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侍從太子，紫霄漫窺
受辱之後，「庭筠自至長安，致書公卿間雪冤」（《舊傳》）。「庭筠徧見公卿，言為吏誣染」（《新傳》）。他的種種社會關係和個人努力，使事情有了轉機，使他不但脫離污垢，而且居然有了侍從莊恪太子，直接為最高統治者服務的機會。
（一）升於桂苑、捧於芝泥
為行文簡單起見，僅舉《謝襄州李尚書（李程）啟》的關鍵證據加以證明。本啟見《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三附「謝官」目下。啟文旨在感謝其業師李尚書之援引，使自己樗散之才，出乎意料而平步青雲。故戰戰兢兢，思盡厥職，以報師德，以答皇恩。
「豈知畫舸方遊，俄升於桂苑；蘭扃未染，已捧於芝泥」。這幾句說，自己想不到的是，正與李尚書遊處，接著就升到「桂苑」（當指太子左春坊司經局）；也沒有染跡御史臺，卻有了「捧芝泥」的高就（為太子司直）。句中對自己被提升所就職位的特徵描寫應該說是很到位的。
解釋：畫舸方遊，即正同舟而遊；《後漢書郭太傳》「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士賓望之，以為神仙焉」。此暗用其事言與李尚書賓主相得。「升於桂苑」之「升」本身証明「桂苑」應代指一官署。「桂」作為宮名，見於《漢書·成帝紀》（卷十）「帝為太子，……初居桂宮」，已與太子相關。「桂宮」與「桂苑」差一字。宮者，宮殿也；苑者，園林也；宮苑合謂宮廷加園林。桂宮關乎太子，桂苑亦然，不用「桂宮」而用「桂苑」者，諧平仄也。言桂苑者，表述任職之大體範圍也。與「桂苑」之名最相近的官署名是「桂芳館」或「桂坊」，即唐代「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它是什麼官署呢？
《舊唐書高宗記》（卷四）「龍朔三年（太子詹事府左春坊）司經局改為桂芳館。」又《百官四上》「龍朔三年，改司經局曰桂坊，罷隸左春坊，領崇賢館，比御史臺；以詹事一人為令，比御史大夫；司直二人比侍御史，以洗馬為司經大夫。……改司經大夫曰桂坊大夫，糾正違失」。值得注意的是，《新唐書·百官志》把以上「比」推演如下「景雲二年，……改門下坊曰左春坊，復置諭德，庶子以比侍中，中允以比門下侍郎，司議郎以比給事中，贊善大夫以比諫議大夫，諭德以比散騎常侍。右坊，則庶子以比中書令，中舍人以比中書侍郎。」此處左、右春坊比門下省、中書省，司經局比御史臺等之所謂「比」，即以東宮官制相比於整個帝國官制，而東宮官制是唐代輔助太子接班的特殊職官系統。正是在如此類比之中，「桂苑」所指桂坊，即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可相比於帝國官職系統中的御史臺；而司直之職，可比侍御史。當然，是比正式侍御史低一級的「準」侍御史而已，溫把這個職務當成真的侍御史來形容，可以理解。因為唐代「懷才不遇」的文人往往把自己有限的一段干政歷史誇大形容。例如杜甫平生唯一對朝政直接干預的機會，是以右拾遺為方琯上書唐肅宗，而幾乎得罪（《新唐書·杜甫傳》）。他一直到去世。作詩常提到其事。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贈李八秘書別三十韻》（《全唐詩》卷二百三十）；「牽裾驚魏帝，投閣為劉歆」（《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全唐詩》卷二三三）。這裡所用的「牽裾」，出《三國志·魏書·辛毗傳》（卷二五），辛毗冒顏直諫魏文帝，至於牽其裾，終使文帝勉強同意他的意見。辛在文帝時，「遷侍中，賜爵關內侯」，而杜甫只是右拾遺而已。他以「牽裾」自況，並沒有覺得過火。
蘭扃，即蘭臺之門扃，代指蘭臺。染，染跡，混跡於，行跡所至；《昭明文選》卷四十七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讚》「染跡朝隱，和而不同。」蘭扃未染，謂身尚未至蘭臺。《漢書百官六卿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故《通典》（卷十九）云「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又，《初學記·秘書監第九》（卷十二）「龍朔二年改秘書省曰蘭臺，……初，漢御史中丞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唐以秘書省為蘭臺，即因斯義也。」可見在唐代「蘭臺」二字，雖一度可稱秘書省，其本義仍指御史臺，而在此處指「比御史臺」的太子左春坊司經局。「蘭扃」二句，對比上句，應顯示詩人所任職務的具體執掌。就其原意推理，須「染跡」蘭臺之門扃，方能如御史「捧於芝泥」；則今所「染跡」者，非蘭臺也。既非蘭臺，又能「捧於芝泥」，則今所在官署與蘭臺有可比，仍是左春坊司經局；而今雖非御史，卻是可比侍御史的司直。
芝泥，即印泥。捧芝泥，一般指掌大印的機密之職，如崔彥撝（868-944）《真澈禪師寶月乘空之塔碑銘》「下臣忽捧芝泥」（《唐文拾遺》卷六一）；尤指御史臺侍御史、御史中丞等職，如吳融《和睦州盧中丞題茅堂十韻》「芝泥看只捧」（《全唐詩》卷六八五）；上官儀《和贈高陽公》「薰爐御史出神仙，雲鞍羽蓋下芝田」（《全唐詩》卷四十）；薛濤《贈蘇十三中丞》「今日芝泥檢徵召，別需臺外振霜威」（《全唐詩》卷八百三）。這是因為，「芝」在唐代所見神仙傳說中已成侍御史的特徵詞。例如「句曲山上有神芝……第五名曰玉芝，剖食拜三官正真御史」（《後漢書·馮衍傳下》「食五芝之茂英」句李賢注引《茅君內傳》）；「句曲山五芝，……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為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為三官真御史」（溫好友段成式《酉暘雜俎》卷二）「玉格」）。「仙官食眾芝者為御史」（陶弘景《真誥》卷五）。最後，「芝泥印上，玉匣封來。坐觀風俗，不出蘭臺」（《庾子山集》卷十二引《漢武帝聚書讚》），說明御史「在殿中蘭臺」「捧芝泥」。司經局「司直二人（正七品上），比侍御史」，是「捧芝泥」角色。故溫染跡其中，應在司直之位。
還應指出，桂宮蘭殿，乃至本句中的桂苑蘭扃，雖可泛稱宮殿臺省，更可專指太子東宮官署；《初學記·皇太子第三》（卷十）「桂宮蘭殿」條除引《漢書》成帝為元帝太子時居桂宮外，引「《漢武故事》曰：武帝生猗蘭殿，四歲立為膠東王，七歲立為皇太子。」推而廣之，連芝砌蘭扃，也可指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如溫庭筠大中時《上學士舍人啟二首》之一「亦有芝砌流芳，蘭扃襲馥」二句，說自己曾在「桂坊」任職類司直而頗有美聲。
