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敬君是散文诗的名家，于荣健是现代诗的高手。一位曾是我的领导，一位曾是我的搭档。一位面黑心热，一位面善性强。一位量好擅饮，一位滴酒不沾。我是先认识何敬君（老何），后知道于荣健（阿健）的。认识老何是因为他对我的“不客气”，知道阿健是因为总在报刊上看他的作品。与老何算是不打不相识，由认识进而了解后来成了朋友。知道阿健时，他在大学教书，后来他来电视台帮忙后正式调入，与他因工作而认识再到从了解到理解渐成莫逆。
与老何认识缘于我们先后同住一间单身宿舍。我1985年毕业分到电视台，开始住在单位招待所，后来单县路39号倒出来一间单身宿舍，单位安排我住进去，我拿到钥匙打开房间，霉味扑鼻，房间不大，四张床上都堆着破烂，显然这些破烂都是有主人的，我看屋子中央还能派上用场，就用两张凳子搭上木板算是自己的床了。说实话，与其说这是一间宿舍，还不如说是一个破烂市，不过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窝。就这样，我算是在单县路39号住下了。有一次，我外出采访，一两天没回，当我再进到宿舍时，看到我临时支起的木板床撤掉了，我的被窝被放置在靠窗的床上，叠得挺整齐，原来睡觉的位置，堆着一堆垃圾，其他床上的破烂也好像被整理过，房间显得亮堂了不少，再看垃圾堆上有一张纸条，字很遒劲，写着：“小伙子，房间我们给收拾了一下，你把垃圾倒出去。何”，我因为刚刚采访回来，累得慌，懒得动，那堆垃圾根本不影响我睡觉，也就懒得去管它了，第二天还是没处理，第三天回到宿舍，看到垃圾没了，房间清爽了，心里也随着清爽起来，至于那堆垃圾是谁倒腾出去的也懒得去关心，甚至早忘在脑后了。直到有一天在单位大院碰到一个乌发茂盛的黑脸汉子，上来没客气，开腔就问：你就是刚来的大学生？我说，是啊。接下来没容我多说，劈头盖脸就是一通训，无非指摘我懒得出奇，房间不知道打扫，别人打扫好了连垃圾都不知道处理。我意识到，这无疑就是那个留纸条的“何”，毕竟自己有些许理亏，再加上刚到单位，我没敢回怼，只好唯唯。心里却不免埋怨，你们离开了单身宿舍，却让破烂占着床位，我还没说什么呢。又想，你在广播我在电视，谁也挨不着谁，我也必要理会他。但是很快，不打交道的念想就打破了，一次我把钥匙锁在房间里，进不去门，只好到老何家要他的钥匙，我走进了他家，一个不到十平方的三角结构的房子，还不如单身宿舍宽敞，我怯怯说了钥匙的事，他让我进屋，在那间暗无天日的房间，我突然觉得他的脸并不黑，在家里，气氛不一样，我们都各自表现了足够的客气，就这样算是认识了老何。
和阿健相识就没有多少曲折离奇的故事了。1992年，电视台拍摄《大青岛畅想曲》，决定从社会招揽人才加盟，在海大当老师的阿健正好想跳出自己的圈子，就这样校园诗人走进了电视圈。他长发飘飘，颇有诗人气质。早在几年前我就知道他的名字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山大中文系78级系友作家杨争光来青岛，中文系几位系友在青岛日报张幼川那里聊天，我忝列其中，听他们说到青岛的青年一代作家诗人，当时他们说到了阿健，由此可见青岛文坛上，阿健早就有了一席之地。阿健毕业于华师大中文系，比我早毕业一年，差不多是同龄人，尽管他进电视门比我晚几年，但心理上丝毫不觉得自己处于劣势，而我也从没觉得自己在电视业务上占优势，反倒对他在诗歌、散文创作上的成绩颇为艳羡。他调入电视台时已经发表很多作品，进到电视门里，投名状很好看，自然是有身价的。现在想，亏得当时电视行业正在上升通道，这才引来像阿健这样名头很大的人才。时移势易，就像我们各自的青春不再了，电视媒体的优势也在消减，如今的电视媒体是否对人才还有这样的吸引力？还真说不好了。
