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龙图腾凝聚人心的政治工作，在古史里叫“乘两龙”。“两龙”一般指利用伏羲女娲他们的龙图腾。伏羲女娲兴盛的时代基本上是大汶口文化时代（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伏羲女娲是同族婚，所以传说是兄妹兼夫妻。既然他们是中国人的人祖，那么“两龙”就是中国人的祖宗，“龙的传人”就是这两位祖宗的传人。伏羲女娲古称帝喾、帝俊、大昊氏，大昊氏传承自少昊氏。古史说大昊氏龙崇拜，所以养龙似乎是有了大昊氏以后的事，但书上写的则不然。例如《山海经·西山经》就说蓐收曾“乘两龙”——蓐收是少昊氏的一种称呼。我怀疑这个“蓐收”指的是少昊氏进入文字时代的继承人。《大戴礼·五帝德》说颛顼氏颛顼“乘龙而至四海”。颛顼“乘龙”的范围遍及那时的全中国，并且，全中国只要在他“乘龙而至”之下，凡是能够活动的生命，大大小小的鬼神乃至太阳月亮照耀下的所有东西，没有不对他恭敬而勉力服从的。此“乘龙”显然是依靠、利用了龙。在濮阳西水坡颛顼文化遗址发现了颛顼氏用蚌壳堆塑的龙，龙的脖子上有绳索系扎的表示——从中我们知道颛顼氏已经从政治角度上考虑利用龙图腾了。显然颛顼氏“乘龙”政治，开启了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开始利用龙图腾了，古史上说大昊氏“龙名官”应该是信史。少昊氏属于北辛文化时期，颛顼氏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几乎同时续接了北辛文化。
这种养龙的人古史上叫“豢龙”，为了好懂，我暂且叫他“养龙”；养龙得有“龙保姆”。养龙工作不是普通人可以干的，干，须是国家的职事人员。在古代，如果一般团伙也养龙，大概就是犯罪分子。今天偏远的地区称这种犯罪分子的行为为“养蛊”“巫蛊”“放蛊”“放毒”等。有些时代，“放蛊”“放毒”会被处以刑罚，而且“养蛊”“巫蛊”也成了一些犯罪的代名词。
关于养龙的事情，堪称中国史前史的最浓重的一笔，然而大家注意的精力欠缺。最早记载这件事情的书是《左传》〔1〕。以养龙为业的人叫董父，他是飂（lao）叔安国国君的后裔。人们都说他懂得龙的脾性，有饲养龙的经验。那时所谓的龙大概就是一种爬行动物，聘任董父养龙的人是帝舜氏，如果帝舜氏政变陶唐氏末代领袖帝尧在公元前2357年左右，那么董父最少是公元前2357年的虞舜时期开始，为伏羲女娲民族集团任养龙国策负责人的，帝舜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后世领袖。帝尧史称陶唐氏，这之后是帝舜时代，向下续接是大禹时代。帝舜氏时代是若干相继以“舜”为号的民族集团领袖。
传说在炎帝时代就有养龙的事情，据说那时，在炎帝圣德感召之下，一块平地下沉成池而生出了莲花，红色的花，伞盖大小的叶，花叶香露滴沥，下流成池，于是炎帝趁势就此当作养龙的园圃。这个故事来源自晋代王嘉的《拾遗记·炎帝神农》。这个“炎帝”有可能就是以帝舜为代表一代领袖，因为帝舜氏传承自伏羲女娲，伏羲氏即“重黎氏”，“重黎氏”就是“祝融氏”，在战国时代，“祝融氏”就是“炎帝”，关于这层关系，下文还要继续说明白。不过“炎帝养龙”的故事多被后世的文士当做爱惜人才的比喻，也是“莲花幕”“芙蓉池”这些神秘的典故之来源，但它的本意却应当等同帝舜养龙。
《左传》说“帝舜氏世有畜龙”(1〕史书说称他虞舜氏。一些历史学学人认为夏朝之前还有个“虞朝”。为此，帝舜氏封这位飂叔安的后人“董”姓，还给了他鬷（zong）川这个地方当封地。因为帝舜氏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后世的领袖，所以它就是“重黎氏”的传人。后世商民族占有天下，商王族皆出自“重黎氏”。文献上又称“重黎氏”为“祝融氏”，所以“董父”的“董”姓也就属于“祝融氏”了。