溫不但以「捧芝泥」喻指自己在「比侍御史」的司直之位，而且直接以靈芝表現司直，例子如《洞戶二十二韻》「朱莖殊菌蠢，丹桂欲蕭森」。見下。考慮當時的歷史形勢，溫所擔任的司直，職責除「捧芝泥」、「掌彈劾宮僚，糾舉職事」（《舊唐書·職官志三》卷四八）外，應是生活陪伴、讀書引導的亦師亦友。溫的這個職務，以其經常陪侍太子而有其特殊的重要性。
（二）寵自吏尚，謝致襄陽
《謝李啟》繼續說「此皆寵自升堂，榮因著錄。勵鴻毛之眇質，託羊角之高風。日用無窮，常仰生成之德；時來有自，寧知進取之規。兢惕彷徨，莫知所喻。末由陳謝，攀戀空深」。
升堂、「著錄」二句，謂己被此寵榮，全因忝列對方門牆、為其升堂入室私淑弟子。接下去說要振奮微末的人才，不負此青雲直上的機會；故將永遠銘記老師的再造之恩。同時既思努力盡職，又誠惶誠恐，對離任的老師有無限攀戀之情。攀戀：本謂攀住車馬，戀戀不捨。《庾子山集註》卷十五《周車騎大將軍宇文顯和墓志銘》「在州遘疾，解任還朝，吏人攀戀，刊石陘山。」此處是懸想自己告別李尚書時的眷戀，考句意頗似李尚書甫離長安原任而赴襄州不久。
前文「豈知」二句對所得職務之形容有範圍、有執掌，我們定之為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司直之位，尚有多例可對此驗證確證，尤《百韻》詩中。
參照溫的個人經歷，其從遊莊恪太子，當在開成元年「江淮受辱」之後與開成三年十月太子死之前。考慮溫開成元年在江淮受辱後「自至京師」「遍見公卿」奔走干求而成功需要時間，延至開成二年方有機會侍從太子。尤其《詩集》卷六《洞戶二十二韻》（該詩專寫溫從遊莊恪太子事）的敘事線索表明，溫以「仙郎」初見太子正當「霜清玉女砧」，即初秋所謂「玉女搗砧」之時；而經過「樹列千秋勝，樓懸七夕針」的風光時節，該詩後文又寫到秋風蕭瑟眾芳搖落，應是次年之秋；這時的「綠囊逢趙后，青瑣見王沈」，實際比喻狠毒的寵妃（楊賢妃）和猖獗宮掖的宦官（仇士良等）合謀害死了年幼的太子，所以說，飛卿開始侍從莊恪太子的時間應略早於開成二年秋（約在五六月間），而終於開成三年十月太子死前。
根據這個時段我們查索歷史，所謂襄州李尚書者，非李程莫屬。《舊傳》（卷一六七）李程「開成元年五月，復（按係自河中節度使）入為右僕射，兼判太常卿事。十一月，兼判吏部尚書銓事。……二年三月，檢校司徒，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舊唐書·文宗紀下》所載更為精確「（開成元年）十一月甲申（十九日），以左（當為右，下同）僕射李程兼吏部尚書」及「（二年）三月甲戌（即三月十一日），以左僕射李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清吳廷燮《唐方鎮年表》卷四也引以上《文宗紀》材料，並以為李程任職襄州之時間為開成二年三月至開成四年八月。稱李為「襄州」復加「李尚書」是可以解釋的：溫本是自淮南至長安尋求老師幫助，而在長安之日，李程方掌吏部，溫當已經頻仍拜謁；上本啟之日，李程甫調襄州新職，故題中仍以李鎮襄陽以前之長安舊職稱之，補加襄州字樣而已；則此啟當作於開成二年三月李程調職赴襄陽之後不久。啟文最後一句「末由陳謝，攀戀空深」正說明李程已離開長安不久而在襄陽任上；溫自長安一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論語·子罕》），無由當面拜謝而空懷依依惜別之情。考慮李程自長安赴襄州就任的時間，從三月十一日得調令，遷延加上旅程，至少須月餘，至四月到任。則上此啟在四月之後。應強調者，溫以弟子身份竟不稱李曾任之高職（相公或僕射）而特別稱之為尚書者，除弟子稱師特有的變通外，正表明李是以吏部尚書之職權推薦溫從遊莊恪太子的。
（三）揚芳甄藻，發跡門牆
以下的《謝紇干相公啟》是溫從侍從太子的進一步證明。
某啟：某材謝楩柟，文非綺組。間關千里，僅為蠻國參軍；荏苒百齡，甘作荊州從事。寧思羽翼，可勵風雲；豈知持彼庸疏，栖於宥密。回顧而漸離緇垢，冥升而欲近烟霄。榮非始圖，事過初愿。此皆揚芳甄藻，發跡門牆。丘門用賦之年，相如入室；楚國命官之日，宋玉登臺。一日光陰，百生輝映。末由陳謝，伏用兢惶。
大意：本啟（下簡作《謝紇》）先自言本廓落之才，久沉下僚。本想不到能展翅風雲之上，以凡俗之才，居機密之位；在逆境中向上高升、直近九霄，而回看前塵，自然遠離了蒙受毀謗的污濁環境。這種殊榮不是溫開始就能夢想到的，當然遠遠超出了他的初願。但是經由「揚芳甄藻」而「發跡門墻」，自己竟能「相如入室」「宋玉登臺」。最後鄭重申明感謝之忱。
解釋：庸疏，謂平庸疏淺。宥密，語出《詩·周頌·昊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本謂寬仁安靜之政，引申謂深邃機密之地，而代指嗣君密勿攸關的詔令、文書等役。「緇垢：黑色污泥，喻卑鄙的中傷誣蔑。冥升，語出《易·升》「上六，冥升」指在困境中上進飛升。「揚芳甄藻，發跡門牆」以下數句，道出一重要事實：官方甄拔才德之士，而溫以其俊茂，加上業師奧援，被甄發擢揚。自己猶如孔門以賦為教時的司馬相如，會因賦才優異而入室，也似楚國授官時的宋玉，以文才卓越登臺拜受職位。「丘門」還指自己的業師，「楚國」云云，顯然指一不便明言的官署，其實和《謝李》中的官職屬同一官署，即左春坊司經局。
溫有不時直接把李程比為孔子。又如「從師於洙泗之上，擢跡於湘江之表」（《上蔣侍郎啟》二首之二），《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後因以「洙泗」代指孔子或大儒活動之地，此自指從師李程（「擢跡」句，按溫庭平生被「擢跡」的經歷，唯有為莊恪太子東宮屬僚一事；相對於上句以「從師洙泗」之喻從師李程，此句乃以「擢跡湘江」自言「擢跡」楚國，還是說自己侍從太子之事。如上，「楚國命官之日，宋玉登臺」。這兩句把自己從師李程、侍從太子事以比喻言之，實因蔣侍郎熟知其事也。若不深知溫之以李程為業師對他終生的重大影響，而求之於洙泗之考證，就南轅北轍了。同樣，若不知溫常用關於楚國的字眼來表達侍從莊恪的經歷，考證也會被導入歧途。用「楚國」比喻有關太子事，此後竟成了溫的常用修辭手段。《全集》卷十一《上封尚書啟》「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跡；而丘門託質，不負心期」即為一例。此句意為，我雖因左春坊（楚國）物色人才而難陪先生足跡；但沒有辜負老師（李程）的期望，換言之，在被老師推荐佐太子期間，他是努力盡職、頗得好評的。「丘門用賦，尋恥雕蟲」（上崔相公啟》，也是類似的例子。溫以楚國比喻莊恪太子有關事宜，當因「楚太子有疾」（枚乘《七發》，《文選》卷三四）而發之於聯想的創造吧。
（四）書判考官，紇干推轂
