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疏散人口的时候，也就是初中时期，我跟随家人回到母亲的老家沂蒙山区，在那里度过了最紧张的几个月之后，又返回青岛。
下乡之前住在商河路1号，那里是青岛港务局红星船舶修理厂（后脱离港务局，又改名北海船厂，现北船重工）的宿舍，虽然是套房，家家有独立的卫浴、厨房，但系与别人合住一套房屋，多有不便。我从乡下回来的时候，家已经搬到厂里的另一处宿舍武定路23号。这处宿舍是一幢五层的黄色大楼，住在马路对面的同学李相敏他们往往把这里叫做黄大楼，我自己却给它起了个雅号：鬼对楼。此名盖因那时爱读鲁迅之书，便模仿且介亭，鬼者，槐也，对者，树也。鬼对，即槐树之右半部分。院子里有两株与五层楼几乎等高的大槐树。每到开花时节，满院馨香馥郁。它舒展的枝叶，几乎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夏秋季，满院斑驳的树影，住在靠近树的人家，好不惬意。当然所谓鬼对，只有我自己知道它的含义。呵呵。算是躁动青葱时代的印记吧。
跟商河路1号宿舍不同，那是一幢筒子楼，一幢条件好一些的筒子楼，说条件好，是它不似一般筒子楼那样楼道在楼内，见不到阳光，我家住的那幢楼，所有住户一律朝阳，在南边有一个公用阳台（也是公用走道），家里没有厕所、水龙头、厨房，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做饭就在家里做。下雨的时节，雨水能一直冲到家门口。我家和另一家住在四层楼的西头，窗户一律朝西，我家在南侧，还有阳光，而住在北边的一家，就是原厂里的宣传干事刘祥成，他是转业干部，有一个伶俐美丽的女儿。后来他调到青岛日报做了美编，他画的报纸插图别有韵味，自成体系，名气渐增。因他跟家父曾是同事，所以一直叫他叔叔。他后来住在湛山一带，我后来住在八大湖时，上班骑自行车到太平路，经常在半路上遇到同样骑自行车上班的刘叔叔。多少年后一起参加出版系统的活动，见面还是叫他叔叔。
但是武定路的家，面积太小，是那种里外套间，里间朝西。这里虽然没有了商河路宿舍日夜不停的火车的汽笛声和大港码头轮船的鸣笛声，但是，站在窗前，远处的大港码头林立的樯桅依然尽收眼底。南边一个窗户，里屋放一张双人床，一张小床，一个方桌、写字台（写字台来自无锡老家，是祖父当年用过的，后来搬到洞庭湖路住，还用了很多年，最后舍不得丢弃，就拆下桌面保存了一段时间，那桌面所用的木头真是厚重，似乎透过那木头，窥见从无锡到上海又到青岛，这百年来的烟火气和几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气息，当年祖父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下多少文本呢），所剩空间就不多了。外间是灶台——是一个老式的锅台，左边是风箱，燃料是煤炭，掌厨的是外祖母，我经常边看书边拉风箱，蒸馒头的时候须要使劲拉火才能很旺。左边，紧靠东墙是一组双层床。里间是父母和小妹住，外间是外祖母和我、哥哥。哥哥睡上铺，我和外祖母挤在下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跟年迈的外祖母挤在一张小床上越来越睡不开，父亲就联系让我借住到同一楼层的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楼层中部的一间房子，朝南，那里住着家不在青岛的职工。屋里有两列双层床，右边是三组，左边两组。我睡在右边中间一组，下面是孟叔叔，我睡上铺。我对面，也就是左边一列的第一组，是郑方晏叔叔，他的后边，紧挨着北窗，是傅叔叔。孟叔叔是个电工，家大概是胶州。郑叔叔是个大胖子，家是即墨。傅叔叔白白净净的，话很少，会俄语，床上经常有一些俄语的书籍。至于其他人，记不太清楚了。孟叔叔南边一个叔叔是个红脸膛，个子不高。好像也姓孟，有一年春节，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我在那里学习正好很安静。这位叔叔喜欢喝酒，那时啤酒很便宜，两毛钱就能买一罐头瓶子，大约一斤。某日，看到他桌子底下有很多空罐头瓶子，突发奇想，也想品味一下喝酒的滋味。于是悄悄从家里拿出来一瓶啤酒，自己躲在宿舍里喝，那苦涩的味道自然喝不来，一时喝得头昏脑胀，那是由印象的第一次喝啤酒。
