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下楼，手机响了，是以前广播电台同事老孙打来的，他问我忙什么，我说不忙，正在为一篇特写采访调查。孙某某说：“是不是北海沿老牛那儿的事儿？”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嗨，先别弄了，今天中午咱们一起坐坐。
我马上反应过来，肯定是北海沿的牛院长找了老孙，想阻止我的报道。
我说：“还有谁？怎么想起请我吃饭来了？”
果不其然，孙说：“是牛院长的意思，他也参加，他要和你好好聊聊。吃顿饭，沟通一下感情。”
我说：“老孙，这顿饭我不能去。我去了，报道还写不写了？这个你都了解。”
老孙有些急：“这篇报道千万别发！你不知道，老牛是咱广播电台的广告大户，你电视报求不着他，我们不行。何况老牛人也不错。你今天中午一定要来！”
我没法和老孙谈下去了，关了电话，来到二楼防疫科，找到了科长。
四方卫生局防疫科长是个中年男人，说话东北口音。他很严肃地看了我的记者证，问明了我的意图，说北海沿医院的确归他们管，而且打工妹反映的事儿他们已经知道了，准备下一步拿出一个处理意见。
我问：“这个北海沿医院属于什么级别？”
科长说：“哪有什么级别！如果有，也只能按他们申报批准的，是一个诊所。”
我说：“怎么他们到处打广告，说是不孕不育研究院呢？诊所和研究院，差别不小啊！”
科长说：“噢，打广告不归我们管，那是工商局的事儿。据我们了解，北海沿诊所为了研究业务，倒是申报了个研究院的学术组织，还是两个人，这研究所只是内部用的名称。”
“不过，”科长笑着补充了一句：“研究院总比诊所好听吧？广告嘛，都有点吹。”
我又问北海沿诊所有没有流产的医疗项目，科长说没有。我说那么为打工妹做流产，是他们诊所私下开展的“额外”业务了。
科长闭着嘴，好长一段时间不说话。
我说：“你们和牛院长是不是很熟？”
科长愣了一下，突然站起来，冲我说：“你包里放着录音机？咱们的谈话，你录音干什么！”
他气势汹汹的样子吓了我一跳，他眼睛盯着我放在桌子上的挎包，好像要一把夺过拉开检查。我不想把事情弄僵，便主动把携带的挎包打开，让他看看，里面除了一个通讯录本子，什么也没有。
科长伸头看了看，见确实没有录音机，才舒了口气重新坐下。
科长说话的态度有所缓和：“为北海沿诊所擅自扩大业务范围的事儿，我们准备发一个通报，让他们立即停止流产项目，并作出书面检查。”
我问：“那么打工妹赔偿的事儿怎么办？”
“这我们管不了，他们应该协商解决。”
我说万一他们协商不成怎么办，据我了解北海沿诊所目前还没有赔偿的意思。我提出借有关文件资料看看，比方说处理这类事儿的规定。
科长说文件不能外借，反正他们四方卫生局的处理意见，都是有一定依据的。
回到报社，我向社长汇报了采访的主要内容，社长很高兴，说：“只要事实清楚，咱们完全可以刊登。下午你再到市卫生局去趟，征求一下市里的意见，我看这个事问题不大。”
我提起牛院长通过电台老孙请吃饭的事儿，社长说：“你千万不能去，假如你和他们在酒桌上喝的高兴了，什么报道不报道的，你就不好意思弄了，该批评的不批评，把个文章写的含含糊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
正说着话，我的手机又响了，我接起，是电台梁主任打来的，他先是寒暄了几句，然后话题一转，说到北海沿老牛的事儿，说人家老孙和老牛请你吃饭你也不去，他梁主任只好亲自出马，邀请我今天晚上到酒店坐坐。
梁主任不知道报社社长正在我身边，说：“你们那个破报纸，一共就印那么几万份，不是中央电视台，你能撤稿就撤了吧，工作的事好说，多交几个朋友重要，是不是？……”
我说：“梁主任，北海沿的牛院长挺有钱，这么愿意请人吃饭，其实他把请吃饭的钱赔给打工妹，就没什么麻烦事了，何必呢？”
我又在电话上说了几句，然后把手机递给了社长。社长接过电话，大着嗓门说：“老梁，你他妈别来拉我们的人下水，那个北海沿的院长给你什么好处了，你这么出力？告诉你，北海沿这篇报道我们写定了，谁说也不行！”
他们在电话里不知又说了写什么，社长把电话扣死后递给我，说：“听兔子叫不用种豆子了，咱弄咱的，老牛和电台好，与咱没关系，咱继续搞。抓个选题不容易。”