因为“重黎氏”是伏羲女娲两氏（重氏、黎氏），女娲氏有一族号“豕韦氏”（或称豨韦氏），所以“董父”也称“豕韦氏”。敬请大家记住，这是目前只有我才说明白的史前姓氏关系，大家千万不要因为我是一介屁民而舍近求远。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傍一下大款：沈从文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对我说:“小强，你记性好，望你弄清楚商周以前各个姓氏之间的关系，我至今还没弄明白。”上述的这些关系，就是我一部分纪念他老人家的答卷。
这里插一段晋朝有人“养蛊”的故事以做说明。养蛊和养龙在形式上是一回事，只是目的不同。传说荥阳有一家姓廖的人，世世代代养蛊，靠蛊虫的精神控制力给别人办事，以此致富。后来娶了新妇，不告诉新媳妇自家养蛊的事。某日举家外出出，只留下新媳妇守家。新妇忽见屋中有大缸，好奇，就打开了大缸，只见缸里有大蛇蜿蜒。新妇乃煮滚开的水，灌注于缸内烫死了蛇。及家人归，新妇告诉了自己烫蛇的事，全家惊恐〔2〕。不久全家遭受疫情，全部死亡。不知上引文中“姓廖，累世为蛊”的记述是不是巧合，因为古史中记载豢龙之术的职事人员就来自飂姓，“飂”后来通写廖。廖姓来自飂叔安，其族世代以豢龙为职事，原是以豢龙为治世之策的保证人。
我所谓的“龙保姆”，就是文献上作为豢龙治世之策常常出现的“乘龙”“乘二龙”，其内容基本就是甲骨文“蛊”的象形所本。上引文“大缸”之内“有大蛇”可为较明了地解释“养蛊”的工具。所以我怀疑陶寺遗址出土之4000多年前勾画一头双身龙的陶盘，就是盖养龙容器的盖子——这种画有龙纹的盘子在陶寺遗址出土了好几个，最有代表性的是一头双身龙：一头双身龙应该就是后世伏羲女娲人身蛇躯交尾图的造型源头，我对照“贺兰山岩画”得知，这龙的头是虎头，龙舌头是羽毛状，因为它们是两条蛇躯，所以躯体上的花纹有明显的错位（图1）。当然龙的象征动物可以是蛇等类似的东西。在下面这段记载里能够了解后世一个养蛊、放蛊的仿佛：传说旧时代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鬼草”，遇到仇怨嫌隙者则放蛊：放于人的体外，则虫蛇食人的五体，放于人体内，则蛊虫食人五脏。听说放蛊的人先秘设一坛，在小瓦罐里注水，水里养小虾数枚。或将这种蛊虫存放在暗室床下土中，或存放远山僻径石下。如果有心破蛊的人得到这个瓦罐焚之，放蛊人就会死去等等〔3〕。请注意，这位“苗妇”的蛊虫是“小虾数枚”，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今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大的青铜“日头”，这“日头”的眼睛，不就是虾蟹的眼睛吗？看了所谓的“龙眼”，就是作为神话《西游记》里“龙兵”之“虾兵蟹将”的眼睛呀！原来《西游记》作者是连云港地区的人，连云港至今有个“苍梧区”那是某个一代帝舜的葬地，作为《西游记》的作者，不知是否知道虾兵蟹将和龙的关系，也不知道他理解的帝舜是否龙图腾的领袖人物。
