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途中的三天两夜里，从来接兵的军人们的议论，和一路渐入荒凉的景象里，我已隐隐感到自己幼稚的幻想可能把自己拖入了一个追悔莫及的骗局。但即使如此，眼前的景象，依然使我瞬间堕入一种冰冷的绝望。而当我看到前来接站的那两个满脸霜色的天津知青，看到他们阴沉冷漠的神情，就更加重了我这种不祥的预感，这感觉迅速转化成一种绝望的恐惧，攫住了我全部的身心，我在瞬间就充分意识到：那个曾经引起我无限浪漫想象的建设兵团根本不存在，所有亲友和前辈对这个荒蛮之地的负面的判断都不幸而言中，甚至比他们的想象更为严峻！我未来的天空，将从此布满乌云！
一路上，从他们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流露出的星星点点的信息，更使我确信招兵人员在青岛的所有宣传，完全是漫无边际的浮夸和厚颜无耻的欺骗！在我们的想象中，或者是从当时的电影和报刊中得到的印象，我们到达之时，至少会有一个某种形式的欢迎场面，会有几个领导出面讲一点表面堂皇的革命言辞，来迎接这帮来自远方的阶级弟兄和新战友，加入曾被我们想象成热火朝天的建设事业。可是没有，在车站没有，在到达连队以后也没有。不仅如此，来车站接兵的两个天津籍知青，不但脸上看不到一丝迎客的热忱，甚至我们传统习俗中初次见面惯常的一声招呼和寒暄也完全没有，有的只是冷冰冰的询问、点名，然后催促上路。
在我记忆中，这两个人都姓王，后来我知道了，男的一个是连队的通讯员，女的是连队的会计。一路上，他们两人走在前面聊着天，对我们这些心情惶惑不安的新人不理不睬，只是时不时地回头催促一下我们的行进速度。他们两人空着手，步履轻捷，而我们都扛着提着越来越沉重的行李。他们的俩人身上不仅看不出半点热情，甚至还带有几分欺生的蛮横，特别是那个男知青，他和我差不多的个头，尖尖的脑袋，一张上窄下宽的长脸盘儿，八字眉，厚嘴唇，他没有戴军帽，穿着一身洗的发白的兵团装，上衣明显短小，吊在腰上，他弓着腰，似乎有些焦躁地左顾右盼。鄂尔多斯9月底的气温已经相当寒冷，这使得他尽量往衣领里缩着脖子，还不断地抽搭着鼻涕，使整个人的形象显得更加猥琐。那个女生倒是穿得比他整洁一些，还戴着一顶帽子，帽檐下露出的头发里夹杂着缕缕白发，我一路上打量过这个女生几次，始终也没判断出她的年纪。这个当时做通讯员的姓王的知青，后来证明是一个品行很低下的人，听说他也在多年前患病离世，愿上帝宽恕他！
根据和我同行的战友的回忆，在我们从乌拉山到连队的途中，曾经遭遇了一场冰雹，可是对此我已经全无记忆，我的大脑在那一段时间中一定因为强烈的冲击出现了短暂的空白。尚存于我记忆中的，只是几个在沙丘边休息的残缺的画面。
我们到达连队营地的时候，夜色已经降临，穿过一丛丛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名的高高的野草，几排整齐的房屋终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一定就是我们未来的驻地了！通往营地的路旁，在昏暗的暮色中，站着几位手里举着小纸旗的人，似乎是在欢迎我们，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先我们十几天而来的青岛老乡，听说我们的到来，他们自发地站在这里对我们表示欢迎，可是对于身心俱疲的我们，当时已经没有心情来关注这种情谊，只是木然地跟随前面带路的人，跌跌撞撞地走进营地，并按男女分别被安排进了不同的房间临时休息。进得营房，屋里已经点起了煤油灯，在那点昏暗的光亮里，大家都沉默着，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疲倦不堪地躺在为我们临时腾出的土炕上闭目养神，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把身躯伸直了躺下来。躺在我旁边的，是这次带队的一位姓孙的老兄，他现在是北京某大学退休的老教授了，我清楚地记得和我并排躺着的他半闭着双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显然感受到了我的绝望和沮丧，他伸过手来拍拍我的手臂说：“就这样吧，老弟，咱们受点罪不要紧，可千万别让父母知道!”。
他的话并没有使我感到丝毫的安慰，我此时的意识，已经被理想和现实的巨大的反差搞得有些错乱，荒凉的乌拉山下的小车站是一把冰冷的时间之锁，把此前的时光锁在了另一个时空，那个时空此刻在我的心里已经变得非常遥远，而眼前，就是真实的内蒙生产建设兵团！
建新你去那里很苦！你坚强的熬过来了！真是不容易啊！所以你一定保重好身体！过好后半生！愿上帝保佑你永远平安健康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