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在的编辑部又在开选题会议，按惯例，每周一次，各个版面的编辑汇报下周的选题，已经写好、编完哪些稿子，准备怎样发？领导有什么意见？总之，每人轮流发言，报社社长最后拍板，对非常重要的内容，大伙往往还要再议一议。
选题会开常了，同事们已经不怎么把它当个事了，我们的《广播电视报》是周刊，周而复始，我们像蒙着眼拉磨的驴，怎么走都是在那个地方转圈，这些选题会基本都有套路：逢什么节日唱什么歌，例如“五一”就弄工人内容的，“六一”是儿童的，“七一”不用说，必须是歌颂党的；“八一”是建军节，要搬出几十年总用的套话“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什么的；逢“十一”国庆节，毫无疑问要反映咱们伟大祖国的巨大变化……
最愁人的是不逢年过节的时候，没有“应景”的内容，我们就必须琢磨弄什么。
这不，今天是月中，又没有什么节日，我们只好凑题。头版头题没什么可选的，报社社长说：“最近市委有什么主要工作？咱们的广播、电视新闻是怎么报道的？把他们的消息拿来用上。”
“最近……”这些编辑记者支支吾吾，一下子想不起有什么大事，面面相觑。小王说：“唉，好像最近还是讲三个代表，听说市里开过一个什么会。”
“好，就弄三个代表。小王你去两台新闻部看看，拿条消息过来。头版头题就这么定了。大特写呢？这期大特写弄什么？”
我们又面面相觑。
其实大特写的素材多的是，编辑记者们知道，报上去领导也不一定通过。
我曾经对青岛夜生活不如南方丰富做过深入采访调查，写了近一万字的稿子，结果我们的社长拿不准，请示上级领导，最后上面的领导说此稿不能发表，如果发表了会影响青岛的旅游业。
我还写过电台同事葛晨的汽车俱乐部节目，到最后看校样时被拿下，也是局领导的意见。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费工费力没有效率还生了一肚子气。
在新闻圈子里干长了，大伙心知肚明，不能碰的领域和地方很多，上面有规定，青岛市的市委宣传部也有许多细则，关于政治改革或者牵涉体制的话题，绝对不准说三道四；领导干部达到一定级别的，例如各个区市、市属大局主要领导，对他们公开批评之前必须有市里主管领导批准；还有一些不准曝光批评，例如公检法、军队、海关等国家重要部门；还有少数民族问题、台湾问题、朝鲜问题、恐怖分子问题等等，你的新闻监督“到此止步”“不准乱说乱动”。
好，我们遵守，不服不行啊，可是这之外呢，没什么问题吧，对一些落后的社会现象，舆论完全可以实行干预或监督，比方一些行业黑幕，路人皆知的社会丑恶现象，例如房地产开发和营销的内幕、食品卫生现状混乱不堪、停车难、夜总会洗浴中心宰客等等，光目录就可以列上百行，但奇怪的是，往往这些题材也不能报道，广播电视局领导怕出事，我们的社长更怕出事，何况，你一家报纸批评了，那些被批评的社会现象也不会就此消失，领导想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根火柴烧不垮黑夜，何必呢。
到最后还是发些正面报道，或弄些不关痛痒的轶闻趣事，有时还把收钱的广告改成社会调查，如本市某大企业如何抓产品质量，等等，大特写成了大歌颂。我们报社最经典的一次，是给一个陵园做广告，人家把钱拿来了，我们觉得不太好安排，卖墓地，是不太吉利的事儿，报纸也挺为难，这时广告部的记者提出改成大特写，从殡葬业改革谈起，虚构几个故事，重点推荐某某陵园，后来交钱的，花钱的，皆大欢喜。
只是这样的“机巧”广告不多，大部分文章都是记者替王婆卖瓜，收了人家钱就替人家吹。大特写也不大不特了，内容平庸琐碎，哪个记者都可以操刀上阵，文字长度不够，胡乱配上几副图片，好歹把一个整版凑齐，读者喜欢不喜欢是另一回事，报纸的受众左右不了领导的命运，关键是“上头”别不高兴。
这样，领导的官帽子稳稳当当，我们的工资奖金一切照常。社会的新闻宣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休止地循环着。