大禹占有了天下应该是通过了政变的方式。大禹是鲧率人施工的“复”当中成长的人，他应当很清楚聚拢人民有地方居住的必要性。关于他治水的问题“五四”时代学者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曾有一些异议，说的甚是〔4〕，可以一读。我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有让人口聚集安定的城池，以适应人口繁衍的生产力增加。鲧随从黄帝进入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聚居地，他的业绩就是修建聚居人民的城池。那时的城池不像《清明上河图》画的城池，除偶尔有用石材建筑的城池之外，基本上是动员人群堆土修建“大土台子”，这种“大土台子”就是古老的城池。这种“大土台子”今天遗存很多，一般名字叫“堌堆”“阜子”“城里”“台”等等。一般外国人不懂这些，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没有城池，国内一些傻逼也跟着起哄，实在令人心烦。所谓的“复”是一种有商场的城池，它建立在一个个人工堆建的“大土台子”上，这种土台子可以躲避散漫不期而至的水患，也可以躲避野兽和突如其来的抢掠暴徒，还可以藏储以备不时之需的生活物资。“复”之类相似的建筑需要量是巨大的。人员一旦聚拢，就有了集体被支配的塑性、集体被支配的能力。当年鲧修建城池的收获，一定让重黎氏覚到了权利倾斜，和不利自己的压力，于是就杀死了鲧。但是鲧的工作大禹仍然在继续，于是家天下的意识就产生了，政变帝舜氏的对抗就加深了。
大禹政变是中国历史上一直噤若寒蝉的事，实际证实这件事情比较简单——
今天山西的石峁遗址就是铁证。许多不乐意相信“中国有个夏朝”的人拒绝考古学的成就，靠说说“中国有没有夏朝还不肯定”就能学通中外了。建议哥们去看看石峁遗址：石峁遗址是大禹建筑的石头城池，其许多建筑材料是拆毁了重黎氏太阳神庙的建材。重黎氏崇拜玄鸟（猫头鹰）、崇拜龙蛇、崇拜太阳的石头雕塑、陶塑祭器今天仍在（图2），为什么拆毁重黎氏太阳神庙？政变之必需。清皇帝不拆明故宫，是政治局势的需要，大禹拆毁重黎氏太阳神庙，也是政治局势的需要。我猜想，大禹家天下以后可能不太推崇龙崇拜，后来领导中国，为了“统战”，也开始考虑是不是要崇拜龙了。很多后世的书说夏代某某帝君“乘两龙”，但最可靠的还是夏后氏孔甲“乘两龙”的记载了：因为重黎氏不仅说自己生了太阳月亮、还说自己就是天帝。古史说，夏后氏自大禹的儿子启开始，就向天帝身上拉关系，譬如夏后启以杀祭的方式送给天帝若干美女等等〔5〕。显然天帝是龙图腾的天帝，古人非同种族不祭祀。夏后启一定和龙图腾的某祖宗有些亲族关系，古书上说“夏后启乘两龙”也许就基于此事。
夏代约第十三代帝君孔甲的时候，他要施行“乘龙”方针，于是通过一些祭祀、奉献牺牲的手段麻烦天帝，天帝也就赐予了他“乘两龙”的特权：在河、汉地区，他都可“乘龙”——这龙也各有公母。可能这一公一母四条龙象征着河、汉两个地区龙图腾的头头吧。至少孔甲认为这样天帝会让他依靠、利用两龙，使得黄河、汉水地区风调雨顺吧。然而孔甲选错了养龙人，不用世世代代的专职饲养龙的董姓家族人员，也许他认为董姓家族是“重黎氏”的人，不可靠，结果让陶唐氏帝尧的后人刘累养龙——担任龙保姆，并封给刘累国土，赐给刘累姓氏叫“御龙氏”。刘累是跟着董父学习养龙、祭祀龙这一套程序的学生。学术不精，把一窝“两龙”之中的一条母龙给养死了。刘累也挺“鬼头”，把养死了的母龙剁吧剁吧做成肉酱，给孔甲吃了，孔甲尝着味道不错，还要吃，吓得刘累举族逃跑，改姓为范，隐藏起来〔6〕。
如果夏后启和龙图腾的天帝拉关系成功，可能就会导致“黄帝乘龙升天”的传说，因为夏后氏是黄帝的子孙，子孙信仰龙图腾了，祖先可能也会被认为信仰龙图腾。传说黄帝在炎黄争帝战争中杀了大昊、少昊（两昊）〔7〕，这说明大昊时代少昊氏仍有传人打着古老的少昊氏族号。周武王灭商之后，就曾把少昊氏的子孙封了莒国。莒国就是龙凤图腾信仰的国家——凤图腾是少昊氏的祖传信仰，龙图腾信仰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子孙大昊氏信仰龙图腾，龙凤信仰让他们更觉得强大。
