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从您的几篇文章可以看出，您对概念问题十分重视，《什么是旧体诗？》就很重视概念问题，文章一开篇就用了不少文字讲了中国文化概念不清的问题，使读者认识到概念不清是个应该引起重视的现象。不过有的语文教师认为，《什么是旧体诗？》的“开篇”说得多了，有点游离文章的主题思想。我个人认为这个“开篇”很精彩！读后有种醍醐灌顶的震撼：概念不清竟是中国文化中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不知道您对语文教师的意见怎样看？
答：我之所以用了不少文字谈概念不清问题，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视，让大家看到概念不清在今日的旧体诗界仍然普遍存在。这篇文章就是在搞清概念的基础上，谈了有关旧体诗的一些基本知识。例如很多大学教师就不知道，旧体诗是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概念。
概念不清既影响了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旧体诗创作水平的提高。例如，“什么是诗”在近百年的中国文学界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影响了新诗的发展。
很多人没注意，概念不清是中国文人的老毛病了。历代中国文人都有满天抹浆糊的语言习惯——文章说了半天不知它说了些什么。奇怪的是，人们把这种说不明白的文章，误认为是大学问呢！例如“天人合一”被称为中国文化中的哲学命题。历代谈“天人合一”的文章汗牛充栋，但是没有文章说明白“天人合一”的具体意义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提出“天人合一”的硕学大儒，连天是什么、人是什么都没有搞明白，谈什么“天人合一”？再说，天与人是两个本质绝然不同的存在，两者没有内在联系，怎么可能“合一”呢？
所以历代文人研究“天人合一”两千多年了，既没有哲学上的贡献，更没有科学上的发现，不过是长期的无效劳动中浪费了很多人的时间、精力、生命。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还是中国文人的悲哀，抑或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如果问那些写诗的人“什么是诗”？恐怕能回答的人很少。连“什么是诗”都没有搞明白，写得什么诗？
问：其实大部分教师不很重视“什么是诗”的问题，我们讲课需要时，都是临时翻看辞海词典。但是辞海词典的解释很不到位。
记得十几年前书屋曾经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谈道：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新诗，是中国人的邯郸学步，新诗百年没有探索成功，却把祖宗用了千百年探索出的格律体——这个汉语写诗的最佳形式忘得一干二净了。所谓“新诗百年没有探索成功”，是否与当年翻译的西方诗歌也有关系？
答：你说的那篇文章我看过，但忘记题目与作者了。那篇文章认为，新诗百年没有探索出新诗的表现形式，是个应该认真总结的重要问题。新诗是受西方诗歌的影响，误以为现代汉语写成白话文断句就是诗。所以文章批评新诗是邯郸学步。其实西方诗歌也讲究节奏，讲究音律，讲究抑扬顿挫的声调美感。只是因为语言的原因，西方诗歌的表达方式与中国人不同罢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诗是不可以翻译的：语言文字可以翻译，但是营造诗的音乐性声调的方式方法——表现形式是无法翻译的。这种表现形式是与其母语相适应的，离开了母语，这种表现形式便没有意义。例如格律体这种表现形式，无法在英语世界找到相应的翻译。翻译诗实质上是翻译家的再创作。所以不懂诗的翻译家不要翻译诗。西风东渐后一百多年来，翻译诗的作品目不暇接，但是没有完全成功的翻译作品。冯至翻译的德语诗算是接近成功的。梁宗岱用英语翻译的中国古典诗词也接近成功。因为冯至、梁宗岱不但是出色的翻译家，还是优秀的诗人。
问：新诗虽然是白话文断句，但新诗也不乏优秀的诗人，他们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不知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
答：在现代文学史上，徐志摩、卞之琳、艾青、戴望舒等，都是对新诗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徐志摩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艾青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卞之琳的“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等，都是新诗中的经典名句。戴望舒的《雨巷》脍炙人口，那是一幅江南小镇的淡粉画，永远勃发着忧伤的诗情画意。
但是这些优秀的新诗人，都没有认真考虑过“什么是诗”的问题，都没有对新诗作出让人信服的定义，他们都没有围绕“什么是诗”提出这样几个问题：新诗的表现形式是什么？白话文断句就是现代汉语诗的表现形式吗？白话文断句怎样体现“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特性？