社长见编辑记者们闷声不语，也坐在那儿发了一阵呆，便起身从他办公桌上拿了一摞信封，说：“看看读者来信，你们从这里找找题材。半年多了，我们报社只收到这么几封来信，够寒碜的。最近我们报纸的发行量直线下降，我们应该引起警惕，找找原因，发点抓眼球的东西。”
我说：“作为编辑记者，谁都想弄抓老百姓眼球的东西，可你们不批，有什么用？”
社长笑了，说：“老杜，你搞了多少年新闻？这些事你不懂？在咱们单位，你拿什么钱干什么活，别的事别打听。”
编辑小王有些不高兴，声音低低地、但同事们都听到了，说：“这不是把我们当工具？拿共产党的钱，替共产党吹？”
社长马上变得非常严肃：“怎么了？你还不服？告诉你们，你们太年轻了，许多事不了解内幕。你的职位谁给的？党给的！你的工资谁发的？党发的！我说句通俗实在的话吧，这就叫：‘端人家碗，听人家管’。在咱们中国，‘天大地大不如共产党大’，你下岗了，吃不上饭了，去替谁说话？更要命的是，谁又会替你去说话？”
社长的话义正词严，掷地有声，弄得底下的编辑记者们说不出话来。
社长意犹未尽，又说了句：“到时候，你哭也晚了。遭罪的是自己。其实这些话，说过多少遍了，谁不知道？不用整天叨叨吧？”
我看到一帮同事大眼瞪小眼，无言以对。
女编辑庞敏神色紧张，好像领导真要砸她的饭碗，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社长的话似乎有地方不对劲。在他们领导的眼里，一帮编辑记者最好低头拉车，尽量不要抬头看路，端人家的碗就得听人家的管，表面上看没错，但我突然想到，我们究竟端的是谁的碗？该听谁的管？
我脱口而出：“我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们应该听纳税人的管！在咱们国家，老百姓给国家挣钱，我们应该听老百姓的！”
小王噼啪鼓了几下掌，看到其他同事没有响应，有些尴尬地把手放到了腿上。
我看了看同事们，他们虽然用目光支持我，但并没有人开口说话，有的人甚至还偷偷地观察社长的反应，表情上模棱两可，神色冷漠。
我有些失望。
社长说：“老杜我说你是书生，你还不服气，你说的纳税人是谁？是张三还是李四？恐怕没有具体的人吧？告诉你，纳税人是个抽象的概念，而我们的上级领导是具体的某某人！上级领导可以让你马上停职检查，纳税人表扬你一万遍屁用也不顶！犟什么犟？小王你鼓掌也没有用，老杜不能给你发工资发奖金，咱还得从广播电视局财务处领钱。”
我不得不承认，社长能说会道，关键是他说的好像还还难以反驳。他在官场混了那么多年，见多识广，久经沙场，说一些官场的事，我甘拜下风。
不过，社长说我点不出纳税人的名字，这明显是偷换概念，用整体否定个别，其实所有的劳动者都是纳税人，他们除了在形形色色的企业单位创造利润，还有像我弟弟那样的个体户，辛辛苦苦挣的钱，每个月都要缴那么多税和费，那些名目繁多的税、费不都是用来养活国家公务员的吗？
我弟弟对我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从敬畏到漠然，后来又冷嘲热讽，说哥哥你们一大帮人整天忙活什么，出了报纸也没几个人看，不好干点具体的事？
我回答说没人看我们也得办，这是党的工作。
想到周围的人对我的诘问，我雍堵在胸口的许多疑惑，觉得在报社选题会议上好像不太适合说，要说起那些话题，似乎又太复杂。再说，我也懒得说。
我们的社长表面上冠冕堂皇，跟个政客似的，很老练地说一些“官话”，其实，他和我们一样，也不是没有利用工作便利办过私事，人之常情，同事们曾经议论过，一些局领导甚至通过操作人事提拔挣钱。
整个社会都这样了，谁能独善其身？我们社长有一定的公权职位，他也是为一种游戏规则所左右，身不由己言不由衷，都是社会明与暗的各种规则，应该理解。
我想到俗话说的“屁股决定脑袋”，很有道理，坐在什么位置说什么话，假如我当了社长，会不会也像目前的领导一样，谨小慎微，树上掉下个树叶怕砸破头，唯唯诺诺，只看领导的眼色行事？一天到晚怕出事，怕头上的官帽子被上面掳了去？
我思忖自己不会那样，所以也当不了那么大的官。