老何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开始分在国家广播电视部一家直属单位，因为妻子在青岛，就申请调了回来。与老何越走越近，源于相同的农民家庭出身，他老家即墨，我老家平度。农民出身有一种天然的气质，这可能就是城里人眼里的“庄户孙”气质。曾经共同的贫寒经历，让我们很快忘却了乍见面时的种种不快，很快熟络起来。我依旧住着他曾经住过的单身宿舍，他自己的居住环境得到了改善，从三角房换到了我单身对面的筒子楼。有一次，他夫人带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娘家，我到他家吃饭，他用半斤羊肉做的羊肉汤，一碟花生，一点咸菜，我们喝了将近两瓶白酒，一瓶是“文君大曲”，一瓶是“沱牌”白酒，羊肉汤不停注水加盐和味精，花生米数着“个”吃，就这样一顿酒宴，让我铭记终生。后来和他、和别人喝了很多酒，吃过若干大餐，但细节和味道都记不得，唯有那碗清汤寡水的羊肉汤让我不能忘却。再后来他在九水路分了“大”房子，房子“装修”是我和他小舅子去干的，就是用白粉刷了一遍墙。他九水路的房子对我来说就像宫殿一样气派，老何的夫人热心肠，每到年节，都会让老何叫我们单身去他家过节，有一年中秋节，我、徐希臻和徐的女友一起在老何家过节，徐喝醉了，干脆宿在了他家。后来我好几位大学同学到青岛，我都带他们去老何家蹭饭、聊诗、谈天说地。这期间，他还用诗为我做了素描，后来他将写给我的那首诗收进了自己的第一本诗集《沉默的帆》。再后来，老何升官了，当了电台专题部副主任，再后来，他参与创办经济台，从副台长到台长，势头旺盛，意气风发，我们会偶尔吃个饭，但私下的交往淡下来了。
阿健调到电视台，正是电视的一个井喷式发展的起始阶段，幸运的是他一脚踏进电视台，就在一个创新意识超强的标志性部门名利双收，而我却在另一个部门不受待见，一度还下了岗。阿健当时所在的专题部，是一个五湖四海的部门，有老员工也有新生力量，创办的几档节目一经播出广受好评，钱也赚得盆满钵盈，从大学教书匠到媒体人，当时，阿健享受到一些学校里享受不到的好处。我下岗以后，有一次我实在闲得难受，就去他们部门办公的自来水公司找人聊天，听说了阿健打扑克的一件逸事。那时候，单位不太要求工作纪律啥的，什么迟到早退，休息时打打扑克都没人管，甚至领导带头做这些今天看来不太靠谱的事情，这在当时是一种风尚，没经历过的，绝想不出一个道貌岸然的领导会和普通员工在牌场上混战，输了同样脸上贴纸、颈上带环的景象。正是这样的文化氛围，才能有阿健在牌桌上的“壮举”，据说，有一次，一向温文尔雅的他，因为牌技不济总受到一位牌油子的揶揄，让他十分难堪，当即将一杯热水泼在那位牌油子身上，满场愕然，都被这位看上去温文尔雅的眼镜男的暴怒震撼了，那位揶揄他的牌油子也始料不及，连声道歉，这才了事。菩萨心肠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没有白白受欺负的道理，后来阿健受到一位同事的污烂行径伤害，但因对方是异性，好男岂能和恶女斗，只好气在心里，只能摇摇头徒唤奈何。
山不转水转，2002年7月，老何和我先后到了青岛广播电视报，他任总编，我给他当副手。命令下达后，他夫人很担心我们能不能合作好，怕因工作关系导致几十年的友谊翻船，我一再表示，自己经历过很多领导，绝对不会和老何怎样。老何当一把手惯了，在经济台一言九鼎，很多人私下都叫他“大黑脸”，没想到，他到了电视报，性情大变，让我负责编务，自己基本不插手，给我充分的空间。人就是这样，各自有了腾挪的空间，就不会轻易冲突。当时，我经常和他开玩笑，让他出出差，我好主持一下全面工作。这样的话，副手一般不敢和正主说，我说了也就说了，他知道我不会抢班夺权搞阴谋，我也相信他不会因为一句玩笑话而鸡肠小肚忌恨人。那时候，电视报已经走进下滑通道，我们用了不少心思，终难使其起死回生。后来，老何调整到局里工作，我接任电视报总编，我们搭档两年时间，没有任何冲突，在此期间，他写了不少随笔和散文诗，后来出版了一本随笔集和一本散文诗集，这两部作品集是他创作成熟的标志，尤其是那本散文诗集《逝水年华》，可以称得上是他散文诗的代表作，后来我专门为这本诗集写了评论。
阿健到电视台后，报刊上很少见他发表诗作了，倒是常见他写的随笔。当时《青岛晚报》正火，他和其他几位文友开了专栏，后来几位作者分别将这些专栏文章结集出版，他送了我一本。我主持电视报工作后，常常让编辑约阿健的稿子，编辑也乐意约他写稿，说是他的稿子基本不用费事，拿来就能用。那是肯定的，一个锻词造句的诗人，写流水一样的文章，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吗？