那麼，紇干相公是什麼人呢？本啟與《謝襄州李尚書啟》（下簡作《謝李》），皆載列於《文苑英華》卷六百五十三《謝官》條目下。溫終生仕途偃蹇，我們本來就懷疑他究竟有幾次機會，能使他像《謝李》那樣「託羊角之高風」，或像《謝紇》這樣「冥升而欲近烟霄」。說得如此隆重，都是直捷擢升至高位；以溫之措辭的準確，即使語帶誇張，若不是真接近了帝王家，斷不至用此等文字。而溫平生得以接近帝王的際遇，只有一次而已，就是侍從莊恪太子。故二啟所謝之官都應指從遊莊恪太子時所任太子左春坊司經局司直。只是在《謝李》中，用「豈知畫舸方遊，俄升於桂苑；蘭扃未染，已捧於芝泥」之語隱括說出，而在《謝紇》中，用「楚國命官」、「棲於宥密」婉曲道明而已。更令人不得不信服的是，無論是《謝紇》所言「揚芳甄藻，發跡門牆」，還是《謝李》所言「寵自升堂，榮因著錄」皆清楚表明，溫是經由其業師的推舉薦引，才得此寵榮而有此「發跡」，才「顧循虛淺，實過津涯」而「榮非始圖，事過初願」的。不能設想，經一個業師，溫有兩次如此扶搖直上的際遇；同樣很難設想，溫有兩位業師都曾薦引他平步青雲。我們研究了紇干履歷之後，定之為元和十年登第的紇干臮（徐松《登科記考》卷三），就更難同意，溫庭筠會將比李程資歷相差二十多年的紇干也當作業師。一言以蔽之，《謝紇》《謝李》二啟，實為同一事件而寫，為所得同一官而謝。謝李乃謝其大力推薦，謝紇則謝其順水推舟也。
晚唐時，紇干氏顯宦者，唯有紇干臮，從紇干之仕履研究他與溫可能的關係是有線索的。紇干臮，兩《唐書》無傳，但王讜《唐語林》卷四引趙璘《因話錄》卷三云「開成三年，余忝列第。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崔相國羣門生也。公及第日，於相國新昌宅小廳中，集見座主。及為考官之前，假舍於相國故第，亦於此廳見門生焉。是年科目八人，六人繼升朝序。鄙人蹇薄，晚方通籍。勅頭孫河南瑴，先於雁門公為丞。公後自中書舍人觀察江西。又歷工部侍郎節制南海，累封雁門公。」
據徐松《登科記考》，趙璘乃大和八年（834）進士，故「開成三年（838），余忝列第」云云，所指的是，趙璘是年經吏部銓選而中「博學宏詞」之選。王讜《唐語林》卷四引《因話錄》「考官」作「書判考官」透露了消息。紇干臮雖不是知貢舉，他又確可稱為座主，因他是以「書判考官」的身份接見門生的，而他的門生是包括「制科」舉人在內的參加吏部「三銓」（尤「東銓」與
「西銓」）者。紇干開成三年任吏部書判考官，由此逆推，他在開成二年當已充職吏部，擔任本啟所謂負責「揚芳甄藻」之職，而受李程的委託，使溫「發跡門牆」。反過來看，我們知道，溫是在開成二年受其業師李程的推薦入侍莊恪太子的，至開成三年紇干猶以刑部員外郎任「書判考官」而掌吏部銓選，當是本啟所言「揚芳甄藻」的繼續，而上本啟當在開成二年，約與《謝襄州李尚書》大致同時。我們已證《謝襄州李尚書啟》是庭筠開成二年春夏間投獻李程而「謝官」的，那麼本啟則是為得到同一個職位投寄紇干而「謝官」的。是李程任職吏部尚書時支使其下屬紇干臮錄用溫庭筠，而使溫因師門之誼（升堂著錄門牆云云）而有得官之榮。李程年輩資望為紇干之師長，又為紇干之上峰，紇干自然樂意應其託而使溫中選。
但本啟題目《謝紇干相公啟》中「相公」之銜，使很多考證者為之卻步，因統唐之世，也找不出一個姓紇干的相公來。趙璘稱之為「（書判）考官刑部員外郎紇干公」，給我們啟發：溫不是也可以同樣稱之為「紇干公」嗎？畢竟「刑部員外郎書判考官」的頭銜太長，官銜後半又非正式誥授，故溫原文恐寫成《謝（座主）紇干公啟》之類模樣，只是至《文苑英華》成書時或此前，已被人妄加了「相」字。
所以可以確定：本啟是為紇干臮幫助得官而表達感謝的；而紇干是「書判考官」，即吏部詮選中負責「書」和「判」的考官。據《新唐書選舉志》（卷三五）：「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為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溫庭筠當時並無功名，並無職務，他如何能有資格參加吏部這樣的銓選呢？愚以為，除了皇帝俞可、李程等推薦，紇干順水推舟等行動，其實是通過所謂「用廕」而實現的。
《新唐書·選舉志》（卷四四）「凡用廕，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溫當時所得職位為太子司直（尚未實授），正式官品為正七品上，而溫西華所任「祕書監同正」，從三品。考察「用廕」而授職的以上規定，用從三品之廕得正七品之官是大致合理的。作為溫西華的孫輩已可合格，溫父所任職雖不可考，亦不在西華之下。「馬周以布衣有詔令於監察御史裏行」（《通典·職官六》），溫庭筠以駙馬都尉之孫為待除太子司直（相當於低一級的侍御史），相比之下，應很合理。或許，溫以布衣任職、時間太短，未及正式任命，至太子死而其事遂寢，致使溫自述說，「不霑渙汗之私」。
文宗在甘露之變後較前更重視羅致賢人輔佐太子，溫本身才德兼備、以身許國，先祖為開國功臣，歷代與皇家聯姻，又有李程這樣的宗室宰相、裴度這樣的元老重臣為之推轂，都成了他能以廕入選，成為太子侍從的先決條件。一般大臣安能推薦一個普通文人（更不用說所謂無行文人）「升於桂苑」乃至「棲於宥密」來服侍太子？以李程這樣有四十多年忠事本朝經歷的宗室宰相、加上他開成元年至二年三月所任關鍵職務吏部尚書，他應是推薦溫庭筠入侍莊恪太子的最佳人選了。溫庭筠以廕入銓選，應是所謂「揚芳甄藻」的文官之選，甚至似乎是一種特別的銓選，專選侍奉太子的人才。而《百韻》所謂「霜臺帝命俞」者，應該是文宗皇帝同意讓他居司直之位（如侍御史之「里行」，非實授），而待日後真除。只是事與願違，終於難成渙汗之私也。
無論如何，溫侍從莊恪，是不可否認的。他曾「棲於宥密」（《上紇啟》「捧於芝泥」（《上李啟》）；也曾因「蓮府侯門貴」以致有「霜台帝命俞」的榮耀，能夠經歷「寓直」「分曹」「承密勿」「奉訏謨」（《百韻》第58-74韻）的日常事務，有「舊詞翻白紵，新賦換黃金」（《洞戶二十二韻》）的往事。在當時特殊歷史形勢下，溫的這個「宥密」仕履在溫本人文章詩賦及唐宋筆記雜說中每有雲龍霧豹一樣的透露。例如，《北夢瑣言》卷四（沈詢）「翌日簾前謂庭雲曰「向來策名者皆是文賦託於學士，某今歲場中並無假託學士，勉旃」一語似乎透露了消息。其意思是，這以前中進士者很多人文章詩賦假託於溫學士你，我今年的考場中沒有可以假託的學士（或解作「沒有假託於學士你），你對此事好自為之吧。觀上下文，「學士」一詞，用法甚怪。尊稱一個鄉貢進士為「學士」或者諷刺他而稱為學士，都沒有前例。唯一的可能，溫庭筠在此二十年前，曾侍從莊恪太子而任過崇文館學士一類職務，被沈詢偶爾說及。又徐夤《依御史溫飛卿華清宮二十二韻》（《全唐詩》卷七一一），詩題稱溫為（侍）御史，當亦與溫為司直的經歷有關。
（五）太子宮臣，秘史實錄
