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是一个动听的名词，但它却是最混乱、最模糊的一个概念。
“爱国”是一份美好的情感，“爱国主义”却包含很多危险。
从“爱国”到“爱国主义”，其间绝非多了两个字的差别，而是情感与迷信，是无私的寄托与功利的绑架，是自由抒发与意识形态控制的差别。
爱国多数只意味着爱邻舍，它很朴素；爱国主义往往和爱党、爱政府、爱领袖等同起来，它很炫目却也不实在。爱国者一般不会出卖家乡，爱国主义者却可能祸害国家。谁敢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力杨诺夫不是爱国主义者，而今却被定为俄奸，至于当年将身许给德国的希特勒就无须多说了。
萧伯纳说：除非你把爱国主义从人类中驱逐出去，否则你将永远不会拥有一个宁静的世界。爱国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精神错乱的白痴形式。爱国主义就是让你确信这个国家比所有其他国家都要出色，只因为你生在这里。
C.S.路易斯在《四种爱》“物爱”一章里说“（爱国）这种爱一旦变成上帝，亦即沦为魔鬼，”甚至是“这种爱向来就是魔鬼”。这句话我理解的意思就是，爱国一旦变成爱国主义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爱国之情一旦走火入魔，必然会产生邪恶的行为，”他认为“甚至连基督为耶路撒冷的哀哭也不能保留，他也表现了对自己国家的爱”。
路易斯“希望能够将健康的爱国情感与有的爱国情感区别开来”，但他又说，“无论健康还是有害，爱国情感都不足以导致一个国家采取行动，因为严格地说，在国家事务中采取行动的是统治者，而不是国家。国民有害的爱国情感会为统治者作恶提供便利，健康的爱国情感则可能起到阻挡作用。统治者心术不正时，可能会通过舆论宣传煽动我们情感中有害的一面，以便在作恶时能得到我们默许；统治者心地正直时，则可能会鼓励我们的情感中健康的一面。作为个人，我们应该对自己的爱国情感健康与否保持警醒”。就此路易斯从四个层次展开论述，除了爱国的基础层次爱家乡没有问题之外，其他三个层次都有陷阱，历史可以人为编造；对国家的迷信有成为种族主义的危险；而国家优越感直接让人想到杀死耶稣的法利赛人和文士。
路易斯认为，爱国主义属于自然之爱的范畴，它一旦失去约束，就不仅会伤害其他的爱，自己也不再是原来的爱，甚至根本不是爱。路易斯认为，“在爱国情感已经被摧毁的国家，每次统治者号召民众动用武力，都只能诉诸纯粹的道义。如果民众不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流血流汗，统治者一定要让他们感到自己是在为正义、文明或全人类流血流汗。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
路易斯指出了爱国主义问题的实质：“属天的团体也是属世的团体，我们对后者的（纯自然）爱，很容易借用前者超自然的要求，来为自己最卑下的行为辩护。倘若真有人著书论述此话题，那一定是基督教界的彻底忏悔，忏悔在人类的凶残、狡诈中，教会应当独自承担的那份罪责。我们若不公开弃绝自己大部分的过去，就不会赢得‘世俗界’的大量视听。他们为什么要听？我们高喊基督之名，干的却是摩洛的勾当。”路易斯的观点无疑出自《圣经》，《创世纪》开宗明义申明人是上帝造的，家庭是上帝命定的，而国家是人造的，先有人、再有家庭，最后是国家，国家会消亡，人却有永生。国家远不如人重要。
爱国首先要知道“国”究竟为何，国家最早的雏形是城邦，它的出现与人的罪有关，《圣经》记载该隐杀弟遭上帝审判。该隐心虛胆怯，想办法保护自己，生了儿子以后，就造了一座城 （创4:17）。以后，到该隐的第六代孙土八该隐，更是“打造各样铜剑利器的”（创4:22），使作父亲的拉麦，因能生产新武器的儿子大为兴奋，表示他有所倚恃而自信增漲涨，作了杀气腾腾的“剑歌”（参创4:23,24），公开歌颂暴力，是穷兵黩武、军备竞赛的先驱。今天世界上，各国各地都在积极武装，实在并不是勇武自信，而是胆怯，是由于这种发自深心的不安全感。强调爱国常与人的不安全感有关。阅读圣经可以知道，外邦建国后，上帝选民以色列并未建国，而仅仅是一个族群，当以色列要建国立王时，惹上帝发怒而任凭他们所为，耶和华对先知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撒上 8:7）因为选民原属神，属天国不属地上的国，但以色列却仰慕地上的国，他们就像人类的祖先亚当一样获得了大地，却失去了乐园。
我们今天面对的，是一个异化了的“国家”，在现实中，国家里面专门从事统治的部分人，把自己与国家等同起来，国家成了这部分人的国家，甚至只属于一个人的国家，这个人就是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朝”的概念比“国”的概念更深入人心，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国家概念被异化之后，领袖本身就成了国家，或者国家的象征，因此领袖就不需要奉献了，他只接受奉献。这就是所谓国家从社会中产生，又凌驾于社会之上。专制统治下的国家，其实早就是被异化了的国家，“朕即国家”很形象地表达了这层意思。
弄清了国家概念，再来看看爱国的问题。这个“爱”一旦和主义挂上了钩，它就变成了一种强制性的信念，变得神秘崇高了，人们在说到祖国时，常常会怀着某种宗教性的情绪，这就陷于了某种偶像崇拜。同时将原来双向的义务，弱化成了单向的义务，由原来国家对个人的保护义务和个人对国家的维护义务，弱化成了只有个人对国家的维护义务了。无论国家对个人怎样，个人都要无条件地爱它。这样一来，就给坚持这一信念的人带来无尽的痛苦，“我爱祖国，祖国爱我吗？”《苦恋》中的天问就很好地表明了这种痛苦。
至于那些借爱国名义行打砸抢之实的流氓举动，不在此讨论范围，也上不得台面，这些人可能最没有气节，欢迎国军，欢迎皇军的都是这一拨人。
亨利·大卫·梭罗认为：那些没有自尊的人仍然可以爱国的，他们可以为少数人牺牲多数。他们热爱他们坟墓的泥土，但他们对可以使他们的肉体生机勃勃的精神却毫无同情心。爱国主义是他们脑袋里的蛆。
曾深受纳粹之苦的爱因斯坦说：“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他还说：“我认为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勤务员，而我们不应当是国家的奴隶。”
让我借特朗普先生就职美国总统的一段演讲词来结束这篇小文：
“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没有分享财富。政客们升官发财，工作流失，工厂倒闭。当权派官官相护，我们国家的公民却无人护佑。他们的胜利不是你们的胜利；他们的凯旋不是你们的凯旋；他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欢庆，对于全国各处挣扎生存的家庭而言，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一个国家存在的目的是为公民服务。”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