商代一定实施了“豢龙（养龙）”国策。古史上记载了商王武丁让刘累的后人御龙氏代替了“董父”的后人〔8〕——董父这时称自己是“豕韦氏”的后人。豕韦氏是女娲氏，“豕（豨）”就是猪。中国赵宝沟文化（公元前5200年—公元前4400年）、红山文化（前4000年—公元前3300）的龙图腾形象差不多都异质同构以猪头，可见龙图腾的头一开始设计了猪头。这实在值得注意。女娲和伏羲兄妹兼夫妻，他们龙凤等图腾共享、共有，所以说本族出自豕韦氏，并不矛盾。刘累成了董父的后人，显然是因为刘累是董父的学生，在名分上属于豕韦氏，所谓的“学子”“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商王武丁封刘累代替董父的后人，并不矛盾。另外商代的《易经》记载了《蛊》卦，也是商代执行“豢龙（养龙）”国策”的证明。不过这个《蛊》卦当释为“龙的传人继承龙图腾意志之原则”〔9〕。
周王族霸占了天下，认为自己是大禹的后代亦即黄帝的后人〔10〕，他们取代了伏羲女娲的后人商王族，继后周公又平息了蔡叔管叔伙同商民族首领武庚的叛乱，因此周公十分憎恨重黎氏（祝融氏），于是不再重视商代以前的“豢龙（养龙）”国策。古史上说，周宣王时代，国家变乱，伏羲女娲亦即重黎氏的子孙程伯休父说：你们周王族不重用精通司天司地乘两龙策略的我们家族之人才，才导致了国家的不稳！维稳还得依靠我们曾经治理天下的策略！这句话已经可以证明周王族不再实施养龙国策。后来豕韦氏国号改为“唐”，周成王灭了唐国末代国君唐叔虞，将这块地盘分给了自己也叫唐叔虞的弟弟，这位姬姓唐叔虞的儿子建立了晋国，改龙图腾为鸟头象鼻子尾的凤并逢图腾，从此中国养龙的人成了“养蛊”“放毒”的坏人〔11〕，可能因为“豢龙”国策不适合生产力的需要了。
这里顺便说说周幽王灭亡西周的故事作为本篇小文的了结：夏代末年，有一条龙降落在了夏桀的后宫当中，怎么办，是不是杀了这个逆物？算算卦。卦示：留下龙吐出的龙涎。这些龙涎一直留到了周朝，叫一位傻逼帝王打开了存放龙涎的容器，龙涎外溢。这位帝王叫宫女裸体前去羞臊这些龙涎，没想到不但没能止住龙涎的张力，龙涎反而令一个少女怀孕了，四十一年后怀孕的她生下来一个叫“褒姒”的美女，美女蛊惑得周幽王昏头胀脑，竟让伟大的西周王朝灭亡了。对龙图腾这样的恐怖，沾它一点边都不行。虽然周朝的史官把龙图腾视为洪水猛兽，龙保姆职事也取消了，但是龙图腾却方兴未艾，乃至敢称自己是“真龙天子”的人，必然没有好果子吃。
中，《考古中国网》登载夹在大禹石城建材里的祝融（日头）乘两龙（虎形龙）石雕。
下，夹在大禹石城建材里的蛇形龙。
注：
〔1〕〔6〕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2〕见干宝的《搜神记》卷十二：“荥阳有一家姓廖，累世为蛊，以此致富。后娶新妇，不以此语之。遇家咸出，唯此妇守舍。忽见屋中有大缸，妇试发之，见有大蛇，妇乃做汤，灌杀之。及家人归，妇具白其事，举家惊惋。未已，其家疫没，死亡略尽。”
〔3〕见凌纯生、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巫术与宗教篇》： “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鬼草’，遇到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闻其法……必秘设一坛，以小瓦罐注水，养细虾数枚，或置暗室床下土中，或置远山僻径石下。人得其瓦罐焚之，放蛊人亦必死矣。”
〔4〕见《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6月。
〔5〕见《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献天帝“三嫔”。