下面的《洞戶二十二韻》是溫專寫自己忠誠侍從莊恪太子全過程的一首詩，根據作者的提示，我們可稱之為臥龍吟。其中第二十韻，揭露莊恪太子被宦官和楊賢妃合謀害死的歷史真相。詳見筆者《溫庭筠從游莊恪太子考論》（《唐代文學研究》，1983年1月）。只因頗得新解，拈出單解之反而斷章取義，故簡單再解全詩於此。
洞戶連珠網，方疏隱碧潯。燭盤烟墜燼，簾壓月通陰。
首二韻寫珠網遮蓋洞戶、碧水隱映方窗，燭燼墜落，月入幽深，以冷峻的寫景映出太子少陽院，似也暗示太子短暫悲慘的命運。
粉白仙郎署，霜清玉女砧。醉鄉高窈窈，棋陣靜愔愔。
這裡不但以「仙郎」和「玉女」暗示溫與太子的君臣關係，也交待了二人初識的時間（秋初玉女擣砧之時）和地點（太子左春坊司經局下郎官官署）。似是在一宴樂場合，人皆酒醉棋迷。《白孔六帖》卷五「玉女帛石」：五代秦再思《紀異》曰「嵩山之上有玉女擣帛石。瑩徹光潔，人莫能測。岳下之人云：立秋前一日中夜，常聞杵聲響焉。」
素手琉璃扇，玄髫玳瑁簪。昔邪看寄跡，梔子詠同心。
頭戴玳瑁簪、素手持琉璃扇的一髫齡少年出現了。與他的相逢雖同房屋頂的瓦松一樣毫無基礎，二人卻情投意和，如梔子同心。這個少年，就是本詩的主人公：莊恪太子李永。
樹列千秋勝，樓懸七夕針。舊詞翻白紵，新賦換黃金。
正逢八月初五千秋節（唐玄宗生日），樹上掛滿彩勝。又值七夕，宮中樓閣上懸針乞巧。這裡「樹列」一聯，愚本以為是倒裝語序；經過反復思考，發現事實與此相反，時間已經過了一年。自然先說第一年的千秋節，後說第二年的七夕。這一年來，溫以詞賦之臣的角色，翻唱樂府舊曲成宮廷舞曲，也如司馬相如一樣，為王德妃寫詩作賦，欲挽君王喜新厭舊之心。至此為止，以上八韻雖句中用喻，尚是賦筆。
唳鶴調蠻鼓，驚蟬應寶琴。舞疑繁易度，歌轉斷難尋。
這裡詠琴鼓並作，歌舞齊發，實示敗象已顯，殺機已露。第九韻是說，羯鼓緊緊催逼，如聞風聲鶴唳；寶琴急急相應，如見螳向鳴蟬。第十韻則說，觀舞姿繽紛，疑其尚易過接；聽歌聲哀轉，苦調已斷難續。這說的是太子母王德妃被楊賢妃向唐文宗日夜譖毀，不依不饒，終在開成三年八月被賜死。
露委花相妒，風欹柳不禁。橋彎雙表迥，池漲一篙深。
太子如弱柳嬌花，不堪秋風寒露。楊妃專寵而加害他，黨爭激烈而難保護他。尤其所謂橋彎池漲的宮苑秋色，被作者輕輕點染，竟寫出太子處處被逼、岌岌可危的形勢。注意此處上下文都是比喻。景中所含之喻，句句無虛言，讀者切不可輕輕放過。
清蹕傳恢囿，黃旗幸上林。神鷹參翰苑，天馬破蹄涔。
當時文宗開延英殿大會宰臣、議廢太子。御史大夫狄兼謨雪泣以諫，宰輔重臣也都說太子國本至重，不可輕動。終使文宗暫時回心轉意。這裡畋獵喻廷議，神鷹天馬喻當事重臣，可謂妙筆生花。以上六韻，竟完全是是以比為賦了。
武庫方題品，文園有好音。朱莖殊菌蠢，丹桂欲蕭森。
這時有一位像杜預一樣的人物正在品評群才（按此人應係裴度。李程是本師，此時不宜公開袒護自己弟子）。這裡等於說明了侍從莊恪太子，其後卻又能得「等第」的因果關係。「朱莖」句自言在司經局司直位上表現優異，故「丹桂」句說這時他幾乎可能登第了。這是個大好消息，它預示溫開成四年得「等第」（可惜開成五年慘遭「罷舉」）。
朱莖即朱柯；張衡《西京賦》（《文選》卷二）「濯靈芝以朱柯。」薛綜注：「朱柯，芝草莖赤色也。」又《全唐文》卷四四六史延《漢武帝齋宮產靈芝賦》「紫蓋與祥雲允合，朱莖將火德相冥」，可見「朱莖」確實代指靈芝。至於菌蠢，張衡《南都賦》（《文選》卷四）「芝房菌蠢生其隈」李善注「菌蠢，是芝貌也」，我們不妨解為「靈芝盛貌」。故「朱莖殊菌蠢」一句可深一步解為：溫在「比侍御史」的司直任上表現良好，所以其後在東宮路斷之苦境下，能受有關方面賞拔，而「丹桂欲蕭森」，乃至折桂有望，被京兆府薦名為「等第」而幾乎及第。順便說明，「朱莖」一聯是在侍從太子及等第罷舉後反思其全過程而寫。
黼帳回瑤席，華燈對錦衾。畫圖驚走獸，書帖得來禽。
太子回少陽院後，驚悚不安，面對華燈錦衾，夜難成眠。那墻上的畏獸圖，似乎不是辟邪的，而預示著可怕的結局，而書案上的王右軍「櫻桃來禽」書帖仿佛暗示太子之位的誘惑乃是殺身之禍的原因。
河曙秦樓映，山晴魏闕臨。綠囊逢趙后，青瑣見王沈。
終於曙光映秦樓（太子居處），晴日臨魏闕（文宗王朝），山河晏清，太子也似平安。然而變起。突然，狠毒如趙后的楊賢妃和橫行宮掖如王沈的宦官（仇士良等）合謀，害死了年幼的皇子。
任達嫌孤憤，疏慵倦九箴。若為南遁客，猶作臥龍吟。「我」生性放任曠達而且粗疏懶惰，也不想去抒發什麼孤憤而進言了。但為什麼我這南遁之客，還在作嵇康式的臥龍之吟啊。愚原解臥龍為諸葛亮，則臥龍吟為梁甫吟，雖說得過去，但解為嵇康更為恰切。《晉書·嵇康傳》載，鍾會挾私怨，言於晉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以康為慮耳。」這和溫總自比嵇紹是一致的。如此，臥龍吟，則是反對宦官的文學表達，本詩即一例。溫《感舊陳情五十韻獻淮南李僕射》「抑揚中散曲」更把嵇康臨刑最後彈的「廣陵散」，當作自己政治生命的象徵宮商，以中散曲之抑揚，來表達自己為理想而奮鬥的仕途中之成敗利鈍。
前文已言，溫在侍從莊恪太子時表現甚好，所謂「芝砌流芳，蘭扃襲馥」是也。他《上封尚書啟》「雖楚國求才，難陪足跡；而丘門託質，不負心期」，是同樣的意思。雖因自己任職東宮，不能陪尚書足跡；但自己不負老師推薦，侍從太子，沒有辜負老師的厚望。這也和本詩第16韻「朱莖殊菌蠢，丹桂欲蕭森」互証。細味此詩，讀者不能不為之心折骨驚：作者竟然以典雅艷麗的語言，寫出如此一個纏綿凄惻的故事和深刻慘痛的政治悲劇，令人嘆為觀止。
（六）髫齡太子，短暫榮華
大和四年「春，正月，戊子）立（李永）為魯王」（《通鑑）卷二四四）。大和六年「十月庚子朔詔魯王永宜冊為皇太子」，當時「天下屬心焉」（《舊唐書·文宗二子傳》）。這以後，尤其「甘露之變」後，文宗都對太子加意呵護，多選名儒為之傅、保；對東宮官員有非常頻繁的任命，表明他在宦官專權下極力扶植太子的厚望和苦心。
以下只是一個文宗任命太子屬官的簡單統計。1.大和五年，「劇選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太常卿鄭肅兼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新唐書·文宗二子傳》）。2.「莊恪太子立，擇可輔導者，乃兼賓客」《新唐書·高元裕傳》（卷一九○）。3.「（大和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舊唐書·陳夷行傳》（卷一七三）。4.「（大和八年八月），……以莊恪太子登儲，欲令儒者授經，乃兼太子侍讀，判太常卿」（《舊唐書·王起傳》卷一六四）。5.「（大和）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宮，上欲以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舊唐書·蕭復傳》卷一七三）。