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抗战胜利后接盘华北叶烟草公司的是顶级烟草专家
此前我知道青岛中国农民银行当时的经理是戴翘霖，办公地址是馆陶路6号，经理宿舍在栖霞路9号（解放后成为四方机厂疗养院），从民国37年版《中国农民银行同人录（下）》中知道，戴翘霖是浙江鄞县人。
在1946年7月的青岛《民言报》上，还查到他的署名文章，除标题外正文字迹模糊。
这份毛笔写的记录共两大部分，显示会议分别由张宗成书面报告主持接收材料事项，戴翘霖书面报告主持接收房地产事项。
张宗成何许人也？最早的信息来自市档案馆：1929年年10月，民国政府实业部派“张科长宗成同美国烟草专家马济生君前往豫鲁皖浙等省视察烟草状况”。网上零星信息中发现，1931年民国政府中央农业推广委员会会议记录上，他和钱天鹤、凌道扬、徐廷瑚等顶级农林专家共同参会。他著有《中国烟草事业》，1928年译有《植烟学》，是1941年创刊于四川郫县《烟草通讯》的主要撰稿人。他抗战时期担任隶属民国政府财政部的四川烟叶示范场场长， “负有推广美烟 改良土烟、杜塞漏卮、培养税源之使命”。从烤烟的宣传、研究种植、收获乃至销售等各环节该场全面介入，对烟农予以资金、技术、市场等扶植。显然，他是有官方身份的顶级烟草专家。
其余三个参会者，只查到余茂勋。《浙江名人大辞典》介绍，他是烟草专家，浙江鄞县人，1933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1945年至1946年入美国康乃尔大学、杜克大学进修。曾任山东、四川烟草改良场技师，国民政府农林部烟草改进处副处长。建国后，历任华东农林局工程师，轻工业部烟草工业研究所工程师、原料研究室主任。毕生从事烟草生产及初加工技术的研究。对我国农村的烟草栽培及烘烤工艺做了重大改革。对香料烟、白肋烟的引种、试种和烤烟分级国家标准的制定作出了贡献。1958年编著有《烤烟的栽培和加工》，合著有《烟叶烘烤》。
2006年《东方烟草网》文章说，1951年初华东工业部上海烟草工业科学研究室工程师余茂勋，从美国带回香料烟种子，奉派到浙江新昌县指导试种，后来新昌县成为中国第一个规模化香料烟产区。笔者还检索到，1958年5月郑州烟草研究所余茂勋等与上海同行合作编著《卷烟工艺学》。他1936年的论文《山东省建设厅烟草改良场民国二十五年烟草蚜虫防治之经过》现在还在被引用。抗战前他所在的山东烟草改良场建立于1935年，位于临淄城外，分设调查、研究、试验、推广四个部，并附设烟农指导所。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烟草科研机构。1938年，日军侵入山东后迁往四川。次年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成立，山东省烟草改良场遂交该所继续办理。当年国民政府财政部在四川设立烟叶示范场。这个时期，作为改良场技师的他成为场长张宗成的部下和同事。
二、统制市场的日资华北叶烟草公司曾经何其骄横猖獗
关于华北叶烟草公司，《青岛卷烟厂志》的记载远比《山东省志•烟草库》及《青岛市志•一轻工业志》详尽。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11月，在山东经营烟叶的三家主要日商公司——合同、米星、山东烟草公司组成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中文名称：华北叶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还在青岛、济南、保定、天津、石家庄设立分号。
1939年2月，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在北京正式成立，并设青岛支店（华名：华北叶烟草厂），一切实权皆在青岛支店，支店长土桥芳三，营业种目为“叶烟草收买、再干”。青岛支店总管理处设在陵县路75号（时称叶烟草大厦），营业权全部由日本控制。作业部在馆陶路6号设办事机构，经营烟叶收买、复烤业务（属统制性质），在青岛有2个烤烟（复烤）厂，在沈阳路6号设第一工厂，昌邑路15号设第二工厂，顺兴路72号筑有仓库。依靠日本侵略军势力，该社强行收买，限制其他烟草厂商，对山东的烟草生产实行垄断。同年，朝鲜人林薰设立的华北烟草株式会社也成为青岛支店的一部分。1939年9月，华北烟草统制公司在青岛成立，专门经营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的产品，并负责库存和转运工作。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接管颐中烟草公司在青岛和潍坊的全部烟叶企业和机构，实行烟草统制。二十里堡烤烟厂北厂改为“二十里堡振兴一厂”，南厂改为日军修理飞机用地。
