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阳”了，在家恢复，突然想起一个话题，还是想哪写哪吧！
今天是中招第四天或第五天，按照通常的说法，第一天只是咽干、痒，症状不明显。第二天，也就是周二才算，而且是到夜里才有发烧的感觉，手里没有体温表，但浑身打寒颤，症状明显。即便是这样，也得不到休息，因报社有几位已经阳了，领导决定这周居家办公——在家编审版面。那天最后一个版，来得比平时要晚，不得不忍着寒颤，牙齿嘚嘚地响个不停。直到下半夜一点才结束。第三天，有了体温表，一量，39摄氏度，手里没有布洛芬，翻箱倒柜，好不容易找到几片不知哪年购置的对乙酰氨基酚，如获至宝，吃下一片。但第四天早上，不但不降温，反而升至39.5度。夜里再吃半片，后半夜起来一测，降至38度多。今天第五天吧，体温已只比常温稍微高一点了。不过还是难受，前三四天都没有的那些惯常感冒才会出现的症状都冒出来了。
天不亮就醒了，遭受感冒症状折磨的时候，突然想起30多年的一次重感冒。
那应该是1986年前后的一个夏季。当时应邀赴武汉参加团中央主办的一次会议，主题好像是改革方面的。这个会是同年春天在青岛黄海饭店召开的一个会议的续集。青岛的会议，我是随时任团市委书记夏国洪出席的。会议期间，讨论了一项动议。提出动议者，青岛化工学院（今青岛科技大）教授刘起沛发明了一套以“我爱中华”为主题的扑克牌，把西洋扑克的符号全部用中国的风景名胜和古典文化的要素替代，初衷是想通过这种所谓“寓教于乐”的方式，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说白了，就是向全国中小学推广这种扑克牌，刘先生想得很天真，以为主管部门团中央和各级团组织一定会支持这一想法，一声令下，各级学校也一定会纷纷响应，这套扑克牌在青少年中的普及不在话下。想法似乎不错，团中央也确实重视，为此专门开会、发文。《中国青年》杂志专门派出两位资深记者刘朱婴和栾孟霞来青岛“督阵”落实，我作为杂志的通讯员，为此服务义不容辞，那一阵陪着两位记者跑遍了市郊各县，但各团县委似乎不感冒，收效甚微。后来不了了之。扑克样本印了很多，很精美，最后堆积在刘教授家里，不知后续如何处理。
说起自己的角色（时任团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团中央机关的一报一刊通讯员兼特约发行员，按惯例，通常是由地市级团委的宣传部副部长担任，所以我到北京去，常被介绍为，这是青岛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何以如此？只因为当时那套扑克牌提到议事日程时，时任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纪援朝已调离团市委，这个位置空缺，纪援朝便推荐我，与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联系，久而久之，就成为“正式”的通讯员了。麦天枢派到中青报青岛站的时候，我就跟着他跑前跑后。
记不得武汉会议与此是否有关。只记得那个会是在武汉东湖一个叫卓刀泉的地方，那里是湖北省团校，会期很长，足足有二十多天，其间，只有一两天不下雨，其他时间天天下雨，素称“四大火炉”的那种湿热气候真是难以忍受。室内似乎没有空调，只有风扇。风都是热的。
会议结束后，在商讨返程路线时，多数人选择火车或飞机直接返程，也有想走上海，顺便到繁华的大都市逛逛的。我也想顺便去老家看看。但突发好奇心，选的却是轮船，长江班轮，不知现在还有没有这趟班轮了。这条线路，航程是1125公里，当时想得很简单，1000多公里，时速五六十公里，最多一天一夜就到了，跟青岛到上海的海轮差不多吧。海轮多次乘坐，也想体验一下江轮，顺流而下的感觉，那种感觉一定很爽吧！
之前几年，刚进机关不久，到浙江开一个会，会址在千岛湖（当时还没有开放，曾乘船环游湖域）边上的建德县。开完会，顺流而下，沿着富春江直奔杭州。据当时会议主持者、上海《青年报》总编辑施惠存老师说，名曲《春江花月夜》描写的就是富春江沿岸的景致。大家站在甲板上，围绕着施老师，听知识渊博的他讲那些闻所未闻的逸闻趣事，江风吹拂着衣衫、发丝，晚春的阳光洒在身上，那种感觉久久难忘。于是就有了这次从江汉到沪江之旅。
但我想差了！这趟旅程，足足走了一周多！夸张吧？
出发第二天傍晚，船在一个什么地方停下来，我以为到上海了，在船舱里收拾行李准备下船。同舱的人笑话我：早呢早呢！还没出湖北地界！我一听便泄了气。之后沿线几乎每一个码头，轮船都会停下来，装卸货物、上下旅客。在一个码头，短则停靠几十分钟，长则一个多小时。第三天还在湖北地界盘桓！在九江码头，船靠岸后，站在船舷边的我，百无聊赖，突然想到，父亲当年离家出走投奔苏北根据地，曾在九江当过一段时间的警察，应该为时不长。于是很好奇，想下去，体验一下当年父亲来过的地方。下是下去了，却又担心船会开走，不敢走远了。走到街巷口浏览一番，买了点小食品，又匆匆返回来，其实又停了大约半小时才开船。