我那时上高中，是班里的团干部，课后经常有活动，经常很晚回来，每次进屋都蹑手蹑脚，生怕搅醒了熟睡的叔叔们。
我喜欢书，就在上铺的墙上做了一个书架，从家里拿来很多书放在上面。我所看的书，有好几部分。一部分是疏散人口期间，从沂蒙山外祖母家带回来的，书的主人是大舅，他当年读中学时看过的书。他参军离家后，这些书一直在老屋里保存着，家里人都不怎么看，所以一直都保存完好。我在那里期间，把大舅的书看了一个遍，还把最喜欢的一些书带回青岛。还有一些是来自林进家，文革初期，他家作为黑五类被抄家，我家跟他是邻居，当时他家大门大开，家里没人，书被造反派扔得满地都是，我便捡拾回来一些，爱不释手。还有一些是从新华书店买的，当时青岛最大的书店在胶州路和中山路路口，那时的书很便宜，一本一两百页的书，只需用不到一块钱。便把家里给的零花钱攒起来，过一阵就去书店买书，爱好很杂，买的书就杂。多属综合类。家里没地方放，就搬到集体宿舍、床下面有个木箱子，常用的就放在上铺的书架上，书很重，书架承受不住，有时就稀里哗啦往下掉。经常掉在孟叔叔床上，甚至砸在孟叔叔的头上。每遇到这种情形，我总是很尴尬。多少年过去了，有时在梦里还能梦见类似的情景。好几次梦见自己要毕业了，书却多得来不及收拾。真实的情况是，从师专毕业时，让家人到火车站接站，是一位赵叔叔开着小三轮车到车站接的我，装书的木箱子很重，幸亏赵叔叔帮我带回家。我那时体重刚刚过百，真是文弱书生，没有力气。
对面郑叔叔有个习惯，早晚各解一次大便，用他的话说，这叫“早上朝，晚请安”。解手的地方在楼层的西边，我家门口，那个地方，外边是全楼层唯一的水龙头，里面是两个蹲式便池。便池外面有一扇半人高的木门，年久失修，也就是仅仅能虚掩。往往是两处蹲坑同时解手的人会聊起天来，却不管对方是同性还是异性。经常在里面聊天的，有住在东头的崔阿姨和另一位单身，丁叔叔，好像是厂部的干部，口音是南方人，很清瘦、很干练的一位叔叔。崔阿姨吸烟，特别是解手的时候吸烟特别厉害。
郑叔叔有个儿子叫郑明一，当时考上了山东海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青岛海洋学院，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明一兄经常到宿舍他父亲这里来，我在宿舍的时候，也跟我聊天，看我喜欢书，便告诉我，他们学校有很多书，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带我去看书。这样，我多了一个看书的地方。
海洋学院那个大门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那时进门也不是随便进，要有理由。理由当然是去找人。门卫要盘问一番才放进去。
明一兄的宿舍在山坡上，他住一楼，宿舍紧挨着山，也就是八关山。因此很阴暗，潮湿，宿舍里也是上下铺，他睡下铺，去得次数多了，跟宿舍很多大哥哥熟悉了。
明一带我到位于操场边上的一个小楼，那幢小楼带有明显的德国风格。小楼是木板地，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有一个小窗口，里面是一个很严肃的老师，每次去借书、还书，她都多看我两眼，吓得我生怕被她看出破绽。
大学的书自然很丰富。比距此不远处的市图书馆强不知多少。特别是校园里安静的环境，更适合于读书学习。在这里有机会读了一些外面看不到的中外名著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有些书对中学生的我来说，不免有些深奥，但凭着好奇，在缺少参考书和老师辅导的情况下还是硬啃，感悟，也能理解个大约。可以说，后来良好的文笔和阅读能力就是中学时期打下的。特别是对做编辑、审校所需用的多学科知识，也跟那一阶段的读书所积累的知识是分不开的。