我说：“关键是你要顶住，别到最后我写完了，你被人收买了，我在前方打仗，你在后方投降，那就没意思了。”
“哎，你说哪去了，咱行动一致，放心，我永远站在工作的一边，绝不出卖弟兄们。”社长挥了挥手，又拍了拍我肩膀，“这事就这么定了，大特写，整版的，这一期就上！”
下午我到了市卫生局宣传处，出乎我的意料，市卫生局宣传处的人很热情，对我要写批评北海沿诊所的稿子没提什么异议，还借给了我需要的几份文件。
通过查询这些文件，我看到类似北海沿诊所对患者误诊误治的，除了通报批评等规定，还有赔偿、罚款的条款，对患者造成身体损害或影响以后生活的，经上级医疗部门出具鉴定，医疗单位除了赔偿，患者还可通过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医疗单位将承担法律责任及其附带民事赔偿，等等。
看来四方卫生局对北海沿诊所的处理意见，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也可以说是打了个“擦边球”，象征性地“处理”了一下，无关痛痒。
晚上，我在家里开始写稿，先从缘由写起，分几个章节，打工妹的治病经过，北海沿诊所的答复，四方卫生局的处理意见，还在文章中探讨了作为弱势群体患者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简要介绍了有关规定。我遵循客观性的原则，对整个事件过程尽量避免记者的个人感情色彩，不带任何偏见，冷静叙述。
我在电脑上打字比较慢，一直写到下半夜三点多钟，写了4000多字，算了算，去掉统栏广告，正好是一个整版的篇幅，如果配图片，还要再删节字数。存上盘，打印出一份，我准备上午晚点去报社，早晨睡个懒觉，只等着审稿、校对、发排了。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惊醒了我。社长把电话打到我家座机上来了，他先问我怎么不开手机，又批评我说九点多了不来上班。我说昨天晚上写北海沿的稿子，挺晚的。
“你马上到单位来！稿子的事儿先放下，我有急事找你！”
听口气，社长的态度很严肃，可能有什么大事吧？
我匆匆忙忙洗了把脸赶到了报社，到社长办公室，我还没说大特写稿子的事，社长示意我坐下，他从桌上拿起一封信，说：“北海沿的老牛派人送了封信给局长，咱李局长亲自转下来的，你看看吧。”
我一看是一封打印的信，开头就是“尊敬的青岛广播电视局领导：今天我们向您反映投诉您单位记者偏听偏信，诬陷打击我们私营医院的情况……”
信上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我成了被控告者。我仔细看了看，三页纸的篇幅，主要是解释在流产这件事上他们没有多大错误，请求电视报不要发表批评医院的报道，还举例海尔、海信等单位一贯受到新闻媒体的保护，他们私营医院同样为国家、为青岛作了巨大贡献，每年在青岛电台作了大量广告，支持了广播电视局的事业发展，理应受到保护。信中批评我采访调查时只听患者不听医院的，估计我接受了患者的好处。最后在信中提出医院已经停止了流产业务。
北海沿医院的这封来信文笔流畅，几乎没有错别字和病句。我估计是他们请熟悉的记者或作家代写的。
奇怪的是，看完信，我一点儿也没有愤怒，我只是感到可笑。我心想，北海沿医院真滑稽，当初我去采访，打工妹的来信牛院长他们看了，当场没提出什么，怎么回头给我们局领导写信就不承认了呢？是不是请吃饭我不去，他们恼了？越这样，我越要坚持发表这篇报道。
我说：“社长，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你都清楚，我也不用解释什么了。稿子我已经写好了，你们看看。”说着，我把打印好的特写稿和磁盘放到社长的桌子上，接着说：“北海沿的这封来信，我看他们是狗急跳墙，恶人先告状，不用理睬！”
“不行啊，我不理睬，咱们局里有的领导理睬。现在的人事关系，复杂啊！”社长说：“李局长转信时的意思是，不管谁对谁错，先把这篇报道放一放。”
我很吃惊：“不发了？”
