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法国大革命是谁发动的？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影响与里程碑意义众所周知，它不仅结束了波旁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更以其《天赋人权》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新的思想。然而，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大革命，却与路易十六推行的改革密切相关。在1789年7月之前，从国王到整个法兰西民族都未曾料到会发生大革命。
路易十六在1774年即位后，便放弃了“朕即天下”的路易十四、“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路易十五时期造成民怨鼎沸的恶政，国王力图改变前朝造成的国库空虚、国力衰败的局面，实施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使法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起来。就像托克维尔所说的“大革命后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再现大革命前二十年中那种经济迅速发展中出现的繁荣”。然而这个经济发展，也无法彻底扭转法国前朝一百多年恶政造成的财政困难。国家没有钱什么事也办不成。于是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希望在“共商国是”中增加税收，解决国家的财政危机。
然而此时的第三等级人民已今非昔比，路易十六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使天性浪漫的法兰西人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想象物质生活以外的东西，温饱的生活成为萌发启蒙思想的有利土壤。法国人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是纳税人养活了国王和政府，国家应是为纳税人而存在的。纳税人不仅有纳税的义务，更重要的是税权应该属于纳税人，应该由纳税人决定税收、决定税款怎样使用。税权不应该属于国王——这些从一衣带水的邻国、大宪章精神发源地英国学来的政治常识，在生活好转了的法兰西人中提升出新的政治理念——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应该由纳税人选出的维护自己利益的代表组成，否则的话“无代表不纳税”——这才是路易十六时期法兰西人中流行的思想理念。毋宁说这些新思想是《大宪章》精神在法兰西的发扬光大。诚然，也是路易十四、路易十五两任国王挥霍税款留给后人的历史教训。
然而，让路易十六没想到的是，把全国各地的第三等级代表召集到巴黎“共商国是”，实际上是办了一件法国革命家梦寐以求的事：聚集到一起的第三等级的代表，终于有机会向国王提出“主权在民”的要求。所以“共商国是”的会议必成僵局：国王想改善税务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代表们要求国王效法英国的君主立宪，改变国家的体制。国王的想法与与会代表的要求南辕北辙。不过此时的第三等级代表还没有想推翻国王的意思，拉法耶特等人希望搞君主立宪的思想，还是大多数代表的愿望。如果此时的路易十六能审时度势，看清法国的社会形势变化，接受代表们的改革要求，推行君主立宪，大革命便不会爆发。那样人类史上又多了一个“光荣革命”。路易十六也会免于后来的噩运，法国历史也将改写了。
然而对政治并不敏感的路易十六，看不到启蒙运动中的法国社会正在酝酿着时局的变化。面对“共商国是”的僵局，头脑简单的路易十六接受了贵族们的建议，意气用事地关闭了会议大厅，终止“共商国是”。这个愚蠢的做法无疑给群性激愤的代表们火上浇油，随之而来的第三等级代表的“网球场宣誓”，实际上已经点燃了大革命的烈火。革命烈火中的群众是没有理性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捣毁税卡，攻占巴士底狱，巴黎顿时陷于一片骚乱中。后来虽然以拉法耶特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企图通过制宪议会力挽狂澜，阻止暴力革命的愈演愈烈，但群众革命运动犹如决堤的洪水，无法抗拒、无法控制。大革命不仅以一票之差的表决，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还迎来了腥风血雨的雅各宾政权的恐怖统治时期。
所以后人总结法国大革命时，看到的是这样一条脉络：路易十六改革带来的繁荣和宽松的社会环境萌生了法兰西人要求改革的热忱；三级会议将改革热忱催化成革命情绪；关闭三级会议将革命情绪点燃成大革命烈火。如果说大革命是路易十六自己一手造成的，并非危言耸听，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法国大革命也为二十世纪的极权统治，提供了一种很实在的理由：经济改革带来的繁荣社会与富裕生活，很可能成为酝酿不安定因素的温床。人们若在温饱线上挣扎，都会心无旁骛地考虑吃饭问题，不会想象其它，贫民容易成为顺民。这个理由是极权统治国家老百姓普遍贫穷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极权统治者压根就不想让老百姓过上富裕的生活。
但是历史资料显示，路易十六确实想改变前朝的恶政，确实想通过改革使法兰西走向繁荣富强，改善法国人的生活。实际上他一直是这样做的。但是国家财政困难，使他的想法付诸实践时举步维艰。只有增加税收解决财政困难是他执政的唯一出路。仁心宽厚的国王没想到自己为了利国利民而“不耻下问”的“共商国是”，竟点燃了大革命的烈火。1789年7月巴黎骤起的革命运动，不仅出乎路易十六的意料，也并非希望搞君主立宪的多数代表们的本愿。