明一兄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作为海洋专业的毕业生，想必他应该还在海洋研究机构工作吧。不过，跟文革时期的所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样（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此类学生），不知他后来是否业都经历了一番“回炉”复读。像市团校的姜璐大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到山东大学复读的，我跟高峰大姐做青运史研究到济南时，还到姜璐在山大的宿舍去看过她。
在这个大院，还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带来的风波。那期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不时响起，有一阵甚至全楼住户搬到位于新疆路4号的厂区，在大车间里临时聚集。后来想想，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因为厂区就在海边，地震真的来了，必有海啸，厂区还不首当其冲？后来就在楼前的街道上搭起简易窝棚。我家搭的棚子就在武定路和宁波路路口，市北房办办公楼前。不过，那个小窝棚空间太小，里面仅能容纳一人，也就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晚上大家还是回到楼里去住，或许本地没有过类似灾难的记录，所以人们的防灾意识很淡。可小窝棚不能没人，我就自告奋勇看守。初秋的夜里已是较凉，不过还能过去，夜里起来撒尿，看满大街的抗震棚，也觉得满有趣。后来天很冷了，大约是十月初，棚子才撤掉。
在武定路23号住了大约7年，从1970年疏散人口返城，一直到搬到燕儿岛路，正是初中和高中阶段，是青春时光，最好的时光，九中那些难忘的日子，都是在这里住的。其间结识的不少好同学，都成为一辈子的好友。那一带的地形地貌，那些老建筑，那些街道，还有那些人，那些事情，都是梦境里经常出现的所在。
九中距离家不远，从武定路向南，翻过一个小山坡，再下坡，走不到百米，左拐，沿上海路，走百余米，过吴淞路路口，左边是上海路小学，小学东墙头与九中紧挨着。在九中期间，也有机会读了一些书。老九中的图书馆很有名，位置是临近上海路的院墙内，是一座仿古建筑，有红瓦，被叫做鲁迅礼堂，但里面有多少书，却不知道，因为文革以后图书馆就不开放了。记得有一位语文老师王玉芬，因声带受损，不能教学，被安排在那里做管理员。虽然不能借书，但王老师还是有机会就给我们这些爱读书的学生讲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武定路一带南段的西侧，是一片日式二层小楼，据说是初中同学范厚德父亲的产业。解放后被用作居民区。这一带中央有一个煤店，每年到烤火季节，这里都会堆积着高高的黑色的煤山。购买煤炭的居民会排起长长的队伍。那时买什么都是用票证的。武定路23号西边是宁波路，路北是市北区房产办事处，路南是一处幼儿园。宁波路的西端，正对着著名的日式建筑日本证券交易所，今一般称其为取引所（日本当用汉字，意为交易所），当时是北海舰队的军人俱乐部。我住的黄大楼，北边是结核病医院，后改为儿童医院，再往北是部队驻地，警备区司令部，过去是老山大的校舍。黄大楼南边，是一片新建筑，有一处被叫做幸福楼的楼群，实际是个大杂院，有点模仿里院式结构，大楼内院是一个天井。这一带住着大多数的同学。