6.「開成二年七月以宗直為太子侍讀，三年七月，詔宗直及周敬復令每遇雙日入對皇太子。九月。又詔宗直敬復依前隔日入少陽院」（《舊·傳》卷一七五）。7.「（馮定）二年，改太子詹事。三年，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舊·傳》（卷一七三）。8.「開成二年，帝以（鄭）肅嘗輔導東宮，詔兼賓客，為太子授經。既而太子母愛弛，為讒所乘，廢斥有端。肅因入見，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然內寵方煽，太子終以憂死。」9.「（開成二年秋）給事中韋溫為太子侍讀。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舊·傳》卷一八○）。「俄兼太子侍讀，每晨至少陽院，午見莊恪太子。溫曰：『殿下盛年，宜早起，學周文王為太子，雞鳴時問安西宮。』太子幼，不能行其言……莊恪得罪，召百僚諭之。溫曰『太子年幼，陛下訓之不早，到此非獨太子之過』」（《通鑒》（卷二四五）。
「（開成二年）八月，庚戌，以昭儀王氏為德妃，昭容楊氏為賢妃」（《資治通鑒》卷二四五），楊賢妃開始擅寵，危機已暗伏。這是一個轉折點，從此太子便無助地走向宿命的終點。文宗對其子有始無終，首鼠兩端。至開成三年「八月，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九月，壬戌，上開延英，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官，疏太子過惡，議廢之」（《通鑑》卷二四六）。可見楊賢妃是害太子的首犯。文宗在宦官環伺的險惡環境下，為楊妃蠱惑，給太子加了罪名，不只是無能，而且是無智，害死兒子，文宗難逃罪責，也給他本人致命的打擊。
歷史則把太子的「罪名」和楊賢妃的惡劣作用都籠統含糊記下了：《通鑑》（卷二四六）云：（開成三年八月）「太子永之母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又曰「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夜毀之。九月，壬戌，上開延英……疏太子過惡，議廢之……冬，十月，太子永猶不悛，庚子，暴薨」。《舊唐書·文宗二子傳》也說「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游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又《新唐書》卷八二《十一宗諸子傳》云「太子稍事燕豫，不能壹循法，保傅戒告，憖（yin，去聲，願意而）不納。又母愛弛，楊賢妃方幸，數譖之。帝他日震怒，御延英。引見羣臣，詔曰『太子多過失，不可屬天下，其議廢之。』」當時「羣臣勸諫，尤其狄兼謨流涕固爭，羣臣連章論救」，文宗才作罷，「詔太子還少陽院，以中人護視，誅幸昵數十人……然太子終不能自白其讒，而行己亦不加修也。是年暴薨，帝悔之」。《資治通鑑考異》（卷二十一「開成三年十月」）論曰「太子永非良死，但宮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日暴薨』」。《舊唐書·鄭肅傳》（卷一七六）則提到「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王起《莊恪太子哀冊文》亦云「知東朝之降咎」。《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卷一○七）：「魏其銳身為救灌夫……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漢書·灌夫傳》（卷五二）「東朝廷辯之。」顏師古注
引如淳曰「東朝，太后朝也。」雖以「東朝」曲指，也進一步佐證了楊賢妃的罪責。
從以上混亂的記載和評說，容易看出：其一，開成三年（838）時李永十一周歲，遠未成人，根本談不上如何「敗度」；文宗諮詢老臣，議廢太子，表示嚴肅其事；但是本來「質性可教」的太子現在如何「宴遊敗度，不可教導」了呢？《舊·文宗二子傳》（卷一七九）言太子「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云云是連其作者也不相信的託詞，所以又補充說：「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己，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可見文宗之所以對太子變了態度，完全是因楊妃之譖言，太子「過錯」，只是楊妃害他的藉口。其二，我們從韋溫和鄭肅作為輔導東宮的侍讀、授經官員對太子的不同態度可以窺見一點當時牛李黨爭動向。韋溫所謂文宗不教太子、「陷之至是」的說法不成立，文宗雖然受楊賢妃蠱惑而一時糊塗，這以前對太子卻是一貫加意呵護，並無不教之過。又，在當時牛李黨爭的暗流中，傳言楊嗣復嘗勸楊賢妃「效則天臨朝」（《通鑑》二四八），雖難以落實，至少從中可見牛黨對太子是支持不力。韋溫之言，明顯是在莊恪面臨困境、矛盾凸顯之後代表牛黨的一種推卸責任的飾詞。鄭肅所言「天下大本，不可輕動，意致深切，帝為動容」（《新唐書》卷一九五），其論剴切，可惜終不能插手帝王家事而改變形勢。其三，《通鑑》「太子永猶不悛」只是沿襲舊說，實與「暴薨」毫無因果關係。從文宗在莊恪死後「悔之」，也可見他後悔的是輕開釁端，給宦官可乘之機，無關太子過錯。溫詩「雞斷問安時」和王起《哀冊文》（《舊·文宗二子傳》）「問寢門而益恭」都說明太子問安、禮節無虧。其四，《通鑑考異》所云「太子永非良死，但宮省事秘，外人莫知其詳」是對的。溫庭筠《洞戶二十二韻》「綠囊逢趙后，青瑣見王沈」卻實際揭示了楊賢妃和宦官合謀害死太子的事實，這就是「外人莫知」的「其詳」之要點，也是溫對真實歷史的貢獻。其五，實際上，甘露之變後，宦官「追怨文宗」（之參與策劃除宦官），一直尋釁報仇，囚拘文宗之外，又伺機殺死太子。所以太子之死可以看作甘露之變的餘波。
但當時宦官與楊賢妃如何合謀害死太子而卸掉責任，其手段則不得而知。文宗開延英議廢太子時，「神策六軍軍使（係宦官控制）十六人復上表論之」，說明宦官表面文章做得不錯；後來文宗追悔，「即取坊工劉楚才等數人付京兆榜殺之」，還說「陷吾太子，皆爾曹也」（皆見《新唐書·文宗二子傳》，卷八二），也只能殺幾個坊工、或小宦官為替罪羊；透露了「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和「受制於家奴」的悲哀。武宗則雖「盡誅陷永之黨」，卻並不能觸動宦官根本。
