師之善藏，亦千古之怪傑也。又劉向《九歎·憂苦》有句「嘆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是不是暗示讀者，《楚辭》編輯者的深意，除在《離騷》和《九章》之外，還要從別處尋找嗎？例如《九辯》，甚至《七嘆》都有重大嚴肅的暗示啊。
「平原」，竟引出如此驚人的形象解釋，實出意外。「屈」這個姓與「平原」之名字畢竟怎麼成為《楚辭》作者，答案很簡單，也很容易。見下。在劉安父子和淮南眾門客被集體屠殺之後，漢廷對淮南眾作要做一些處理。對其中詞賦部分不能用原作者姓名，在嫁名於其他名作家之外，唯一的好辦法就是嫁名於一個虛擬的古人。「屈原」這個名字，就是經過一段編輯過程而嵌入歷史的。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 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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