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6岁离开生活的穷乡僻壤到城市读书的，从穷乡到省城，是“高中”后，从“低处”往“上”走的，等待我的可能是“锦绣前程”，可心底里依旧有一种远离家乡的恐慌和忐忑。而1966年的谭泽及其四千名城市青少年也在这样的年龄踏上西去的路途，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他们心里又有怎样的期待？那遥远高原的寒冷贫瘠，与他们出生城市的温润洋气形成的对比何止天壤之别！“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是年过古稀的作者在《兵团岁月》“写在前面的话”所用的词汇，这不是无病呻吟的修饰，而是一种刻在心版上，印在骨缝里，荡漾在脑海里的真切体验的写真。
在“飞奔格尔木”一篇中，作者开篇写道：“青海建设兵团驻地的前身是格尔木劳改农场。”这一行字占了一个段落，却让我浮想联翩。我想到了未曾开发的瘴厉之地海南岛，蛮荒无边的北大荒，甚至冰雪覆盖的西伯利亚，这都是人迹罕至的地方，都适合安置“犯人”。看看作者笔下的青海吧：“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青海陆续建起五十多个劳改农场，监管着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在押犯。农场所在地大都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交通闭塞，犯人即便逃亡，十有八九也得毙命在路上。”这样的地方怎么就成了城市学生的安置地了呢？“根本原因是青海省想引进人口发展农业，解决粮食缺口，为下一步的发展作准备；山东省想减轻大批城市失学青年带来的就业压力。”我读这些文字时，感到作者的压抑与克制，我觉得他一定有更深的思考，他没有行诸文字，却留下了让阅读者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在接下来的一段，又是一行平实无华的文字：“以上是去了格尔木以后慢慢知道和悟出的。”“慢慢知道”消磨的是青春年华，“悟出”了以后心里该产生多少冤屈和痛楚，这四千青（少）年从“东方瑞士”来到“劳改农场”不就是一种驱赶、贬谪和发配吗？凡是困难的时候都需要有人牺牲，这就是所谓“代价”，而谭泽们成为代价不是因为不优秀，他于1965年中考落榜，因为那个年月给他们的家庭出身盖上了特殊印记，“后来得知班上凡是出身不好的同学基本都落榜了，而一些所谓出身好的，平时考试还有不及格的同学都被录取。这才知道落榜和成绩无关，和政治有关。”于是他们只好作为“代价”被牺牲掉了。青海正好需要劳力，青海的大片荒野需要兵团战士用汗水、血水浇灌，用肉身作犁去耕耘，甚至干脆用生命之躯作肥料，好让不毛和蛮荒成为“财富”之地，作者和这四千青岛学生便成了时代的实验品。现在想想岂不让人毛骨悚然？我的恐惧绝非无来由，如今城市青年失业率到底多少？这连国家统计局都不公布数字了，如此讳莫如深，让一件涉及国计民生的事情成了神不知鬼不觉的“秘密”。当年的青海、格尔木、劳改农场仿佛又浮现在眼前，怎不让人心生恐惧！
记得上大学时，读过一首激情澎拜的诗《西去列车的窗口》，作者是贺敬之：“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一站站灯火扑来，/象流萤飞走，/一重重山岭闪过，/似浪涛奔流……此刻，……/在这一节车厢，/这一个窗口……/你可曾看见：/那些年轻人闪亮的眼睛在遥望六盘山高耸的峰头？/你可曾想见：/那些年青人火热的胸口在渴念人生路上第一个战斗？……”这首诗是那个年代的号角，鼓励着、呼召着、驱使着年轻人去往他们一无所知的那片荒凉境地，作者和四千青岛子弟一定也是受了这样的时代之声的激励，“那个年代十六七岁的年轻人，绝大部分都没有坐过火车。对外面的世界，大家既懵懂又向往。而对荒凉、艰苦这些词汇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字面上，没有真正的理解，更不知个中滋味，只知道艰苦和光荣是连在一起的。”时过多年，经历过沧桑的作者是这样描述自己的西行的列车：“（1966年4月15日）专列下午四点出发，两点多钟青岛站就开始陆续涌来送行的人们。列车开动了，从青岛站到沙岭庄，沿途都是朝着火车挥手的市民。”作者心里清楚，“其实我知道父亲是不希望我去青海的，那么远，那么荒凉，在历史上那是流放地，解放后是安置重刑犯的地方。我们是按照一半男生一半女生的比例搭配的，明摆着就是移民嘛。但是父亲当时对还不到十七岁的孩子并没有明说，只是问：不去不行吗？事后我想，面对政府轰轰烈烈的动员，他不能散布负面的言论。再说看到我连续两年报名，也不想打击我的热情。”这样的情景，我仿佛看到了杜甫《兵车行》的场面：“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可是，在那样的时代里，又有几个人能了解此一去意味着什么？即便是阅历丰富，洞察清晰的，又有几个敢透露半点疑惑，“出发的年轻人都挺自豪，市民也都觉得这是很光荣的。”少年不知愁滋味，“我们就是这样踏上了人生征途，来到了三千二百公里之遥两千八百米之高的格尔木，没有想到一去就是十八年。”十八年，在荒瘠中，从少年到中年，蹉跎了岁月，流失了青春，浪费了才华……