溫忠心事皇家、竭誠侍奉太子、同情王德妃、痛恨宦官、對楊妃則持諷刺態度，有多首詩、文為證。太子之死不單是文宗的悲劇，溫庭筠的悲劇，也是唐王朝的歷史悲劇。溫侍從太子前後只有一年時光，雖難找到他被實授的原始官方文件（恐本無），但溫進入司經局侍從太子，是經過李程推薦、文宗認可、吏部考核，頗多有關官員從中支持的，皆班班可考。
（七）華夷之箋，「太子外交」
溫庭筠有《唐莊恪太子挽歌詞》二首（《全集》卷四）。
其一
疊鼓辭宮殿，悲笳降杳冥。影離雲外日，光滅火前星。
鄴客瞻秦苑，商公下漢庭。依依陵樹色，空繞古原青。
本詩題目中太子諡號「莊恪」本身就是對太子「宴游敗度」、「不能壹循法」等誣蔑的否定。首聯寫在疊鼓聲中，太子靈儀走出宮殿，悲哀的胡笳如從天而降。頷聯明寫殯儀情景：陰雲密佈，日在雲外而與「影離」；香火閃爍，星飛火前而隨「光滅」；暗喻文宗蔽於讒言疏離太子，導致太子年幼生命的凋謝。「影」，靈儀也，即太子畫像，亦代指其魂靈；雲外日，為烏雲所蔽之日，喻文宗。「光」，香火之光，兼喻太子生命；火前星，謂燒紙時明滅的火星；雙關心宿大火之前星，而指太子。《漢書·五行志下》（卷二七）「心，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後星，庶子也」。頸聯寫太子宮臣瞻望文宗擁戴太子、宰臣在廷議中為太子執言。鄴客，本指鄴下文人，此代太子之宮臣。「秦苑」，本當為「魏苑」；「秦」諧平仄，亦因長安本秦地，其意則同「漢庭」，皆指代唐庭。商公，指出佐太子、以回劉邦易儲之心的商山四皓，喻力阻唐文宗廢太子的宰輔老臣。尾聯謂陵樹青青，空繞古原；實說宮臣朝臣徒然努力救不了太子。
其二
東府虛容衛，西園寄夢思。鳳懸吹曲夜，雞斷問安時。
塵陌都人恨，霜郊賵馬悲。唯餘埋璧地，煙草近丹墀。
首聯謂太子既死，東宮儀衛虛設，「鄴客」只能「寄夢思」於昔日西園之遊，由本句已可見溫確有侍從莊恪太子的經歷，可由此推及全詩近距離的感受。東府，即東宮，為諧平仄而改。西園，由《藝文類聚》卷六二載曹丕《登臺賦並序》「建安十七年春，遊西園，登銅雀臺，命兄弟並作」，知即魏鄴都銅雀園，喻太子昔遊地。頷聯說太子既薨，無復接遇賓客、問安父皇。「鳳懸」句，本以「吹（笙）曲」代指太子生前活動；笙身如鳳，吹笙而鳳尾高舉，就是「鳳尾高懸」。「雞斷」句則關乎《禮記·文王世子》「雞初鳴」時「至於寢門外問安王季」之典；鷄鳴而時鳴時止，謂之「鷄（鳴）斷」。這裡特別標出「懸」「斷」二字，突出表現了作者懸心斷腸的悲哀和絕望。頸聯寫京城之人、甚至送葬的賵馬都在秋風中悲恨不已，側面透露太子非良死。尾聯說只剩這一方瘞金埋玉地，雖近在帝畿，卻隔茫茫草色煙雲；暗指文宗惑於寵妃而害死愛子、乃至更「受制於家奴」的慘淡現實。
姚合《莊恪太子挽詞二首》（《全唐詩》卷五百二）可資對比。
其一
曉漏啟嚴城，宮臣縞素行。靈儀先鹵簿，新諡在銘旌。
雲晦郊原色，風連霰雪聲。凄涼望苑路，春草即應生。
首聯從旁觀角度寫拂曉時，服縞素的太子宮臣隊列走出宮禁。頷聯則寫儀仗最前列的太子遺像和銘旌上大書太子新諡「莊恪」。頸聯寫風雪交加、天陰雲暗的悲冷環境和氣氛。尾聯之望苑，即漢武帝為戾太子所立博望苑，虛景也，指太子生前活動地。末句用《楚辭·招隱士》「春草生兮萋萋。王孫遊兮不歸」，寄託對太子之哀思；蓋莊恪葬於臘月十二日，臘盡則立春，故謂「春草即應生」。
其二
寒日青宮閉，玄堂渭水濱。華夷箋乍絕，凶吉禮空新。
薤露歌連哭，泉扉夜作晨。吹笙今一去，千古在逡巡。
首聯謂太子當冬寒之日死，陵寢在驪山，近渭水。頷聯言太子之死使中華和夷狄之間的信箋忽然斷絕，今徒有追加諡號的哀榮。頸聯謂輓歌連帶哭
聲，送死者至朝暮與人間相反的黃泉。尾聯謂太子的形象永遠定格在眼前的悲傷時刻。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姚合之作，雖表達了一個臣下的悲傷和哀悼，卻是從旁觀者角度描寫；雖涉及太子生前的某些公開活動，但對於太子處境及其死因，則無所涉，而感情則遠不如溫庭筠之銘心刻骨。然其詩中「宮臣縞素行」儼然提示我們「宮臣」行列中當有溫在。尤其姚詩中的「華夷箋乍絕」說的是因太子之死而導致了中國太子和某外國（王子）之間的詩箋斷絕，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太子外交」的事件供研究。
溫詩《送渤海王子歸本國》（《全集》卷九）當與此有關。疆理雖重海，車書本一家。盛勛歸舊國，佳句在中華。定界分秋漲，開帆到曙霞。九門風月好，回首是天涯。
溫能寫詩贈外國王子送行，最可能是在為本國太子侍從文人之時。頸聯二句除表明兩國以（鴨綠）江為界、渤海國在東之外，點出寫詩其時是秋季。開成元年秋溫尚未侍從太子；開成三年秋，文宗開延英殿，議廢太子，太子已經處境危殆，無復有榮有暇應酬外賓，所以此詩應作於開成二年秋。當時唐文宗大力栽培太子，如有機會，他必樂於安排莊恪與外國王子相見，來給他開闊眼界、增長見識。頷聯「盛勳歸舊國」二句表明這位渤海王子已居中國相當時日而受封歸國，而且能詩善賦、至有佳句留傳中國。
當時渤海國王子來訪問並留學事，有以下有關記載：《舊唐書·渤海靺鞨傳》（卷一九九下）「（大和）六年，大彝震遣王子大明俊等來朝」；《冊府元龜》卷九七二《外臣部·朝貢》「文宗大和六年三月渤海王子大明俊來朝」；《唐會要》卷三六「附學讀書條」「（大和七年）三月，渤海國隨賀正王子大明俊並入朝學生共一十六人，敕渤海所請生徒學習，宜令青州觀察使放六人到上都，餘十人勒回」。《冊府元龜》卷一一一《帝王部·宴享第三》「（開成）二年正月癸巳，帝御麟德殿對賀正……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人賜宴有差」；以及卷九七六《外臣部·褒異第三》「開成二年正月癸巳，渤海王子大明俊等一十九人宴賜有差」等。可見，溫詩中所為送行的渤海王子應是在中國居住了四、五年（大和六年至開成二年）的大明俊。其人當是開成二年秋回國，臨行與大唐太子李永之間有過從乃至酬和；溫作為太子的詞賦之臣因而有為太子寫此詩的機會，並因此留下了盛讚泱泱中華與渤海古國友誼邦交的不朽詩篇。
竊以為，雖然王起《莊恪太子哀冊文》中有云「覃訏之初，岐嶷用彰」，謂太子幼慧聰穎，但一個十一周歲的幼童，即使能臨席成詩，哪能很得體地應對來朝大國、頗諳中文乃至有「佳句在中華」的鄰國王子。另一方面，溫作為太子的中下等侍從，恐不夠級別直接入座而置身兩國王子之間、贈詩外國王子；他也沒有別的可能私下和渤海王子過從。溫詩只能是為莊恪而作，並是以太子之名而發表。換言之，莊恪太子送別渤海王子的詩應是出於溫手，本篇即是也。其詩當時傳為太子作，後來被歸入溫詩集。當時因溫之詩擴大了「國際影響」，為大唐爭光。所以當時的局外人姚合就只聽到了太子能詩之譽。而溫作了詩能算在太子頭上，絕無埋沒之嫌，這是溫的光榮。這也應算作溫侍從太子時所建功勛之一。這也算是泱泱中華和渤海古國友誼邦交的歷史小流星。