〔7〕见《盐铁论·结和》。
〔8〕见《国语·晋语八》“鲁襄公使叔孙穆子来聘”三国韦昭注。
商代的甲骨文中有“蛊”字，一般象形头向上的两条蛇在器皿中（如图），字义在占卜的刻辞里，唯用作祸祟之义。《易经·蛊》卦之“蛊”字归类于“事也”。汉代学者许慎的《说文》如此解释这字：
1·腹中虫；
2·皿虫为蛊；
3·晦淫之所生；
4·枭桀死之鬼亦为蛊；
5·从虫从皿，皿，物之用也。
以我能见到的史前至商代之二龙图像、图形分析所得，我认为甲骨文《易经》“蛊”的本质意义，与许慎的几项释义有内涵上的惊人相似，如：
皿虫为蛊——在一定的设置、容器里，畜养可以保佑子孙繁衍不休的象征龙的东西，如雄雌二蛇等等，炎帝豢龙、帝舜之世董父豢龙、孔甲之时刘累御龙（侍奉龙）等，均可谓此；后来称人工培养毒虫（如蛇、蛙、蝎、蜈蚣）等等以图害人或嚇人者为“养蛊者”、“放蛊者”，本源便来之如此。
晦淫之所生——追寻“晦淫”一词的源头，我们知道它作夜晚过度性交讲，即“蛊”乃过度性交所产生的一种状况，其实许慎在此已经将本当末了，因为“蛊”的内涵乃雌雄二龙同畜于器，初衷原为产子而性交的提醒，所谓“晦淫之所生”，本应是说在“蛊”的动力下“晦淫”让人生了蛊疾。作为内涵乃雌雄二龙的“蛊”，是名词，但有时用作代词，有时被用作动词等等，像春秋时楚国的“令尹（相当宰相）子元欲蛊文夫人”，即为达到性目的而作态勾引已故楚文王夫人息妫，其“蛊”便是名词动用，而《易经》中的“蛊”，便是用为代词。
枭桀死之鬼亦为蛊——枭首磔裂肢体之人变成的鬼也叫“蛊”，这种“蛊”应是无形的，是神鬼作出的害人之举，此举关系到《易经·蛊》卦之“事也”；甲骨文“蛊”用作祸祟之义，亦关系到“事”，祀事，这因古人认为鬼神祖灵得不到相应的祭祀，将会祸祟后人；《易经》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国家的大事是军事和祀事，军事保卫种族的繁衍环境，祀事促使着种族的繁衍使命，因此作为“事”之代词的“蛊”，必及祀事，祀事不绝乃下辈能够安然继承上辈的必然反映，所以《易经·蛊》卦必定是在叙述上下辈继承的事（指面临父辈“非分事业”要如何继承），而上下辈能够得以继承，正是雌雄二龙内涵要求的结果。
如果《易经》的“蛊”就是“事”的代词，那也可以说这个“蛊”的本质就是祀事的内容，甲骨文“蛊”字象形器皿中头向上的两条蛇，是豢养二龙之概念的凝聚符号，而二龙则又是男女祖先化身的代表。
自传说中的虞朝到战国以前，祭祀时每有代表死者接受祭祀的活人，这位当代表的人叫“尸”——他一般由死者亲密的属下或晚辈充任。由此推想古人“豢龙”的认识角度有可能与祭祀用“尸”相似；古人认为祖先和图腾的位置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互换，所以其供养一对公母龙以为象征性的替身，以让被替身者从替身身上感应供养者的心愿，从而满足知恩图报的希冀，是完全可能的。
我认为甲骨文“蛊”字造字时的字境，乃是豢龙巫风尚存的时代，但这个字一旦变为符号，其概念已倾向在祭祀范畴了，以上所谓的“祸祟”、“事”正在此范畴之内。
准此，甲骨文“蛊”字正规写法之皿中二蛇，原本为二龙的象征。
准此，甲骨文“蛊”字造字时的殷人，不仅把帝喾伏羲氏奉为祖先，更把伏羲、女娲共同换位的图腾之形，视为繁衍族群的无言提醒。
〔10〕周人自称“缵禹之绪”。
〔11〕见《国语·楚语下》“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韦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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