环境的严酷很快教会他们如何应对苦难，磨砺他们的意志。首先经历的是“高原行路难”：“……溪水把道路冲坏，汽车路过左摆右晃，有时摇摆幅度达到二三十度。每个人的心都悬到嗓子眼，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路，……”；紧接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愫”就被高原龙卷风吹得四散，狂风裹挟着沙粒，“把那颗火热的心吹得哇凉哇凉地了”，“后来才知道，这叫沙尘暴，是格尔木地区最严重的气候灾害”；“栖身茅屋”睡大通铺，差点被坍塌的土墙活埋；春夏之交原本是莺飞草长的浪漫季节，在这里却要领教“蚊子的肆虐”。关于格尔木农场的蚊子，我曾听另一位兵团战士也是作者的战友张国柱说过，1998年我曾采访过张国柱，他回忆最生动的就是高原的蚊子，当时觉得有点夸张。在“恐怖的蚊子”一节中，张国柱的回忆得到了印证：“大白天站在野外身上落满蚊子，戴着手套一巴掌下去，打死的蚊子通常都有三四十只（此文在美篇发出后韩庚良战友跟帖说，他曾经一巴掌打死五十七只蚊子）。”最难堪的是出恭时，蚊子逮着这样的机会，更是狂轰乱炸，“根本就退不下裤子”，为了躲避蚊子侵扰，作者讲述了一个极端的“事件”：“我们班有个小哥有天实在憋不住了，就找了个铁锹头接着，蹲在宿舍里拉起来。班里人觉得太过分了，就去拽他。没想到他竟然低头抓了两手屎挥舞起来，把大家都吓退了。他就这样举着两手屎，一直到拉完”。经历过“缺水”“尴尬的供给制”……苦难一个接着一个。当时的日子一天天过去，身处其中的兵团战士或许已习以为常，但今天读到这些文字，我不由得心生恐惧，我从心底恐惧这一切，害怕这样的场景重复出现，重复让青年才俊白白浪费青春岁月！
艰难的生活仅仅是一种磨砺，熬过来，回头咀嚼一番，有时候还能咂摸出一点点“甜味”，可是有些人永远没有机会进行这样的回味了，《兵团岁月》其中一节“老回之死”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的悲剧人物。这个故事转述的是王沛东的讲述，我和沛东兄曾经朝夕相处过一年余，他讲述过一些兵团经历，我能记住的有“埋枪”的故事，颇有黑色幽默元素，而关于“老回”则是一幕血淋淋的惨剧，作者在文章里记下的文字如下：
那一年开春，老回等七八个人去大坑里起沤的“肥料”往地里运。大坑没化冻，十字镐都刨不下去，他们就用雷管炸。那天埋下了十个雷管，点着导火索后大家就躲得远远地，等着炸开了好装车。
那时战友们正学着划拳。青海人喝酒都要划拳，一是为了热闹，二是青海到了冬春季蔬菜副食品缺乏，往往只有一小盘泡菜做下酒菜，唯有依赖划拳才能把四五斤白酒灌下肚。
……那时战友们初学此技，下地工间休息时常常聚到一起练习。就在等着雷管爆炸的空，几个人又划将起来。
这边吆三喝六，那边咚一咚一咚地放着炮。数到九响后，没有动静了——有一个哑炮。谁去排炮呢？大家说：划拳，谁输了谁去。
一番比划老回输了。他一边往大坑走，一边还不服气地嚷嚷着：我不服，回来再划！
就在老回走到大坑中间时，突然一声轰响，大家眼看着他被炸得离了地，一条胳膊飞起来。老回被炸死了。
大家非常难过，也很是后怕——若划拳输的不是老回，那就必定是他们中的某一个。老回是替他们死的。
……回到青岛后，私底下和战友、朋友、同事喝高兴了，偶尔也划上几拳。有人问，你们青海兵团的人怎么都划拳这么好？我就讲老回的故事，告诉他们这等“拳术”是以生命为代价练出来的啊。
一个活蹦乱跳的青年就这样失去了生命，为了什么呢？为了沤肥，当时农业学大寨，上面瞎指挥，要求积肥，而青海的冬季严寒，埋下的麦秆灌上水后，不仅不会腐烂，反倒成了坚实的冰坨，根本不具备积肥条件，可是即便积不成肥，也得瞎忙活，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兵团战士的生命！
另一个悲剧故事是“盲流和小丁”。在岗哨上冻成狗的故事的主人翁小丁为了向绰号为“盲流”的战友要一根烟，开玩笑地举起枪来，结果冻木了的手指无意按动了上了膛的枪，一个生命就此殒灭。“盲流”和小丁本来就是好朋友，前来处理后事的“盲流”的哥哥提出不要处理小丁了。但是小丁却提出必须要接受处罚，否则一生不得安宁。之后小丁被判刑四年。
如果说上述两幕悲剧是作为旁观者的客观记录，而“丧父之痛”则是作者自己在大悲之后压抑着悲情的文字描述，写作时的冷静，文字的朴素，情感的真挚都不能掩盖无尽的遗憾和痛楚，这是彻骨的痛，哪怕过去那么多年，依旧能从文字里面感觉得到那个黑暗时刻失去至亲的悲情。因为连长不愿意相信电报通知家人病危的真实，就断然拒绝他去打电报询问情况，等到父亲病故的消息传来，连指导员竟因他不请假外出打电报而给他队前警告处分。人性泯灭到这样的程度，真实匪夷所思。