莊恪太子李永之死實為甘露之變的餘波。太子慘死後，溫作為太子近侍，陷入平生最黑暗危險的境地，雖然得貴人之助而絕處逢生，而且幾乎又上青雲，但事實徹底粉碎了他的夢想。
（八）上訴隆私，夷直濟溺
以下我們研究《上裴舍人啟》（見《文苑英華》卷六六二及《全唐文》卷七八六）。
某自東道無依，南風不競，如擠井谷，若泛滄溟。莫知投足之方，不識棲身之所。孫嵩百口，繫以存亡；王尊一身，困於賢佞。
大意：先言自從失去東道主的依靠後，自己處境危殆；就像人之落入深井，又像井魚之泛於滄海，不知道何處安身立命。不知道何所依投，何所栖身。幸虧自己就像遇上孫嵩這樣好人的趙岐一樣，得舍人以全家百口的性命安危保護我於大難之中。而我的處境卻像漢朝王尊一樣，在朝廷中的輿論有褒有貶，眾議喧騰。
解釋：東道，《左傳·僖三十年》「『若舍鄭以為東道主。』東道無依，自謂失去所依東道主。」南風不競，《左傳·襄十八年》「師曠曰『無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孔穎達疏曰：「師曠以律呂歌南風音曲，南風音微，不與律聲相應，故云不競」。此處自謂侍從太子而太子橫死之後，言行處處有險。「東道」二句應為互文，可讀為「東道不竟，南風無依」，暗含東道主亡故、自己仕途艱危意。因「南風」句類似歇後，能直接啟示「多死聲，楚必無功」，即東道主（太子）死後自己失去依託，陷入險惡處境。重複地說，「楚」字，即使暗含在溫詩中，也每暗涉莊恪相關事。又如《百韻》「祀親和氏璧」（「和氏璧」產於「楚」，即暗喻太子親近的賢人）、《上封尚書啟》「楚國求才」、《謝紇啟》「楚國命官之日」等。井谷，語出《易·井》：「井谷射鮒（蝦蟆）」。此謂低下、險惡之境。若泛滄溟，本謂如浮行大海，茫然無所棲止。《藝文類聚》卷七六引南朝梁張綰《龍樓寺碑》有「蓋聞井魚之不識巨海，夏蟲之不見冬冰，故知局於泥甃者，未測滄溟之浩汗」句。「孫嵩」句，《後漢書·趙岐傳》（卷六四）：趙得罪宦官，家屬宗親皆為所殺；懼禍逃難四方，賣餅北海市中，過孫嵩，孫自稱：「我北海孫賓石，闔家百口，定能相濟」；趙因而藏於孫嵩家複壁中數年。此用其事，意在感謝裴舍人曾似孫嵩幫趙岐一樣救助自己、使免於被宦官捉獲。「王尊」句，《漢書》本傳（卷七十六），尊為官廉潔，不畏豪強，「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此以王尊「三期賢佞」自比，自言受到朝中很多褒貶。這裡，趙岐以自喻是肯定的。孫嵩比裴舍人也應無疑問；看此處是因行文的邏輯（先說對方後說自己），看全文則是情理的必然。證見下。
伏念濟絕氣者，命為神藥；起僵尸者，號曰良醫。自頃常奉緒言，每行中慮。猥將瑣質，貯在宏襟。今則阮路興悲，商歌結恨。牛衣夜哭，馬柱晨吟。一笈徘徊，九門深阻。敢持幽款，上訴隆私。
大意：在下想到救治斷氣之藥是神藥；能起死回生者叫良醫。從以前我就總遵奉舍人激發之言，說話合理，行事合情。因此我才把渺小的身家性命交給您闊大的胸襟期待保護。現在我如阮籍慟哭窮途，像甯戚扣牛角而悲歌；似王章身穿牛衣半夜啼哭，效司馬相如早晨在升仙橋柱上題詩，我懷著滿腹的經緯進退失據，被重重阻隔於皇家天聽之外。所以我斗膽把自己深深埋藏的心曲，向瞭解我的大恩人傾訴。
解釋：《史記扁鵲列傳》載扁鵲救治已死之趙簡子、虢太子，皆「濟絕氣」、「起殭尸」也。又《後漢書·趙壹傳》（卷八十下）載《窮鳥賦序》「昔原大夫贖桑下絕氣……秦越人還虢太子結脈」亦是其例。二句自喻身陷絕境，必期對方妙手才能得救。行中慮，《論語·微子》「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穎達）曰「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牛衣夜哭，用王章窮窘悲傷事，見《漢書》本傳（卷六一）。「馬柱」，用司馬相如題橋柱事自期終能出頭。此「馬」為「司馬」之略寫。《史記》司馬相如本傳「蜀人以為寵」句《索隱》引《華陽國志蜀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仙橋，有送客觀也。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汝下』也。」岑參《升仙橋（全唐詩）卷一九八》「長橋題柱去，猶見未達時。及乘駟馬車，卻從橋上歸。名共東流水，滔滔無盡期。」
伏以舍人十六兄，法上聖之規，行古人之道。俯敦中外，不陋幽沉。跡在層霄，足有排虛之計；身居大艑，寧無濟溺之方？伏在庭除，希聞謦欬。下情無任。
大意：在下因為舍人十六兄，取法古代最高聖人好學好德的先例，實行得位而兼濟天下、為國求賢的大道，俯臨而治理京城內外，從不輕視卑微沉淪（如我）者。您身居九霄，足有凌空直上的計策；人在大船，怎會缺乏救助落難人的方法？我拜伏在你家院內臺階下，希望聽到你的聲音。在下心情說不盡的祈求盼望。
解釋：十六，裴的行第，岑仲勉《唐人行第錄》未詳其人，今知為裴夷直也，即開成四五年間任中書舍人的裴夷直，「上聖之規」與「古人之道」應有特指內容而不能泛解，故試求其例。上聖，指德智超逸的古聖人。東漢王符《潛夫論·讚學第一》（《四庫全書》本）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各有其師，「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故「法上聖之規」指師法古聖人好學好德。古人之道，據韓愈《爭臣論》，真正「行古人之道」者，不是在其位五年而「視其德，如在野」的諫議大夫陽城，而是「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者也，參下文「不陋幽沉」，尤指為國求隱淪賢人者。韓愈為溫業師李程的好友，溫大有可能刻意師法其文意。故二句謂裴能好學好德、兼濟天下。
從《上裴舍人啟》的具體內容看，作啟時間當在太子死後，《上裴相公啟》之前，即開成三年冬。原因如下：其一，啟首「東道無依，南風不競」暗涉其東道主即莊恪太子之死，已經昭示此啟必寫於開成三年十月後。其二，「孫嵩百口，繫以存亡」句所含受到朋友幫助而脫逃之意，和開成五年溫《百韻》詩「頑童逃廣柳」意蘊完全相合。溫平生這種險惡事件應只有一次，故「孫嵩」典和「頑童」所用典，應指同一事件，都是靠朋友救助脫離危難。王尊「三期賢佞」的典故反映的對當朝政事相當深度的參與，其實正是從遊莊恪太子為止的經歷。其三，啟末「濟溺之方」（脫險境）、「排虛之計」（上青雲）等語，蘊含求懇裴舍人對選士有司施加影響，使之不致遺賢，而把自己從絕境送上青雲的期望，顯示溫既曾有所成就，又面臨兇險的異常處境，也說明是在侍從莊恪之後。而求懇之事正在進行而未成，則說明上啟之事尚在開成三年冬，開成四年首春《上裴相公啟》之前。
