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百年史话》播出后，得到市领导肯定，当时就有从“人”的角度拍一部电视片的想法，与《百年史话》合成双璧。但是，这一项目的启动却是一波三折，等我进了剧组，发现一无经费，二无车马，并没享受到拍大片的待遇，饭照常在单位食堂凑合，人照常在单身宿舍栖身，全然没有《百年史话》剧组又是住宾馆又是吃大餐车接车送的局面。后来听总导演王沛东说了其中秘辛：当时市领导出了题目后，台里分管领导并没当回事，加上有误会和人事关系的复杂，导致这一项目成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局面。我作为小编导，开始就是跑跑腿，对这些事情不得与闻，事后听了只能唏嘘。因为这里面有的当事人或者离开职场或者离开人世，无法考究订正，我只好当笑话听。但有一点对我有启发，那就是县官不如现管，想做成一件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尤其是需要方方面面通力协作的电视更需要打通所有关节，尚方宝剑固然很重要，私底下人情关节一样都不能少，否则，一次小小的设备调动或者财务报销，就能把你的好心情或好计划给败坏了。所以剧组成立，有几门功课必须做好：一是先要讨好主管领导，不说也明白的；二来必须寻求技术部门支持，否则，你想用点“好”设备，那就难了；三，一定要请财务吃饭，能不能痛快报销就看这顿饭吃得是否痛快。这是题外话。
说实话，台里安排我参加《青岛人》剧组，在情理之中，于公，我那时毕竟年轻，需要老同事传帮带，这样的机会能锻炼人，与我的业务成长会有帮助；于私，我和总编导王沛东兄亦师亦友，我是“没大没小”惯了的人，受不了拘束，他性情中人不太讲究长幼尊卑，他是古典文学研究生，家学渊源深厚，有童子功加上记忆力好，动辄“掉书袋”，这也让我对他很佩服。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我是冲“拍大片”的名利双收去的，刚刚杀青的《百年史话》剧组四十万的经费在那个年代可是一笔大钱，这样的经费足够弥补工作的辛苦。可是，当我走进《青岛人》剧组，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没钱。没钱工作就没法开展，后来王沛东找了市领导，这才得到重视，局里拿出两万块钱做启动经费，剩下的让剧组自筹。那个时候，王沛东风头正劲，头上罩着《百年史话》带给他的光环，开始找钱，面对金主，他气场十足，长袖善舞，能说会道，很快就从红星电器、保险公司和铁路分局拉到了赞助，有现金、有设备和人员支持等，尽管没法和《百年史话》比，可毕竟也是有了经费。接着就是给剧组找住处和饭点，一年多的时间，先后住过黄海饭店、工人疗养院、渤海宾馆（港务局招待所）、新兴旅社、陆军第一疗养院等，想想也够能折腾的。
经费紧张，抓襟见肘，在青岛开展采访等活动还好说，出差在外就难了。记得和沛东第一次去北京就遇到尴尬，那是1990年冬天，到北京联系采访对象，住在东交民巷北京检察院招待所，出门不远就是前门，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住一定要选坐车方便的地方。来到北京，工作之余总要到街市上逛逛，到了饭点总得找个地方吃饭，当时前门有一家“人人大酒店”，门脸挺气派，沛东带着我昂首阔步走了进去，一楼散座连看没看，直奔二楼雅座而去，落座后，服务员递上菜单，他打开翻了翻，递给我让我点菜，我接过菜单，一看傻眼了，一道清炒菜心就是十几块钱，我没点直接把菜单递回去，他接过后，连打开都没打开，直接说了三个字：“半只鸭”，下面就没话了，服务员站在一旁，等了几秒钟，问，“还需要什么？”，“不要了。”服务员的脸色顿时冷下来，连看我们一眼的劲都懒得用，拿上菜单扬长而去，一会，半只鸭上了桌，哪够吃啊，匆匆吃完，慌慌结账，急急走出酒店，北京的冬天寒风刺骨，半饥半饱尤其觉得冷，前门热闹，到处都是摊贩，我们来到一处小吃摊，每人要了一碗卤煮吃了一个火烧，肚子顿时觉得饱鼓鼓的，身上生出几分暖意来。穷日子有穷过法，不能充大头，不能摆阔气，有了这次的尴尬，在吃的方面，我们再也没有好高骛远，能省则省，甚至省到自虐。在厦门将近一个周的采访，我们几乎天天吃面，直到今天一提雪菜肉丝面我还反胃。也就是从那次出差，我才想到，对一个城市的好恶，往往不决定于眼睛，而是因为胃。吃雪菜肉丝面的我，一点都不喜欢厦门。直到两年后，我在《东方时空》打工，再一次来到厦门，喝着XO，品尝过佛跳墙等正宗厦门菜，我才有心思审视那座别有韵味的海滨城市，发现了她独有的风采。
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采访青医附院时，医院负责接待我们的刘世奎用三个字很形象地概括了电视职业：风流苦。看上去很风流，干起来很苦。正是因为看上去的风流，在八九十年代，电视成了趋之若鹜的职业，但是，很多人辜负了这份风流，因为他们没有真正吃过电视的苦。电视行业最苦的不是因为经费等原因吃不好睡不好，而是在于它的综合要求对个人能力的挑战。
