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是旷逸豁达，一个是阴狠毒辣；
一个文坛传佳话，一个青史留骂名；
曾经是一对好基友，到了成了活冤家。
苏轼和章惇，北宋中晚期政坛上一对不容忽视的双子星，以各自的异光投射在对方身上，千年之下依旧迷惑人眼。说不尽，道不完，扯不清，理还乱……
宋朝立国以来，崇文抑武，到了仁宗时代，这一国策结出累累硕果。仁宗嘉祐二年殿试是显著的文化昌明标志性事件：这一年的科举考试，榜上有名的进士有24人于《宋史》立传，其中9人位至宰辅，有三人文学成就位列“唐宋八大家”，更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程颢/程颐三双兄弟同榜高就，这一榜因此被称为“千年科举第一榜”，这一年也被认为是“科举制的最高峰”。嘉祐二年榜单中，每位中榜者都有说不尽的故事，在此说一下其中两位：苏轼和章惇的故事。
一、出身及个性
苏轼生于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年1月8日），眉州眉山人，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奋”的“苏老泉”。他还有个著名的弟弟——苏辙，和他同榜进士，后来在政治上与他同进退，成为他落难时的保障。苏轼生性放达，为人率真，深得道家真义。好交友、好美食、好品茗，亦雅好游山林。
章惇生于景祐二年（1035），浦城（今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人，父亲章俞官至银青光禄大夫。章惇性格豪爽、真率，相貌俊美，举止文雅洒脱。才智出众，学问广博，文采斐然，胆识超人。年轻时，喜欢修养，服气辟谷，仙风道骨，超凡脱俗。章惇小时候，其族父章得象惊异章惇的性情品格，认为章惇将来一定地位优越。这一评价，有点像曹操小时候的样子。
关于章惇的身世，穿插一点八卦，王明清《挥麈后录》载:
章俞者，郇公之族子，早岁不自拘检。妻之母杨氏，年少而寡，俞与之通，内，遣人持以还俞。俞得之云:“此儿五行甚佳，将大吾门。”雇乳者谨视之。
王暐的笔记《道山清话》里，关于章惇的身世有这样的说法：
章子厚，人言初生时，父母欲不举，已纳水盆中，为人救止。其后朝士颇闻其事。并没说章惇是父亲与外祖母乱伦所生，只说他生下来差点让父母溺死。
章惇身世传闻真相究竟如何？难以明晓。但是既然种种说法，恐怕不会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这样的传闻难免给章惇心里留下阴影，以致于后世据此推断章惇因此而和苏轼反目，且先把话头搁在这里，后面还会论及此事。
苏、章二人年龄相仿，才华不相上下，性格各有特点，从出身看，苏轼的家庭背景略输一筹。
二、同榜进士
嘉祐元年（1056），21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于嘉祐二年（1057）进京应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领袖欧阳修，小试官是诗坛宿将梅尧臣。二人正锐意于诗文革新，苏轼清新洒脱的文风正合考官心思。当年策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的文章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避嫌，使得这份试卷只得第二。苏文中用了这样一个“典故”：“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梅二公既叹赏其文，却不知这几句话的出处。这个典故出自《礼记·文王世子》，是周公的事例。苏轼临考时误记为尧的事了。及苏轼谒谢，即以此问轼，苏轼答道：“想当然耳。”欧、梅因其才高也不介意。欧阳修甚至击节称赏，认为：“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当即表示“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由此还催生了一个成语“出人头地”。苏轼名动京师，传来母亲病故的噩耗，只能与弟弟苏辙随父回乡奔丧。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守丧期满回京。嘉祐六年（1061），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四年后还朝，任判登闻鼓院。
也是嘉祐二年章惇进京，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这一年其族侄章衡考中状元，章惇耻于章衡之下，拒不受敕，扔掉敕诰回家。后于嘉佑四年（1059），再次应试，再获进士及第，名列第一甲第五名，开封府试第一名。历官商洛（陕西省商洛市）县令、雄武军（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节度推官。至此，二人仕途平行，难分伯仲。
