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面不小，书架林立，顾客多是青少年，看书，挑书，有的手里还拿着饮料。进店慢慢地转了转，我发现“正位”——易见、抢眼的书架上，都是教材、教辅等书，想起刚才吃饭，老板介绍说，这里是“补习一条街”，那么，书店也是配合着形勢的，这好理解。在店后不起眼的角落，我终于发现了文史类，量并不小，单是日本书的译本就占了一个整架，还有西书汉译、中国古典等等，都是繁体字直排的版式。
五月下旬，台湾已经开始热了，加上人多，店里开了冷气。
我浏览着书名，抽有兴趣的翻翻，一边想，第一天履台，遇第一个书店，一定要买两本，作个纪念也好。看了一个多小时吧，我选了《张学良口述历史》（唐德刚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初版二十七刷）和卢梭《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袁筱一译，远足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年二版二刷）。张氏早就成为了一个传奇人物，数十年来任人涂抹，他晚年在美国的口述历史又一次轰动人间，名闻遐迩，大陆也出版过，但总不如“唐德刚作品集”里的这本来得正宗。卢梭晚年的那本随笔集，1988年，我在青岛南山的一个书亭买过大陆的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徐继增译），还曾认真读过，整三十年后，在几千里外买了台湾的译本，不自觉地隐有旧梦重温的意思。本来还想要一本叶嘉莹讲的《人间词话》，但那么大的开本，地脚阔而天头狭窄，令人寓目闷损，逡巡半日，终于割爱。卢梭的“遐想”也是地大天小，但书的开本不大，勉强忍受了。
逛书店一条街和旧书一条街，我估计要一整天。
一早，从南阳街进汉口路，行过三个路口，就到了台北“书店一条街”的重庆南路，微微向右一转头，绿色大理石上斗大的金字“台湾商务印书馆”扑面而来，我后退几步，整体观览：这是一座四层的旧楼，除了一纵一横两个“商务”的标志，楼顶还有“云五大楼”四个大字。二十世纪前叶，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出版业的翘楚，功业卓著，鼎革之际，一分为二，张元济留守上海，王云五南迁台湾。现在，前辈虽逝，遗泽仍在，事业仍在，每到上海，福州路必去，“商务”也是必去的；台湾，来一趟不容易，更要看得仔细点。进了街廊，我看到弧形的楼座，半圈四五个大门，只有中间的开着，别的都落下了金属卷帘门，奔着中间的去，看到的竟然是“花草果香”！书呢？我问掌柜的，他说，不知道啊，我们是租房子做买卖啦。我出来，找到一位像是周围居民的长者打问，才知道，商务搬走了，搬到哪里，他也不知道。
“关张不少啦，那面的‘东华’也关了，‘金石堂’正在关，‘三民’还在苦撑，我看也快啦。”
老者的话，仿佛给我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来时的兴奋劲减了一大半，索性出来，先看看这街面吧。
路面较宽，两旁楼侧的招幡和街廊下的门头， “××书局”“××文化公司”“××堂”……的确比比皆是，我的时间紧，能看多少看多少吧。
且按从优到劣的顺序，说说它们的现状。
最上等的要推“世界书局”。这也是一家1949年从上海迁来的机构，当年在上海，“世界”仅次于“商务”和“中华”，鲁迅先生虽曾斥为“专印劣书”，但还是常上门买张恨水的小说，因为他的母亲鲁瑞老太爱看。平心而论，“世界”还是出过不少有价值的书的，比如“诸子集成”就是它发端，解放后中华书局接续下去，是至今还在壮大的一套优秀的丛书。1950年，上海的“世界书局”告终，没想到，余脉竟渡海来台，总部在哪里不清楚，门市的气派倒颇大，面街，以玻璃为墙，中间用橘黄色木框围出一个圆形的门，店里橙色的灯光透过明亮的玻璃，洒在路面，给人安详、雍容的感觉。别家书店，都是大门洞开，跟街面融为一体，唯有世界书局，气定神闲地闭门称尊，“自我”得很。推门进去，门在身后自动合上，立刻隔绝了外界。与别家书店进进出出的盈门顾客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几乎没有人光顾，年轻的店员坐在柜台后面低头看自己的书，环境安静。殿堂很深，靠里的大多数书，都是大陆出版的文、史、哲、艺类，前堂的几个书架，摆满“世界”自己的出版物，相当一部分是影印先前的“经典”，有历史笔记，有散文，也有小说。这里之所以清净，也许是没有教材的缘故。我挑了一本精装本《平等阁笔记》，两本平装的，《书舶庸谭》和《书林清话》。