有一年，据说因核爆炸产生的云层会带来强暴雨，有关方面未雨绸缪，提前把崂山水库的水放了很多，结果给原本用水就很紧张的市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这样，每层楼唯一的水龙头被停掉。全楼只用一楼的水龙头，每家每户发水票，每天定时开水龙，接水的时候往往排起长龙。一家也就只能用一桶水。武定路23号楼的地势比较高。有时对排长队很烦，就跟哥哥一起到地势低的地方去接水。这宝贵的水当然先紧着饮用，然后是洗菜，之后是洗衣，再擦地板，最后冲厕所。使用循环水，一水多用，给这个城市的市民养成了固定的习惯，当然，对这个习惯年轻人是不以为然的。尤其是外地来的年轻人，如有一次刘一雯到一个大叔家见过此类情景，非常感慨，以为只是那位大叔非常会过日子，有环保意识，实际上今天的四五十岁的青岛人都有这个习惯。是缺水缺怕了。
那时买东西用各种票证，当然东西也便宜，武定路往下走，是广东路，广东路和甘肃路路口，有个小铺，那里有个茶炉，茶炉安装一个哨子，水一开，远远地，就能听到叫声。我经常带着小妹到那里去打水，一分钱一壶。一壶能灌两三暖瓶，够家里用上一天的。小铺还有打散酒的，经常可见有出大力的人，比如拉大车的，花三分钱买上一提酒，那酒提子是木质的，很别致，店主给主顾把酒倒在一个白瓷碗里，拉车人就站着把酒干了。家里用的食用油也是散装的。盛花生油的是一种大铁桶，足有一米多高，直径四五十公分，重量差不多有二三百斤，油桶外边也是油腻腻的。油桶出口处装有一个手动的油泵，打油时带着油瓶去，买多少，直接把油打到瓶子里。那油很香，现在吃的油已经没有那种香味了。
1975年左右，父母所在的原名红星船厂的单位改为交通部北海船厂，迁往燕儿岛。负责筹建厂职工医院的父亲曾带我到新厂区去过，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厂房。记得坐郊区的公交车去的，一个多小时一趟车。车站在现在香港花园一带，那时是一片庄稼地。下车翻过一个小山，远远地就看见蓝蓝的大海。海边没有什么建筑，只有不少帐篷，我知道，那是建厂的工人们住的地方。印象中，我在沙滩上捉螃蟹，那种花壳的螃蟹，很好看，但不能吃。
1977年，可能是新厂区建得差不多了，一些职工陆续迁过去，住在燕儿岛北边，辛家庄西南角，湛流干路（今名香港中路）路南的一片简易房。说简易，屋里的天花板缝清晰可辨，涂料刷上去粘不住，后来，几乎每年都帮母亲刷房子，刷上去的涂料，用不了半年就会成片成片的脱落。墙很单薄，只有一块砖厚，在靠近墙的床上睡，很冷的天能感觉到外面的冷风。甚至有笑话，说楼上小便的人是男是女楼下都能听出来。那片楼房拆除前后拍摄了很多照片，看看，确实很不成样子，不像个正常居住的地方。但就是在那样一个简陋的环境里，船厂的职工们以此为依托，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沙滩上兴建了大型厂区，包括修建大型船舶的船坞，后来，为了筹备奥帆赛，那一片厂区被拆掉，迁往黄岛，而职工宿舍延后一年多之后，也终于在老住户，老职工的抗议、不满、不舍中被夷为平地。新的商业建筑群正拔地而起，成为新兴富裕阶层淘金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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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之前住在商河路1号，那里是青岛港务局红星船舶修理厂（后脱离港务局，又改名北海船厂，现北船重工）的宿舍，虽然是套房，家家有独立的卫浴、厨房，但系与别人合住一套房屋，多有不便。我从乡下回来的时候，家已经搬到厂里的另一处宿舍武定路23号。这处宿舍是一幢五层的黄色大楼，住在马路对面的同学李相敏他们往往把这里叫做黄大楼，我自己却给它起了个雅号：鬼对楼。此名盖因那时爱读鲁迅之书，便模仿且介亭，鬼者，槐也，对者，树也。鬼对，即槐树之右半部分。院子里有两株与五层楼几乎等高的大槐树。每到开花时节，满院馨香馥郁。它舒展的枝叶，几乎覆盖了整个院子，一到夏秋季，满院斑驳的树影，住在靠近树的人家，好不惬意。当然所谓鬼对，只有我自己知道它的含义。呵呵。算是躁动青葱时代的印记吧。