1942年，日本军事管理机关与伪政府把烟叶生产和交易全部纳入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掌控，负责收购交易场上的全部烟叶。
抗战胜利后，1945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鲁豫晋区特派员办公处接收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改称山东省烟草公司，并解散了青岛支店。该公司改由国民政府经营，总管理处仍设在陵县路75号，但由于忙于内战并无作为。沈阳路6号第一复烤厂，昌邑路15号第二复烤厂，顺兴路72号仓库，不久均被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他用。
三、华北叶公司在接收后的敌产处置中相对较晚较平稳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接收，上演了腐朽政权的末日疯狂。混乱不堪，拼命争抢，中饱私囊，“接受大员满天飞”，引发舆论抨击、民怨沸腾，迫使蒋介石设法控制局面，由行政院长宋子文主持制定了一套办法：成立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分区设立7个办公处，其中的鲁豫晋办公处辖山东、河南、山西3省及青岛市，总处设在青岛。各地设立敌伪产业处理局，除经查明产权确非敌伪所有者应予发还外，其余概归国家所有，由处理局变卖或核准后转让，所得款交国库。1947年3月后宋子文下台后，未了事宜由中央信托局办理，青岛事务由山东青岛区清理处负责。
《春秋》杂志2015年第6期文章《抗战胜利后青岛敌伪产业处理经过》，作者吴铎1946至1947年参加了青岛处理局工作。他回忆，青岛当时处于解放区包围之中，局势不稳，人心惶惶，一般商民都不敢问津敌产处置，只有一些特殊势力者加以觊觎。
青岛三个日资烟草企业——华北东亚烟草公司、华北烟草公司、华北叶烟草公司接收处置过程中，前两个都经历了权势分子疯狂争抢甚至闹出血案。华北东亚烟草公司被接管后，1946年招标拍卖无人投标。后来再次招标，华商姜星五缴了一部分款，而中统局官员想争占此厂，将姜的儿子绑架撕票，姜未敢再买。1947年春，上海烟草圈因投机血本无归的俞中萼以空头支票中标，改名后的上海烟草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卷烟厂）成为青岛烟企，俞为总经理兼厂长。原华北烟草公司被没收后，国民党蓝衣社成员青岛市党部特务严振东、张广珍想强取该社，组织流氓滋事、拖延开工。南京国民党党部派员督导，两个特务矛盾激化，工厂长期停产，青岛市党部派卫兵守护无济于事，工厂始终未能开工。
这个背景下，青岛区清理处将接收的日资敌产华北叶烟草公司（此前已改名为山东省烟草公司）标售，接盘的中国农民银行进行的一次资产清点会议，在馆陶路6号。
中国农民银行召开，“恰巧”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青岛支店作业部办事处同处一个楼。主要内容是张宗成和戴翘霖分别报告材料清点和工厂、仓库房地产情况。
张谈了生产材料主要是烟桶板、盖、梁，及铁皮、洋钉等的清点结果，要求数量巨大清点困难的以估计为主，分析了实物与账册不符的原因，建议调整一些材料存放的仓库位置，决定按实际情况造册以便移交并报“总处”备案。总体看细致中也不乏琐碎和变通。
戴说的房地产事项比较复杂，涉及昌邑路工厂、沈阳路工厂、雒口路仓库、潍县工厂。提出昌邑路厂的土地应即行登记过户确权；沈阳路厂16亩多山地应请清理处确定后从速办理登记，部分驻军如何进驻的应请清理处调查回复以便交涉；潍县厂在清册上的契据是否属于现有厂应派人实地查勘；雒口路仓库已缴款承购，应速请清理处确定产权，鲁东公署借用办公室应请清理处催让并将以往经过告知以利日后交涉。
会议记录并未提到已被强行解散的青岛支店总管理处所在的陵县路75号烟草大厦，看来不在出售范围，但难免有强力部门觊觎，《青岛卷烟厂志》记载1948年8月，青岛高等特种刑庭曾拟拨用陵县路75号烟草大楼未果。
四、华北叶烟草公司处置后的完整轨迹得以衔接
《青岛卷烟厂志》记载，该公司被接收后改由国民政府经营，不久均被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他用”。究竟怎么处理的，“他用”是什么用途，不知所终。
解读了这份会议记录，大致了解了参与各方，《青岛卷烟厂志》关于中国农业供销公司青岛烤烟厂的记载，让笔者豁然开朗：1947年11月11日，中国农业供销公司青岛烤烟厂在青岛市昌邑路15号成立。资金20亿元（严重膨胀后的法币），股东代表，经理余茂勋。该厂内设工务股、业务股、总务股、会计股、仓储股，经营烟叶收购、复烤、销售业务。时有35匹马力蒸汽机1台、水压机1台，烤烟机1台（均日本产），厂房27间，面积5695.6方步。年需山东烟叶360万公斤，产制复烤烟叶36000桶。产品销上海、天津、青岛等地，年销3600箱。该厂还在青岛市沈阳路46号设分厂。该厂共有职工303人（其中职员29人、男工139人、女工117人、童工18人），日工作9小时。