三民书局的规模极大，有三层楼呢，不过，也顺应了时势，一楼全是教材、教辅，二楼给了各类实用书籍及妇女杂志等，文史哲美“高居”三楼。三楼的书很不少，经史子集，书法美術及近现代人的学术著作，琳琅满目，我选了三本旧书：艺文馆影印的《续墨子闲诂》，刘载赓撰，复文图书出版社的周予同《群经概论》、吕思勉《经子解题》，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出品。
金石堂也有三层楼，位于重南和另一条东西向路的转角，从外表看，轩敞明亮，气派或许要大过“三民”，可是门外的启事让人看了伤感：“珍重惜别，再见！走过三十四个年头，金石堂城中书店即将于2018年6月24日结束营业。”店里顾客济济，都在低头选书，空中回旋着不知什么音乐，舒缓、低沉，配合着横梁上“金石堂最后营业日倒数××天”大字，我忽然想到了下沉中的“泰坦尼克号”，不由得心头一紧。书店在最后酬宾：6册书500新台币。转了两圈，我选了胡适自校本《戴东原的哲学》《萧乾文集》，都是台湾商务版，恰好六本。
带着金石堂的酸楚，我迈进“黎明文化实业公司”。这是一个小门脸，我只选了一本《湘军新志》，罗尔纲撰，1988年“黎明”以1938年版为底本的影印本。拿着书来到服务台，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前面买书剩下的钱，有台币，有人民币，挑挑拣拣，将自以为正好的书款递过去，掌柜的是一位接近中年的妇女，她低头瞄了一眼我的书款，接过去，“啪”的一下拍在柜台上，我还未来得及生出惊诧之情，便听她大叫一声：“我受不了了！”她把一张台币举到我的眼前：“你应该给我五十，可你把五百当成五十——给了我！”没等我反应过来，她一把将我手中的和台面上的钞票全部掠了去，一面分类，一面述说：“这是人民币，放这里，暂时用不到，收好；这是台币，一千、五百、一百、五十、十块，还有零钱，捋顺了放好，用的时候不乱”，转瞬之间，我的眼前已经丁是丁卯是卯，清清爽爽，她又从台币里抽出几张，“这是付我的书款，余下的，您收好”，这余下的，她都装进一个不知从哪里摸出的只有半个手掌大的塑料袋，双手递给我。此时，我才如梦初醒，接过书和钱袋，连连致谢，而她，迅疾如风地做完这些，似乎也觉得有些冒昧，有些羞涩地笑着直摆手。
提着几包书走在街上，时已正午，旧日的“重南书店街”的牌子还在，刚贴出的“××书局迁入××号六楼”“××书店迁入××楼地下室”的启事也不少，显而易见，“书店一条街”正在衰落。
我回旅舍放下书，下午，去探访牯岭街。
我步行，走公园路、南昌路、南海路，拐进牯岭街。街面不宽，两旁都是旧建筑，走出好远，怎么底楼门脸挂出的牌子全是“邮店”？里面的邮票、邮封，成行成堆！再走一段，忍不住，我推开一家的门，刚打问了一句“旧书店”，那店里坐着三位中年人，有两位，异口同声地告诉我：“都关了！往前走，可能还有个把……一家半吧。”
又过了一个路口，果然在拐角处看到一个“松林书局”的匾，很大，似乎下面窄而薄的门要擎不住这样的大匾。门里门外都是书堆，书堆前的旧躺椅上，半坐半卧着一个老者，瘦瘦的，头发全白了，一搭话，就听到了他那又快又硬的安徽口音：“要什么书，我给你找，门，进不去了”，他说得不假，门已被书堆堵死，真的进不了人，但我并非是有目的地找书，而是随意访书，说不到一块儿，只好讪讪地告辞。
将近路的尽头，一棵大树下，还有一家旧书店，门脸很小，门上挂着一盏日本式的灯笼，写着“新旧书店”，门前立着一块木板，也是“新旧书店”四个字，大概是怕灯笼上的看不清。屋不大，可是书多，墙边到地中全是书架，塞得密密麻麻，两个架子之间刚好能站下一个人，要躬身瞧下层的书就困难了，老板坐在门口，一个中年男子，温文尔雅。打过招呼，我挤进书架之间看书，文、史、哲、艺术、地方文献等等，很是不少，选了又选，我拿出三本：《谈闻一多》，梁实秋撰，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唐伯虎诗辑佚笺注》，郑骞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蜀本考》，封思毅撰，川康渝文物馆1984年版。书递给老板，他报了一个价，我还价，他挠了半天头，下了决心：“你从大陆第一次来，就给你吧……以后如果不喜欢了，售出去，不会亏的。当然，看这几本书，就知道您是读书人，不会卖的。”我郑重地道了谢，又聊了几句，他自言主营两蒋时代的文史书，因为父辈有某同乡会的关系，还能收到一些书，大陆的顾客也不少，比如有一位女读者专门研究戴笠，他搜集了会联系对方，要的给邮递过去。