跟商河路1号宿舍不同，那是一幢筒子楼，一幢条件好一些的筒子楼，说条件好，是它不似一般筒子楼那样楼道在楼内，见不到阳光，我家住的那幢楼，所有住户一律朝阳，在南边有一个公用阳台（也是公用走道），家里没有厕所、水龙头、厨房，一层楼共用一个厕所、一个水龙头，做饭就在家里做。下雨的时节，雨水能一直冲到家门口。我家和另一家住在四层楼的西头，窗户一律朝西，我家在南侧，还有阳光，而住在北边的一家，就是原厂里的宣传干事刘祥成，他是转业干部，有一个伶俐美丽的女儿。后来他调到青岛日报做了美编，他画的报纸插图别有韵味，自成体系，名气渐增。因他跟家父曾是同事，所以一直叫他叔叔。他后来住在湛山一带，我后来住在八大湖时，上班骑自行车到太平路，经常在半路上遇到同样骑自行车上班的刘叔叔。多少年后一起参加出版系统的活动，见面还是叫他叔叔。
但是武定路的家，面积太小，是那种里外套间，里间朝西。这里虽然没有了商河路宿舍日夜不停的火车的汽笛声和大港码头轮船的鸣笛声，但是，站在窗前，远处的大港码头林立的樯桅依然尽收眼底。南边一个窗户，里屋放一张双人床，一张小床，一个方桌、写字台（写字台来自无锡老家，是祖父当年用过的，后来搬到洞庭湖路住，还用了很多年，最后舍不得丢弃，就拆下桌面保存了一段时间，那桌面所用的木头真是厚重，似乎透过那木头，窥见从无锡到上海又到青岛，这百年来的烟火气和几代人所经历的生活气息，当年祖父在这张写字台上写下多少文本呢），所剩空间就不多了。外间是灶台——是一个老式的锅台，左边是风箱，燃料是煤炭，掌厨的是外祖母，我经常边看书边拉风箱，蒸馒头的时候须要使劲拉火才能很旺。左边，紧靠东墙是一组双层床。里间是父母和小妹住，外间是外祖母和我、哥哥。哥哥睡上铺，我和外祖母挤在下层。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跟年迈的外祖母挤在一张小床上越来越睡不开，父亲就联系让我借住到同一楼层的集体宿舍，宿舍位于楼层中部的一间房子，朝南，那里住着家不在青岛的职工。屋里有两列双层床，右边是三组，左边两组。我睡在右边中间一组，下面是孟叔叔，我睡上铺。我对面，也就是左边一列的第一组，是郑方晏叔叔，他的后边，紧挨着北窗，是傅叔叔。孟叔叔是个电工，家大概是胶州。郑叔叔是个大胖子，家是即墨。傅叔叔白白净净的，话很少，会俄语，床上经常有一些俄语的书籍。至于其他人，记不太清楚了。孟叔叔南边一个叔叔是个红脸膛，个子不高。好像也姓孟，有一年春节，他们都回家过年了，我在那里学习正好很安静。这位叔叔喜欢喝酒，那时啤酒很便宜，两毛钱就能买一罐头瓶子，大约一斤。某日，看到他桌子底下有很多空罐头瓶子，突发奇想，也想品味一下喝酒的滋味。于是悄悄从家里拿出来一瓶啤酒，自己躲在宿舍里喝，那苦涩的味道自然喝不来，一时喝得头昏脑胀，那是由印象的第一次喝啤酒。
我那时上高中，是班里的团干部，课后经常有活动，经常很晚回来，每次进屋都蹑手蹑脚，生怕搅醒了熟睡的叔叔们。
我喜欢书，就在上铺的墙上做了一个书架，从家里拿来很多书放在上面。我所看的书，有好几部分。一部分是疏散人口期间，从沂蒙山外祖母家带回来的，书的主人是大舅，他当年读中学时看过的书。他参军离家后，这些书一直在老屋里保存着，家里人都不怎么看，所以一直都保存完好。我在那里期间，把大舅的书看了一个遍，还把最喜欢的一些书带回青岛。还有一些是来自林进家，文革初期，他家作为黑五类被抄家，我家跟他是邻居，当时他家大门大开，家里没人，书被造反派扔得满地都是，我便捡拾回来一些，爱不释手。还有一些是从新华书店买的，当时青岛最大的书店在胶州路和中山路路口，那时的书很便宜，一本一两百页的书，只需用不到一块钱。便把家里给的零花钱攒起来，过一阵就去书店买书，爱好很杂，买的书就杂。多属综合类。家里没地方放，就搬到集体宿舍、床下面有个木箱子，常用的就放在上铺的书架上，书很重，书架承受不住，有时就稀里哗啦往下掉。经常掉在孟叔叔床上，甚至砸在孟叔叔的头上。每遇到这种情形，我总是很尴尬。多少年过去了，有时在梦里还能梦见类似的情景。好几次梦见自己要毕业了，书却多得来不及收拾。真实的情况是，从师专毕业时，让家人到火车站接站，是一位赵叔叔开着小三轮车到车站接的我，装书的木箱子很重，幸亏赵叔叔帮我带回家。我那时体重刚刚过百，真是文弱书生，没有力气。
