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纬丨公交车上的“鹧鸪天”

因为住所变化，我又乘上了久违的公交车，每天早一趟，晚一趟。拥挤的时候，当然要兢兢业业，力求平衡，若环境好些，可以有个座了，不管孬好吧，脑子总是闲着，可以想事，好几回，不知怎的就想到了二十年前读得烂熟几乎成诵的启功先生的八首词《鹧鸪天·乘公共交通车》。此刻设身处地地细细品味，感到那些词作，如窖藏的陈酿，愈来愈散发出醇厚的韵味。
词作大概写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每首词写乘车过程中的一个特定场景：苦苦等车，车来门不开，门开挤不上，挤上动不了，到站下不来，强挤被撞下，车站忽然改了地……
“乘客纷纷一字排，巴头探脑费疑猜，天南地北车多少，不靠咱们这站台”，——好，开场了。将欲乘之，必先等之，等而不来，无奈之中瞎乐呵，“有人说得真精确，零点之前总会开”。
终于，车来了，“远见车来一串连，从头到尾距离宽”，等车者如大旱之望云霓，“百米飞奔——去复还”，车好像在跟人做游戏，转了半天，仍然是“原地站，靠标杆”，任凭你“手招口喊嗓音干”，它那里“司机心似车门铁，手把轮盘眼望天”，就是不开门！那年代，驾驶员的地位高着呢，不管什么车，四个轱辘一动，就是权威。
少啰嗦，车又來了，“这回车来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车门，象征性地开了一下，“阶梯一露刚伸脚，门扇双关已碰头”，只好“长叹息，小勾留，他车未卜此车休”。
以上费了这么多的笔墨，实际就仨字儿：没上去。
车厢中的拥挤，也许留给启先生的印象最深，三首词里都写进了这个场面，各有侧重。
“挤进车厢勇莫当，前呼后拥甚堂皇”，自我感觉不错！可马上就尴尬了，“身成板鸭干而扁”，不过，保险，“首尾嵌，四边镶，千冲万撞不曾伤”，为什么？“并非铁肋铜筋骨，匣里瓷瓶厚布囊”。
到了“上班散会”那种“最艰辛”的时候，“保险”就不足以自我安慰了，毕竟是“铁打车厢肉做身”，“有穷弹力”怎能应付得了“无穷挤”？这时就真切地感到，的确是“一寸空间一寸金”，但感受再深也没用，“头屡动，手频伸，可怜无补费精神”。最要命的，是“车站分明在路旁，车中腹背变城墙”，就算是“心雄志壮钻空隙，舌敝唇焦喊借光”，也还是下不去。好吧，“下不去，莫慌张，再呆两站又何妨？这回好比笼中鸟，暂困番邦杨四郎”，随遇而安，苦中作乐，老先生想到了京剧。
随遇而安，一次两次行，总这样，谁也受不了，所以，接受教训，得学乖，“入站之前挤到门，前回经验要重温”，却“不料身后彪形汉，横冲直撞往外奔”，于是乎“门有缝，脚无根，四肢着地眼前昏”，幸好无大碍，“路人问我寻何物，近视先生看草根”，先找着眼镜再说。
最后一首是写站牌忽改，“皱眉瞪眼搜寻遍”，仍然没治，自己开出的药方是“开步走，莫徘徊，至多下站两相挨”，多走一站地儿吧。
没有充分的身受，没有悉心的体验，是写不出如此细腻、深刻的文字的，作品极富喜剧色彩，哀而不伤，采用传统的形式，格律严备，却既不文句艰涩，也不词采华茂，真正达到平实、淳正、耐读的境界，功力深湛。
遥想启老当年，居西直门内的小乘巷，每天到北太平庄的师大上班，应该是乘22路汽车，后来有段时间到位于王府井南口的中华书局，参与校点“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大约要乘7路汽车，沿西直门大街，拐赵登禹路，到白塔寺倒103电车。几十年下来，那些路途相加，能有多少万公里，不好统计，但最后结晶为这八首《鹧鸪天》，四百多字，是明明白白，千真万确的，里面固然有些幽默夸张，但是作为那个时代的世相之一是有文献价值的，是能够载入公交车的史志的。
时代发展，变化是绝对的，昔日的情状，今天大多已改善，比如改站，现在的信息渠道太多了，车队的管理也加强了，调度要根据实际情况发车，人性化、合理化，驾驶员也有了监督的机制，等等，然而有一个问题，是老一辈未曾经历过的，启老无法写到的，就是“堵车”！尤其是大城市。开始是上下班高峰期堵，渐渐地，似乎除了半夜，无时无地不堵，有人说，照此发展，将来的北京，开车就不如走路快了，虽为笑话，却是实情。比如我上下班，单程13公里，若路况正常，半小时足够，可现在一直是最少也须一个半小时。阴晴寒暑，日升月落，默诵启功先生的《鹧鸪天》多了，不觉生了效颦之心，某天也凑了一首，《鹧鸪天·乘公交屡堵》，自知不成样子，姑妄写之：“铺天盖地漫涌车，大街小巷顿成河，可惜河中水如止，无奈轮下辗似挪。伸颈项，揉眼窝，道旁树又移两棵，看看厢中站立者，双腿已自打哆嗦。”
啊，这说明我还有座，如果站着，那，打哆嗦的就是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