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迈阿密女画家阿扎德·阿拉扎德是位90后画家，她的作品大都画坐着发呆的人物。她多画一个人独坐发呆，或叫做沉思，即便是画两个人坐着，也是互不相关，各想各的心事的样子。发呆不一定是在想某事，也可能只有一些飘忽的意识流动，或杂乱的前意识活动。阿扎德是在用形象捕捉人的存在境况，身体的和精神的状态都在画框里了。画面极静，没有一丝动感，而人物出神的眼神就成为画面亮点。由此让人觉得画中有不动之动，并跃出画面，与读画者的意识活动相呼应。
阿扎德的画面着色“很生动”，就是所谓使用原色。纯色块绘出的人物和背景，屏息静气，带有几分神秘感。
触摸
我们用感觉、也用心触摸这个世界。我们许多强烈的情绪表现，实际上就是对触摸或刺激作出的反应。据说在很久以前，海洋里的生物没有眼睛，它们是用触须互致问候的。至今，还有不少动物保持着这个习惯，如水母、蜗牛等。后来，有某种鱼长出了眼睛，虽视距很短，但在当时算是拥有了最先进设备的海洋生物了。就像如今军队作战有了夜视仪和无人机的摄像头。
18世纪的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对视觉很有研究，但他承认，在人的所有的感觉功能中，触觉是最基本的。其实，视觉也是触觉的延伸，推而论之，心才是我们最发达的触觉，只有心能够触摸到爱，触摸到上帝。
分析及其他
人是爱好分析的动物，知识就是用来做分析的工具。然而不应忘记一点，即相对于认知目标来说，知识这个工具是远远不够用的。历史上的不可知论者是明智的，如苏克拉底就提醒人们要“自知其无知”；康德则认为“物自体”不可知。
这里说说人的三种意识活动，即判断、分析、描述。不限于形式逻辑所讲的判断和分析，这里主要是说那种在普遍使用中的心理动态。
判断是最适于应急反应的生存手段，是一种十分快捷的意识动向。从动物的本能判断到人对事物的判断，都是如此。不做详述。
分析主要适用于科学技术和理论思辨，对此二者而言它是必需的。但我个人认为，分析不太适于对具体的个人、灵性事物和对文学艺术的运用。不仅是因为这些东西复杂到无力分析的程度，而且是出于尊重。你可以分析“人”“人性”，自由表达你的看法，像王朔、陈丹青等人，对“人”就颇多微词。而对于个人，世俗眼光的所谓“分析”，是非常残酷地对人性的扼杀，这种眼光看不到整全的人、本性的人，而只能凭外表作出自以为是的判断。比如，看到一个环卫工就去同情（以显示自己的优越感），看到一个当官的就去恭维（根深蒂固的价值观作祟）。“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折一枝鲜花在手里把玩并赞美它，却不是草木所需要的，何况对一个鲜活的人。《圣经》教导说不要“论断人”，所指的是不要论断个人，而不是指“人”或“人性”。相反，对“人”或“人性”是需要洞察和分析的，上帝最为明察人性，启示真理撼动人心。
对待灵性事物或文学艺术，当然也需要语言的表达，但仅诉诸理论分析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总是伴随着直觉的洞察。比如写文学评论，这是最得罪人的事，写文学评论几乎等于犯傻。文学评论本是分析评论一个作品，与文本对话，但作品的作者只当成是对他说话了。一般情况下，人只需要对他的表态，而拒绝对他的分析，哪怕是对他的作品进行分析。分析是一种知性能力，一种非常有限，且当谨慎使用的能力。
描述之法和缓地接近现象本身，也就是接近事实本身。20世纪哲学家胡塞尔提出“现象学的描述”，猜想他是出于对判断、分析等传统方法论的失望。现象学建议要悬置任何理论预设，不受任何成见的干扰。现象学家认为现象就是事物本身，现象背后并没藏着什么本质，所以，它主张拉近语言与事物之间的距离，用“本质还原”的描述之法是可以到达事物的。这种看法与传统“本质主义”哲学是相反的。
不含混、不苟且
遇事要尽快地看清实质，才能有正确的应对，至少可以具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一点不含混地抓住实质，并一点不苟且地去面对。含混、苟且是导致做蠢事的原因，明察必须在先，反应必须及时。
排异
人对与己相异的东西大多是会排斥的。这种相异是指那种质的相异。它并不是你喜欢红，他喜欢绿；你喜欢辣，他喜欢甜这类相异，而是极深的、根性上的相异。这种相异的东西越深，就越坚固而难以改变。王朔在1980年就写所谓“类型化人物”，当时只觉得这是与“典型化人物”不同的一种写法，而没从细处去观察现实生活。如今看到，在保持复杂个体特性的前提下，人确实是有类型特征的。如实用与灵性就有非常明显的差异，甚至在良知方面（且不说行为表现，看网络话语所显现的价值观对立）也有善与恶的明显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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