对面郑叔叔有个习惯，早晚各解一次大便，用他的话说，这叫“早上朝，晚请安”。解手的地方在楼层的西边，我家门口，那个地方，外边是全楼层唯一的水龙头，里面是两个蹲式便池。便池外面有一扇半人高的木门，年久失修，也就是仅仅能虚掩。往往是两处蹲坑同时解手的人会聊起天来，却不管对方是同性还是异性。经常在里面聊天的，有住在东头的崔阿姨和另一位单身，丁叔叔，好像是厂部的干部，口音是南方人，很清瘦、很干练的一位叔叔。崔阿姨吸烟，特别是解手的时候吸烟特别厉害。
郑叔叔有个儿子叫郑明一，当时考上了山东海洋学院，也就是后来的青岛海洋学院，现在叫中国海洋大学。明一兄经常到宿舍他父亲这里来，我在宿舍的时候，也跟我聊天，看我喜欢书，便告诉我，他们学校有很多书，如果我愿意，他可以带我去看书。这样，我多了一个看书的地方。
海洋学院那个大门对我来说是很神秘的。那时进门也不是随便进，要有理由。理由当然是去找人。门卫要盘问一番才放进去。
明一兄的宿舍在山坡上，他住一楼，宿舍紧挨着山，也就是八关山。因此很阴暗，潮湿，宿舍里也是上下铺，他睡下铺，去得次数多了，跟宿舍很多大哥哥熟悉了。
明一带我到位于操场边上的一个小楼，那幢小楼带有明显的德国风格。小楼是木板地，走在上面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有一个小窗口，里面是一个很严肃的老师，每次去借书、还书，她都多看我两眼，吓得我生怕被她看出破绽。
大学的书自然很丰富。比距此不远处的市图书馆强不知多少。特别是校园里安静的环境，更适合于读书学习。在这里有机会读了一些外面看不到的中外名著以及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书，有些书对中学生的我来说，不免有些深奥，但凭着好奇，在缺少参考书和老师辅导的情况下还是硬啃，感悟，也能理解个大约。可以说，后来良好的文笔和阅读能力就是中学时期打下的。特别是对做编辑、审校所需用的多学科知识，也跟那一阶段的读书所积累的知识是分不开的。
明一兄毕业后就失去了联系。作为海洋专业的毕业生，想必他应该还在海洋研究机构工作吧。不过，跟文革时期的所有工农兵大学生一样（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此类学生），不知他后来是否业都经历了一番“回炉”复读。像市团校的姜璐大姐，作为工农兵大学生，就是到山东大学复读的，我跟高峰大姐做青运史研究到济南时，还到姜璐在山大的宿舍去看过她。
在这个大院，还经历过1976年唐山大地震带来的风波。那期间，整个城市人心惶惶，一阵紧似一阵的警报不时响起，有一阵甚至全楼住户搬到位于新疆路4号的厂区，在大车间里临时聚集。后来想想，那个地方是很危险的，因为厂区就在海边，地震真的来了，必有海啸，厂区还不首当其冲？后来就在楼前的街道上搭起简易窝棚。我家搭的棚子就在武定路和宁波路路口，市北房办办公楼前。不过，那个小窝棚空间太小，里面仅能容纳一人，也就是一种心理安慰罢了。晚上大家还是回到楼里去住，或许本地没有过类似灾难的记录，所以人们的防灾意识很淡。可小窝棚不能没人，我就自告奋勇看守。初秋的夜里已是较凉，不过还能过去，夜里起来撒尿，看满大街的抗震棚，也觉得满有趣。后来天很冷了，大约是十月初，棚子才撤掉。
在武定路23号住了大约7年，从1970年疏散人口返城，一直到搬到燕儿岛路，正是初中和高中阶段，是青春时光，最好的时光，九中那些难忘的日子，都是在这里住的。其间结识的不少好同学，都成为一辈子的好友。那一带的地形地貌，那些老建筑，那些街道，还有那些人，那些事情，都是梦境里经常出现的所在。
九中距离家不远，从武定路向南，翻过一个小山坡，再下坡，走不到百米，左拐，沿上海路，走百余米，过吴淞路路口，左边是上海路小学，小学东墙头与九中紧挨着。在九中期间，也有机会读了一些书。老九中的图书馆很有名，位置是临近上海路的院墙内，是一座仿古建筑，有红瓦，被叫做鲁迅礼堂，但里面有多少书，却不知道，因为文革以后图书馆就不开放了。记得有一位语文老师王玉芬，因声带受损，不能教学，被安排在那里做管理员。虽然不能借书，但王老师还是有机会就给我们这些爱读书的学生讲一些过去不知道的事情。