《青岛人》开创了青岛电视史纪录片创作的新模式——聚合文化精英，借外脑为我用。策划会开过后，根据经费和时限要求，决定整部片子分六集，每集约请一位撰稿，片子完成后由总编导统稿。六集片子的撰稿分别是：移民篇，蔡晓滨；风情篇，王亚平；男儿篇，何敬君；女儿篇，于群；超越篇，孟鸣飞。我忝列其中，撰写风俗篇初稿。当时，除了我初出茅庐，另外五位撰稿人都是青岛新闻界的闻人，然而，触电却是他们的第一次，初稿写成后，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回去调整修改，几次三番，让他们备受折磨。就这样，等片子播出后，各位撰稿发现，除了片名和片中采访对象是他们熟悉的，其他全变了味，他们的写作风格、语言习惯、谋篇布局等全然不见了，以至于后来每次聚会，蔡、孟两位老总都开玩笑抱怨自己被电视“强奸”了。其实，《青岛人》是集体智慧的成果，每位撰稿人提供的采访原型是支撑片子的骨架，每个人贡献的思路尽管改头换面了，但底子还是能够见出的。改稿有时候比写要难，当片子素材拍摄完成即将进入后期剪辑时，王沛东开始了艰辛的劳作，一方面要吸纳原稿的精华，一方面要将采访现场的火花加以呈现，还得将不同风格的稿件统一为一种叙述语言，那些日子，他的付出至今难忘。
在《青岛人》剧组，走南闯北，增加了许多见识，为了采访青岛远洋的一位船员，我们在宁波北仑港等船期间，游历了普陀山和慈溪，我还得空探访了在宁波大学当老师的同学；在青岛住广州办事处住了若干天，当时接待我们的一位工作人员如今已是市主管宣传的要员；在荣成，于老乡的“对骂”问候声中感受一种别样的亲切。这是我个人的记忆，有些模糊，却也难忘。记得清晰的是自己的糗事，不止我自己记得，和我共同经历过的同事也会常常拿这些事损我，那是在海南，当时我们采访了一位在海南闯荡且小有成就的青岛人，姓吴，权且称之为“吴老板”吧，当年市场三路有一家海南商场就是他开的。把他作为“超越”篇中的一个人物，除了他自身的传奇色彩，还有一点小小的私心，那就是可以去海南看看，要知道上世纪90年代初，能去趟海南挺不容易的。去到海南，我们都有点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的意思，处处觉得新鲜，吴老板很慷慨，安顿好住处，立马带我们去海边吃大餐，印象最深的是龙虾，在海边笼子养着，点好后提溜出来，现杀现做，鲜美无比。回到住处，张罗打扑克，当时海南兴打“拖拉机”，带彩头的，我囊中羞涩，连看眼的兴致都没有，干脆回去睡觉，王沛东颇有賭兴，拉着撰稿人孟总和吴老板他们挑灯夜战，从第二天早上他们的脸上可以看到，王、孟是输家，吴老板他们赢了。吃罢早饭，开始拍摄，地点选在颇有海南风情的东郊椰林，借了海南省政府一位领导的大奔，先是拍摄移动镜头，挺顺利，接下来出故事了，停下车，我们要拍主人公吴老板个人的一段情绪镜头，让他从很远的椰林走向镜头，摄像用长焦跟踪计划拍一个长镜头，等吴老板走到合适的位置，王沛东喊了开拍，这时，摄像师林小乐看了看我，示意换电池，原来背包机没电了，吴老板还在戏中往我们这里走呢，赶紧喊停，让他回原位，换好电池，再次示意他走，没想到，新换的电池又报了警，只好重复刚刚的举动，一连三块电池都以缺电而不能工作，吴老板早走得一身汗了，王沛东脸色大变，厉声呵斥，我无言以对，只好硬着头皮挨着，后来孟总实在看不过眼，为我打了圆场，吴老板也表示理解，并安排午饭去吃文昌鸡压惊。事后我回忆，晚上睡觉前我是将电池插进充电器了，为什么没充上电呢？回到住处才发现，充电器的插座没通电，这是一次事故，尽管没影响大局，但影响了摄制组的形象，亏得王沛东是一个貌似严苛实则宽厚的负责人，而吴老板是我们另一位撰稿人的亲戚，大家打个呵呵就过去了，否则，这件事会让我在剧组难以安身。在《青岛人》剧组，我收获大于付出，那些包容我不足的，给过我温暖的，我永远不会忘记。
值得一提的是我自己撰稿采访的人物，有些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直到现在，我和其中一位仍旧联系密切，时不时聚一聚。
《青岛人》播出后，没有《百年史话》那样的轰动，但是，这是我亲身经历的第一部“大片”，它给我树立起驾驭大题目的自信，后来当我有机会挑头做“大片”时，当时获得的经验于我大有帮助。所有的成长都要付出代价，在《青岛人》我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责任心不足而留下的遗憾，现在每次和沛东兄聚，他还会调侃我，我知道人是需要被提醒的，每一次有人提醒你曾经的不堪，都会促你谦卑下来，反思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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