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奖每两年评选一次。由台湾中央研究院承担评选。
尹衍梁先生之所以把这个奖项命名为唐奖，是因为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不仅有唐诗的灿烂辉煌；还有大唐盛世的国泰民安，威震四海的大唐气象。唐朝曾经引来周边各国使者朝拜与学习。尹衍梁先生热爱祖国文化，倾情于大唐的灿烂文化；自豪于大唐繁荣昌盛的国家风貌。尹先生设唐奖，大有重振大唐雄风于今日世界的气概！尹先生赢得了全世界华人的尊重！所以华人应该知道唐奖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人的骄傲。
美籍华人学者余英时生前获得了唐奖。足见余英时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上的重大贡献。余英时也是国际学界共认的中国文化大师。余英时晚年在访谈中告诫来访者应该有“中国现代化道路”。这篇访谈被媒体转发。后来又载于余英时结集出版的书中。
但是，余英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个说法却存在问题，需要辨析一下：现代化是历史形成的、人类通用的概念，这个概念是指东西方发达国家大同小异的社会形态、基本价值观、具有现代性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也就是学界通常说的人类现代文明。众所周知，人类现代文明是有其现代具体含义的：民主现政、市场经济、科学精神、法治理念、民间自治、文化多元——自由主义是人类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所以现代化是个具有多重现代元素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是哪个人设计的，也不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所有，是属于全人类的。
余英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让人匪夷所思：什么是“中国现代化道路”？既然现代化是个全人类认可的普世价值观，这个普世价值观怎么在余英时眼中变成了相对价值？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这个说法的逻辑错误犹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是人类都认可的价值，难道可以有“中国自己的三角形内角和等于多少度”？牛顿的力学定律是人类物理学的基础知识，难道可以有“中国自己的力学定律”？全世界的跨国出行都坐飞机，难道中国人不坐飞机？
把人类都认可的价值变成相对价值，不是很荒唐的吗？很明显，余英时提出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个命题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也就是说这个命题是个伪命题；那么围绕这个命题的其它说法也都是不能成立的。余英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意味着与现在进行时的人类现代化是完全不同的“现代化”。余英时的命题还意味着：现代化是可以提前预知的，是可以提前设计的发展道路。余英时这个命题的思想与十九世纪那位思想家设计的人类未来发展道路的思想如出一辙：人类可以根据自己的设想确立社会的未来走向、设计未来的发展道路。不必说历史上从未有过设计未来发展道路成功的先例；就是相去不远的二十世纪，人类在实践设计未来发展道路上不是碰得头破血流？这个人类在二十世纪用惨重的代价换来的常识，余英时不可能不知道。
现代化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现代化既不是提前预知的，更不是提前设计的。现代化是历史自然演进的结果。今天可见的人类现代化，是欧洲社会六百年进化的结果。所以余英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这个命题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再说，人类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余英时提出“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否有舍近求远、自找苦吃、增加现代化的成本之嫌？好了不必多说了，让我们看看人类现代化是怎样出现的。
欧洲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世界带回了古希腊文化的典籍。此时古希腊文化在欧洲已经消失一千多年。欧洲人从这些承载古希腊文化的典籍中发现：古希腊人在自由自在中活得很幸福。长期备受禁欲主义之苦的欧洲人如梦初醒：人原来可以这样活着！于是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借助诗篇喊出了“我要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这句话在禁欲主义的中世纪，像晴天霹雷炸响在欧洲上空，获得了欧洲人的普遍支持。这句暗含着抗议禁欲主义的口号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力量：欧洲人被长期压抑的欲望，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一泻千里汹涌澎拜，遂成波澜壮阔的文艺复兴运动。
所以教科书所说的文艺复兴是欧洲人反对教会统治、反对宗教、争取思想解放、争取人的解放等说法，在欧洲近代史上是不存在的。欧洲人抗议禁欲主义并不等于反对教会，更不存在反对宗教的问题。所谓思想解放、个性解放，都是文艺复兴运动中出现的现象，并非爆发文艺复兴运动的原因。也就是说，文艺复兴之所以出现，仅仅是欧洲人“为了过凡人的幸福生活”；是为了有正常的男女生活；为了生活富裕一点，不再受清贫的物质生活与简单的精神生活的双重煎熬。哪来的十九世纪思想家说的那些政治动机与政治目的。
但是，文艺复兴运动无形中开辟了欧洲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倒是事实。也就是说，欧洲人是在不自觉中开始了近、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近、现代化过程，不是欧洲人心中有数的理想；也不是哪个人设计出来的追求目标。欧洲人没有那么多的远大理想与雄心壮志。他们就是“为了过凡人的幸福生活”而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近、现代化的漫长发展道路。
