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早，没看到抗战的全面爆发，没有读到老舍的《四世同堂》，没有看到这样的场景：北平沦陷，日寇进驻，最初的“政策”之一，是烧书。洋装书、中国现代的书，都要烧，古书倒可以幸免。西直门内护国寺附近小羊圈胡同，祁家的三少爷瑞全，一个大学在读的热血青年，因为突起的战事被憋在家里，慷慨激昂而又无所适从，这一天垂头丧气地躺在床上，“看一本线装书——洋装书都被大哥给烧掉，他一来因为无聊，二来因要看看到底为什么线装书可以保险，所以顺手拿起一本来”，“看了半天，他才明白那是一本大学衍义。他纳着气儿慢慢的看那些大字。字都印得很清楚，可是仿佛都像些舞台上的老配角，穿戴着残旧的衣冠在那儿装模作样的扭着方步，一点也不精神。当他读外文的或中文的科学书籍的时候，书上那些紧凑的小字就像小跳蚤似的又黑又亮。他皱紧了眉头，用眼去捉它们，一个个捉入脑中他须花费很大的心力与眼力，可是读到一个段落，他便整个的得到一段知识，使他心中高兴，而脑子也仿佛越来越有力量。那些细小的字，清楚的图表，在他了解以后，不但只使他心里宽畅，而且教他的想象活动——由那些小字与图解，他想到宇宙的秩序，伟大，精微，与美丽。假若在打篮球的时候，他觉得满身都是力量与筋肉，而心里空空的；赶到读书的时候，他便忘记了身体，而只感到宇宙一切的地方都是精微的知识。现在，这本大字的旧书，教他摸不清头脑，不晓得说的到底是什么。他开始明白为什么敌人不怕线装书。”
瑞全的大哥瑞宣，一个“对中国与西欧的文艺都有相当的认识”，“老是那么温雅自然”，在思想上“或者比老三更深刻一点”的年轻教师，早就有类似的感觉，“平日，他不大喜欢中国诗词”，“他心中觉得他阅过的中国诗词似乎都像鸦片烟，使人消沉懒散，不像多数的西洋诗那样像火似的燃烧着人的心”。
古书好不好？当然好。小羊圈1号的钱默吟，正直善良，“是个连一个苍蝇也不肯得罪的人”，以读书作画赋诗灌园为生命，通身有一种“无以明之的气息”，“就好像一本古书似的，宽大，雅静，尊严”。扩而大之，北平城，经营了六百年的两朝帝都，皇宫禁苑，四城九门，玉泉山，琉璃厂，“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不也是这样一部古书么？在太平年月，这样的人，是雅人，这样的地，是胜地，然而，一到外寇入侵之际，那雅人、胜地，倒成了包袱，而北平城的“已有点发霉发烂了”的“深远的文化”，使它的居民“绝对良善”，“别管天下怎么乱，咱们北平人决不能忘了礼节”，因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会抵抗。身为寇盗的日本军人，更加直截了当：“我们日本人都喜欢旧诗”，“不喜欢你们的青年人，那会做新诗和爱读新诗的青年人；这些人简直不很像中国人，他们受了英美人的欺骗，而反对日本”，所以古书可以留，新书、洋书必须烧掉。好在中国没有沦亡于古书中——瑞全逃出北平，投身抗战；活生生的国仇家难，令“手无缚鸡之力，不能去杀敌雪耻”的钱先生，立刻认识到“三个读书的也比不上一个能打仗的”，老人出狱后，毅然毁家园，弃诗书，专门暗杀日本兵。
这些事，鲁迅没有亲历，可是以他的睿智、卓识，他早已预见到了。当然，这也不是历史，只是小说《四世同堂》中的一些情节，却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概括性。
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整个华夏民族经历了亘古鲜有的抗日战争的洗礼，1944年，老舍在重庆搜集素材，深思熟虑，以小说的形式，深刻翔实地记述了这一非常的历史时期的非常事件和非常人物，第一部《惶惑》，最成功之处是写出了不同年龄，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文化程度的善良的平民，在一连串慘酷的事件中，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逐渐认识到抗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古书、新书、洋书和现实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细节。
也许受过鲁迅的启发，但更主要的是，老舍自幼浸淫于北平的种种文化之中，“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可是等到学殖日丰，跳出这个圈，打通了中西文化的疆域，他就能够“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因知之稔，爱之深，而责之切，借书中人物陈野求的口，说出“我们（北平）的文化或者只能产生我这样因循苟且的家伙”。最终，两位文豪殊途同归，鲁迅、老舍，“英雄所见略同”。若按时间排先后，老舍小说中的这些生动、传神的描述，的确可以看做是对鲁迅二十年前那数十字提纲挈领的箴言的诠释，或者说，注脚。
物无好坏，看如何用，书无好坏，看如何读。承平之世，古书逐渐成为人们的热捧，读古书，可以涵养气韵，藏古书，可以营造风雅氛围，还可以保值，等等，回顾一下特殊的历史时期古书的特殊“使命”，或许会对当今的收藏大潮有点特殊的作用。
刊载于《青岛财经日报》“红礁石”副刊
2023.5.10 A版
组稿编辑：周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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