武定路一带南段的西侧，是一片日式二层小楼，据说是初中同学范厚德父亲的产业。解放后被用作居民区。这一带中央有一个煤店，每年到烤火季节，这里都会堆积着高高的黑色的煤山。购买煤炭的居民会排起长长的队伍。那时买什么都是用票证的。武定路23号西边是宁波路，路北是市北区房产办事处，路南是一处幼儿园。宁波路的西端，正对着著名的日式建筑日本证券交易所，今一般称其为取引所（日本当用汉字，意为交易所），当时是北海舰队的军人俱乐部。我住的黄大楼，北边是结核病医院，后改为儿童医院，再往北是部队驻地，警备区司令部，过去是老山大的校舍。黄大楼南边，是一片新建筑，有一处被叫做幸福楼的楼群，实际是个大杂院，有点模仿里院式结构，大楼内院是一个天井。这一带住着大多数的同学。
有一年，据说因核爆炸产生的云层会带来强暴雨，有关方面未雨绸缪，提前把崂山水库的水放了很多，结果给原本用水就很紧张的市民生活带来很大不便。这样，每层楼唯一的水龙头被停掉。全楼只用一楼的水龙头，每家每户发水票，每天定时开水龙，接水的时候往往排起长龙。一家也就只能用一桶水。武定路23号楼的地势比较高。有时对排长队很烦，就跟哥哥一起到地势低的地方去接水。这宝贵的水当然先紧着饮用，然后是洗菜，之后是洗衣，再擦地板，最后冲厕所。使用循环水，一水多用，给这个城市的市民养成了固定的习惯，当然，对这个习惯年轻人是不以为然的。尤其是外地来的年轻人，如有一次刘一雯到一个大叔家见过此类情景，非常感慨，以为只是那位大叔非常会过日子，有环保意识，实际上今天的四五十岁的青岛人都有这个习惯。是缺水缺怕了。
那时买东西用各种票证，当然东西也便宜，武定路往下走，是广东路，广东路和甘肃路路口，有个小铺，那里有个茶炉，茶炉安装一个哨子，水一开，远远地，就能听到叫声。我经常带着小妹到那里去打水，一分钱一壶。一壶能灌两三暖瓶，够家里用上一天的。小铺还有打散酒的，经常可见有出大力的人，比如拉大车的，花三分钱买上一提酒，那酒提子是木质的，很别致，店主给主顾把酒倒在一个白瓷碗里，拉车人就站着把酒干了。家里用的食用油也是散装的。盛花生油的是一种大铁桶，足有一米多高，直径四五十公分，重量差不多有二三百斤，油桶外边也是油腻腻的。油桶出口处装有一个手动的油泵，打油时带着油瓶去，买多少，直接把油打到瓶子里。那油很香，现在吃的油已经没有那种香味了。
1975年左右，父母所在的原名红星船厂的单位改为交通部北海船厂，迁往燕儿岛。负责筹建厂职工医院的父亲曾带我到新厂区去过，那时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厂房。记得坐郊区的公交车去的，一个多小时一趟车。车站在现在香港花园一带，那时是一片庄稼地。下车翻过一个小山，远远地就看见蓝蓝的大海。海边没有什么建筑，只有不少帐篷，我知道，那是建厂的工人们住的地方。印象中，我在沙滩上捉螃蟹，那种花壳的螃蟹，很好看，但不能吃。
1977年，可能是新厂区建得差不多了，一些职工陆续迁过去，住在燕儿岛北边，辛家庄西南角，湛流干路（今名香港中路）路南的一片简易房。说简易，屋里的天花板缝清晰可辨，涂料刷上去粘不住，后来，几乎每年都帮母亲刷房子，刷上去的涂料，用不了半年就会成片成片的脱落。墙很单薄，只有一块砖厚，在靠近墙的床上睡，很冷的天能感觉到外面的冷风。甚至有笑话，说楼上小便的人是男是女楼下都能听出来。那片楼房拆除前后拍摄了很多照片，看看，确实很不成样子，不像个正常居住的地方。但就是在那样一个简陋的环境里，船厂的职工们以此为依托，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在沙滩上兴建了大型厂区，包括修建大型船舶的船坞，后来，为了筹备奥帆赛，那一片厂区被拆掉，迁往黄岛，而职工宿舍延后一年多之后，也终于在老住户，老职工的抗议、不满、不舍中被夷为平地。新的商业建筑群正拔地而起，成为新兴富裕阶层淘金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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