连日来，在武汉期间的高温、湿热、饮食不佳，加上船舱里机器的轰鸣，同舱旅客南腔北调的侃大山，烟草味、汗臭味以及旅行特有的味道，对行程的不可预知，种种因素一起袭来，立即病倒，发起高烧来。人在旅途，举目无亲，无人诉说，只能自己硬扛，所以今天早上那种感觉，一下想起当年的境况。人的联想真是奇怪，这么多年了，八竿子够不着，怎么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的事情啊。
好在那时自己年轻，抗造，船上有免费的淋浴，一天冲几次凉，大量补水，那时水果便宜，猛吃水果，多有江鲜的伙食也很实惠，便大快朵颐，很快就退烧了。
夏季的江轮，舱门都大开着，江风肆意地穿堂而过，躺在船舱里，仰头可见漫天星光，侧耳是滔滔江水，偶有江涛拍打船舷，激起浪花，打到甲板上，好不惬意！那时还没有《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片尾曲“滚滚长江东逝水……”只是想着，多年后，回想当年的自己顺流而下游长江、躺在船舱里仰头看星空的经历，一定很有诗意吧！呵呵，这不，说着说着就到了“多年后”“很多年后”。
那种开放式的江轮，在今天来看似乎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很多所谓的安全措施，那时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完全不设防！
大约第七天，班轮徐徐停靠在上海十六铺码头。巧合的是，先我一周到上海的某省一个一同参会的代表也在码头上，不知所为何事，他眼尖，一眼看到我，朝我大声招呼。他当时是坐飞机飞过去的。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感慨寒暄。
这次武汉之行有几个插曲很有趣。
出发前，知道火车要路过著名的武胜关。这个地名在青岛可谓家喻户晓——青岛八大关里就有一条路，以武胜关命名。当时，家属在集邮协会工作，想发一张发自即时风景名胜地的极限封，算是一个惊喜吧！提前写好一张明信片，写好收件人，贴好邮票，落款处注明我是谁，在哪工作，然后想在列车路过那个关隘时扔下去，麻烦铁路工人代为投寄。当时绿皮火车的窗户是开放的，我打开窗，在车驶出跨越豫鄂两省交界处武胜关的隧道口时扔了出去，一转眼就看不见了。结果回到机关，却发现，明信片却被寄到了机关。应该是，明信片确实被铁路工人捡到了，他应该没有什么极限封的意识，出于迷惑和“好心”，又给我单位寄去了。
在武汉期间，阴雨连绵，不下雨的几天里，会议组织者带我们去游览著名的黄鹤楼，那时刚刚修好（主体建筑改为钢筋水泥材质，大概是为了有效避免火灾吧。据说之前的木质结构在多次火灾中损毁）还未对外开放，景区除了我们这百十号人别无他人。以黄鹤楼为背景留影。照片找不到了。等找到上传来，让你们看看我当时的尊容。
说起当时我的打扮，也有趣。那时改革开放初期，我算是引领时尚的人吧。我下火车时，接站的湖北团省委的人问我，是否深圳团市委的，因为我当时烫着头，身穿一件时尚的T恤，牛仔裤，错被当成了深圳来客。我说来自青岛，他还诧异：青岛也这么开放了？我这身打扮，在济南团省委差点被拒之门外。我去那里出差，走到大门口，门卫刘大爷说啥不让我进，不相信我是团干部，当时没有手机，无法跟里面的人联系，大爷也不让打座机，对峙期间，走出一个人，答应给我联系，走出来的是团省委研究室副主任刘向红（刘长坤），他跟大爷解释，确认我确实是青岛团市委的，大爷才将信将疑放我进去。说起这个刘主任，也曾因一次“花衬衣事件”挨批，事后知道，其实就是带条纹的衬衣。
当时我还从北京中央团校学回来一套集体舞，由一个团干部，染料厂分厂的团委书记刘群燕骑着摩托车带我到各单位教大家跳舞，一起教舞的还有青岛日报的刘志刚，他当时是《青年园地》责编（有段时间，他物色我去接他的班，担起这个栏目，但即将调离的书记刘光享推说等下任书记来了再说，但新书记夏国洪上任后却说，我刚来就想走，给我拆台呢？！），还有二轻局团委的孙爱萍大姐。在今青岛音乐厅大厅里，几百人的舞蹈《阿西跳月》《西班牙五号》《十六步》《金梭银梭》等，风靡一时，相当壮观，好不快活，荷尔蒙飙升。后期也跳交谊舞，为此，书记还跟我谈过话。
好啦好啦，岁月流水，流水帐写起来就拉不住，暂且打住。想起来再补充。贴两张当时的照片，看看我当时的模样。注意第一张图中那个简化字“付”，第二张图中“年令”的“令”，前者是手写体，后者是印刷体，都是当时流行的第二批简化字，虽不成功，但在很多文献和史料、建筑上都留下了痕迹。比如耀邦先生题写的“青岛大学”校牌的“青”字，就是二简字。事实上，现在仍有很多二简字在日常书写中顽强地留存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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