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孙大爷是在1968年，那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开展，运动一个接一个，正在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向阶级敌人猛烈开火，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居住的街道居委会把一些阶级成分不好的或有历史问题的人组织起来，让他们无偿劳动，每天早上清扫马路，让群众监督。我常看到一个身材魁梧，腰板挺直，头发花白，面色红润的老人每天早上拿着大扫帚认真清扫华山路的路面。我娘说那人姓孙，让我叫孙大爷。后来我知道孙大爷之所以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是因为他参加过国民党，那是在1920年代初期，尽管那时的国民党还没有反共，以后孙大爷从未参与过政治，一直在大学教书到退休。
1972年春天我开始学习英语。当时自学英语是很困难的，教材难找，找个老师更难。我从同学处弄了一本“文革”前的大学英语教材。我娘跟我说，找孙大爷吧，他懂英语。那时林彪已经摔死，“文革”已经是强弩之末，尽管上层还在争权夺利，但普通老百姓阶级斗争的弦已绷得不那么紧了。孙大爷等人，包括我娘已经不再被强迫扫马路。我一有时间就跑到孙大爷家里去跟他学英语。
和孙大爷接触多了，慢慢熟悉起来，他也经常跟我讲起他的过去。他是山东潍县人，1915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前身，那时候叫清华学堂，他的毕业文凭上还有袁世凯盖的大印。他说当时考72分就可以到美国公费留学，可是他的老师只给他71.9分，他一怒之下离开了清华，可是后来想想又回去了。我记得他讲过剧作家洪深是他同班同学，罗隆基比他高一届。他大学毕业后就在山东青岛、济南等地教书。孙大爷有民族气节，日本鬼子占领山东时，他发誓不给日本人做事，只身跑到重庆，中间有两次从重庆偷偷回到敌占区山东看望妻子儿女。
1949年以后的历次运动，如镇反、肃反、反右派等都没有整到他，但“文化大革命”却在劫难逃。当时他早已退休，单位不管了，由街道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批判。我所在的街道居委会人数不很多，出身不好的“阶级敌人”大概有二三十个人，大部分是家庭妇女或老头老太太，经常被街道干部和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召集起来开会批判。批判对象包括我娘、孙大爷在内。批判是不动手打人的，通常是先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念毛主席语录，再喊毛主席万岁，然后把这些阶级敌人骂几句，向毛主席请罪，让批判对象老老实实接受改造，听毛主席的话。有个姓常的资本家，全家被从大宅子撵到地下室，有一阵子他见到阳光就淌眼泪，怕见太阳，街道干部说毛主席就是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他怕见太阳就是怕见毛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街道干部积极分子们训斥的时候，阶级敌人们恭恭敬敬唯唯诺诺地听着。我听我娘说，有一次街道干部让孙大爷交待罪行，孙大爷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干部们就问他解放前哪一年哪一年干什么。由于年代久远，孙大爷一时记不起来，就掐着手指算，干部们大喝一声，说他态度不老实，孙大爷立即不出声了。
孙大爷虽然学的是理科，在大学教机械制图，但是对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也很爱好，家里有不少中英文学的书籍，尤其是他对中国古代字画钱币情有独钟。他曾拿出一大本子中国历代钱币的拓片给我看，并一页页向我解说，齐国的刀币、五铢钱、王莽时期的货币…….等等，一直到袁大头，中国的古币几乎全了。我当时不太懂，也不大感兴趣，但是孙大爷非常认真、高兴，如数家珍般地向我讲解，我也耐心听着。后来我问他，这里只是拓片，真钱呢？孙大爷微微笑着说，我有一箱子古钱，是一辈子攒的，让红卫兵破四旧抄家的时候扔得满地都是，全丢失了，一个也没有找回来，只剩下这些拓片。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看不出有愤怒，只是有点惋惜。1973年抄家物资发还的时候，我用带大盒子的地排车从天主教堂把孙大爷被抄的物资往家拉。孙大爷在一旁跟着，果然一枚古币也没有，只有满满一车古字画，也是孙大爷一生积攒起来的，幸亏没有作为四旧烧掉。在路上，孙大爷对我说，市文化局博物馆买了他十几幅画，是博物馆的人挑的，2元钱一幅买了去。然后又小声说，博物馆的人不识货，有些最好的没有买去，反而买了几幅不值钱的。后来我看到孙大爷家里墙上常常挂着不同的字画。
