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东藩先生“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系列，是读史的一套好书，问世百年，不知印过多少万册，嘉惠过多少学人。按朝代顺序排，《前汉通俗演义》是第一部，这书，多年来我涉猎过几种版本，除了内容，觉得在它前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同时期的几篇序言也很有些意思。
《前汉通俗演义》初版于一九二六年一月，上海会文堂书局铅印线装本，书前只有一篇作者写于“中华民国十四年立冬之日”的自序。
序文由《史记》《汉书》，直说到《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纪事本末》《通鉴辑览》《纲鉴会纂》《纲鉴易知录》等正派史书，它们，不是“繁博……文义精奥”，便是“编年纪事，历姓相承……求其提要钩玄，记忆不忘者，亦罕有所闻”，却是稗官野史，“引起观感，令人悦目，固较正史为尤易也”，有鉴于此，作者“借说部体裁，演历史故事，由今追昔，溯而上之，以至秦汉”。前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撮其要，概括为“有女宠，有外戚，有方镇，有夷狄，有嬖幸，有阉宦，有权奸，盖已举古来病国之厉阶，汇集其中，故治日少而乱日多。其尤烈者，则为女宠，为外戚，高祖以百战成帝业，而其权且移于宫闱；文景惩之，厥祸少杀；至武帝尊田蚡，贵卫青，女宠外戚，于此复盛，至许史盛于宣元，王赵丁傅盛于成哀，平帝入嗣，元皇后老而不死，卒贻王莽篡弑之祸；然则谓前汉一代与女宠外戚相终始，亦无不可也”，所以，他将“所有前汉治乱之大凡，备载无遗。而于女宠外戚之兴衰，尤再三致意”。
作者的这个纲，对理解全书，乃至西汉的历史，是有帮助的。
“历代演义”全部完成后，一九三五年，会文堂又出版了全套的平装本，共四十四册。起首的《前汉通俗演义》，四册，蔡的自序之前，又加了一篇卢冀野的序，当是卢先生应书局之请而作。
卢序开笔先引《说文解字》《观堂集林》等书，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史”字的定义，接着述史官的设置，史官制度的沿袭，史家的著述，提出“史的三位说”：
“（一）史实，人类的动作，如思想，行为，和由思想行为构成的现象文化，以及影响人事的自然现象，都是史所以凭以记载的。（二）史料，这就是记载的本身，表示史实的品物，叙述史实的文章，凡可以传达人类构成的现象文化，以及影响人事的自然现象，且有存在之性质者，皆属于史料的。（三）史学，网罗天下的史料，钩稽史实的真相，辨它的旨趣，刊落繁冗的地方，做有系统，有宗旨的研究，用来阐明人类动作赓续蜕变之迹，天人相应之故；推求因果，为之解析，勒成删定，使后来的人彻底的明了……”
他认为，蔡氏的“通俗演义”系列，就是“本着三位的史法”撰就的。
“演义”是从秦代开始写的。
为什么要起自秦？“盖嬴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前面，比如周代的文物制度，六经中还可考见，而“秦有经营统一之功，未尽规划一统之策。秦代的政治理想，汉代才实现。所以秦汉有合论之必要。自秦王政二十六年至兴平二年，凡四百十六年，是中国第一次的统一。所以在此之前可以略过……秦汉统一，的确是信史中一大奇迹，我们可以从各方面看来，知当时之盛”，他举了东西方各国对中国的称谓，“皆自秦国转音而来”，法显、玄奘等高僧的纪行书，“皆称本国为汉土”，“这秦汉差不多不限于一代之名了”，他又点出秦汉的略边政策，秦置桂林、象郡，汉置张掖、敦煌，等等，“要不是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画，从事谪徙，哪里还能严厉的实行这种国家政策呢？这又是读秦汉史特别感觉着的兴奋”。
第一回见卢序，有些突兀，我感觉跟这部演史著作不太协调，再读，才理解了他的好处。蔡说他的书“非敢谓有当史学，但以浅近之词演述故乘，期为通俗教育之助”，是自谦，也贴近实情，“通俗演义”为大众喜闻乐见，毕竟属于野史，而卢序，意在引领部分人进入庙堂，即正规的史学领域，尤其是后面的每部“演义”都配有一篇卢序，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着他的由俗入雅计划，学术性渐渐加强，篇幅也很完整。
印象里，卢冀野先生是一位词曲大家，一查，抗战后他还做过南京通志馆馆长，其史学功力的深厚，从这些序文也可略窥一斑。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中期，社会相对稳定、繁荣，一九五五年，上海文化出版社利用会文堂的旧纸型，重新出版了《前汉通俗演义》，纵排，上下二册，蔡序、卢序都不要了，仅用了顾颉刚先生一序。
