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教授是研究宗教哲学的专家，他在多篇文章、多次访谈中，都谈到信仰问题。他认为，信仰有宗教性与非宗教性之分。这个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不管在普通读者中，还是在学术界，通常谈到的信仰大都是宗教信仰，鲜有人去高谈阔论非宗教性的信仰。何况非宗教性的信仰，能叫信仰吗？这说明何光沪教授没有认真考虑过什么是信仰的问题。如果真正明白什么是信仰，他就不会有宗教性信仰与非宗教性信仰这种不当的说法了。
汉语中的信仰有名词与动词之分，名词信仰的含义是：信徒相信的那个“超世俗、超自然的存在”。动词“信仰”的含义是：信徒对信仰的一种虔诚的、纯粹的情感表达，即无原因、无条件、无目的、无功利的绝对相信。实际上就是迷信。但是人世间没有值得迷信的对象，迷信只能用于对信仰的情感表达。舍此对他者的迷信都是愚昧。
——这个对信仰的解释，原则上与国际学术界关于信仰的说法一致。也就是说，谈信仰必须清楚：信仰是人类文化中的现象，体现了信仰的客体特性及信徒对信仰的情感特点，所以在汉语中谈信仰，必须明确名词与动词的两种意义。特别是动词信仰含有的特殊意义，一般读者并不清楚。
但是非宗教性的信仰，是理性在场的价值选择，是有功利性目的的选择，是世俗社会中的理想目标选择。人们对非宗教性信仰的态度是有条件的，并非是一种绝对的相信。这与一般意义的宗教信仰已经根本不同了。所以，何光沪教授对信仰的区分，说了一句没有用的废话，说明他对信仰的含义缺乏深刻的了解与研究。
何教授言之凿凿地肯定，中国三代时期的人们信仰上帝。他不无遗憾地说道：只是后来因为推行孔圣人提出的“周礼”两千余年、因为民国时期知识分子大都反对宗教信仰、因为近七十年众所周知的原因而荒芜了。但是何教授这个说法经不住检验。
说三代时期（即夏商周三代）中国人信仰上帝，缺乏事实根据。三代时期的人普遍有迷信是事实，却并非信仰，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信仰根本不同。也就是说，三代时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教信仰。东西方历史都反映人类在蒙昧时期普遍存在迷信现象。何教授把这个现象说成是宗教，显然是“宗教迷信”这个语言陋习作祟。把宗教与迷信连在一起说事，是中国人才有的思想意识，这个说法显然很成问题。把三代时期的迷信现象视为宗教信仰，说明何教授还没有走出“宗教迷信”这个陈腐的思想藩篱。不过通过何教授的文章、访谈可以看出，他把中国民间老百姓的很多迷信现象都视为信仰。对信仰作这样庸俗浅薄的认识与解释，有损信仰的庄严意义。
人类有了成熟的宗教信仰，是轴心时代以后的事。两千五百年前的轴心时代及其以前的人类，可能迷信这个、迷信那个，但绝不是信仰，都是原始的、朴素的、简单的相信，不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随着文化的进步与发展，人类产生了新的生存需要才出现的——是有教义、教规、入教仪式、信仰方式等一系列内容的文化现象。特别是信仰的教义，三代时期文字还处于原始的草创中，怎么可能创建了宗教信仰？中国不仅在三代时期没有信仰，秦汉以降两千多年的中国主流文化，何曾有过信仰？
何教授在零星的甲骨文中看到了“帝命雨”三个字，就断言三代时期的人们信仰上帝。这样的论断未免太轻佻了，让人感到何教授对远古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作了不乏浪漫的想象！在学术问题上搞文学性的描述，有失学者的本分。
实际上稍有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都知道，商周时期盛行巫术文化，凡事进行占卜预测吉凶，是流行的做法。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巫术文化及其占卜术的集大成者。所以民国时期研究《周易》的大师高亨先生在其代表作《周易九讲》中，对《周易》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周易》就是一部算卦的书”。巫术文化以及流行的占卜并非是一种信仰的表现，占卜是文明成熟前期人类的一种愚昧现象。
先秦人创建中国文化时推崇三代时期的社会，都是出于现实考虑而编造的神话。三代时期并无详细的文字记载。关于三代的文字都是传说。何光沪教授说三代时期信仰上帝，既与历史事实不符，又与信仰的庄严意义不符。所以何教授所谓的两千年来的“信仰荒芜”论，属于“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站不住脚的。
严格说，儒家学说意识形态化的中国文化没有宗教信仰。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都知道：中国文化是泛道德主义、实用主义的文化。中国人自先秦始起就一直推崇“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文化理念。中国文化在意的是世俗社会的事，不考虑超世俗、超自然的问题，“六合之外”是没有人研究的。真正的信仰是超世俗、超自然的；但是信仰必须正视、解答“六合之外”的问题。所以中国文化不可能产生宗教信仰。