孙大爷教我英语很认真，我也学了不少东西。后来因为他年龄太大，耳朵有点背，我不跟他继续学习了，但还是常常到他家去，帮他提水、劈柴等，干些杂活儿。孙大爷住的是旧式二层小楼，住在二楼的一间房，楼上没有水龙，要到楼下去提水。那时候没有煤气，要生炉子烧煤做饭。孙大爷和他老伴孙大娘住在一起，孙大娘比孙大爷小两岁，上学时学的是体育专业。我还看到孙大娘年轻时练体操的照片。他们有三个孩子，一儿两女，都在外地。孙大爷指着墙上挂的四个儿童的照片对我说，那是他的一儿一女，另外两个是秦德纯的孩子，现在美国。秦德纯是“七七事变”时的北平市长，秦的夫人是孙大爷的姐姐。
有天我娘对我说，你帮孙大爷往家拉了那么多画，你问他要一幅吧。我跟孙大爷说了，他随手从堆在墙边的一大堆画轴中拿出一幅来，展开一看，上面画了三个大公鸡。孙大爷跟我解释说这幅画是清朝的，还说了一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我把画拿回家后就不管了。后来我娘把画挂在厨房里。这是七十年代的事情。到八十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忽然想起那幅画来，问我娘孙大爷给的那幅画呢，我娘说邻居张大爷的女儿学画画，把画借去照着画了。我也没在意。到九十年代初期，我又想起那幅画，并且意识到了画的价值，找到邻居想把画要回来。邻居张大爷说那幅画找不到了。过了几天他赔了我一幅画，也是画轴，不过极破，快碎了。上面画的是花。他让我找人裱糊一下。我觉得太破，不好裱糊，就当作垃圾扔了。虽然我心里不高兴，毕竟是四十多年的邻居，也不好说什么。孙大爷还送给我两本书，一直保留到现在。都是英文书籍，硬皮精装的。是我当时跟孙大爷学英语时作为阅读之物的。一本是《TSINGTAO GUIDE BOOK》（青岛指南），通俗易懂，是1927年出版的，里面记载了当时青岛的环境人口街道建筑等等，并有几十幅插图。其中有幅插图是崂山北九水附近的一座别墅，并没有作说明。孙大爷在页白处用英语写了一段文字，大意是这别墅是洪述祖建造的，袁世凯派洪述祖暗杀宋教仁后，洪跑到青岛崂山，建此别墅躲藏。孙大爷与洪述祖的儿子洪深是要好的同学，这话大概是可信的。我曾几次到北九水，没见过这别墅。另一本书是《FAMOUS ENGLISH FICTION》（英文名人小说），1915年出版的，共170页，六个短篇，我没有耐心看下去，现在也不知道作者是何名人，写了什么东西。
改革开放之后胡耀邦成为领导人，开始全面落实政策。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们已摘去了头上的政治帽子。“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的私人房产要发还。至于1958年房产改造时充公的房屋，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凡是出租房屋建筑面积超过120平方米而被政府改造的，是正确的，应维持不变。不超过120平方米的，发还给原房主。房屋被改造，也就是被没收，成为房产局的房子。绝大多数被改造的房子都没有发还，因为超过了120平方米。孙大爷在龙江路有座小楼，解放前买的，解放以后他在武汉的华中工学院教书，房子一直借给朋友住着，也没有收房租。60年代初期他从武汉回到青岛居住，那座小楼已经被“改造”了。孙大爷想要回来，那是70年代末期的事情。他写了许多材料，但最终还是没有要回房子来。那座小楼的建筑面积超过了120平方米。我清楚地记得孙大爷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这不是巧取豪夺吗？”
孙大爷孙大娘已经接近九十岁了，我们两家一直有来往。80年代初期，我女儿一岁多的时候，孙大娘到我家来，我女儿见到她就笑。这使孙大娘很高兴。隔几天她就到我家看我女儿，说：“百合，笑笑”，我女儿就笑起来，孙大娘也高兴地笑。百合是我女儿的名字。据说婴儿见到老人笑能使老人长寿。再以后孙大娘到我家常常找不到门，返回自己家的时候迷路，我把她搀扶回去。我下班回家走到龙江路和华山路交接的拐角处，常看到孙大爷在慢慢行走，走走停停，在夕阳明灭之中看着路上的车辆和行人。听孙大娘说，孙大爷每天只在黄昏时出来散步。由于两个老人生活上已很难自理，大概是1984年孙大爷夫妇被他们的小女儿接到河北居住。他们的三个孩子对老人是很孝敬的。一年之后孙大爷给我娘来了封信，说孙大娘某年某月某天几点几分去世了。信中孙大爷口气很平静。又过了一年，我碰到孙大爷的儿子到华山路两个老人的原居住地收拾东西，知道孙大爷也去世了。
2008.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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