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龙图腾，无论男人女人皆可泛称“龙的传人”。“龙中有凤、凤中有龙”这是中国龙的图像特征，所以我们自称“凤的传人”也没有毛病。
《易经》提及鱼的卦分别是：
《剥·六五》：“贯鱼，以宫人宠。”这个“鱼”，借喻各个邑邦的主人或管理人员的“宫人”，亦即妻室。此“鱼”似乎和女人的体味联系在了一起。“贯鱼”，贯穿鱼——这种说法非常生猛，中国一个时段的诗歌语言回避这样的生猛，而这叙述之直接，颇像后世的小说语言。“贯鱼，以宫人宠。”，即和女人做爱，那就和自己的所属的女人做吧，不要打别人所属女人的谱。这句话到今天似乎还生命力旺盛。人性充容，是一起真理的特性。
《姤·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姤·九四》“包无鱼，起凶。”“起凶。”这两个“包”皆泛指葫芦，转而借指婚姻。“起”为“祀”的假借字；“起凶”即祀凶。两个“鱼”也皆指女人。
然而“不利宾”决定了这两个“鱼”不是指正常作为可以生儿育女的妻室，而是指作为同性恋的基佬。“包有鱼，无咎”，用今天的白话说，犹“作为妻子，而娶鱼一般的女人，没有问题”，可是问题在这被娶的人不是鱼一般的女人——其不是宾从服帖生儿育女的鱼一般的女人，那就麻烦了！这个人固然可以性交，但这种性交是“起（祀）凶”的！
作为正式的夫妻，他们存在的第一使命是生儿育女，使家族的传承以祭祀祖先的形式维护着，岂可断在基佬这种“包无鱼，起（祀）凶”的不正常婚姻状态里！
《姤》之《九二》《九四》两爻的内容看似着墨不多，却是《易经》修辞之特有的婉言，而且也十分鲜活的表达了《易经》作者的婚姻社会观。
这种婉言，在《坤·六二》曰：“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怀孕即是好事。如果怀孕生子是为了商王人的子民繁衍，即是无成就，也有好的结果）。”
在《坤·六四》曰：“括囊，无咎无誉（作为女性，把自己像一个口袋扎了起来，进不去生命的因子，产不出生命的结果，即使没有错误，也会不得安宁）。
在《大过·九五》曰：“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不能生育的老女人占了生殖力旺盛之小男人，即使没有错误，也会不得安宁）。”
——上面的叙述都是商代婚姻生育观念的写实，也侧面透露，商代婚姻构成：有基佬或娈童在其中的混搅。后来的基督教反对同性恋，显然是著作《圣经》的哲人，其对于婚姻繁衍变异而导致人脉断续的忧虑，和《易经》是一致的。
《中孚》卦辞：“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卦辞里的“豚鱼”，是《易经》修辞学上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
其“鱼”指女人，其“豚”即《易经·贲·上九》里的“白（伯）贲（豮）”——大公猪。当时为了避免抢婚婚姻，似乎已经约定成俗：用自幼笼养的童子猪，作为聘婚的礼物，送给女方家，换娶女子回男家成家。这种以“豚鱼”借代聘婚的修辞方法，在周朝变成了《彖传》的“信及豚鱼”，而《象传》又变成：“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的解释，从而使本来的婚姻卦更有了可以看朱成碧的复杂意义。
如其《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说的是以豚鱼互利的婚姻关系下，男女两家其乐融融的酒宴礼仪交往。结果《象传》的一句“议狱缓死”，使之婚俗文明的行为建构，变成了政治的极端化议论，让“议狱缓死”成了“翰音（鸣金收兵的钟名）登于天（鸣金收兵的声音，借代战争）”的收场。
其实《彖传》“信及豚鱼”的本质，本就是商朝末年婚姻嫁娶的行为文明，已经臻于民风民俗互相默认的理论约定。我琢磨再三，《彖传》《象传》的解释，都过犹不及，画蛇添足。如果我的这种看法可以认可，“豚鱼吉”没有成为中国“互利婚姻”之类的代词，的确是乱解《易经》带来的灾难。
《易经》中全面涉及婚姻的卦不少，其主要反对抢婚的婚姻形式。抢婚比起乱婚甚至群婚文明了一步，但是如此“文明”的代价，不是靠婚姻带来子孙绵绵不绝的愿望，相反却是灭绝子孙的战争。
其实大昊民族集团继承了少昊民族集团的群婚婚姻形式，从《易经》诸多婚姻卦中可知。
大昊民族集团所以颛顼氏之后在中华土地上延续近两千多年，主旨在于繁衍是婚姻的第一要务，看现藏于山东莒州博物馆的婚床男女性交教习铜雕（那是四个裸体女性背托住婚床，婚床上有待性交演示的裸体男女），得知群婚的性交起始，是有一定的典礼性质的。其实抢婚婚姻的最大特征应该是野蛮性交，而这种野蛮恰恰是典礼性质性交仪式的突破和跃进。
《易经》反对抢婚的婚姻形式，其《中孚》总结的“豚鱼吉”聘婚婚制，实际和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诋毁商纣王“大最乐戏于沙丘”之“酒池肉林”“长夜之饮”，都是商代末期改变抢婚婚俗的实验举措（“酒池肉林”“长夜之饮”，应该是改变同族婚的一种奖掖，近同如今一些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地区奖励多生子女）。或者也可以说，我们在八卦“风”“火”“雷”的卦象组合中，看到了商民族思维的特别倾向，更也明白《史记·殷本纪》中司马迁的偏见——当然这种偏见来自于周人舆论的先入之见。例如：
司马迁说，纣王大兴土木，建造了宏伟的鹿台（传云，鹿台高千尺，宽三里。按照姜子牙的预计，这个工程要完工需要三十五年，足见工程浩大。纣王命北伯崇侯虎监造鹿台，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历时两年四个月。三十五年的工程，仅用两年四个月便完工，纣王的搜刮民财之重，可见一斑）。殊不知商纣王所谓的营造“鹿台”，的“台”就是那时代城池的称呼，在《易经》里它又叫“陵”（《震》）“复”（《复》）“丘”（《涣》）“丘园”（《贲》）等等，是一种人工土方堆积的大土台子，现代它的遗迹还大量的存在，一般叫它“埠”“堌堆”“山”“城”等。
“鹿台”是商纣王按照《易经》“利建侯”的国策（如震下坎上《屯》：“利建侯。”坤下震上《豫》：“利建侯。”）基建的商王朝之城邦。
《易经》的《师·六四》：“师左次，无咎。”
《旅·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旅·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其屡屡说到的“次”，都是商朝营建“鹿台”一类城池的反映。
文献上说大禹的父亲鲧不按帝命以“息土”“湮”为台（《山海经·海内经》），大禹治水也是以土方“堙”为台，其台即这种大土台子，是供人群居住的城池（《淮南子·地形训》“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山、家山、居丘、丘台”）。
司马迁看不到今天这样多的考古资料，把商朝为建设国家公共资源之工程不动脑筋、人云亦云地说成罪恶，真是应当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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