有关法国大革命的所有资料显示“网球场宣誓”，是因为路易十六关闭三级会议导致了代表们义愤填膺中出现的情绪化做法。实际上没有人提前组织、发动“网球场宣誓”。法国大革命中的那些革命家与雅各宾政权，都是大革命的产物，而不是相反。
所以大革命不是一种“选择”，大革命也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所以大革命不是说“告别”就能告别的。唯一能够避免大革命爆发的人，只有国王路易十六。如前所述，如果路易十六接受三级会议代表希望用君主立宪改变国家政体的意见，将不会出现大革命；那些崇尚暴力革命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有所作为了。这种历史的假设是没有意义的。但历史假设含有的逻辑是存在的：大革命虽然也是“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这个“壅塞”并非完全不能疏通。只是唯有国王才有这个疏通能力。以此类推的逻辑结论是：人类近代以来的每一次重大革命，都是统治者有力量避免、却没有头脑避免，成了革命的殉葬品。然而历史的吊诡在于，革命总是在统治者漠视这个逻辑中不断地以新的形式上演，例如，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
（四） 沙皇垮台在“面包面包”中
教科书曾经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十月革命，推翻了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苏联解体后历史恢复了本来面目，大量的史料证实，导致沙皇统治垮台的是1917年的二月革命，并非十月革命。二月革命是在无组织、无领导的情况下突然爆发的。
圣彼得格勒的市民因为买不到面包，走上街头喊着“面包、面包”，越聚越多的群众很快酿成一场无法收拾的骚乱。这场骚乱殃及全国，再现了1905年的社会动荡。沙皇派去收拾骚乱的军队发生哗变，军队不听从沙皇的指挥，不愿向骚乱的群众开枪。于是全国局势失控在愈演愈烈的群众运动中。已经无法控制形势的沙皇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杜马会议劝其退位的建议。沙皇统治从此寿终正寝。导致沙皇垮台的二月革命爆发时，包括列宁在内的革命党人大部分还都在海外。教科书说布尔什维克领导了二月革命，是沿用了苏联教材的说法。苏联教材对1917年的俄国历史做了很不光彩的手脚。关于二月革命前后这段史实，大陆已经有不少学者的著作介绍，这里仅指出：改写了俄国历史的二月革命，出乎所有革命家、政治家的预料，这是一场突发的无组织、无领导的群体性事件。二月革命前，俄国的革命家、革命党人想发动革命，就是发动不起来，他们盼望革命，革命就是不出现，列宁还悲观地叹息：“我们可能看不到革命爆发的那一天了”。二月革命有力地佐证了“革命不是一种选择”，二月革命是在革命党对革命几乎绝望了的时候突然爆发的。所以，当身在海外的列宁听到二月革命爆发时，高兴得脸都涨红了。
为什么一场“面包、面包”的骚乱会酿成人心大变、政局骤变的全国性革命运动？这个问题要从1905年俄国革命说起。
1905年革命是指1905年到1907年俄罗斯出现的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商人罢市、学校罢教、革命党暗杀、神父请愿等组成的一系列全国性的骚乱。这些骚乱都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出自不同的目的，没有共同的革命目标，更没有统一的领导。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对沙皇统治不满。各阶层人对自己的生存条件普遍有意见，提出了改变社会体制的要求。农民要求土地私有化；知识分子要求成立代表国民的议会；文化界要求扩大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工商界要求扩大与西方的贸易；教育界要求改变教育制度、学习先进文化；宗教界要求改变宗教政策，实现宽松的宗教环境。
严格说1905年革命不是一场革命。凡是革命运动都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这种目标一般的是推翻现政权、改变国家的政治体制。很多革命目标并非提前筹划确立的，而是在革命尚未成熟的前期中形成的。例如北美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的前期都无明确的革命目标，都是在群众运动（骚乱）的愈演愈烈中，形成了明确的革命目标。当年的俄罗斯，除了搞暗杀的革命党，1905年革命中的绝大多数人并非想推翻沙皇统治，他们仅是要求沙皇进行改革，改变社会体制。
1905年革命还未形成明确的革命目标，激烈的群体情绪便在沙皇采取的妥协政策、推行杜马议会新体制中自行消减下去。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的血腥镇压，使崇尚暴力革命的革命党人也在遍及全国的“斯托雷平领带”（绞刑架）中纷纷逃往国外。俄罗斯全国性骚乱得到平息，于是1905年革命告一段落。社会的安定为斯托雷平的铁腕改革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斯托雷平改革是俄罗斯近代以来最有历史意义的改革，为人类的社会改革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思想启示。不过斯托雷平改革最有历史意趣的是：
斯托雷平镇压了1905年革命，却用铁腕手段推行了旨在改变社会体制的改革，这些改革基本上与1905年革命中提出的众多进步要求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斯托雷平用非暴力的改革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1905年革命中社会各界提出的改变社会体制的希望。
例如取消农村公社制度，推行土地私有化，开辟了土地私有制中向市场经济发展的道路。农业生产在步入市场经济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粮食产量迅猛增长，创下历史最高水平。土地改革后的俄罗斯粮食产量，是美国、加拿大、阿根廷三大粮食出口国产量的总和！俄罗斯被誉为“欧洲的粮仓”。煤炭、棉花、进出口贸易量、国民收入，都比斯托雷平改革前成倍地增长，整个俄罗斯的经济形势出现了大发展中的繁荣气象。