我往回走，路过“松林”，老者从躺椅上欠身，看了我买的书，大叫：“这样的书，我也有啊”，说罢，起身从门口的书堆里找出几本，感其诚，我选了里仁书局的两本：《倚声学——词学十讲》，龙沐勋撰，2000年版；《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张舜徽撰，1997年版。我买了书，他有些高兴，让我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听他聊自己的经历。他干这一行很早，跟《传记文学》杂志的创办人刘绍唐熟得很，“他那时候四五十岁吧，也不年轻了，可是一个铜板也没有，我就鼓励他，他要办《传记文学》，我给找了很多书，后来他做得好，发达了，还来找我，就坐在你那个位置……”，作为稗史，这些倒也值得记一笔。忽然醒悟，这松林书局，就是前面邮店说的“半家”吧，还挺形象。
晚间清静，我一边略记行止，一边翻检白日得来的诸书，兴味无穷，感慨万千。
台湾和大陆，虽然隔着海峡，有些大势还是趋同，比如现行教育的越来越占据主导位置，应试出版物的压倒一切，实体书店的式微，乃至消亡。不知道我哪年哪月能再来，我再来时，这回逛过的几个书店还会有么？
《群经概论》《经子解题》，我都有近年重印的，但这种书，繁体字直排本更古雅，只是后书著者误吕思勉为“李”思勉，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书林清话》，我已有几种版本，这个世界书局本，还附录了从《文华图书馆季刊》《华北编译馆馆刊》《图书馆学季刊》等杂志辑来的《清代印刷史小记》《刊印总述》《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以及谢兴尧的《书林逸话》，较为独特。
《蜀本考》，以地域雕版论，可与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叶长青《闽本考》，鼎足而三，古本不可多见，看看此中的描述，慰情胜无。
董康其人，早被列入汪伪政权的汉奸，但在藏书、出版方面，他是大家，1926年避祸日本的访书日记《书舶庸谭》，向为书林推重，我有辽宁教育出版社“根据戊辰（1928年）季冬董氏自印本标点的”四卷本，但似乎不确，因为书中董氏自序的时间“岁在己巳（1929）春日”，世界书局系以“己卯（1939）季冬诵芬室重校定”的九卷本为底本影印的，以版本论，“世界”本明显优于“辽宁”本。
与上例正相反的是《平等阁笔记》。狄葆贤，这位二十世纪初创办了有正书局，影印过戚蓼生序本《红楼梦》的名人，留下两部著述《平等阁诗话》《平等阁笔记》，“笔记”的写作时间跨度较大，从最早问世的1914年二卷本，经历了1922年的四卷本，直到1932年之后的五卷本六册，算是定本。前几年凤凰出版社把“诗话”和“笔记”整理在一本里，出版了，“笔记”是五卷本。不知为什么，我买的世界书局影印本却是四卷本，但总也还能看到旧版的形式，暇时对勘一遍，也许会有所获。
《戴东原的哲学》，是胡适1927年的著作，到现在，将近百年之间，不知出了多少种，这个“自校本”，是胡去世前几年亲手在自存的书上用钢笔校改的，1963年台湾商务即影印出版，并排印了胡氏要加的附录。初版本现在很难见了，异日与后出的本子对校，也会有意思。
孙诒让的《墨子闲诂》是“墨学”的重要著述，我有好几个版本，其中一个是解放前世界书局的“诸子集成”精装本，可买到时太破，我就擅自给拆成小32开的平装本，分为二册，这回得到的《续墨子闲诂》，影印本，很漂亮，更可喜的是也为小32开，二书正可相配。同样的小32开本，《唐伯虎诗辑佚笺注》，作者下了大工夫，与我旧有的中国书店八十年代影印的《唐伯虎全集》，亦是佳配。
梁实秋的《談闻一多》，先刊于《传记文学》杂志，后出单行本，我早闻其名，一直未见，今日撞上，岂不为“有缘”而大喜？
最后说一说大部头的《萧乾选集》，六卷五巨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其时萧乾早已走出历史的噩梦，国内、国际地位如日中天，旧著、新著纷纷出版，正在埋头苦译《尤利西斯》。“文集”，大约是为贺萧的八十寿辰而出，前面有作者写于1990年的《回顾我的创作道路——为台湾版文集而作》。前此有四川版的四卷本《萧乾选集》，后此有浙江文艺版的十卷本《萧乾文集》，则这部台版的“文集”，自有其阅读和收藏价值。
夜深人静，终于抚书而眠。倾一日之力，对台北书业略作巡礼，甚感满足。
离台的那天上午，街头漫步，忽然看到“诚品书店”的大楼，进去盘桓了一个多钟头，没有买书。那安置桌椅可以读写，提供咖啡可以会友的方式，一进入大陆，倾倒了多少读者！但我总觉得那不大像是书店了，也许是我生也早，经历过“搭售”的年代，对有些现象条件反射地排斥。
2018年夏秋
（刊于北京《芳草地》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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