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何二十七八岁，大约一米七五的个子，大眼睛厚嘴唇，看起来挺憨厚。他没有结婚，父母都去世了，快三十了还没有正式工作，但是一点也不发愁，一天到晚乐哈哈的。老何干活很卖力，从不偷懒，愿意开玩笑。他说他干临时工，他有个大叔是长工，叫何长工，是国务院劳动部长。何长工是跟随毛主席上井冈山的老革命，当时的确是劳动部长，可我们都知道他不是老何的大叔，老何是开玩笑。有次张继则吹牛，说他亲眼看到有人骑着自行车顺着鱼山路大下坡飞驰，迎面上来一辆小轿车，骑自行车的人躲避不及，一抬车把自行车从小轿车顶上“噌”的飞了过去，骑车人安然无恙，太惊险了。老何对张继则说：“你知道那个骑自行车的是谁？就是我呀！”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吹。
不过谁也没想到老何差点被打成反革命。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工作队的领导下干的。一九六四年全国开始搞“四清”，经过一九六五年已经搞了大部分，到一九六六年春天，青岛市准备搞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四清”，我所在的市南劳动服务大队在范围内。可是刚搞了不多久，“文化大革命”来了，四清工作队变成了“文化大革命”工作队。运动一开始就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南服务队是一些闲散人员组成的临时组织，有打成右派的高级知识分子，也有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的老粗。开小组会的时候人人都必须发言，这本来是很严肃的事情，可有些没文化的人根本不知道邓拓等是怎么回事，闹了些笑话。有个人发言说要打倒邓拓、吴晗、两包沙，廖沫沙说成了两包沙。后来批判邓拓、余修，有个妇女说成秤砣、余修。老何高兴得大笑，给她纠正，说是“秤砣、鱼钩”，引起工作队人员的喝止。后来揭发三家村的党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老何揪了出来。有人揭发老何和四方机厂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是朋友，老何是漏网的反革命。四方机厂五十年代确实出了个“反革命集团”。老何跟其中一个认识，是朋友，这是他自己说的。反革命的朋友也是反革命，这点老何可没有想到。工作队的人让老何交代和反革命的关系，老何说不出什么来，以后就开批判斗争大会，让革命群众逼老何交代。几个人架住老何，贾七曾举着一个板凳腿，吆喝着让老何交代。老何说：“我说，我说。”这几个人松了手，老何却说：“说什么呢？”贾七曾又举起了板凳腿，喝道：“说你是反革命，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老何说“我是反革命，反对伟大领袖……”
一九六六年六月，我到外贸车队干装卸工，白天扛大包，晚上还得到莱芜一路小学开会，很累。有一天老何没去，工作队让贾七曾等人到老何家去找，老何正在家里用破纸生炉子，贾七曾等破门而入，看到老何正点火，喝问老何烧什么，老何说生炉子，贾七曾警惕性很高，说是不是反革命文件，就要打老何。老何光棍不吃眼前亏，只好说是反革命机密文件。“还有什么？”贾七曾问。老何说还有委任状，蒋介石发的，委任他担任反共救国军副司令。老何是豁上了，那个时候还敢开玩笑。贾七曾问司令是谁，老何灵机一动说司令是他大叔，何长工……老何还主动交代他还有电台，枪，埋在汇泉山上。贾七曾立功心切，想立即去挖。但其他同来的人觉得老何在胡说，再说汇泉山离老何的家中山路那么远，得走几十分钟，黑灯瞎火的，不想去。有人提议先汇报给工作队再说吧。那帮人就回去了。老何觉得大事不好，少不了再挨斗，第二天早上跑到常州路监狱门口，和站岗的说把他抓起来吧，说自己是反革命，想进监狱。他觉得在监狱里稍好些，不用挨斗。但是站岗的推他，不让他进。老何想进监狱的事情是后来他自己说的，不知真假，我们权当是真的，后来常拿这事开他的玩笑。
然而事情很巧，老何以后再没有挨斗。老何想进监狱的那天突然传来了消息，说工作队派错了，是刘少奇派的，目的是镇压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要撤销工作队。刘少奇犯了错误。以后就在永安戏院开大会，批判斗争工作队。工作队的鲁大队长站在台上低头弯腰认罪。前几天他要别人低头认罪，今天自己也低头认罪。被工作队打成的反革命一律不算数，那些人纷纷上台控诉工作队。说工作队迫害革命群众。可是老何没有上去控诉，站在台下瞪着大眼看。在台上主持斗争工作队的却是贾七曾等人。