何教授在文章、访谈中都谈到了“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的问题。但是何教授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几乎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了，并未触及根本问题。何教授在步泛道德主义文化的后尘中，对“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这个庄严的问题，作了道德意义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解释，让人很是失望：人类需要信仰怎么仅仅是个道德问题？看来何教授并不清楚，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
人类面对的外界现象与问题，有科学可以解答的；还有科学不能解答的。但是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是人类必须面对的事实存在。学术上把科学能解答的问题归于科学问题；把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归于先验问题。
例如，为什么婴儿一下生就会吃奶？为什么婴儿有审美意识？为什么动物有发情期？为什么会有“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类似的问题太多，都是科学不能解答的。这些问题都属于先验问题。
再如“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也是科学不能解答的，属于先验问题。但是“人是什么”在中国文化里没有提出过，不可能有答案。众所周知，“人是什么”是哲学的原则，决定了哲学的内容与发展方向。而哲学又是文化的主导力量，决定了文化的内容与发展方向。人类在轴心时代以前就发现了“人是什么”的重要性，例如，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这句流行了千百年的著名箴言，实质上就是认识“人是什么”。但是古希腊时期由于没有成熟的宗教信仰，“这个问题”不可能有解答。“人是什么”最终是由基督教文化世界的历代哲学家贡献的思想汇聚而成了比较完满的答案：
人天生有：自由意志（自我判断与自我决断的能力）、理性、思想、个性、情感、灵魂、善恶、欲望、审美意识、精神家园……等秉性能力，这种能力属于天赋，也就是上帝赋予人的天性能力。这种天性能力是人类才有的与万物的根本区别；也是“人是万物之灵”的根本意义所在。上帝是绝对的存在、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力量、绝对的真理——这个涵盖一切的绝对意义，为其赋予人的这种天性能力提供了绝对的逻辑力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天性能力是任何力量不可以蔑视的。凡是“政教合一”的教育必定扼杀了人的这种天性能力。产生“政教合一”教育的文化没有信仰，没有信仰的文化对人的天性能力不当回事，这给统治者利用教育灌输“政教合一”留下了恣意妄为的巨大空间。
既然“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的，又到哪里去”是科学不能解答的先验问题，这个问题又是基督教文化给出了答案。那么，一个重要的思想启示出现在人类面前：科学不能解答的问题只有宗教信仰才能给出答案。也就是说，先验问题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解答，才能给出终极答案。而先验问题又是人类必须面对、必须正视、必须解决的生存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生存需要。
于是不难看出，人类生存需要的知识，是由科学能够解答的问题与科学不能解答的先验问题这两种答案形成的两种知识——科学知识与先验论。这两种知识都是人类生存所需要的。人类科学发展史昭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常识：两种知识是互为存在条件的。两种知识在互为依存中构成了人类生存需要的知识体系。知识只有在知识体系中才有了逻辑力量。换言之，先验论为科学知识提供终极力量的支持。所有的知识都要经得住逻辑的检验才有说服力。科学知识因为先验论的支持而具有了逻辑力量。
——例如万有引力定律问世后，有人问牛顿：“万有引力是从哪里来的？”牛顿回答：“上帝是第一推动力”。这个成为经典的答案含有的神圣意义在于：上帝拥有“涵盖一切的绝对意义”中，安排的万有引力定律具有毋庸置疑的终极力量——这个终极力量才是万有引力定律逻辑力量的来源。
如果牛顿不能就“万有引力是从哪里来的”作出回答，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连万有引力是从哪里来的都说不明白，谈什么万有引力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因此将失去逻辑力量。可以看出，“万有引力是从哪里来的”属于先验问题，先验问题只有信仰才能提供答案。