我是1998年底竞争上岗当的“芝麻绿豆样”小官，阿健也曾参加了竞争上岗，他没能如愿，为此发过这样的牢骚：阿狗阿猫都当上官了，我怎么不能？我说，就因为你不是阿狗阿猫！没成为“阿狗阿猫”的阿健在电视纪录片领域深耕细作，颇制作了一些好片子，像《青岛的路》《胶州湾》《青春青岛》等等，但是他不太会宣传自己，不仅在官场上难以跻身“阿狗阿猫”行列，在职称评比上也屡屡受挫，尽管我的职称评得也不早，但相对心安理得，因为很多年我没参与，我不想考职称英语，觉得那是对自己的苛刻，直到取消了英语考试，我才报名参评，可他一直在努力，所有的硬件早早够了，就是一再蹉跎，陪跑了无数届，直到2019年和我同榜评上了高级，这时，我们都离退休不远了，真是白首新高级，见人颇羞赧。
老何、阿健和我，三人交集是在电视台。2009年底，我工作岗位调整到电视台国际部担任主任，那时，老何是分管副台长，阿健是国际部的制片人。第二年又是一轮竞争上岗，阿健终于跻身“阿狗阿猫”行列，竞聘上国际部副主任成了我的搭档。当时国际部在新闻中心的盘子里是边缘化的部门，奖金福利都低于中心的其他单元，干的活也是拾遗补缺，总之，姥姥不亲舅舅不爱。我想，国际部有自己的实力和传统，应该抓大题材做大片子，于是和阿健策划为青岛建置120年制作一部12集历史文化纪录片，从2010年动议，报选题，找资金，到2011年12集《青岛时刻——120年12个瞬间》播出，我们两人和几位年轻的编导摄像殚精竭虑，终于没有辜负这个题材，也没有浪费宝贵的资金。片子播出后，获得好评，中央台纪录频道在黄金时间播出了其中六集，并于年底给了一个“最佳制作”的奖项，也算是对我们的肯定。这其中有一个插曲不能不说，2011年春分那天，老何突然出现在新闻中心例会上，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工作节奏慢了，怕到点播不了片子，影响大局，对我和阿健祭出批评的利器，言辞之激烈让会上三十几个人面面相觑，我一度从会场离开，再回到会场，老何的言辞更如烈火烹油一样，火辣得很，甚至说到要建议党委撤我们的职，我听后，火直往头上窜，会议结束，在电梯里，我没有克制自己的情绪，冲着他说道，你现在就撤我们吧！他黑着脸，一言未发。其实这件事发生的原因我心知肚明，他也不会不知道，阿健也应该清楚。不管因为什么原因，为了工作我们曾经直面矛盾，很快就释怀了。对我而言，相比面子，友谊价更高，别说老何这样多年的朋友，就是一些毫无交情的领导或同事与我产生过节，我也会选择忘记怨恨，只记好处，阿健更是如此。
《青岛时刻》后，我和阿健又带领同事完成了另一部文献纪录片《青岛制造》，这部片子后期播出时，我去美国当访问学者了，是阿健一力承担完成的善后。值得一提的是，这两部片子都是老何分管电视台时的作品。遗憾的是我们特别想完成的青岛三部曲缺了一部，终于没能如愿，也好，留点遗憾，不求圆满不正是人生应该有的样子吗？当时还策划了纪录片《大沽河》，这部片子开拍的时候，我已经出国，只完成其中两集的初稿，最后给我挂了策划之名，算是对我的安慰。《青岛时刻》《青岛制造》《大沽河》都是申请市里专项基金完成的，都出版了同名书籍。算是我和阿健搭档的纪念。
值得庆贺的是，我和阿健搭档期间，他出版了自己的诗集《虚位以待》，我的同学，出版社资深编辑吴清波兄是这本诗集的责任编辑，我自告奋勇当了这本诗集的特约编辑，说白了就是当了第一读者，后来我为这本诗集写过一篇评论，尽管诗评有点隔靴搔痒，但毕竟有我一份情谊在里面。诗集出版对阿健是一个概念，了却了他一桩心事，诗集请德国汉学家顾彬先生给他写序，我因此有幸与这位汉学家相识，并和他喝了几次酒。阿健在出版了诗集之后，又用一年多时间，整理自己耗费数年之功写成的关于卡夫卡的书《有意拖延的告别》，这本读卡夫卡，我认真拜读了，对其中一篇“打到父亲”感触尤深，为此我专门请阿健签了一本送给了我那个让我爱、让我忧、让我牵挂的儿子，叮嘱他一定好好读读这篇文章。后来“良友书坊”举办了一次新书推介，阿健请了顾彬、高建刚和我在“塔楼”做嘉宾，尽管拙于言辞，我还是粉墨登场了一把。
退休后的老何经历过一次不期遇的波澜，等到自己心情平复了，一次，约即将退休的阿健和我到崂山一游，在山里找了一户农家，要了几个家常菜，面对青山，吹着山风，我和老何喝酒，阿健喝着茶，聊着与世俗不相干的虚无缥缈的文学，他俩都深得个中三昧，我是文学的业余爱好者，听他们谈诗说文，很惬意，很享受，真有一种超脱感。老何、阿健是我的良师益友，职业生涯得这样的诗人为同事是我的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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