「孫嵩百口，繫以存亡」，自比趙岐，顯然是比裴舍人為孫嵩。因為，本啟是求懇這位裴舍人的，而從全文對裴的感激之辭可看出裴正是「孫嵩」所喻者。而且，溫居然稱裴「舍人十六兄」，裴在高位，猶能親昵如此，可見二人交往甚篤。溫也高度評價裴居高位而有德，期望他在其位而行其事，幫自己脫離厄難。再者，溫之於裴，「常奉緒言」，「每行中慮」，自託「瑣質」於其「宏襟」；乃將商歌末路之悲愴，夜哭晨吟之款曲，上訴「隆私」。尤「隆私」，深恩厚誼（之人）也，乃裴有恩於溫之明證，絕非溢美或阿諛之語，正好反證「孫嵩百口」語──從這句話中，我們雖然不能斷定溫真像趙岐藏在孫嵩複壁中一樣藏在裴舍人家，他受裴的掩護而免遭宦官（勢力）捉獲或迫害是完全可能的。
開成年裴姓中書舍人唯有裴夷直。「字禮卿，亦悻亮。（文宗末）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為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軍」（《新唐書》卷一四八《張孝忠傳》附裴傳）。近年新出土李景讓《唐故朝散大夫左散騎常侍贈工部尚書裴公（夷直）墓志》（《全唐文補遺·千唐志齋新藏專輯》，三秦出版社，2006年6月），更可確證裴「詔遷諫議大夫，旋兼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在開成三年至五年之間。文宗升遐，李黨執政，乃於「開成五年自中書舍人出為杭州刺史」。
裴夷直為人剛直有氣節，《唐語林·賞譽》也稱他為「士林之望」。又《通鑑》（卷二四六）引《新唐書·文宗紀》所記，「文宗崩，……敕大行以十四日殥，成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按《禮記·王制》「天子七日而殯」），不聽。時仇士良等追怨文宗，……誅貶相繼。夷直復上言『陛下自籓維繼統，是宜儼然在疚，以哀慕為心，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裴夷直諫武宗之事頗有意味。仇士良等宦官不僅追怨文宗，而且早按時間表籌劃加害文宗，以武宗取代之，同時利用被擁立登基的武宗的自衛心理，大開殺戒，激化黨爭矛盾，掩蓋他們自己的罪惡形跡。在這種皇權易手的宮廷政變血泊中，多少朝臣都噤若寒蟬，裴夷直獨能直言勸諫武宗，不可誅貶太過。裴的這種言行正是對宦官專權的一種抵制，與他救助受宦官迫害的溫庭筠同出一心。至於裴夷直最後能幫溫到什麼程度，史無明文，但是限於其權力，還待力更大者出手相救也。
（九）煨燼見收，裴相大力
我們繼續看《上裴相公啟》下面這段文字「某進抱疑危，退無依據。暗處囚拘之列，不沾渙汗之私。與煨燼而俱捐，比昆蟲而絕望。則是康莊並軌，偏哭於窮途；日月懸空，獨障於蘴蔀。」本啟已訴說江淮受辱之苦在先。自此以下，說溫面臨的是另一個事件造成的另一種結果，即侍從莊恪太子之後所面臨的苦境：我如在仕途上繼續貿然再求進取，則前途充滿疑慮和危險；但是此時言退，則生活、仕途都無著落。我的名字被暗暗寫上了宦官的逮捕名單，其實是被視作和「受制於家奴」的文宗同列，當然再也霑不上皇帝「一出不復收」的私恩。我就像被燒的、可製良琴的桐木與燒餘的灰燼一起被拋棄一樣；和能霑皇恩的小小昆蟲相比自己也更加沒有希望。大道如青天，偏我窮途慟哭，日月當空照，只有我被障蔽在無窮黑暗中。
「進抱疑危」，非溫侍從太子前所能言。溫在「旅遊淮上」受宦官迫害後、從遊莊恪太子前，雖對時局有所憂慮，卻曾「自至長安，致書公頃間雪冤」（《舊傳》）；幸蒙師德皇恩，而扶搖直上，輔佐太子，他是驚喜莫名而奮勇就任的，豈似目前這樣進退維谷。而溫成為文宗欽定的莊恪太子侍從後，宿仇之上添了新恨，更為宦官所側目；在太子被宦官與楊賢妃合謀害死之後，溫又不肯隱忍不言，成為宦官必欲除之而後快的對象。這些才是「疑危」的原因。
「暗處囚拘之列」二句，前文已解。太子猝然被害死後文宗自身難保，對溫的委任也因太子之死而不能貫徹下去。可見此啟上於溫從遊莊恪太子之後（在「等第罷舉」之前）。溫能從遊太子，除受重臣裴度，尤李程推薦，更靠皇親的關係被文宗看中，《百韻》詩所謂「霜臺帝命俞」也；只是在太子被害死後，文宗本人更「受制於家奴」，不如赧、獻，形同囚拘，故無法貫徹因私恩而發之任命而不能保守其諾言也。此言亦是《上裴》之啟主為裴度的堅實內證。
煨燼，溫效其所敬長輩詩人劉禹錫用此，自言如焦桐，若遇不到識者蔡邕，只能和燒焦的灰燼一起被拋棄。劉禹錫《上杜司空啟》（《全唐文》卷六百○四）「六翮方殺，思重托於扶搖；孤桐半焦，冀見收於煨燼」。「比昆蟲」句自言比小小昆蟲之能霑皇恩都更絕望：《毛詩·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曹操《對酒》「恩澤廣及草木昆蟲」。豐蔀，很多遮蓋木架的蓆子，足以造成濃蔭和不見天日的黑暗；《易·豐》：「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及「上六，豐其屋，蔀其家」王弼注「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及「既豐其屋，又蔀其家，屋厚家覆，暗之甚也」。
伏以相公致堯業裕，佐禹功高。百姓咸被其仁；一物不違於性。倘或在途興嘆，解彼右驂；彈劍有聞，遷於代舍。瞻風自卜，與古為徒。此道不誣，貞明未遠。謹以文、賦、詩各一卷率以抱獻。縑緗儉陋，造寫繁蕪。干冒尊高，無任徨灼。
讚揚裴相公歷事數帝、功高業裕，極有威德。並期望裴能如晏嬰解驂救助越石父及孟嘗君遷馮諼於代舍（見《史記·晏嬰傳》卷六二及《孟嘗君傳》卷其七五）那樣，提升自己。按所謂「代舍」，只是三等客舍；「傳舍、幸舍及代舍」、即第三等之客所舍之名耳」（司馬貞《索隱》），可見溫之要求並不高。自己望風懷想、揣測上啟結果，認為裴定能使古賢舊事重演。拔擢賢能之道倘非徒為飾詞，則去光明無私之治不遠。最後獻上文、賦、詩，顯露啟文之行卷性質，故其事必發生在應試前。這其實是溫參加京兆府考試前的最後努力。
如筆者以前所証，所謂裴相公者，是裴度。當時裴已在彌留之中，但裴度在遺囑上都「以未定儲貳為憂，言不及家事」；他也是極力推薦溫侍從莊恪太子的重臣之一，《洞戶二十二韻》所謂「武庫方題品，文園有好音」之「武庫」，《百韻》詩「蓮府侯門貴，霜臺帝命俞」之「蓮府侯門」都涉及他。溫《中書令裴公挽歌詞二首》之二「空嗟薦賢路，芳草滿燕臺」，也說明裴度始終能薦賢而裨補王事，在推薦溫侍從莊恪太子之事上也是如此。裴度不但支持由李程等推薦溫侍從太子，而且在太子被害、宦官猖獗之時幫助溫從絕境中走出，一舉而名登「等第」，形成溫命運中又一個短暫高潮。光榮之時間雖短暫，溫卻非常重視，把它當作畢生的光榮。
（待续）
【作者授权专稿】
本连载之读物系花木兰出版社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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