问：实际上，除了用白话文断句给新诗定义外，无法作出其他更恰当的定义，但是白话文断句是小学生也能写出的诗。这个现象是否也说明新诗百年没有探索成功？
答：诗在东西方文学中，都是用精妙的语言创作的“阳春白雪”。“阳春白雪”不是谁都能创作的文学。“新诗探索百年没有成功”隐含的关键问题是：没有找到表现诗句含有节奏、含有音乐性声调的表现形式——这是体现诗的根本特性的原则问题，否则就不是原旨要义上的诗了。
我在《什么是旧体诗》中谈过，决定音乐性声调的主要因素有两点：节奏与旋律。当然诗句中的旋律不是音乐中的旋律，不过旋律的特点是一样的，都是声音的变化。音乐是“起伏、高低、强弱、长短”的变化。诗句的变化体现为声音的抑扬顿挫。诗句的“抑扬顿挫”是通过四声的对称组合实现的，押韵则把这种“抑扬顿挫”贯通为统一的“主旋律”——这就是诗句的音乐性声调的由来。
在汉语文字的组合中，五言、七言是最有节奏感的组合。例如读《诗经》《离骚》就没有格律体的五言、七言含有铿锵有力的节奏感。但是新诗人不考虑这些汉语写诗的基本常识，误以为白话文断句就是诗。闻一多曾经探索白话文断句的格律问题，但是没有成功。闻一多后，没有人探索新诗的表现形式问题。所以那篇文章认为“新诗百年没有探索成功”。
问：是否可以这样认为：“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特性是有节奏、有音乐性声调，所以欣赏古典诗词应该吟诵？
答：关于吟诵问题，我在《什么是旧体诗》中已经详细谈过，再讲是重复了。有位大学教师邀请我去讲吟诵问题，她说：“吟诵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宝贵遗产，需要您引导我们开发弘扬。”我听后笑道：不要把吟诵神秘化，吟诵犹如说话，说不上什么文化遗产。说话没有专著谈如何说话。吟诵也没有专著谈如何吟诵。说话是口头传承，吟诵也是口头传承。说话只要能让人听明白就行了。吟诵只要听起来悦耳就行了。说话是说给别人听的。吟诵是唱诗给自己听的。说话的传承中必须知道语言的意思才能说明白。吟诵必须按照平仄音律唱诗才能出现抑扬顿挫的声调。欣赏者随着这种声调进入诗词的情调氛围，与诗词产生思想情感的共鸣——这就是吟诵的唯一目的。欣赏格律体诗如果不吟诵，便失去写诗用格律体的意义了。很多旧体诗人重视格律体没有错，但是别忘了格律体是写诗的手段，不是目的。欣赏古典诗词，没有看这首诗是否符合格律体的，都是看诗词的情调、诗味、意境、境界如何。格律体本身并无欣赏价值。
平仄音律不过是以语音四声为基础的对称搭配规律，并不复杂深奥。书店里谈平仄音律的书很多，如王力的《近体诗格律学》，启功的《诗文声律论稿》，刘叔新的《古典诗词体式韵律及其运用》，胡可先的《作诗漫话》等，都是受读者欢迎的读物，都很通俗易懂。
问：您在《什么是旧体诗》中特地推荐了朱光潜的《诗论》，是否也与看重“什么是诗”这个问题有关？
答：朱光潜的《诗论》是其著作等身中的代表作。对此上海夏中义教授的《朱光潜美学十辨》可以参考。《诗论》是现代文学理论中最重视“什么是诗”的专著，但是这部专著在民国时期“昙花一现”后，竟被长期尘封。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像朱光潜这样懂文艺哲学的人极少。岂不知诗的表现形式，严格说是个哲学问题：所有的表现形式都与其表现的内容互为存在条件。有什么样的内容，必定有相应的表现形式，离开了这个表现形式的内容是不存在的。所有的表现形式，都是以表现的内容为存在条件的，否则这个表现形式便成了没有意义的空壳。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白话文断句”的新诗不是诗。新诗没有体现节奏与音乐性声调的表现形式，无法表现“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特性。关于“诗之所以为诗”的表现形式，是个不能马虎的原则问题。
当代诗人林贤治在《新诗五十年》中谈过“新诗的内在节奏，是作者感觉中的节奏”。这个说法让人怀疑：从上述“形式与内容”的哲理来看，新诗没有表现节奏的形式，哪来的节奏？再说读新诗没有节奏感，仅诗人自己有“内在的节奏感”，这在作品意义上是说不通的。作品最终是“公器”，是要给读者看的，节奏也应该让读者能感觉出来。何况汉语写诗，除了五言七言最能体现节奏外，谈其他的所谓节奏，不是多余的废话？
说“新诗不是诗”，是在诗的原旨要义上的一种学术判断，不是个文学价值判断，没有否定新诗价值的意思，谁也否定不了新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存在。例如某新诗人一听“新诗不是诗”就火冒三丈，说明这个新诗人在文化修养方面是存在欠缺的，不足讨论。
问：您几次谈到“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学大厦上的皇冠”，这个说法是否有贬低其他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之嫌？
答：你的这个问法有点“中庸”思维方式的毛病。“中庸”思维方式含有二元对立的意思：表扬某人就意味着贬低他人；突出古典诗词的价值，就意味着贬低其他文学的价值。所以中国文人说话、写文章有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顾此及彼、面面俱到”的陋习。
