礁石会被海水淹没，但却不会消逝。这是我读完《将军和他的子女们——一段德国历史》之后掩卷沉思想到的一句话。这本非凡的历史书记述了一位没有传记的特殊人物——库尔特·冯·汉默斯坦-艾库德（1878—1943），他是一位杰出的将军，他有四个女儿三个儿子，这个家庭的成员政治选择不同，为避免成为政治靶心而陷入危险的双重生活甚至多重生活，从中看到一个贵族出身的将军在德国纳粹时代的如烟往事，留下第三帝国一个特殊的印记。打开书籍阅读的时候，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和跌宕起伏的命运，还有，甚至更多一些吸引力来自于它独特的写作手法和文本呈现。
这本记录德国灾难时期的历史巨作里面的“将军”即库尔特·冯·汉默斯坦-艾库德大将。子女们分别是长女玛丽.路易斯——共产党员，学习过俄语，接受“党的任务”，冷战时住东德。次女玛利亚·泰蕾兹——人智学早期接触者，犹太人复国主义的同情者，后来嫁给犹太人并在婚礼上拒绝行纳粹礼。三女海尔格——共产国际职业革命者莱昂·罗斯的情人，作为共产党员化名为格蕾特·帕格特，后来嫁的丈夫是著名的城市规划设计专家。长子康阿斯——抵抗运动的参与者，“720事件”之后被追捕，杂货铺老板帮助其脱险。次子路德维希——刺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参与者，后来参与德国重建，担任过柏林广播电台台长，退休后还参与德国电台的创建。三子佛朗茨——因为两个哥哥被关进过集中营，后来成为著名的神学家，是“赎罪——和平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幺女禾朵儿——嫁给一位美国牧师，长期生活在美国，后来因为和丈夫与密苏里州狭隘的路得教会在黑人问题上发生争执，回德国柏林生活。这无疑是一个大家庭，几个子女对家庭的和父亲的记忆和回忆不尽一致，有温馨也有严厉。七个子女在别人眼里是“野性和叛逆的”。一个子女成群的大家庭，关系万千重，而每个人都那么个性鲜明，其中的矛盾冲突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作为优秀的德国陆军军官，汉默斯坦1934年起被授予大将，他是军事抵抗阿道夫·希特勒的成员之一，在家庭中，他却是一位看似严厉的父亲。 汉默斯坦-艾库德出身于一个有过几位著名军官的贵族家庭。1888年，念完小学后，10岁的他加入了普伦（少年）军校，他的人生履历完全符合典型的德国军校生标准，到1930年11月1日，他被提升为步兵将军，并担任陆军司令。 1933年10月，汉默斯坦向兴登堡提交了辞呈。1934年1月31日为他举行离职告别仪式，他被提升为“准予穿戴参谋部将军军服与徽章”的大将并自此退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动员中，汉默斯坦又被起用。1939年9月24日，由于他没有执行希特勒的指令，以及他反对纳粹主义的思想而“被退休”。 汉默斯坦给很多人的印象是“聪明而又懒惰”，希特勒的经济部长克罗西克在纽伦堡受审认为汉默斯坦是“德国军队中最有谋略的人才之一。……为保住职位而努力，不是汉默斯坦喜欢干的事。在希特勒、戈林或勃洛姆堡面前阿谀奉承是他讨厌的事，他走着他的那条笔直的路，保持着他认准的方向，不顾及被喜欢还是遭到排斥。”1949年作为战犯受审的曼施坦因这样回忆他的战友：“他（汉默斯坦）是我见过的最聪敏的人之一。这句’规则是给愚蠢的人定的’中的’愚蠢的人’其实是指普通人，这是他说的，也是他的标志。”有一次汉默斯坦被问到用那些标准判断他的军官时，他说：“我把他们分成四种类型：聪敏、勤奋、愚蠢和懒惰的军官。大多数人结合了其中的两个特点。聪明和勤奋的，他们必须在参谋部；愚蠢和懒惰的，这样的人在部队占90%，他们适合做重复性的工作；谁要是既聪明又懒惰，那他是最高指挥官的合格人选，因为需要有清晰的思维和强大的精神来做重要的决定；而在愚蠢和勤奋的人面前，我们要保护自己，不能让他们担负任何责任，因为他们永远在制造灾难。”后来这段名言在战争期间被英国人当成自己的原则了。