也有例外，《南方周末》发表了不少为民请命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在全国影响很大，不是也没被上面取缔？只是听说他们的几任总编辑都被撤换过，接替者稍有收敛，变换点花样，照旧仗义执言，骨子里他们还是前仆后继，并未屈服。
社长见编辑记者们都不吱声，大概以为我们被他说服了，口气就有所缓和：“其实，我也是公家棋盘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棋子，人微言轻，很多事我说了也不算。咱们还是讨论一下这期报纸发什么大特写吧。”
庞敏说：“社长，你手里不是有读者来信吗？从里面找找，看有没有报道线索。”
“好，好！咱们一定要倾听群众呼声，走群众路线。”说着，社长站起来，把一封封群众来信分发给每个编辑记者。
于是，我们都聚精会神地阅读起群众来信来。
过了一会儿，小王扬起手里的信说：“这封来信挺有意思，一个打工妹到个体医院去流产，造成大流血，后来她到大医院检查，发现是宫外孕，打工妹回到个体医院去找，个体医院态度蛮横，拒不认错。她要求新闻单位给她撑腰。”
社长问：“哪个个体医院？”
小王仔细看了看信，说：“是北海沿的一家不孕不育研究院。”
“噢，是那儿！”我们都明白了。
北海沿的这家个体医院在青岛很有名，长年在报纸、电台和公共场合做广告，与本市东河庄的一家个体医院互相竞争，两个医院的负责人都号称自己是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专家，连医院的广告词都互不相让，一家是：“婚后无子心莫颤，寻子得福北海沿。”另一家是：“婚后无子心莫慌，寻子得福东河庄。”
你押韵他也顺口，明显是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也不知道广告词的原创在哪一方，其互不服气争拉客户是显而易见的。
社长问小王：“信上怎么说？”
小王念道：“我希望报社能派记者到北海沿不孕不育研究院调查，为我们老百姓主持公道。我曾去北海沿要求给个说法，他们强词夺理，把我撵了出来……”
同事们议论纷纷，说这个题材好，如果情况属实，发一个记者调查，肯定抓眼球。
社长说：“好，那么咱先这么定了，派记者去调查打工妹、北海沿医院、有关部门，如果内容丰富，可以考虑弄大特写。不就是个小医院嘛，批评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何况，咱们是站在中立的立场上，用事实说话。”
其实小王念的这封群众来信，其中所说的内容我前几天就知道了。那是中午在广电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广播电台一个叫“千鹤”的主持人告诉我的，她说她主办一个群众投诉的节目，挺受欢迎，曾接到一个女孩的电话，说在北海沿不孕不育研究院做流产，造成大流血，回去理论，人家不理，问电台怎么办。千鹤说她本来想调查一下，给人家个答复，可不知为什么被广播电台领导制止了。她问我广播电视报能不能出面给报道一下，而且报纸的影响比电台大。当时我说下午向领导汇报汇报，可是后来我把此事给忘了。现在出现了群众来信，我又想起了千鹤当时焦急的面容和语气，觉得如果能报，正好也算对千鹤是个交待。
小王说：“社长，这个题材不错，咱们的报纸不敢打老虎，还不敢打苍蝇？”
是的，我想，一个私营医院，与社会的各个政府部门比起来，微不足道。在咱们国家，新闻最缺少的是批评，最泛滥的是拍马屁。拍多了连编辑记者们自己都恶心，弄点有意思的调查，自己提提神也好。
社长把头偏向庞敏：“怎么样，小庞？你是女同志，你去？”
庞敏慌不迭摆手：“我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写过批评报道。再说，最近我孩子要考初中，我也没心思出去采访。”
社长又看看小王，说：“那么就你吧。”
小王也慌不迭地摆手：“别别，社长，不是我推辞，我还没结婚，去采访流产、宫外孕什么的，不太方便。还是让老杜去吧，他孩子都老大不小了，问什么事没障碍。再说，老杜写批评报道有经验，驾轻就熟，容易出彩。”