茅塞顿开的是，这个厂的股东代表、经理余茂勋，恰恰就是参加接收会议的烟草专家、农林部烟草改进处副处长。而昌邑路15号就是原华北叶烟草公司一个烤厂。至于沈阳路46号设的分厂，如果不是6号的误记，确实在46号，很可能是6号的驻军赖着不走而不得不在附近另寻的厂址。
这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一看便是“国有”性质，支持烤烟厂正在中国农民银行主营业务范围：其农贷业务，除 “紧急农贷”“国策农贷”、“灾区农贷”、“小本贷款”外，尚有盐贷、烟贷、渔贷等项目。
请教青岛烟草史、烟标专家苏家良前辈时，我们共同的看法是：由于史料限制，中国农业供销公司青岛烤烟厂与华北叶公司的沿革关系此前未被察觉。苏家良前辈随后提供的史料再次给予证实：1947年9月18日的《青岛晚报》报道，“本市台东镇昌邑路的华北叶烟厂，自经农民银行标购以来，即积极整顿内部业务，原定本月16日开工”，因负责包工制的其他商号经理“任意裁留工人”引发工人群起反对，社会局要求尽量采用旧有工人，取消不合理的包工制。昌邑路、华北叶烟厂、农民银行标购，这些关键词把该公司的“他用”揭示得一览无余，只不过媒体未用官方改称的“山东省烟草公司”。当它以“中国农业供销公司青岛烤烟厂”的名义亮相，是两个月以后的事了。
烟草大腕张宗成此时面目不清，但作为战时四川烟叶示范场的场长，战后无论从政从商江湖地位都应该不低，做清点原材料这样的琐事，是为老部下友情站台，还是寻求直接商业利益？
抗战胜利后，接盘敌产者的政商背景和后台雄厚与否决定成败。同为购买日资烟企，上海卷烟厂俞中萼中标后，送股份拉拢朱文熊担任董事长，朱就是颇受蒋介石看重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上海南洋企业公司总经理。
张宗成参与此事的身份和动机不得而知，能确切知道的是：一位当时的“国有”银行的分行经理，一位刚刚从美国深造回国的烟草专家兼政府官员，两位鄞县老乡联手，将不可一世的日本侵华时期统制山东烟草的公司，变身为一个300多人的烤烟小厂。相较其他两家敌产日资烟企，这个收购和运营团队可谓专业，其“国有”银行和公司背景也非俞中萼等辈可及，余的留美经历在美军驻留的青岛也许是人脉抓手。但是，无税的美国烟蜂拥而入碾压青岛烟草圈，国民党挑起内战且节节败退中断了烟草供应链，渐成孤岛的青岛的权贵们纷纷寻找后路，这个小小烟企不过大潮中的扁舟。风雨飘摇中只存在了一年半，这肯定背离了戴、余、张等人的初衷，但他们当然无法逆转时代的大势。
据《青岛金融史料选编》，青岛中国农行1948年底即遣散职工， 1949年初，经理戴翘霖首先南逃上海，及五月初副经理及重要职员亦南逃上海，并在沪成立记帐处，青岛只6人留守。6月2日，青岛解放，该行被我接收。余茂勋是留在大陆还是离开后又于1951年从美归国难以确定，但后来继续其烟草专业生涯并有著述。张宗成的去向无从查考。
《青岛卷烟厂志》记载，1949年6月青岛解放后，山东省烟草公司（原华东利华烟草公司改称）派沙河烟厂接管由国民政府经营的山东省烟草公司（陵县路75号），将沈阳路和昌邑路两个复烤厂的设备并入青州烟厂。为什么不提这两个厂属于中国农业供销公司青岛烤烟厂？显然，对这段不足挂齿的短暂过往，历史给予忽略和轻蔑。为什么把有限的设备并入青州烟厂？《山东省志 •烟草库》“青州烟厂”条目记载，1949年青岛解放，调干部去青岛参加接收山东烟草公司。剩余人员和全部设备，于8月迁青州，并入青州烟厂。
和后来逐步并入青岛卷烟厂的前上海卷烟厂（解放初改称大陆烟草公司）、前华北烟厂不同，前华北叶烟草公司从敌产到民国政府的公产，解放后归入异地国企，没有留下品牌和遗址，作为侵略者经济掠夺的马前卒，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飞沫，烟消云散。
追踪这段历史也可以看出，对比超前筹划、组织严密的1949年解放青岛接管，国民党靠美国大兵撑腰接收青岛的乱象，成为历史的闹剧。身处其中的企业和个人，终究无法抗拒历史的强大向心力和离心力，成为轨迹若明若暗的匆匆过客。
现在的昌邑路15号是个居民小区。
现在潍坊奎文开发区的西式建筑, 1941年至1945年被日军占据,成为华北叶烟草株式会社山东廿里堡振兴烤烟厂办公所在地。
（本文未标注出处的史料主要来源于《青岛卷烟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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