马克思说“怀疑一切”是他终生不易的座右铭。这个说法在“中庸”思维方式看来，是很偏激的说法：难道你连自己是父母生的也怀疑吗？其实马克思是用偏激的语言突出了怀疑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但是长期受“中庸”浸淫的中国人不认可偏激的语言习惯。岂不知，偏激是西方人常用的语言表达方式，体现了西方人凡事突出关键、抓住要害、一语中的、一目了然的思维习惯。这种习惯与西方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思维方式成熟得比较早有关。希望你摆脱“中庸”的思维方式。好了，继续说下去，就真的“游离”主题了。
回到你提出的问题上：中国古典诗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一枝独秀”，其他的古典文学如小说、戏剧、散文等都比不了。这是古典诗词含有的思想上、艺术上、审美上达到的水平所决定了的。至于现代文学，从整体水平来看，也远不及古典诗词。何况现代文学，只有鲁迅的《阿Q正传》、曹禺的《雷雨》、沈从文的小说、郁达夫与汪兆铭的诗词是上乘作品，但未成大气候，其他都是平庸之作。所以“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学大厦上的皇冠”这个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问：中国人都知道，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是世界名著。很多人说汤显祖是中国的莎士比亚。老舍的小说很有市场，有国际老舍研究会为证。难道这些文学在古典诗词面前都逊色了？
答：详细解答你提出的问题，需要对这些文学作品做具体的评析。在这里是不可能的。我只能概括地谈一下：
古典文学四大名著是中国人自己的说法。这个说法并未得到世界文学界的认可。也就是说，在世界文学名著的长廊里，并无四大名著的位置，但却有古典诗词的位置。四大名著很早就被翻译到欧美国家，但是四大名著并不受西方人的欢迎。西方读者认为四大名著宣扬的价值观是不可思议的：把杀人犯讴歌为英雄，把阴谋诡计赞扬为智慧，这是违背人类现代文明价值观的。《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里都没有女人应有的位置，女人成了男人的工具、生活中的祸水，这不是很荒唐的吗？但是世界没有了女人是不可想象的！《红楼梦》里的女人也不是西方文化中的女人。西方文化中的女人是女神，是美的化身，是人类的母亲，是男人存在的前提，是男人呵护、爱戴、崇拜的对象。文学作品首先要给人以美感。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古典小说把丑视为美来描述，把恶当作勇敢来赞美，把杀人看作侠义来歌颂，这是无法接受的审美价值观。
汤显祖的戏剧与老舍的小说属于平庸之作。虽然不乏感人的故事情节，但是无法引起读者心灵的颤栗与精神的震撼。塑造的人物平庸呆板，缺乏个性，不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老舍小说的内容可以看出，老舍的创作思想就很成问题：老舍把社会的不良现象、人的不良作法、个人的苦难命运，都归罪于有钱人的“为富不仁”与兴起的资本主义思想。这样荒谬的价值判断怎么可能写出优秀的小说来？
汤显祖戏剧与老舍小说之所以乏善可陈，究其原因与中国古典小说一样：都是局限在旧文化价值观的文学艺术创作，既不是个人的“这一个”，也不是人性意义上的“这一个”。当然中国文化原本就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化里没有灵魂、没有精神家园、没有终极关怀、没有天性的人——这就决定了作者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审美情操都处于先天不足的水平。
文学界推崇的《红楼梦》含有的价值都是儒释道中的。曹雪芹的创作思想是儒释道里的价值观，并非人性意义上的价值观。儒释道没有解决“什么是人”的问题。百年“红学”中耗尽了不少硕学大儒的心血，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都是儒释道中的结论，很难走向世界。
问：但是您对古典诗词推崇备至，说明中国人也可以创作出让世界文学界称颂的文学作品。您怎样解释这个现象？
答：我从未对古典诗词有过推崇备之的说法。说“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学大厦上的皇冠”，仅是相比较于中国文学而言，不是在世界文学意义上的说法。
古典诗词在世界文学长廊里有一席之地，主要源于两点：一个是古典诗词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诗的根本特性。这一点在世界诗歌中是无与伦比的。另一个是古典诗词完美地表达了东方艺术特色，彰显出东方艺术含蓄的、委婉的、曲径通幽的、“弱德之美”的、弦外之音的、“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艺术魅力，使读者欣赏古典诗词中，既浮想联翩，又寻思不尽。这样迷人的“艺术魅力”是西方文化中所缺乏的。
但是中国古典诗词中没有《荷马史诗》《神曲》《失乐园》这样的史诗，也不可能有。也就是说，中国诗人写不出史诗来。为什么写不出史诗来？这与中国文化养育的中国人的基本价值观有关。（待续）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