社长笑了：“平时你们说起来一个顶仨，真叫你们干活了，又来毛病了。”
“不是不是，”小王忙解释：“好不容易发现个好题材，我怕弄瞎了。我要是结了婚或者年龄大，肯定没问题！”
社长问我：“老杜，小王推荐你，看来写这个非你莫属了。老将出马一个顶俩，你是老手，你说说准备怎么写这个事？”
我说：“按正常采访路子，跟当事人见面，详细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看这里面有什么共性问题，例如患者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私营医院是否存在业务素质差，或光顾挣钱草菅人命的现象。到时候看采访的情况吧，信息量大，情节复杂，就多写点。”
“好！好！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思路！一定要亲临现场，深入采访，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能升华出全社会的主题更好，实在不行也可以就事论事。”社长有些兴奋，接着说：“选题会就到这儿吧，大伙赶紧各忙各的，老杜现在就联系打工妹，马上到她家去一趟。北海沿医院，还有医院的上级部门，尽量都采访到。”
唉，盲驴拉磨式的选题会，这次终于转出了点内容。
一帮编辑记者懒洋洋地起身往外走去，看他们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知道他们还是会和昨天一样，继续弄一些司空见惯的东西，只有我，这次好像才真正领到了一个新一点的选题。
我按打工妹来信留下的联络地址，给她打了个电话，我说她的来信收到了，准备找她了解一下情况。电话里的打工妹一听就是东北的，口音近似普通话，她问我是不是市政府的，我说不是，她又说那么你是市卫生局的？我说也不是。
我忽然想到打工妹可能给很多地方发了信，起码不单纯是给我们报社。我自报家门，说明了意图，她告诉我她家的住址方位。我一听她住的地方，非常偏僻，虽然离北海沿医院不很远，但那地方不通公共汽车。我问清了她家附近一个好找的路口，她答应在那儿等我。
我告诉社长，要采访的地方很偏僻，必须坐出租车，社长说没问题，到时稿子弄完了一并报销。
我走出广播电视大厦，天很热，骄阳当头，我眼有些花，觉得汗水马上就出来了，喘气也闷。幸亏可以报销出租，要按平时规定坐公交车采访，来回倒车，还不热死？
在路上截了出租车就向北海沿方向赶去。
出租车在北海沿居民小区转来转去，我终于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女孩站在路口，我问她是不是写信的那位，她说是，我下了车，问她附近有没有茶楼或者咖啡屋，我请她喝杯茶，她说附近没有，快到她家去坐坐吧，于是我随她到了家里。
这是个狭窄的套一房，进门就是小小的客厅，厅里唯一的方桌上，还堆着几个饭后没来得及洗的碗。我坐在方桌旁，抬头看到小两口放大的彩色结婚照，两个年轻人幸福地朝我笑着，我觉得眼前病恹恹的姑娘，简直与照片上的新娘判若两人。
我直奔主题，拿出那封来信。她说信是她爱人写的，一共发了七八封，内容基本都一样。我问起事情的经过，她说她是从东北来青岛打工的，在一个私营服装厂上班，收入很低。她通过青岛的亲戚，找了个青岛当地的小伙子，他们去年结了婚。男方在家里是独生子。因为俩人挣钱太少，生活困难，根本不能要孩子，不料两个多月前，她发现没来月经，而且有了怀孕的反应，就想去打胎。两口子看到北海沿不孕不育研究院门前广告，可以做药物流产，他们就进去了。
里面的大夫听说要做流产，也没做任何检查，就给开了流产的药，说回家吃上就可以了。
谁知道吃了流产的药以后，小腹痛的厉害，下面流血不止，连续几天不见好转。他们又去北海沿医院问，上次的那个大夫说是没流净，让她再观察几天。