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是改革中的不公正操作，权力干预经济利益分配，权贵阶层捷足先登经济领域，导致了腐败与贫富差距的严重社会问题，一部分人在改革中暴富起来了，大部分人却走向相对贫困。处于相对贫困的阶层是俄罗斯的大多数，这部分人对社会的不满和怨恨日积月累，终于在1917年2月的彼得格勒借助“面包、面包”的呼声爆发出来。酿成一场改写了俄罗斯历史的革命。这种来自社会底层的突发事件酿成了革命，是谁也未曾料到的。
二月革命曾经一度暗淡在十月革命的光环里。但是没有二月革命不可能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都是苏联教科书编造的神话。大陆很多学者已经从赞颂十月革命中走了出来，转向了研究1905年革命、斯托雷平改革、二月革命这“三部曲”，在研究其中涵有的诸多重要意义：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正常现象，体现了人类进化中的合理要求。但是涉及到社会的改革，例如经济改革是不可以“孤军深入”的；经济改革必须与政治改革同步，只有让政治改革跟上经济改革，才可能避免权力寻租，避免权贵阶层借机垄断资源、垄断市场、垄断改革的效益；避免公共资源与公共财富在旧政体中借助经济改革的机会变成权贵们的私产；避免因为政治不公正而出现社会两极分化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出现。所以有人说，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是双轮车的改革前行。只有经济改革、没有政治改革的同步进行，是双轮车缺了一个轮子而必定翻车。二月革命是斯托雷平改革的翻车。斯托雷平本人也在新的社会不公中遭到卷土重来的革命党人的暗杀，斯托雷平改革终于以悲剧谢幕。
实际上斯托雷平改革导致的悲剧，被二十世纪的人类继续上演，例如伊朗国王巴列维的“白色革命”改革，虽然在短短的几年里，就将伊朗发展为亚洲最富裕、最强盛的国家。但是“白色革命”与斯托雷平改革一样，也是因为腐败与两极分化导致革命酿成一场悲剧。巴列维国王逃亡国外最终客死他乡，至今未能“魂归故里”。不过这是另一篇文章了。
虽然俄罗斯近代史上的几次革命都不是革命家直接发动、领导的。但是深受邻国俄罗斯影响的中国近现代革命又何尝不是同样的道理？
（五） 武昌起义与革命家无关
例如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辛亥革命，也不是革命家直接发动、领导的。教科书上说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属于抽象的说法。事实上，作为辛亥革命的标志性事件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远在美国。不但孙中山没有参与武昌起义的组织、发动、领导工作；就是革命党的其他领导人也与武昌起义没有关系。关于辛亥革命为什么爆发，不仅仅是教科书上说的那些原因。
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改革有关。只是清末“新政”还未付诸实践，慈禧太后就去世了。后来推行的清末“新政”与慈禧太后钦定的清末“新政”已经南辕北辙。掌大权的载沣是个志大才疏、目光短浅、唯利是图的政治蠢才，他推行的改革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因此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形同白痴的新内阁，对来源于国民集资的大型资产变着花样“收为国有”，例如“铁路国有”引发了各省的“保路运动”，表达了国民对晚清内阁的强烈愤怒。武昌起义不过是把晚清官民共有的不满与愤慨，用武昌新军的枪声集中地表现出来罢了。关于辛亥革命，已经有各种文章著作介绍，这里不必赘言。辛亥革命与上述其他国家的革命一样，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进化受到壅塞时的溃决”。
既然革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不管是教科书说的发动革命，还是中国学者推崇的“告别革命”，都是书斋里做文章。毋宁说是文人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脱离实际的说法都是没有意义的。即便革命是一场灾难，历史上的这类灾难提醒人类：改革是社会进化中的常态，但是只有公正、公平、透明的改革，才是社会进化的常态；否则改革稍有不慎，很可能引发革命的“灾难”。
有能力推行改革的政治家，由于天性的自私、自利、自恋、自信等局限，很难始终保证改革中的公正、公平、透明，最终出现都未想到的革命在所难免——这是改革导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之全部奥秘所在。
本文这样说，绝无否定革命的意思，革命即便走向革命初衷的反面，也有其正面的积极意义。例如二十世纪那些走向革命初衷反面的革命，为人类提供的历史教训不是有着永远的价值？
革命虽然被1990年代的中外华人在反思“五四”时说得一无是处，但是革命既不是中国学者说的可以避免；也不是保守主义者认为的百无一是。还是美国的开国元勋、《美国独立宣言》主要起草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弗逊说得好：革命犹如自然界不可缺少的雷电。自然界浓云密布中的雷电带来了雨水，泽被了大地万物。统治者的“黑云压城城欲摧”中爆发的革命，用革命者和暴君的鲜血，浇灌了民主、自由、平等、宪政的花朵。革命是不可避免的，革命的进步意义有目共睹。
法国大革命是不朽的！辛亥革命是不朽的！失败的斯托雷平改革含有的价值是不朽的！
祁萌之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