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这个问题涉及到文学创作的复杂理论，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再说我们在这里探讨文学理论也没必要。这样吧，我把你提出的问题转化成这样一个问题：“从古典诗词可以看出古代诗人具有哪些精神素质”？知道这些精神素质，你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不过，这里说的古典诗词作者的精神素质，并非指哪个具体人的素质，而是对古典诗词作者群体精神素质的一种概括：
1.与众不同的个性。
个性、兴趣、情感三者构成了创造力的源泉。没有个性的人是没有创造力的。个性是天生的，人人都有个性。但不是人人都有创造力。这与兴趣、情感、生存环境有关。大一统的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教育、困苦的生存环境，损害了人的个性。大部分人备受艰辛的生活折磨，大都像祥林嫂、闰土般面黄肌瘦，面“无表情、神情麻木、目光呆滞”，这样人的个性都萎缩了，不可能有创造力。但是彻底消灭人的个性是不可能的。例如古典诗词作者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这是他们能创作出辉煌的古典诗词之根本原因。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个性只有在写诗中才能无所顾忌地得到展现与张扬。就像中国人的情感，由于受泛道德主义思想的束缚，对自己的情感往往不能尽情地表达。但是古典诗词作者的情感，能在写诗中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时下里老干体诗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个性不明显，情感不丰富，兴趣不浓厚，所谓写诗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了。
2.丰富深远的精神家园。
众所周知，所有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精神家园的反映。精神家园是以审美与情感为底色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审美意识是天生的，情感是天生的，所以精神家园是天生的。但是精神家园需要后天的耕耘，才能丰富深远起来。精神家园的耕耘是通过读书得以繁盛的。古典诗词的作者都是终生读书不辍的读书人。这是古典诗词的质量普遍较高的重要原因。不像时下里的“老干体”诗人写得多，读得少。这种诗人的精神家园大都是苍白的，苍白的精神家园能反映出什么样的文学艺术创作？国人的不读书，远在“知识越多越反动”“臭老九”“读书无用论”的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改开三十年中，人人都朝钱看，哪有心思读书？“老干体”作者由于自己的经历不需要读书，这个群体的精神家园苍白，人文素质很低是必然的。
二十多年前，大陆媒体都转发一篇长篇报道《没有精神家园的人》。说的是南方某大城市有一位高级官员，因为犯罪走上不归之路。这位官员有学历没有文化；有官场呼风唤雨的能力，没有人文素养；有数不清的性侣，没有一个情友；有无穷的贪婪，没有起码的乡情。他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从未回乡一次。连父老乡亲都忘得一干二净了。这个人受过高等教育，却从来不读书。但是中国的农夫村姑也知道：“知书达理”啊！这里的“知书达理”不是“知书达礼”。人读书不仅明白道理，也明白情理。明白情理的人才能珍惜、并不懈地耕耘自己的精神家园。那篇长篇报道最吸引人也具震撼力的，是它的题目《没有精神家园的人》！
3.博大深厚的家国情怀。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保证了古典诗词永恒的思想艺术魅力。什么是家国情怀？家国情怀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精神境界，一种心理襟怀，一种眼光视野。古代文人眼中的家与国在价值上是浑然一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国是天下，家是归宿。所以古代诗人咏叹中的情感抒发都有与其息息相关的家国内容。这就决定了家国情怀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狭隘的，而是宽广的；不是低俗的，而是高尚的；不是漠不关心的，而是满腔热忱的；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悲天悯人的。“老干体”诗人的情怀，与古代诗人的家国情怀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但是，有专家认为古代诗人的家国情怀含有忠君思想意识。这位专家有所不知：忠君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复杂的精神现象，明清以前的忠君与明清五百多年的忠君是很不一样的，以前的忠君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认为君主代表了国家，忠君就是忠于国家——国与家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忠君思想在诗人的写诗中体现出一种宽广、博大的精神境界。