几天后还是不好，小两口觉得蹊跷，就没再去北海沿医院，而是去了青岛最大的医院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在那里大夫给做了检查，发现打工妹是宫外孕，情况危险，只好做了手术。
青医附院的大夫说，做流产前必须检查，而北海沿医院不分青红皂白，直接用药物流产，很容易发生危险。
“如果我们不去青医附院，还不知道是宫外孕呢！我爱人去北海沿医院交涉，医院拒不认错，事情就僵持下来了。”
打工妹脸色苍白，说话声有气无力。
我问：“那么你有什么要求？”
她说：“唉，咱也不是想怎么地，就是心里冤的慌。我给广播电台投诉节目打过热线电话，主持人千鹤说给问问，后来就没消息了。看我身体越来越差，我爱人气不过，就给有关部门写了信，信发出一个多月了，没有任何反应。”
“我这不是来了吗？”我笑了笑说。
“是，你是第一个，第一个来调查的人。”她有些艰难地咧了咧嘴，做出笑的样子。她年轻轻的，额头上竟然有了细密的皱纹。
稍顿了一下，她喝了口水，又说：“谁知道会摊上这么一档子事儿！我身体遭老罪了，一个多月没法上班，还花了那么多钱治病，北海沿医院起码得给我们个说法吧！”
打工妹问我电视报是不是要报道，我说还不一定，我还要去北海沿医院去了解核实，记者不能听一面之词。一听这话，打工妹急了：“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我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我解释说不是不相信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程序就是这样，我现在就去北海沿医院。打工妹说从这里走过去很近便，又告诉我路怎么走。
这里很偏僻，没见到有出租车来，我只好向北海沿医院方向走过去。好在太阳已经不那么毒了，小区里种了许多树，我沿着树荫下慢慢走着。
通过采访来信人，我对北海沿医院倒有了好奇心，按说他们应该对打工妹的误诊承担责任，为什么却拒不认错呢？
正在这时，我接到老朋友青岛晚报艾庞寒的电话，约晚上一块吃饭，我问什么事儿，都有谁，艾庞寒说：“还有谁？还是那帮哥们。刘一、王光、老窦，王光出了本书，挣了点稿费，他请大家搓一顿，玩玩就是了。”接着他说了酒店名字。我边走边和艾庞寒聊着，答应晚上一定去。
离北海沿医院老远，我就看到了他们竖在楼顶的大牌子：“北海沿不孕不育研究院”，这是一座四层办公楼，门口挂着青岛一家大型企业几个部门的牌子。我在大楼门口传达室问一个40多岁的看门人：“这个楼是机械厂的还是不孕不育医院的？”
传达室的人说：“是我们机械厂的。我们厂这几年效益不好，挣不出吃的，工人纷纷下岗，马路边的这座楼也出租给人家了。别看不孕不育研究院挂那么大的牌子，好像整个楼都是他的，其实他们只租了一间最小的房间，另外还占了半个走廊。其它的和他们没关系。”
我问清楚医院在二楼，就走了上去。果然，在楼的尽头有一块走廊被封闭了，里面的长条椅子上坐着几个农民模样的人，面对一个穿白大褂的大夫，那大夫正在大声嚷嚷什么。
我走近的时候，听见那个大夫像做报告似地大声说：“你们不听我的，那怎么行！我开的药，谁也不能改……”其实他那么大声说话根本没有必要，因为走廊很小，他眼前统共没几个人。
我问那个“作报告”的大夫，这里谁是院长，他抬头看了看我，说：“干什么？我就是，什么事？”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牛院长。
我说我是青岛广播电视报社的，刚要说来的原因，牛院长打断我的话：“是不是来拉广告？我们现在不做！永远也不做！告诉你，一辈子也不做！唉，现在些记者一天来好几帮，特别是广播电台的，整天来动员我们做广告，真烦人！”
我有些尴尬，说不是来拉广告的，是来了解一件与医院有关的纠纷。
牛院长抬头警惕地看了看我，说：“不是拉广告的？我看看你的证件。”
我从包里掏出记者证，递给他。他仔细地看了看，说：“你到办公室坐会，等会儿。我先处理这几个病号。”
杜帝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