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压根看不上希特勒，但他和他的聪明的伙伴们也包括共产党都低估了一个人——希特勒，低估了这个身世都说不太清楚下士的破坏力和残酷无情，也低估了他号召绝望民众的才能。汉默斯坦终其一生都没有向希特勒低头，这个聪明人受到上帝的眷顾，他在希特勒报复他之前于1943年4月24日在家中去世，他的儿子路德维希回忆：“在柏林荣军公墓，以大将军荣誉为父亲举行葬礼被家属拒绝，因为它的前提是，第三帝国国旗必须覆盖在棺材上，而这将是一个不能容忍的耻辱。”而他的长子对有关将军说：“将军先生应该理解，我现在不会把他（汉默斯坦）——当他已经不能在反抗时——带着有纳粹标志的旗帜抬进墓穴。”他的几个女儿也都表示反对让自己的父亲沾上纳粹的因子，甚至不愿意父亲埋葬进有纳粹分子的荣军墓地，最后汉默斯坦葬在自己的家族墓地，伴随他下葬的是他生前常听的“狩猎结束”的号角。希特勒送了一个大大的花圈，在花圈放下时，飘带不见了——家属应该是在地铁上把它“忘记”了。这样葬礼就避免了任何纳粹的影子。乌尔苏拉·冯·卡尔多夫在葬礼之后说了这样一番话：“除了他，我不认识任何一个如此明显地反对政府、无任何防备、丝毫不畏惧的人。……只要有人愿意听，他会告诉每个人，我们绝不可能战胜苏联，并且在1939年就预言，我们将会战败。”他的小儿子弗朗茨在日记中写道：“尽管他（汉默斯坦）从未提到，但对他来说，眼睁睁看着德国陷入深渊而无能为力，是非常痛苦的。根本没有一个人能像他一个人能像他那样预料到事态的发展。”
汉默斯坦是七个子女的父亲，女儿海尔格曾经说过，她的父亲对很多好奇的人讲：“我的孩子是自由的共和党人。他们可以说和做他们所愿意说和做的事。”当时，他的7个子女中的好几个属于在社交上很早独立的，在政治上却又不与时代画等号的青年。尽管当时国家压制打击犹太人，他们却有很多犹太人朋友，并帮助那些受追捕的朋友逃脱，汉默斯坦对这些事都是了解的。当他的几个孩子把军事政治方面的材料传递给德国共产党时，他显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也没有加以阻止。就是这样一位父亲，使得他的子女有了独立的思想，他们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玛丽亚有这样一段回忆：“有一次，当我在盖世太保面前畏惧的时候——我被邀请去普林茨-阿尔布雷希特大街——那次我告诉了他（汉默斯坦），我与犹太人朋友走得很近。他回答说：’个人的关系问题你可以自己决定。’他这是表达，只有政治上的关系才会有危险。他给了我一座靠山。他并未说些我该小心行事等等的话。” 不仅对这个女儿是靠山，他是七个子女共同的靠山。
这本历史书披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资料，通过这个子女众多的大家庭勾勒了一幅上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特别是纳粹上台前后德国政坛的风云激荡、德国与俄国（苏联）错综复杂的关系图。因为特殊的身份，汉默斯坦在纳粹上台前后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一度有意采取断然措施阻止希特勒上台，希特勒上台前最重要的一次与军方的见面宴会就是在他家里举行的，尽管汉默斯坦一辈子反对纳粹，但他与其关系一直没有彻底断绝。这其中包含有德国军队与第三帝国之间的种种玄机。关于德俄关系在书中有大量的篇幅涉及，其中《苏联跷跷板》一节比较集中梳理了两个国家间的关系，对于认识二战、认识现在的欧洲乃至世界格局大有帮助。
