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2年秋季，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第一次出差就是作为“三线”建设调研组成员，前往四川、云南、贵州，对一些“三线”工厂的现状进行了解，分析问题，提出解决的思路和建议方案。
那个时候，政府机关工作作风还好，调研不光是听汇报，而是深入基层厂矿车间班组第一线，有问题的企业一住就是几天，吃职工食堂，到职工宿舍了解生活情况。
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渡口市攀枝花钢铁公司，这是1965年开工建设、与贵州六盘水煤矿形成钟摆互补的大型钢铁企业，当时有几万职工，连同家属有十几万人，构成了渡口市的主体。但生产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都很简陋。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环保理念，每天都有刚出炉的钢渣顺着江岸的陡坡倾泻到长江里，在夜晚观看，犹如一条条火龙跳入水中，岸边的江水一片沸腾，场景颇为壮观，附近的江段鱼虾绝迹，无人问津。有些职工的家属农村户口不能随迁，工厂也不给分房，就住在毛毡棚里，夏天炎热、冬天寒冷。
在云南的兵工厂里，我们看到早已停产破败不堪的厂房，车间内野草丛生，车床隐身在蓬蒿丛中；进场的铁路已经被野草所覆盖，不仔细辨认根本看不出来。在贵州某制造基地，为了体现“山、散、洞”的隐蔽性和保秘性，釆取“羊屙屎”式的布局，车间与车间的公路达十几公里，光运输成本就大得惊人。
在与职工家属的座谈中，我听到了不少令人震撼的言论，有的老职工讲，我们都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三线”的，毛主席说“三线”建不好，他老人家睡不着觉，骑着小毛驴也得把“三线”建设好。如今他老人家睡着了，也就没人理我们了！我们是贡献了青春献终身，贡献了终身献子孙！说得声泪俱下，令调研组为之动容。
调研活动前后持续了几个月，最后在四川成都金牛坝宾馆做了一个研讨和总结。由于是国家计委牵头，云、贵、川的主要领导都与会。当时会场气氛生动活泼，大家可以做到知无不尽、畅所欲言。四川省副省长吴希海率先发言，可能是四川省在“三线”建设中收益较大，他认为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精力研讨，他打了一个比方，说孩子都养出来了并长那么大了，还讨论父母该不该结婚，既成事实，没必要嘛！但没有想到的是三机部高级工程师孙伟迪当即反驳吴省长说，正是由于生出的孩子是怪胎，所以才要讨论父母是不是近亲结婚！可见当时官本位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总结讨论的结果，大致是认为“三线”建设对促进落后地区的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力布局趋于均衡化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成本太高、代价太大；也有意见认为，“三线”建设对当地城乡二元结构改善没有影响，厂区內马达轰鸣、厂区外刀耕火种现象比比皆是。当时提倡的边勘察设计、边施工建设、边投产运营的所谓“三边工程”反科学，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很多工厂建在滑坡和地震带等地质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建成后不敢开工运行，造成极大浪费。很多工程形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在经济损益分析上，调研组归纳为“5311”，即50%是可以的，30%是不行的，但可以拆、卖、搬，10%是没建完可以续建的，另外10%连拆、卖、搬都没必要。当时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三分之一在“三线”，“三线”中又有三分之一不但没有发挥投资效益，反而还要追加投资搬迁改造。
根据这次调研，调研组起草了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提出必须直面“三线”问题，不再提倡“先生产、后生活”的口号，已经形成城镇，具备生活条件的，要继续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交通不便运输成本过高的，可以搬迁到就近的中心城市；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工程和地质灾害区的工厂要坚决关掉，妥善解决职工家属子女的问题，原则上可以回沿海地区；对退休职工也可以回原城市养老。
报告递上去以后，很快就有了批复。赵紫阳总理批示：此件重要，请依林同志阅示；姚依林副总理批示：请熙英同志牵头办理。金熙英批给了国计委有关司局。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老处长看到领导批示非常兴奋，用粉笔抄在小黑板上，挂在办公室最显著的地方。但迟迟不见下文，但谁也舍不得擦这个小黑板。大约过了半年，重新布局办公室，老处长才恋恋不舍地擦掉了这个小黑板上的字。可喜可贺的是：仅在他擦掉小黑板不到一个月，上边的文件发下来了，彻底解决“三线”遗留问题。该关的关、该搬的搬。许多十几二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不少老职工全家回到沿海和原所在城市。
“三线”这一篇翻过去了。
2023年9月18日
攀枝花钢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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