应该看到，这场文艺复兴运动空前地释放了欧洲人的个性、致富欲望、以及各种创造力——欧洲人在追求个人致富的道路上精神抖擞地努力奋斗、艰苦创业、积极进取中富裕了。
个人富裕的同时，也创造了社会财富。欧洲人的这个巨大成就，不是在气壮山河的口号中取得的，而是在个人的致富欲望产生的无尽力量的社会实践中取得的。欧洲人不善于动辄喊口号，鲜有民族主义的豪言壮语。
波兰一个教堂的哥白尼神父出于个人爱好天文学的研究中，在一个早上突然发现了“日心说”。这个惊世骇俗的发现，引发的“哥白尼革命”又带来了欧洲科学的大发展。
日新月异的科学发展中，出现了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了生产力的变革。这种变革竟促进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随着欧洲经济的发展，欧洲的市场越来越显得狭小。于是欧洲人为开辟市场，通过航海事业的发展开辟了东方贸易市场及美洲市场。于是先前的欧洲市场变成了全球化市场。市场的发展、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便是教科书上所谓的工业革命。
但是工业革命不是教科书上说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不是资本主义的革命。而是“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是市场全球化带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教科书说的那些带有政治意义的工业革命，在欧洲近、现代化中是不存在的。
我们知道的、见到的现代化，不过是上述文艺复兴运动中、及文艺复兴后三百年里欧洲在政治、经济、科学、工业诸方面出现变化后的水到渠成罢了。
所以现代化不是哪个欧洲人设计出来的。不存在欧洲人根据什么蓝图创造的现代化！欧洲人也从未有什么“振兴欧洲”的远大理想与伟大目标。简单说，现代化既不是设计出来的；也不是在哪个政治家“治国”中治出来的。现代化是欧洲近六百年历史演进的结果。也只有欧洲历史才能演进出这样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化不是人类提前预知的社会，也不存在人类确立现代化目标追求的问题。
所以，余英时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既没有道理，也没有事实根据，说明余英时对六百年的近现代化历史的发展缺乏必要的了解。不必讳言，他的“中国现代化道路”，是把人类都认可的普世价值变成相对价值，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
所以唐奖授予余英时，不过是表扬余英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的贡献，为重振尹衍梁先生所希望的大唐雄风作出了学术上的贡献。但并不意味着余英时这个贡献有什么现代化的意义。严格说余英时是新儒家。他的思想并没有超越民国时期新儒家的价值观。他与牟宗三、张君劢、唐君毅、徐复观等这些六十年前鼓噪“中国文化宣言”的新儒家一样，误以为东西方文化可以嫁接。认为文化可以嫁接是新儒家的致命弱点。余英时倾其一生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更化”是失败的。他的“更化”实质上就是文化嫁接。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不同文化的不同价值观，是无法嫁接的：法治与人治，民主与专制，公仆与父母官，“无赖原则”与帝王情结，发财致富与安贫乐道，“无代表不纳税”与“皇粮国税天经地义”，法治与人治，“妥协智慧”与“斗争哲学”，“历史有规律论”与“历史无规律论”，“人的教育”与“政教合一”的教育，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等——这些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怎样嫁接？
唐奖是举世瞩目的，也是很吸引人的，也很受热爱中国文化的全球华人拥护。但是在唐奖授予余英时的余音缭绕中，不能不怀疑：唐奖的设奖宗旨，是否存在某些不足呢？
在全球化的今天，在市场的国际化中，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与世界各国不可避免地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谈一个国家的发达与强盛，必须有全球的眼光、世界的视野。任何民族主义的做法都可能倒退出现代社会，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历史上大唐气象固然让人骄傲；但那是一千多年以前的现象。大唐气象是有其特殊历史条件的。这些历史条件在今天都不复存在。重振大唐雄风不过是缺少理性的民族主义精神的一厢情愿而已。
何况大唐这个概念并非意味着唐朝存世二百八十九年都像后人美化得那么繁荣强盛。真正的大唐气象仅在开元年间，史称“开元盛世”的时间不过二十九年！唐朝初始阶段几十年是战争废墟上的恢复时期，谈不上大唐气象。“贞观之治”是后人编造的神话。唐朝前期一百余年算是“国泰民安”。安史之乱后一百五十年的唐朝一直处于割据战乱带来的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并且有过饿殍遍野百里无人烟的凄凉。这些有损“大唐气象”的历史，史书都有记载。
在唐奖的余音缭绕中，上述说法可能与唐奖不太和谐。但是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美好的民族愿望必须建立在理性的、科学的认识上，切不可情感用事。对历史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认识。要理性地而不是情感地看待历史与现代的关系。应该记住周有光先生的跨世纪告诫：“从世界看中国”。“从世界看中国”是涵盖中国文化所有方面的真理，是看明白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逻辑起点。不可被腐朽的尚古思想迷惑了头脑与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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