所有的历史几乎都是现实，书中有一节《关于同时性的丑闻》特别值得今天的人们认真阅读，从中或许能找到今天的影子。书中作者引用了历史学家卡尔·施勒格尔的一段话：“当我们后人在消化这段陌生时期时，最震惊，同时也是最重要的集会包括，他们如何将非同时性的同时性、恐怖的同时性和日常生活、平常的和轰动的、头条新闻和小消息、政策性的指导文章和广告小散文、修饰过的宣传图片和不具意义的广告，在报纸上区分出来。”施勒格尔所说的那段陌生时期指的是1936年的苏联以及1938年德国报纸版面的信息。作者写道：纳粹通常把他们的罪行用“帝国的保密事情”掩盖，而斯大林却会公开展示。尽管如此，两个政府还是有施勒格尔所说的非同时性，这与不可战胜的日常生活中的坚韧性有关，意识形态与宣传极限只能是集权主义而不是集权社会。作者进而写道：“即使在集中营的极端条件下，看守们也没能将平常日子彻底消除，那里还在交换、窃窃私语、吵架和帮助。”作者注意到，在希特勒执政时的民间社会，许许多多的角落，一直保存到战争的最后一年，同时控制和利用生于世间的企图也从来未曾缺失，由于技术上的限制，全面监控不可实现，“这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当时有令人震惊的坦诚和不用小心翼翼的日记以及书信；为什么这些无处不在的‘抱怨’，似乎平常不用承担后果。因为盖世太保的主要消息来源并不是窃听和监视机构，而是猖獗的告密者。”察见渊鱼者不祥，看到这样的文字，怎不叫人背如芒刺啊！“在这种制度范围限制下，日子过得虽乎平常，这其实并不是安慰。相反，后人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不关心政治的人’在这样的恐怖中能够无动于衷地过冬。同时性的丑闻却不因为迅速来到道义上的判断而消失，因为它并不能简单地放回到过去。它的毒素，至今，在舒适的历史环境下仍然没有被消灭。”
在本书中，有一节专门谈及贵族，作者写道：“这个多彩的阶层也同样有一系列的共同点，而正是这样的特点，或许能够用来解释，为什么当贵族的作用失去后，他们的生命力没有被消灭。”贵族们似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箱子”，但其中却不乏冲出箱子的尝试，像汉默斯坦的子女们就是显例，但是应该看到，即使是对犹太人和共产主义热衷，汉默斯坦的子女们也没有成功地完全摆脱他们的出身。
据翻译者姚月介绍，本书作者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出生于1929年11月。20世纪60年代，他也曾卷入过当时的运动，并在之后几十年中参与了对过去的探索及思考，以及对过去与今天的关系的研究。德国已故著名文学评论家、“文学教皇”马塞尔·莱希·拉尼奇曾经说：“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是当今德国最杰出的诗人。作为散文家，他也是最优秀、最智慧的。无论是诗还是随笔散文，都能表现出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文体学家，他对当代社会各种不同的现象有着非常敏锐的眼光。为写库尔特·冯·汉默斯坦-艾库德将军，恩岑斯贝格尔先生花了3年时间，从莫斯科到柏林，从慕尼黑到多伦多，走访了许多档案馆和将军的家属、朋友、同事。这本文学传记中大多数内容都是有据可查的，而可称为小说的部分，则是通过特殊的写作手法“与亡灵对话”和“旁注”来体现。作者曾经说：“我要以现代人的想法与亡灵对话。”并在后记中写道：“尽管这已经晚了，或许是太晚了，因为很多证人都过世了，我还是决定要对这件事刨根问底。我觉得这样做很有必要，因为从汉默斯坦家族历史这个小空间，可以看到德国危难时期所有决定性的意图和矛盾：从希特勒掌握所有政权到德国在东西方间的摇摆不定，从魏玛共和国的垮台到抵抗运动的失败，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诱惑到冷战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这是一段以往德国—犹太人共同生存的典型的德国历史，它同样显示了在过去几十年中，妇女解放运动之前的妇女之强大，依靠她们才使得幸存者得以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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