顾序不足两千字，开首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明确了“尊重自己的历史”的前提，从阶级论的观点判断官僚地主们学习和欣赏的高文典册“从不希望普及于平民”，但历史“经过了一些平民文学家的改造，作成小说，演为戏剧，一般人也就能在这里接收一些零碎片段，知道祖国历史上的几件大事和几个有名人物”。中国人一代代对三国故事的津津乐道，“这当然是一部《三国志演义》发生了极广大和极有利的作用。《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熟读了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又结合了当时民间流传的各种有关三国时代的故事和传说，融会贯通，写成比较通俗易懂的章回体演义；后来再从这部演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出各种形式的戏剧、评话和传说，这样，三国的历史故事就普遍而深入地在群众中发挥出无比的力量”。与三国对应，顾先生又提到《东周列国志》和《隋唐演义》，“一部《东周列国志》用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几部书的资料，组织成为演义，它的流传，也比《左传》《史记》来得更为广泛，可以给予读者一种比较深刻的印象。只是它的艺术性不高，所以它发生的影响远不及《三国志演义》广大。又有一部《隋唐演义》，它交代了隋、唐两代的交替，一般群众尽管不知道有《隋书》和《唐书》一类的官方记载，但从这一部演义中，却认识了杨广、李密、窦建德和李世民等一班人物在当时历史舞台是的面目和活动。”
“这些通俗化的历史故事书籍再配合上戏剧、评话等的表演，在人民大众中所发生的作用，实在比任何历史书籍广泛到千百倍。为什么会这样？主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读物的内容和形式适合于群众的要求”，顺理成章地，顾先生谈到了“史学的通俗化”。
仍是先引毛泽东的指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在“适合作为工农大众的读物还是少得很”的“目前”，“把三十年前蔡东藩先生著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重印出版……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在他看来，过去出版的不算少的历史通俗演义，能和蔡著相提并论的“似乎还很少”。
顾认为，蔡著的优点，是“对史料的运用和取舍，采取了相当认真的态度。例如，他对正史中所引用的迷信部分，加以适当的批判，对于帝王自己为了要求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而制造的神话，也都予以无情地讽刺。这证明了他作这部书并不想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缺点有二，“所依据的材料都是正史，而正史又是帝王们的御用学者所编写出来的，仍旧没有跳出帝王将相历史的范围，所以这里面很少反映出当时人民的政治、经济生活”，再就是“文字较为古老”，“不能完全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应当加以修改”。至于如何修改，他老人家没有讲，倒是说这次用上海会文堂版的纸型重印，“一时还不能把它改善”。
旧版是带评语的，利用旧纸型的新版删去了每回的总评和部分夹评，“又不能把书中的评语全部删去。好在这些评语里还有许多是良好的东西，只要读者们能够批判地接受，也没有大的妨碍”。一部二十四史，分量太多，反不如这部演义“有提纲挈领的功效”，顾先生希望在“用新的历史观点和通俗流畅的文字撰写的‘历史通俗演义’诞生之前，先把这部‘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出版，这对我们历史工作者和读者们，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顾序，虽不乏真知灼见，但吞吞吐吐、闪烁其词之状，是很明显的，起码，与顾先生史学大师、古史辨派主将的身份不符。
考当时的社会背景和顾本人的生活、工作环境，可以多少了解一些底细。
一九五四年八月，顾先生举家从上海迁往北京，入职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作研究员，所长由院长郭沫若兼任，副所长尹达，不久尹、顾交恶。那一年全国范围批判胡适，顾作为胡最赏识的弟子之一，不能没有很大的触动，十一月，毛泽东指示，标点《资治通鉴》，次年，成立校阅小组，组织了一批学者，分卷标点，要在十个月内完成，由顾颉刚任总校对。这些事连在一起，他的压力很大，五月份，就犯了怔忡固疾，常常是彻夜不眠。那篇序写于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正是他身心俱损的时候。比如他称蔡著为“二十四史通俗演义”，就不很准确，因为还有清史和民国史在里面，也可能是，一瞬间老先生把蔡著和清前中期吕抚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混淆了。
