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首先得是“人”，说这句话不是故弄玄虚，而是因为在这个号称文明古国的地方，很久以来，“人”竟然成了稀缺资源。没有完善人格的人，哪里还能有“诗人”？
作为阅读者，我们会经常看到一些分行的、押韵的、有节奏的类似于“诗”的模样的东西，比如某作协副主席的“大作”，号称“梨花体”的那些东西。这些号称诗的东西，恰恰是对诗的亵渎，在神圣的诗国里，这样的东西用来铺地尚且嫌它没有质地，用它抹墙嫌其颜色污浊，假如你把那样的东西称之为诗，会让整个诗国蒙羞。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没有诗的样式，而是因为缺少“人”的情感。这些“人”徒具人的形状，其实已经异化为另类，自己已经不把自己当人了，他也就写不出人的尊严，人的感受，人的本质。
真正的诗，沉淀着诗人才情、感受、机智、理想、尊严、思考……隐秘或者坦白的语言演化成为一种形式之美，诗的美感由此凸显出来，能够读懂多少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可以阅读，在不同心境下会读出不同的况味，阿健三十多年的创作结成的集子《虚位以待》就是这样的诗作。
很多诗人诗写得很好，却很难有理性的总结，阿健不一样，他的诗因为有一种理论的支撑，所以总有点与众不同的滋味。或是题材的选择，或是语言的选择，或是形式的选择，很多时候能看出他的“预谋”，除了年轻时有些因为荷尔蒙的关系冲口而出的篇章外，阿健的诗是那种精心设计而成形的，它可能在阅读的快感上有点费力，可它的耐读性足以弥补这一缺憾，就像品尝一壶滋味绵远悠长的佳酿，对于品尝者来说，回味永远大于入口的刺激。阿健自己说：“诗歌几乎就是一切艺术的原乡与母体……今天的诗歌，一如既往地安静着，正如母亲温暖的面庞，慈爱的胸怀。”阿健的诗沉着、冷静，一点也不嚣张，它的力量酝酿在内核里，就像地火运行在地下一般。作为一名阅读者，只有接近它的内核，才能体会出这一力量的存在。阿健的师妹，同为诗人的胡向玲肯定是体会到这一力量的一位，她在《夏雨、微博和奇异之花》（刊于诗集后面）一文中，以一位女性诗人独特的视角对阿健诗歌的评论，可以视作接近《虚位以待》内核的一条通道，通过它，可以读出诗人阿健内心深处若干隐秘，有些，恐怕是诗人自己也未必愿意道出的。
当然，真正进入诗的内核的钥匙是诗人自己的“夫子自道”——《论诗与诗人》，诗人用了不小的篇幅把自己对诗的见解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写出来，这应该是他的内心道白，是他三十多年读诗、写诗的悟道之说：
诗歌的无用功效与发达的物质主义盛行，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反讽。他们各行其是，南辕北辙，彼此分离，正好完成了诗人身心分离的暗喻；有两种文字可以直抵人类精神的巅峰，诗歌和哲学；写诗最好一气呵成，如果不连贯，那不是用词出现了问题，而是“气短了”或“气断了”；词语准确与否，无关私德，却有专业考究；当大部分现实功能和价值褪去，诗歌才肯显现其面目；写诗，好比内心生活需要照明。
这些只言片语是技进乎道的总结，是一个写诗的人的真心话，读懂这些话对他的创作会有更好的了解和理解。
几乎所有的诗人都会激情四射，甚至恃才傲物，天才如李白高声疾呼“大道如青天，吾独不得出”，貌似拘谨的杜甫不无自豪声言“诗是吾家事”，潇洒的苏东坡对自己的才华更是津津乐道“吾才如万斛泉涌，不择地而出”……诗人往往表现得特立独行。顾城去到新西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却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海子干脆自杀，但我认识的诗人阿健是一个低调和善且从来都不与人争、不与物争斗的人。他是一个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智的诗人，他在诗的乌托邦里锦衣夜行，或许会有星光或者灯光照在他的锦衣之上，让偶尔看见他身影的人为之目眩，但那不是他的目的，他的想法只是：“在诗与现实之间”进行“穿越之旅”。喝彩声于他是极其奢侈的事情，他从不祈求。他的写作是孤独的，但正如顾彬先生所言：“好的诗人最需要的是孤独。”我相信，阿健在很多时候是享受这份孤独的，假如生活的压力再小些，烦心的事情再少些，喧嚣和浮躁都会远离开他的书桌，以他的功力和对生活的体悟会有更多的作品创造出来，借用顾彬先生给《虚位以待》写的序言一段话结束这篇短文：
写诗，这就是回故乡，这就是回家。不写诗的人不能回故乡吗？他们没有家吗？很可能是这样。最近，《China Daily》的记者在北京的街上问了行人一个问题。大部分人跑掉了，不想回答。是什么问题他们避而不答呢？——“你们幸福吗？”人们害怕回答这么简单的问题说明了什么呢？他们不光不幸福，他们也不想思考幸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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