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孟子·梁惠王上》。
原文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
译文
梁惠王說：“我希望听取您的指教。”孟子答道：“用木棍打死人跟用刀杀死人，（性质）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没有什么不同。”孟子接着说：“用刀子杀人跟用苛政害死人，有什么不同吗？”梁惠王：“沒有什么不同。”孟子说：“厨房里有肥嫩味美的鲜肉，马棚里有体壮膘肥的马匹，而百姓却面带饥色，野外有饿死的倒卧，这就像是率领野兽吃人啊！野兽自相残食，人们看到尚且厌恶，而身为老百姓的父母官，理民施政，却不免于率领野兽吃人，这又怎能算是百姓的父母官呢？孔子说过：‘最初造出陪葬用的木俑土偶的人，真该断子绝孙啊！’就是因为圣人见不得像人样的木俑土偶用来殉葬。一国之主又怎么能让百姓饥饿而死呢？”
殉葬与俑
殉葬又称陪葬，是指以器物、畜牲甚至活人陪同死者葬入墓穴，以保证死者亡魂的冥福。以活人陪葬，是古代丧葬常有的习俗。根据考古发现，商朝贵族死后有时会有战俘或死者亲属、亲兵作为殉葬品，即人殉，既有自愿也有强制的情况。甲骨文记载的商朝的人祭约一万三千，其中四分之三为武丁时期，主要为战争俘虏，据甲骨文记载，商王最多的一次杀了585个战俘进行人祭，当然人祭而并非人殉，需要严格区分。商代的人殉规模远小于其人祭规模。商代殉人最严重的是安阳小屯侯家庄发掘的殷陵大墓即商王武丁的陵墓，这里的殉葬者则有百余人之多，而商代中下层贵族墓的殉人规模通常只有一至数人。商代晚期墓葬中明器越来越多见而用于祭祀的器物愈发少见，反映出殷人中至少部分群体逐渐有薄葬化的趋势。《墨子·节葬下》中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大体上反映了西周春秋时期的殉人情况。东周时人殉渐少，却并未彻底消失。《左传·哀公三年》：“秋，季孙有疾，命正常曰：‘无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说明鲁国统治者上层在季桓子之前是流行殉人习俗的，而季桓子特意嘱咐不要再用人殉葬。最早的陶俑见于商代晚期，但直到春秋晚期俑殉才开始流行，秦始皇的兵马俑即为最典型的俑殉实例。活人殉葬，一直持续到清康熙时期，康熙年间，御史朱斐上书，“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康熙十二年（1673）敕禁奴仆殉主，明令彻底废除活人殉葬之习。社会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是女性殉夫。
始作俑者的问题所在
始作俑者的问题所在是，在高位的人无视底层人的生命与尊严。孟子借孔子这句话告诫梁惠王，要把人当人，用现在的话说，人权大于主权，人权不存，遑论其他。东汉赵歧为《孟子》做注，说道：“仲尼重人类，谓秦穆公时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恶其始造，故曰此人其无后嗣乎。”认为作俑在前，殉葬在后，是作俑制度引发了殉葬制度，所以孔子才批评始作俑者。朱熹的《孟子集注》中进一步阐发：“古之葬者，束草为人以为从卫，谓之刍灵，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则有面目机发，而大似人矣。故孔子恶其不仁，而言其必无后也。”孔子厌恶发明俑人殉葬的人，不惜恶语诅咒，就是因为俑人太像真人，用像真人的“俑”来殉葬孔子尚且反对，何况用真人殉葬呢？也有论者以为，这句话是孟子以孔子的口吻说出，我觉得不太可能，应该是孔子的原话，以孟子的身份和对谈的对象，他不可能编造先贤的话语应答诸侯。
恶毒的诅咒
咒人断子绝孙大概是所有诅咒里面最恶毒的一种，也极其具有震撼力，我对这个成语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出现在李锐《庐山会议实录》“7月23日的讲话”一章中，这一章记述M针对彭德怀的“万言书”及党内质疑、反对大跃进的声音，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在讲话中，他使用了始作俑者这个成语：“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大炼钢铁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这个讲话，无异于晴天霹雳，李锐在文中写道：“散会后，我们离开小会场不远，回头看见彭德怀挡着M在说话。（后来知道，是彭德怀申明，这封信只是供主席个人参考的，没有准备印发给大家。） 我们四个人：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和我，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都是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讲话，怀念田家英文中，我记下了这一情景：走到半山腰的一个石亭中（大概是小天池），大家停下来，还是没有人吱声。 亭中有一块天然大石，上刻明人王阳明诗句：‘昨夜月明山顶宿，隐隐雷声翻山谷。 晓来却问山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刻诗者是否预知我们要到这个亭子来？诗意跟我们此时心境有某种暗合。在亭中，远望长江天际流去，近听山中松涛沉吟，大家仍无言相对。见到亭中几个石柱无一联刻，有人提议，写一副对联吧，我拣起地下烧焦的松枝，还没有想好联句时，家英抬手写了这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在心头。’写完了，四个人依旧默默无语，沿着原路，各自回到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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