上海文化出版社计划用旧纸型重印的“通俗演义”系列，似乎只出了《前汉通俗演义》一部，别的没见到，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该社终于重新排印，出齐了全套的蔡著“演义”，书前有一篇吴泽的长序《蔡东藩与<中国历代通俗演义>》。
吴序共分五个章节，约一万五千字，写得通透条达，酣畅淋漓，它是一篇总序，不止于“前汉”，而是弁于这一版的各演义之首，唯其为总序，当然也适用于“前汉”。
第一部分起笔肯定中国的史学“起源早，著述完备，自成体系”，但这些“头绪纷繁，史料芜杂”的高文典册，如何“能广为传播到人民群众中去”？媒体就是“说书”这一“为广大人民所喜爱”的“民间艺术形式”。吴先生也谈到史学的通俗化，唐，现在可以见到敦煌变文，宋，“发展成为专以历史为题材的讲史”，文化人“将原来分散零乱的说书题材整理统一成话本，又在这基础上加工润色，发展成为通俗演义形式的章回小说”，吴也举了《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为例，得出“明清以来的这些历史题材创作的演义小说和历史演义，成为我国特有的一种民族风格演义体裁，在历史知识的传播上，起着正史二十四史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第二到第五部分，较为详尽地叙述了蔡东藩的生平、思想以及他的这部巨著的特色等。
蔡东藩（一八七七——一九四五）名郕，字椿寿，浙江萧山县临浦镇人，清末曾考取功名，也曾略涉官场，但很快称病归里，辛亥后，经山阴友人邵希雍介绍，与上海会文堂新记书局发生关系，动笔撰写“历代通俗演义”， 一九四五年，没有看到抗战胜利，在颠沛流离的逃难中弃世。
“历代通俗演义”是蔡氏一生的不朽功业，一九一六年他由清史开端，依次撰就元、明、民国、宋、唐、五代……等，“前汉”是倒数第二部。
蔡氏演史，是有他的心志抱负和历史、社会背景的。
在清末民初这一段“国事维艰，风雨飘摇”的大变动时代，蔡先生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唯恐“亡国有日”而努力寻求济世良方，他所有的是学识，善用的只有一枝笔，于是，响应着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小说救国、演义救国”的呼喊，沿着吴趼人《痛史》的踪迹，终成巨制。
严、梁等，认小说为唤醒民众的武器，尤以通俗的演史小说题材最为直接，能够利用历史上救亡图存的事迹，激励民众的爱国热情，早期发大誓愿写历史小说的是吴趼人，但他的《痛史》《两晋演义》，都是未竟之作，代之而起的是蔡东藩，“历代通俗演义”的完成，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现了吴氏的宏愿。
于历史小说，吴先生把《三国演义》和《东周列国志》视为“两种泾渭分流的有代表性的演义作品”，“三国”的文学艺术价值较高，“东周”则力求无一事无来历，“力图扭转历史演义朝向文艺小说发展的趋向”，蔡取法后者，坚守“文史殊途，历史演义必须以正史为经”的原则，但是正史，也不尽是万无一失的记述，所以他在有所考证的前提下，也能权衡事理，择稗史轶闻之善者而从之，难于抉择时，则“常取存疑或折中方法”，吴举出不少例子。
蔡东藩也有矛盾。他是一个有考据癖的史学家，同时又是一个作家，“承认演义是文学，要以情动人，有别于史学……他一面看到历史小说之长；一面又为史料所拘束，难于融合”，他极力使二者融合，结果是“就历史知识传播说，蔡著称得上一部演义体断代史通俗辅助读物；就文学艺术价值和社会影响说，因受正史史料束缚过甚，远不及《三国演义》《水浒》之大之广”。
因为材料大多取自正史，所以“某些古代官制、法制、地理、器物、名号乃至俚语，考虑到一般读者难于理解……随文作了很多简要的通俗的注释”，吴列举了《前汉通俗演义》中的几个例子，肯定了蔡的“这类注释，通俗易懂，既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正文，也给读者增加不少确切的历史知识，是必要的”。
前面说过，上海文化出版社五十年代出《前汉通俗演义》，用的是会文堂旧纸型，删去了回评和部分夹评，那大约是不得已的事，七十年代末印全部演义时，条件好多了，版式由纵排改为横排，文字由繁体变成简体，然而评语批注，全部保留。吴先生认为，明清以来逐渐成熟的有人撰文有人加批的章回小说形式，是非常好的，“这些批语、评语既可帮助读者领会原作者的构思、意境、笔法，也可增添读者很多文艺知识”，而“像蔡东藩写《历代通俗演义》那样，原作者自写正文，自写批注，并对自己的笔法进行不无得意的自评，读来分外真切。因为别人评点，难免隔靴搔痒，甚至多所误解之处。自写自评时，对自己的构思、意境、笔法，自然比别人评点的要真切得多”。
吴序可以看做顾序的补充、延伸、拓展，别的内容，不多举了，以上所摘，都与《前汉通俗演义》有关，毕竟，无论是什么人、物，“前茅”，总会被自觉不自觉地多看几眼。
2021年春末
于青岛街里偏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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