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是西风东渐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史学家，不应该对西方文化一无所知。钱穆与其他民国时期的史学家一样，都未能“从世界看中国”，提不出上述“为什么”一类的问题来。钱穆对人类现代文明缺乏了解，不可能“从世界看中国”。
实际上，以胡适为代表的那代留学回来的五四先贤对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入的了解，都不知道“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他们大都抵触宗教，他们曾在1922年至1927年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公开声明“拒绝基督教”。他们看不到西方文化的宗教本质特性；看不到西方近现代文明是基督教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看不到谱写了人类科学史的科学家大都是基督教信徒；看不到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自由主义是基督教文化发展出来的；看不到科学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语）。
所以那代先贤不可能“从世界看中国”。在人类进化到现代的今天，不能“从世界看中国”的史学家，不可能看明白历史，提不出有价值的问题来。一个提不出问题的史学家必定重复不说大家都知道的历史，重蹈过去史学家的旧辙中，把历史写成了“流水账”。
钱穆虽然著作等身，但是他的书基本上都是没有创见的平庸之作，今日国学家推崇的《国史大纲》，既没有史学上的宏观把握，又没有史学上的微观洞识。所以有年轻人问我：“是否可以看钱穆的书？”我的答复是：别浪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了。
说民国史学家没有摆脱历代史学思想的旧路，是因为他们有着与历代史学家同样的学术短板：诚如上述，在研究历史中提不出问题来，提不出问题来便不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史学思想。这是两千多年中国史学家的通病。所以中国史学书仅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却鲜有史识。史学是由史料与史识共同构成了有价值的学问。史识产生于提出的问题中。
中国史学家为什么提不出问题来呢？这个问题与民族文化有关，与民族价值观有关，与民族的习惯意识有关，与政教合一的民族教育有关，与这个民族才有的思维方式有关。所以这个问题要说的话很多，本文不可能就这个问题作全面的解析。这里只能简单地概括出一般读者感兴趣的几个要点供大家参考：
1.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关。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凡事问“是什么”，不习惯、或者说就不会凡事问“为什么”。凡事问“是什么”的思维方式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是在中国文化、中国教育、中国社会中形成的。本来凡事问“为什么”是人的天性，幼儿园小朋友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问不完的“为什么”，这不是老师教的，是幼儿的天性。但是学生上学十几年下来，这种问“为什么”的习惯不见了，形成了凡事问“是什么”的习惯。这种习惯在社会的严重影响下不仅成为僵化的思维模式；又在“工作需要”中变成了“跟着说，学着说，照着说，”的语言陋习。
2.与中国人缺乏质疑精神有关。
中国文化没有质疑的思想理念。创立中国文化的先秦人虽然是诸子百家、百家争鸣，但是缺乏质疑精神是他们共同的思维局限。百家争鸣的不同，仅是复兴“三代”社会的路子不同。出发点是一样的：维护君权统治。所谓百家争鸣，其实就是推崇君权统治的两大思想流派，一个强调“以德治国”；一个强调“以法治国”。只是那时的“法”仅是有利于君权统治、限制老百姓的法律，并非是现代文明的法治思想。现代文明的法治思想，核心理念是“政府只能干法律许可的事。公民可以干法律未禁止的任何事”。
继续说下去就走题了，回到质疑精神问题上：先秦后，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儒家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在实践上是凡事讲究“和为贵”，不看重是非、对错、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荒谬。仅是按照按照钦定的经典、圣人的教诲、权力者的要求说话办事。这种处世哲学在实践上异化为不是价值判断，而是利害权衡后的“好好是是”与“桌面一套、桌下是另一套”的精神陋习。中庸之道没有质疑精神的位置。何况意识形态化的儒家文化，也不准质疑钦定的儒家经典与圣人的话。例如质疑圣人属于大逆不道，没有人敢质疑圣人的教诲。所以中国文化没有更新、没有进步，与中国人缺乏质疑精神直接相关。中国人缺乏质疑精神虽然与社会体制有关；更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存在问题。
实际上质疑精神是科学与哲学的灵魂。质疑精神就是凡事问“为什么”，就是对所有的事物现象，对已经存在的立论、结论、理念、价值提出问题，在“为什么”中找出其存在的理由，或发现某种规律性的现象。
逻辑推理是质疑精神不可替代的实践方式。中国文化没有逻辑学，中国人也不懂逻辑推理。逻辑与数学有关，却不是数学问题，而是个科学问题、哲学问题，是科学与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说所有的科学命题、哲学命题都是在逻辑推理中产生的。换言之，所有的科学命题、哲学命题都要经得住逻辑检验。所以没有逻辑学的中国文化不可能有科学；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中国文化里的很多哲学命题缺乏逻辑力量。这是中国文化有太多伪命题的根本原因。