但是明清五百多年的忠君，在朱元璋的苛政与满清王朝的奴化国策中，已经蜕变为一种奴才意识。奴才意识已经不是正常人的意识了。所以那位专家把前后不同的忠君思想混为一谈，便无法解释中国古代诗人的家国情怀。那位专家的价值误判，不可能真正读懂古典诗词。
文学艺术都是审美意义上的创作与欣赏。审美意识虽然是天生的，审美意识却需要后天学习中的深化与提高。所以审美思想有高低、雅俗的差异。家国情怀造就的崇高境界保证了古代诗人审美意识的不俗。今日的老干体诗人连古代诗人那种家国情怀都没有，他们的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审美意识能不低俗？
4.丰厚精深的文化修养。
前边讲过古典诗词的作者都是读书人。但是古代文人的读书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与庄严。例如“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古代文人读书之前要先净手上香，然后才能展卷披读。古人对书有种特殊的敬畏意识。这样的读书态度决定了古代文人把读书看成是一辈子不可轻慢的大事。所以文人的知识储存都很丰厚。这种知识储存体现在他们创作的诗词中。所以有人说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所以陈寅恪特别看重“以诗证史”在研究中国历史中的价值与作用。古代文人写诗中能得心应手地运用比喻、拟人、对比、衬托、寓情、用典等手法，能挥洒自如地浮想联翩，都是有文化修养的体现。老干体诗人大都有学历没有文化，知识储备严重不足，平日里又不读书，写诗的本事肯定就那两下子了。
5.建功立业的功利思想。
古代文人普遍有功利思想，有建功立业的理想追求。教科书批判古代文人的功利思想。这个批判是错误的。功利思想不同于名利思想。名利思想的核心是出名，通过出名而获利。功利思想是建功立业。建功立业中的“业”是追求的事业；建功立业中的功，是含有公益意义的价值。于是建功立业中的“业”便具备了有利于社会、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老百姓的公益价值。这是功利思想与名利思想的根本区别。所以功利思想体现的是一种崇高的境界，名利思想体现的是个人逐名追利。仅此一点就决定了有功利思想的古代诗人与有名利思想的老干体诗人，在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心理襟怀、审美情操诸方面都有着高低雅俗的差异。这是老干体诗人写不出古代诗人那种质量水平的诗词之重要原因之一。
问：词也是格律体诗吗？为什么称词为小词？
答：严格说词也是格律体诗，是诗的一种别开生面的表现形式。词被很多人称为小词，是因为词起源于歌筵席间的歌女演唱，内容多是风花雪月的靡靡之音。所以五代时期的词相比于豪放的唐诗显得渺小多了。但是词牌的形式是用来抒情的，不存在词牌对抒情有什么要求，不体现情感的档次问题。词内容的雅俗，主要源于作者抒发的是什么样的的情感。像李白的《忆秦娥·箫声咽》，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破阵子·四十年来家国》《浪淘沙·帘外雨潺潺》，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晏殊的《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苏东坡的《念奴娇·大江东去》《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辛弃疾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永遇乐·千古江山》等，都是不朽的名篇，都饱含着作者博大深厚的家国情怀，都是作者对人生命运既深刻痛切、又不乏哲理的咏叹。能说这些传世的名篇是小词？
问：都说词起源于唐朝，但词在唐朝连零星都谈不上。实际上五代南国才是宋词的发源地。李煜是五代最后一位皇帝。为什么“宋词选”里有李煜的词？
答：李煜词的成就主要完成于北宋初创时，对北宋词的兴起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再说五代时期词的代表是冯延已，不是李煜。谈宋词不能忽略了李煜的重要贡献。但是历代诗话家对李煜的这个历史性贡献并不以为然。岂不知，一种波澜壮阔的文化现象出现时，必定有优秀人物的影响与推动。例如唐初没有陈子昂领诗坛风骚，便不会有唐诗的兴起与发展，唐诗很可能还停留在齐梁诗人追求雕琢、藻饰、艳丽、纤弱的诗风中。陈子昂的《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的理论，一扫诗坛旧习，写诗讲究“风骨”“兴寄”，讲究比兴言志蔚然成风。打开了唐诗繁荣的新局面，开辟了唐诗发展的广阔道路，深远地影响了唐诗的发展。
但是，由于李煜是亡国之君，历代文人対李煜词的认识一直停留在“亡国之君的哀音”这个层面上，对李煜词深刻地影响了宋词的发展，更是讳莫如深了。
千百年来，只有王国维対李煜词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是《人间词话》问世一百年了，李煜词的思想艺术水平及其对宋词的重要影响，仍然淹没在“亡国之君的哀音”这个浅薄的认识中。当代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先生，対李煜词的评价也没有超过《人间词话》。现代文学界缺乏対李煜词的深入研究。