“就在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内心还在颤抖，禁不住悲伤和气愤！”印象中的作者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写这篇回忆时已年逾古稀，他说出这句话自然可以想象内心得有多么悲愤，以至于那么多年过去，依旧没有消化干净。这篇回忆最后一段最为平实，却也最耐人寻味：“父亲去世的时候只有四十五岁。后来得知父亲死于医疗事故。那时正是文革时期，父亲出身不好，人已经没了，家里没有追究，不了了之。”“不了了之”，何其无奈？这才是真正的实录，这才是一个人的历史。
这部《兵团岁月》唯一温暖的部分是关于友谊、爱情和生育的。其中感人的章节有“怀念志光”“男大当婚”“养儿育女”等，姜志光，经历过兵团岁月的企业家，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写的人。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跟沛东兄拍摄纪录片《青岛人》，当时经费紧张，沛东兄带我去青岛红星化工厂找战友姜志光化缘，我见到任党委书记兼厂长的姜志光身穿工装，在车间里压根看不出他的身份，朴素得有点不真实。
后来“（姜）志光带人去贵州安顺办厂的时候，给地区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和地区领导交谈一下。对方听说他们住在一个每人每天十元钱的小旅馆里，立即觉得这可能是一伙骗子——沿海城市大型国企的领导怎么可能不住大宾馆？领导带着疑虑去小旅馆见到志光一行，交谈后十分感动，双方很快达成了合作协议。
办厂初期，锅炉试压的时候，志光三天三夜不离现场，困了就睡在锅炉旁的水泥地上，只铺了一个草垫子。有一年除夕，志光从青岛开完会赶回贵州和员工一起过年，给随他去贵州办厂的青岛员工带回两个大口袋，里面是青岛大馒头和甜晒鲅鱼，以解他们的思乡之愁。志光背井离乡在贵州、重庆等地大山里奋斗了二十多年，是当地的利税大户，也给集团创造了可观的利润。厂子上了市，他没有一分钱的股份。”
作者笔下的姜志光闪现的是高原之光，是兵团艰苦岁月锻造的钢铁汉子。他后来生病了，战友们为了满足他最后的愿望，与死神赛跑，不远数千里将弥留之际的姜志光从深圳接回青岛，细节生动，感人至深！通过这篇记述，我更加理解了兵团岁月战友情的珍贵胜过黄金！而爱情在任何环境里都是浪漫的，养儿育女在任何时候都是孕育希望，友情、爱情和亲情是艰难中的支撑，让兵团岁月不至于漆黑一团，而散射着细微的亮光。
经历了“悲欢离合”，当面对“难以为继”的局面时，兵团战士经过“抗争”，他们终于病退困退回山东。这不是叶落归根，而是大树移栽，他们曾经是青岛海边的黑松幼苗，后来被移栽到高原，长成了耐寒抗旱的胡杨树，如今再一次被移回，几番折腾，让他们的生命力更加顽强。回到青岛，兵团战友很多在不同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青海高原的风、格尔木的寒冷给他们的除了苦难还有力量，他们更多的是汲取了力量，而忽略了苦难。而对我这样一个读者，我却不能不更多地体味他们经历过的苦难，因此我恐惧这样的苦难。
因为自己在媒体工作，接触的人相对多一些，我有幸认识很多青海兵团战士和他们的子女。而对青海兵团战士的认识最早来自对王沛东老兄的印象，因为一部《青岛人》，和他朝夕相处一年有余，他吃苦能力，面对困难不萎缩不气馁的闯劲，不达目的誓不甘休的韧劲，都是一般人不具备的，“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知道谭泽先生更早一些，我参加工作时，他已经是报社的领导，我的同学就在他手底下干活，因此也就知道了这位当时很年轻的媒体领导。凭我的印象，谭泽和王沛东是两种性格的人，但通过《兵团岁月》这部个人信史我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甚至觉得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或许在四千青海兵团战士身上都具备，这就是青海高原独有的环境、气候、人文、习俗十八年的陶冶、镌刻在他们身上的，有些甚至与他们的身心融为一体无法分割，就连他们的下一代也抱有青海高原的印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四千青岛青年如今都步入古稀，他们，连同他们的第二、第三代遍布青岛，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群体。从城市文化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兵团战士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丰富了青岛的城市文化，给社会带来一个很特别的群落，这部《兵团岁月》是一块沉甸甸的基石，正好填补了这一话题的空白，是值得重视和关注的。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