明白了上述哲学的基本常识后，就会发现：无信仰文化中的知识，因为缺少终极力量支持没有逻辑力量而苍白无力。例如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忠孝仁义礼智信”，很难经得住逻辑的检验，这些价值观没有逻辑力量。没有逻辑力量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终极力量的支持。没有终极力量的原因是，产生这些价值观的文化没有宗教信仰。
“忠”这个价值观的核心意义是忠君。为什么要忠君？因为“君权神授”。这里的“神授”一般的理解为“天授”。所谓神也就是天。中国人看上去信天，却并非信仰意义上的信天。中国人的信天与人类蒙昧时期的迷信大同小异，是一种愚昧的表现。实际上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君权神授”，民间长期流行的“皇帝轮流坐，明朝到我家”，就是明证。
既然“君权神授”站不住脚，所谓忠君也就没有了说服力。所谓“忠”这个价值观便没有逻辑力量。这是中国文化没有信仰，致使其价值观没有逻辑力量的一个显例。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普通读者对于上述哲学常识可能感到陌生，不太容易理解哲学常识中的知识体系。但是这里难以进一步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只能点到为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
何光沪教授由于不清楚人类生存必须面对两种现象、两种问题，不清楚科学问题与先验问题提供了人类不可或缺的两种知识，不清楚先验论是信仰提供的。所以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哲学常识中的知识体系。所以何教授谈“人类为什么需要宗教信仰”这个问题，流于不着肯綮的浅薄，也就在所难免了。何教授并未认识到，人类为什么需要信仰，最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一句话：人类的生存需要。何教授谈信仰虽然让人失望，不过这种失望引发的思考，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很值得重视：任何专业研究都不应该仅仅从专业到专业。因为从专业自身看专业，往往看不明白问题，也说明不了问题。例如从中国自身是看不明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所以周有光晚年提出了一个重要论断：“从世界看中国”。研究宗教信仰、皈依宗教信仰也是同样的道理。信徒捧读信仰教义是必须的。但是真正读懂教义，却不是从教义到教义就能实现的。
例如圣经里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广为人知。欧洲人真正读懂这句话，是在天文学家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以后：教会假上帝的名义，长期坚持天文学上的“地心说”。但是哥白尼发现的“日心说”推翻了“地心说”。于是欧洲人从圣经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教诲中，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上帝并不管尘世的事，尘世的事由人类自己管理、自己解决。既然尘世最神圣的地方教会，都能因为不懂科学坚持了错误的观点；那么尘世所有领域的事务都应该由懂该事务的专家说了算。科学是科学家的事，任何非科学家的人利用权力对科学说三道四，都是不能接受的。发展经济应该是企业家（商人）的事，任何人借助权力参与发展经济都是不能接受的。例如国家干预市场必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些“各司其职、各尽其能”的道理适用于尘世所有的领域。
上述道理，便是著名的“哥白尼革命”的全部意义。“哥白尼革命”不仅促进了欧洲科学的大发展；“哥白尼革命”带来的专业分工思想，使欧洲工商业的效率、效益成数倍增长。于是专业分工，成为欧洲工商业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标志性概念。但是中国人懂得专业分工，已经是这个标志性概念问世二百年以后了。
“哥白尼革命”是欧洲人从科学知识中进一步读懂圣经的一个著名案例。所以那些研究宗教信仰的学者，仅仅局限在宗教信仰自身的研究中，那些宗教信徒仅仅捧读教义，都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提高自己的综合文化修养——在文理兼备的通识学习中，信徒才能真正深入信仰的天地聆听上帝的声音；研究宗教信仰的专家才能为宗教界、为世俗社会提供有价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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