今日国学家重谈旧文化中的哲学命题，都是重复毫无新意的陈词滥调。说明这些国学家不懂逻辑，没有逻辑思想，看不出这些命题因为没有逻辑力量而难以成立。例如“天人合一”“无为而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等，都是经不住逻辑检验的命题，都因为没有逻辑力量而苍白无力。“无为而治”是惯于使用“玄乎”语言的老子表达了一个本来很浅显的常识：“民间自治”“文景之治”实际上不过是文景两帝不折腾，放手让老百姓自己发展经济而已。后人非要将这个常识与“玄乎”的“无为而治”挂钩说事，把简单的问题说不明白了，这就是只有中国文人追求的学问。
3.与史学家不懂得“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关。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论断虽然是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提出来的，却是普世价值，含有深刻的意义：史学研究不仅是从历史到历史，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考察历史、研究历史、总结历史，探讨现实问题与历史文化可能存在的某些内在关联，从而提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这就是史识。一系列的史识便构成了系统的史学思想。所以说，史学思想都是以现实问题为前提的。
以上解析，便是“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涵有的深邃思想的精华。一个没有质疑精神的民族虽然有不计其数的史学家，有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却因缺乏思想而成了历史的流水账。缺乏史学思想是中国史学的痼疾。所以有人问：没有史学思想的史学家还称得上史学家吗？没有史学思想的史学著作不可能提供有价值的以史为鉴。所以史学家应该用热忱的现实情怀、理性的批判精神思考问题，带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史学宏愿进入史学天地，才能产生以史为鉴的思想。
4.与不能“从世界看中国”有关。
“从世界看中国”是站在人类现代文明的立场看中国；是在中西方文化比较中看中国；是用先进文化中的价值观看中国。人类进化到全球化的今天，不能“从世界看中国”是看不明白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的。这是中国史学家、新儒家、国学家以及外籍研究中国文化的部分学者共同的思想局限。例如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龚鹏程、郭良平等外籍华人学者都因自身的这个局限未能摆脱新儒家的思想藩篱，未能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的学术思想上贡献新的建树。
但是“从世界看中国”，不一定生活在外国就能“从世界看中国”，很多美籍华人学者长期生活在美国，但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历史却看不明白。究其原因是，这些美籍华人学者并不完全了解西方文化。例如许倬云对西方文化就缺乏了解，看不到“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他对基督教持明显的轻蔑态度。他的史学著作不可能是“从世界看中国”的产物。实际上这些美籍华人学者由于不能“从世界看中国”，他们谈中国文化的著作，都是在传统文化里转圈，承袭了民国时期未成气候的新儒家思想，一厢情愿地要实现文化嫁接。他们不愿承认：鸦片战争后的中国一直在实践文化嫁接，例如洋务运动就是文化嫁接，结果甲午海战的惨败证明，洋务运动失败了。这是文化嫁接失败的一个显例。
五四那代先贤大都有留学的文化背景，但是他们也未能“从世界看中国”。这些留学归来的学者与某些长期生活在美国的美籍华人学者一样，对西方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例如对以下例举的几个重要问题，都缺乏必要的认识：
人类现代文明就是欧洲文明。
西方文化就是基督教文化。
自由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灵魂，是现代文明的精神支柱。
市场经济是民富国强的唯一道路。
只有私有制才是保护私有财产的体制。
欧洲近现代文明是基督教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与古希腊文化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先验问题与科学问题共同构成了人类知识体系。
知识只有在知识体系中才有逻辑力量。
科学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爱因斯坦语）。
宗教信仰是人类现代文明的主要标志之一。
苏格兰人提出的“无赖原则”，是设计现代政治体制唯一的思想原则。
“政教合一”是数千年旧教育的痼疾。
以上例举的几个命题都是西方文化的常识。五四那代先贤及后来的美籍华人学者都不重视这些常识。留学归来的民国学者由于对很多体现西方文化的命题不清楚，他们的学术著作，他们的理论思想，留给后人太多的“未竟事业”。
学术意义上的五四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但是今日的史学界能“从世界看中国”的人仍然极少。可以肯定的是，在可见的将来，学术界不太可能完全改变这种难以“从世界看中国”的局面。出现能“从世界看中国”的学者也不会太多。因为要想实现“从世界看中国”，必须搞清楚很多问题，例如：“什么是人类现代文明” “为什么说人类现代文明就是欧洲文明”“什么是自由主义”“什么是宗教信仰”“为什么说欧洲近现代文明是基督教文化发展的逻辑结果”“为什么说科学转化成技术带来的生产力变革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社会的发展”“为什么说知识只有在知识体系中才有逻辑力量”……
遗憾的是，教科书里没有这些问题。所以搞清楚这些问题需要重新看书学习。这不是一日之功的事，需要长时间坐住冷板凳补上这一课。但是没有教科书，没有教材，没有一部现成的系统著作可以帮助补上“这一课”。这就需要看很多的书。笔者几十年来把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大都看过了，但我深感自己没有完成这个补课。大陆学者实现“从世界看中国”是个道远任重的任务。不过中国先哲早已说过：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注释：