三、相交西北
苏、章开始交往是在入仕以后，苏轼嘉祐六年(1061)底初仕为凤翔府签判，而章惇则为商洛令，“轼始见公长安（《与章子厚书参政书二首》）”二人从此订交。也是嘉祐六年闰八月，苏辙入制科四等，以秘书省校书郎充商州军事推官，本该成为章惇僚属，因在京城伺候老父苏洵而未能赴任，否则三人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嘉祐七年(1062)十月，苏轼与苏辙诗《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二)》云“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苏轼自注: “章子，惇也”。苏辙在《次韵子瞻闻不赴商幕三首》(其二)中云:“南商西洛曾虚署，长吏居民怪不来”，这里的“长吏”亦即商洛令章惇，说明苏轼确曾与章惇相见，并且一起提及过苏辙。
治平元年(1064)正月十九日，苏轼循行至盩厔，二十日章惇应约自长安来见，二人同游楼观、五郡、大秦寺、延生观、仙游潭等地，此行见章惇《游终南题名》: “惇自长安率苏君旦、安君师孟至终南谒苏君轼，因游楼观、五郡、延生、大秦、仙游。旦、师孟二君留终南回，遂与二君过渼陂。甲辰正月二十三京兆章惇题。”同游仙游潭时，章惇曾冒险攀援悬崖题壁，且以此夸耀于苏轼，曾慥《高斋漫录》（亦载《宋史·章惇本传》）记载:
仙游潭
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树，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 “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 “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 “何也?”子瞻曰: “能自拚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
苏轼有诗为证：
留题仙遊潭中兴寺寺東有玉女洞，洞南有馬融读书石室。过潭而南，山石益奇。潭上有桥，畏其险不敢渡：
清潭百尺皎无泥，山木阴阴谷鸟啼。
蜀客曾遊明月峽，秦人今在武陵溪。
独攀书室窥岩窦，还访仙姝款石闺。
犹有爱山心未至，不將双脚踏飞梯。
二人个性差异于此亦可见一斑，苏轼在调侃之余，对章惇还是不无称赞的。
这一时期还有酒后观虎一事，据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记载:
子厚为商州推官，子瞻为凤翔幕签，因差试官开院同途，小饮山寺，闻报有虎，二人酒狂，同勒马往观，去虎数十步，马惊不前。子瞻乃转去，子厚独鞭马向前，取铜锣于石上戛响，虎遂惊窜。谓子瞻曰: “子定不如我。”
青年章惇对自己表现之自负溢于言表，同时也可以看出二人关系非同一般，类似记载还有：
“章子厚与苏子瞻少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适子瞻自外来，摩其腹以问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 ‘都是谋反底家事。’子厚大笑。”（《道山清话》）
治平元年十二月十七日苏轼任满赴京，自凤翔经长安，在王颐家观看《醉道士图》，苏轼因为不能饮酒，故随手跋曰: “仆素不喜酒，观正父《醉士图》，以甚畏执杯持耳翁也。”(《跋醉道士图》)。后章惇路过长安亦曾观玩此图，看到苏轼题跋不觉发笑，作《题跋醉道士》: “仆观《醉道士图》，展卷末诸君题名，至子瞻所题，发噱绝倒。子厚书。”其中“发噱绝倒”自是缘于对苏轼之了解，个中缘由二人自是心领神会。有意思的是熙宁元年(1068)十二月二十九日苏轼结束父丧，赴京途中再过长安，见章惇题跋，争胜之意隐忍不住，故又随手再题，云: “熙宁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过长安，会正父于母清臣家。再观《醉士图》，见子厚所题，知其为予噱也。持耳翁余固畏之，若子厚乃求其持而不得者。他日再见，当复一噱。时与清臣、尧夫、子由同观。子瞻书。”次年五月六日章惇调任武当县县令，过长安，看到苏轼题跋后，又作《再跋醉道士图后》：“酒中固多味，恨知之者寡耳。若持耳翁，已太苛矣。子瞻性好山水，尚不肯渡仙游潭，况于此而知味乎?宜其畏也。正父赴丰国时，子厚令武进，复题此，以继子瞻之后。己酉端午后一日。”章惇揭苏轼之短，谓其虽好山水，却知难而退，实未玩味过风光之美，依次类推，则虽好酒而不敢狂饮，实不知酒中真味。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早期苏章二人间交往亲密，未曾龃龉，但二人年轻气盛，恃才不让的个性却也异常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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