不管怎样，老何不是反革命了。那些罪名都是胡弄出来的。老何的父母解放前都是穷人，老何出身贫农，是响当当的贫农的儿子。我们有时还叫他何司令，他也不生气。再以后就是造反，市南服务队也分成两派打内战。我哪一派也没参加，老何参加了一派，那派的头目是个解放前说大鼓书的。一九六六年十月，我们到万国公墓平坟，那是青岛医学院的红卫兵破四旧，把位于京山路的公墓乱砸一通，砸完就走了，有关部门（大概是民政局）派人去善后，把坟平掉。老何也去了。公墓地势高，下边是延安一路，靠近中山公园。当时红卫兵正在大串联，有些戴着红袖章穿着军装的男女红卫兵三三两两的在路上走，大概去逛公园。我们休息的时候，有人站在公墓的墙边向红卫兵呼喊，有的学江青的腔调：“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也有的学陈伯达：“偶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你们问好”。还有人说：“革命小将们，你们好，我是你亲爹……”红卫兵们看看我们这些拿着撬棍扁担的衣衫褴褛的人，不说什么，继续走路。老何这个时候挺活跃，学陈伯达很像。有一天夕阳西下我们准备收工的时候，接到任务，把挖出的棺材板子送往火葬场。从墓地到火葬场得走一个多小时。我还是和老何一个地板车，装着满满的一车棺材板，走在路上，老何套用当时的“革命歌曲”的调子，唱着自己改了词的歌，前面后面的拉车的人附和着乱唱：“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第一公墓静悄悄……”“打起鼓来，敲起锣。拉着大车来送货，送的是什么？棺材板，到哪去？火葬场。”“哎——哎——太阳出来了，我日你个奶奶，哎……”
大约干了半个多月，平坟的活还没有最终完成，我们这些人又分配到别的地方干活了。我分到了自来水公司。老何不知到了什么地方。过了接近两年，一九六八年夏天，老何等几个人也来到自来水公司，和我们一起干活。老何见到我很高兴，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又重逢了”。那时老何刚刚结婚，媳妇有正式工作，二十多岁，是个死了丈夫的，带着一个才几个月大的孩子。老何还是那样，干活卖力，不耍心眼，但管不住自己的嘴，经常乱开玩笑。有个工人叫郑含三，他叫人家郑三炮，郑三炮是小说《林海雪原》上一个土匪的名字，弄得那人不高兴。下班后我们在一个草席子围成的喷头下洗澡，老何把脚放在一个姓夏的工人的腚上，说这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那个时候上班是“早请示，晚汇报”，每天早上干活前全组的人一起，人手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敬爱的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下班之后再来一遍，还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我记得学习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发言的时候我们常说“不要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可老何说“不要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牛列主义……”幸亏没有人认真计较，要不他还得挨批斗。
过了一个多月，老何发生了工伤，被一根很粗的铸铁水管子砸伤了脚。我们到他家去看望他，他躺在床上，脚上缠着绷带，逗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玩。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做饭。我们知道这是他刚娶的媳妇和那媳妇带来的孩子。后来我离开了自来水公司，先后到自行车厂、园林处、氧气厂等单位干临时工。一九七一年在氧气厂临时工转正。后来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到中学教书。老何也早已离开了自来水公司，八十年代初期，我在黄县路碰到他，领着个挺大的孩子。我知道是他的媳妇带来的孩子，他和媳妇再没有要孩子。大概是一九九五年左右，我在四方路上看到老何正在忙忙活活的样子，他说自己是市南区个体户联合会的一个什么负责人，他那时早已干了个体。见到我他很热情，称我是弟兄，是老伙计。以后我又看到他几次，满口只剩下了一个牙。
二零零一年我搬到宁夏路之后就再没有看见过老何。算起来他应该是七十岁多点。希望他晚年过得幸福。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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