1.著名学者王亚南的代表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的结论是：“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贪污史”。
2.著名学者王学泰在其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再现了教科书未曾讲过的“游民社会”——被李慎之先生评价王学泰“发现了另一个中国”。
3.有史以来的中国人一直存在桌面上说的是一套，桌下做的是另一套。详见历史学者吴思的《潜规则》。
4、注5.由于缺乏质疑精神，提不出问题来，造成中国文化里没有数学，只有简单的算术——最高水平的《九章算术》里连平面几何都没有。所有的科学定律都是用数学计算出来的。所有的科学定律又是用数学方式予以表达的。所以德国数学家高斯有言：“数学是科学的皇后”。中国文化没有数学，哪来的科学？像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中国文化里从未有过。
6.“人是什么”是指人具有哪些天生的特性？这个问题中国文化从未提出过。所以中国文化没有解决“人是什么”的问题。“人是什么”最早暗含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提出的“认识你自己”中。但是古希腊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八百年后由奥古斯丁在《论自由意志》中提供了解决“人是什么”的正确思路。欧洲历代哲学家贡献的思想完善出的自由主义对“人是什么”给出了完整的答案。
7.汉语中的信仰有名词、动词两种含义。名词的信仰是信徒相信的那个“超世俗、超自然的存在”。动词的信仰是信徒的一种纯粹的、虔诚的情感表达——对信仰无目的、无条件、无原因、无功利的绝对相信。
8.先秦人创建中国文化的出发点是维护君权统治，就是让君主以下的人都做听话的顺民——这是传统文化的本性。这样的文化怎么可能考虑人权问题？人权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首先是解决了“人是什么”的问题后才出现的。中国文化连“人是什么”都没有解决，当然不可能考虑人权问题。
9.私有制是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体制。中国从未有过用法律保护私有财产的国家体制，所以中国有史以来没有私有制社会。私有制最早出现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古罗马法律中，“十二铜表法”就有了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条文。也就是说，两千多年前的古罗马人就已经认识到人要活得像人，是以拥有私有财产为前提的。没有私有财产权的人只有接受奴役，不可能活得象人。这个古罗马人的法治理念，后来被欧洲人发扬光大为人权的核心意义；被英国人提炼出“无代表不纳税”。所以人权并非是来源于启蒙思想家提出的自然法。
10.创建中国文化的先秦人误以为“三代”是最理想的社会。他们认为“三代”社会是因为有尧舜那样的明君。先秦诸子百家都从东周数百年诸侯混战造成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这个事实得出共同的结论：中国必须创建一种有利于君主统治的社会体制。诸子百家从自己的看法出发，提出了有利于君权统治的各种意见，这就是“百家争鸣”。
11.崖山之役是南宋末年，宋军与元军在广东崖山打得最后一场战役。这场战役宋军全军覆没。南宋王朝彻底垮台，元朝诞生。元朝奴役中国人一百年中，摧毁了唐宋繁荣发达起来的中国文化。明朝朱元璋统治中国时并非全面恢复唐宋文化的建设，而是将有利于加强君权统治的文化发扬光大。朱元璋制定了野蛮的“廷杖”制度：朝廷上有妄议的廷臣要受到“廷杖”的处罚，很多廷臣因此被活活“杖毙”。至于满清王朝三百年，中国文化已经畸变为奴才文化。连以前将臣在皇帝面前的谦称“臣以为”都变成了“奴才不敢”。也就是说，崖山之役后的中国文化已经不是唐宋文化，而是奴才文化。所以学界说“崖山之役后再无中国”。
12.“黑川事件”是指1853年美国商船在枪炮的护卫下直逼日本海湾港口，要求开放门户通商贸易。日本人接受中国鸦片战争的教训，与美国签订了开放门户、通商贸易的协定。从此开始了明治维新运动，掀开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近现代史。终于在二十世纪初叶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鸦片战争后的中国面对先进文化，屡屡做文化嫁接的文章，在实践上屡屡失败。
13.今日中国人的生活除了吃饭用的筷子是中国文化的遗产外，所有的衣食住行都是引进先进文化的结果。且不说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交通工具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文化；就是平日生活已经离不开的的手机、电话、电脑、彩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不都是引进的西方文化？连各家各户使用的上下水，也不是中国文化的遗产。
14.历代王朝推行孔子提出的“重农抑商”国策抑制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唯一的例外是，晚明隆庆皇帝开放海禁的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中国第一道商品经济的曙光，创造了晚明的“文治响盛”。满清重启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的国策，毁灭了这道商品经济曙光。
15.“政教合一”的教育，就是统治者利用政权的力量，用教育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培养人的教育变成了培训工具。“政教合一”教育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人的天性被扼杀了；人天生就有的凡事问“为什么”的天性能力没有了。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这是一种天性能力。但是接受“政教合一”的人，不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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