社长笑了：“没说不发啊。你先弄别的稿子吧，这稿放这儿，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一直到一年多以后，我调离了电视报社，这篇稿子始终没有发出。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发表了，因为，在我当时交稿的第二周，青岛广播电视报就刊登了整版的北海沿不孕不育研究院的广告，在整版的广告上，写满了对北海沿医院的溢美之词，而且还刊登了牛院长和国家原卫生部长合影的彩色照片。
当时我非常生气，稿子撤下了，究竟什么时候发表，社长再没有任何解释，好像要不了了之的样子。看来我几天的劳动成果又打了水漂。与那些哥们信誓旦旦的表态，又成了“谎蛋”。我马上打电话给在另一座楼办公的报社广告部主任，问北海沿医院的广告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种交换？
广告部主任小金在电话里态度非常好，说老哥你已经为报社作了贡献，他们广告部本来去北海沿医院拉过广告，人家不做。这次，咱们撤下那篇批评稿，人家是答谢，说交换也可以吧。
广告部金主任一个劲地在电话里笑，我觉得心里窝窝囔囔，仿佛被人耍弄了一番，单位里大伙儿都明白，只有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放下电话，我好像看到远方的牛院长在冷冷地笑着，我仿佛还听到一个嘲弄的声音：“你以为你是谁？敬酒不吃吃罚酒！”
是啊，电台的老孙后来告诉我，牛院长买了几个手机，本来有我的一个，可后来见我汤水不进，坚持写曝光稿，送我的那个手机又转给别人了。
后来那个打工妹和丈夫给我来过电话，打工妹说她自从在北海沿医院造成大流血后，身体越来越差，一直无法上班，在她和丈夫的多次追讨下，北海沿医院只是把她的手术费退了，别的赔偿一分钱没有，问我怎么办。
我说我能怎么办？我写的报道都发不出来，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顾得了你？如果你在法院有熟人，还是去打官司吧，说不定法院会把你到青医附院的治疗费，或者你的营养费、误工费给要回来。
打工妹快哭了，说她和丈夫都没有法院的熟人，也不知道怎么打官司，就因为北海沿的流产误诊，把他们一家害惨了。
当时我和同事们正在打扑克，声音嘈杂，我说我们新闻单位不是执法机关，更不是法院，管不了那么多民事案子，你还是去找卫生局吧！
边上的同事都在督促我快出牌，说和些读者叨叨什么，把电话扣了！我捂住话筒，说稍一等，这个人挺可怜的。
打工妹在电话里可能没听出周围的嘈杂，絮絮叨叨说她和丈夫去卫生局找过，人家也不管。她说我已经调查过这个事，最了解情况，最好能给她出个主意。
我只好说，那么你给《南方周末》写信试试，看他们能不能报道，在青岛是没戏了。边上的同事听见了，笑话我太天真，说《南方周末》根本不会管这些破事儿，快跟她说，认了吧！
我不好意思马上挂断电话，又怕打工妹听到我同事难听的议论，只好小声和她说话。她问我《南方周末》的写信地址，我说身上没带。这时边上的同事一把夺过话筒，朝那边说：“行了，行了，我们在开会！开很重要的新闻会议！别打扰我们了，你有事找公安局去！”说完把电话扣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不知是为了那个打工妹还是粗暴的同事。
一年后我调到电视台工作，编导新闻专题片，在一次采访医院妇科专家时，我突然记起了那位打工妹的事儿，我问专家，妇女如果是宫外孕，去做药物流产造成大流血，会产生什么后果。专家说了很多，其中说到有可能造成终生失去生育能力时，我想到了那位打工妹的丈夫，好像他是独生子，父母盼子传宗接代，他们，会怎样接受残酷的现实呢？
不过，那个打工妹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可能她被我同事粗暴的声音吓坏了，也许，他们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毕竟，比他们悲惨的人和事，比他们还倒霉的家庭，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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