问：记得您在以前的文章中说过，王国维対李煜词的评价虽然很高，却没有说出什么新的东西来。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答：应该承认，《人间词话》高度评价了李煜词，使“亡国之君的哀音”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暴露出平庸的浅陋。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科书仍然对李煜词持“亡国之君的哀音”这种看法。
不过《人间词话》対李煜词的高度评价，仅是一种空泛的论断，缺乏具体内容。说李煜词好，好在哪里？说李煜词比宋徽宗赵佶的词水平要高得多，高在哪里？李煜词为什么写得好？赵佶也是艺术天才，他的哪些方面不及李煜？对这些关键问题，《人间词话》都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解答。
问：《人间词话》认为，李煜由于阅世浅而情真，心灵未受外界的不良影响，是主观诗人，这是李煜能写好词的一个重要主观素质。您认为王国维这个说法怎样？
答：王国维的这个说法不能成立。实际上阅历浅恰恰是文学创作者的致命弱点。情真在文学创作中固然重要，但情真与阅历深浅没有关系。作者是否情真与道德、价值观、创作态度有关。何况李煜并非阅世浅，李煜在“天上人间”之前，每时每刻都在北方的虎视眈眈中提心吊胆地做帝王。这样的经历怎么能说“阅世浅”？
问：《人间词话》说李煜“有赤子之心”，是“以血书者”，这个解答是否妥当？
答：这个说法流于平庸了。众所周知，“赤子之心”是没有受到污染的纯真之心。“以血书写”，是用痛心彻骨的感受写诗。实际上古典诗词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名诗名词，哪一篇不是“赤子之心”写的？宋徽宗赵佶的《燕山亭》难道不是“以血书写”的？苏东坡的《江城子》难道不是“以血书写”的？
《人间词话》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这个说法值得玩味。但是一般读者不太容易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何况，说一个亡国之君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也难以让读者接受。
问：说李煜有“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有拔高李煜精神境界之嫌。诗词毕竟体现了作者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李煜的“三观”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这样认为是否有道理？
答：很多推崇《人间词话》的学者认为，王国维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这个影响可以从王国维的文章中看出来，但影响有深浅之别。王国维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影响很浅，他不清楚西方文学理论的文化基础是基督教文化。而人生在世受苦受难是基督教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当然他更不清楚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所以王国维的文学理论思想中不可能有苦难意识这个概念。所以王国维未能发现：苦难意识才是李煜人生价值观中的核心意义，是李煜创作思想的主脉，是李煜词写得好的根本原因。王国维看不到苦难意识这个问题，没有确立苦难意识这个关键概念，所以他无法解释明白“李煜词为什么经久不衰地广受欢迎”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困惑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个论断是我带着几十年读李煜词的体会在中西方文化研究中得出的。这个论断是打开李煜词精神世界的钥匙；也是读懂李煜词、解答有关李煜词问题的逻辑起点。实际上千百年来的历代文人，大都没能真正读懂李煜词。
历代中国文人対李煜词既有“亡国之君的哀音”这个成见，又有由衷地喜欢李煜词这个事实。历代文人之所以対李煜词会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矛盾心理，主要是搞不明白“亡国之君的哀音”为什么会那么吸引人？今天看来这个问题不难解答了：因为儒家文化里没有苦难意识这个概念，中国人没有苦难意识这个价值观。但是苦难是普遍的、绝对的，是人类命运的根本意义所在。所以李煜词容易引起读者普遍的思想情感共鸣；所以李煜词经久不衰。
至于“什么是苦难意识，李煜为什么会有苦难意识，李煜词涵有的苦难思想是什么等问题，我在以前谈李煜词的文章中多少谈过。以后会继续深入探讨“李煜的苦难意识与李煜词的苦难思想”。今天的答客问就到这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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