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语言不顾事实，而是根本就顾不上。人的意欲之强烈使然。语言既然是工具，它就要听命于意志。叔本华把生命意志叫做黑暗王国里的君主，语言就是要去实现它对事实的统治力量。当然，人们强调良知，祈愿让良知来照顾事实。
力量和方向
基督教神学有一个单一的元叙事，即神对堕落的人类的救赎。由此又使神学话语具有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信念：即统一的力量和积极的方向。统一的力量寄予最高本原——终极力量、神的大能，由此不认为世间的任何东西值得依赖。基督徒相信，未来能够结束世界纷争、实现统一和睦的事物，是爱的行动和理念。积极的方向表述为对永恒生命的信念。任何社会乌托邦主义的理论终将化为虚无，有限存在无力超越自身。这个方向也有别于自然科学的宇宙论假说，比如热寂理论。热寂理论的方向实质上就是毁灭。
不按规则出牌
上个世纪90年代，人们有一种期待：网络将展现给我们一个更加丰富多彩的世界。如今，这个世界展现了：分明一个地狱，满当当的罪孽。假核酸、摘器官、大贪腐，无所不用其极！
张核子的小弟张原子说：全面核检让我一下子看到了机会。注意这个“一下子”的机灵：它使张氏核检公司一下子遍布全国，假阳性一下子到处都有。这种动作太快、太过精明的人很不吉祥。他动作极快而又能“不按规则出牌”，这一手几乎无敌。决意不执行道德律的“绝对命令”，瞪着眼抓机会。毕竟，在法律、公德、社会时态、既定机制之中是有空子可钻的。
这是一个恶人大有作为的时代，恶的创意超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或说，恶人总要遭报应的。这没错，但在他们遭报之前，大批受害者已经受害了。
艺术、法律、信仰
有文章谈文学艺术的娱乐性。娱乐性是文学艺术本身就有的，不强调也有，而且这并不是她最重要的价值所在。不艺术也能娱乐，但只娱乐则不能艺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谈论艺术的净化作用，到康德又提出了“无目的之目的”，这就是超出于任何实用性动机的“目的”。
品味一下，在所有文化类型中，除了宗教信仰之外而有信仰特征的东西就是文学艺术。学者大都说西方是信仰社会；昆德拉又说西方是小说社会；梁启超则提出：欲新国民，必先新小说。
通过网络看当下世态，为什么有两种东西是同步增长的：经济突飞猛进，罪恶甚嚣尘上。这使人想到东西方文化在根源上的差异，或者说气质上的不同。东西方都有法律、都有艺术，但还是不一样。我们的文化有一种压倒性的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政治第一”不是从“文革”时才有的，而是从先秦时代就开始了。但中国文人谈论政治，并没有从自然法的角度去想，也没有对人性奥秘的关注。谈政治，主要是出自一种功利得失的激愤，或为了表现宏大的个人大抱负，治国平天下、名垂青史等。
欧阳修回忆他父亲和老友在一起时，总是谈论时事、关心朝政。如今，坐在大街上拉呱的农村大爷也是这样。知性能力不往深里去，如人性的奥秘、罪恶的根源等；也不往高处去，如灵性的体验、形而上思辨等。前面说到文学艺术具有信仰的特征；布尔特曼谈论法律时，认为法律不仅仅是方法和规则之事，人们对待法律同样也抱有敬虔和信仰的态度。在圣经旧约里，先知们把律法视为上帝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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