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周丨好基友成真冤家之三——苏轼落难章惇施救 - 世说文丛

学周丨好基友成真冤家之三——苏轼落难章惇施救

特别声明:本文丛作品多为原创,版权所有;特殊情况会在文末标注,如有侵权,请与编辑联系。

北宋元丰二年(1079),四十三岁的苏轼调为湖州知州。此时,苏轼已在地方任上呆了七年,其中在两个州担任主官,政绩出众。早在密州任上,当时朝中权力动荡,一度有将他要上调中央的传闻,据施蛰存先生考证,苏轼那首写于熙宁九年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与此有关,“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之问暗喻不知朝中究竟谁在主事,而当时正是王安石变法受阻二度罢相(熙宁九年(1076)十月辞位,判江宁府)之前不久,而“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之感慨,也是对可能的朝中任职充满忧惧。参考当时的政局,“自熙宁初,论新法不符执政者,皆遣逐,不复收用”,施先生的解读不无道理。熙宁十年(1077)苏轼卸掉密州任,来到京城,朝中政局已经不利于他,以至于到达京城不得入国门,旋即被任为徐州知州,一干又是一年多,此后仍是原地踏步,被调到湖州,上任后,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上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却将官样文章写成了牢骚篇章,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此时,苏轼在杭州写的诗作《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出版,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一番苦心搜求,找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随后国子监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纷纷跳出来发起攻击,一时间,朝廷内响起一片倒苏之声。七月二十八日,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

“乌台诗案”不能说全是捉风捕影,周紫芝《太仓梯米集》以当时的善本材料,写成“诗狱”,据他考证,诗案起因确是因苏轼《湖州谢上表》发牢骚“妄自尊大”“愚弄朝廷”。在狱中,苏轼也承认有些诗的确是讥讽朝政,表达对变法的不满和对民间的同情,他本人希望这些诗能上达天听,让神宗能借此了解民间的疾苦,而有补于社稷。而其中一首与新法无关的诗却成为苏轼定罪的关键,这就是《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

吴王池馆遍重城,奇草幽花不记名。
青盖一归无觅处,只留双桧待升平。

凛然相对敢相欺,直干凌空未要奇。
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

诗题中王复乃钱塘人,是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的朋友。苏轼偶至王复家,见其门口的双桧树枝干挺拔,别有韵致,便写下了这两首诗。此诗与时局并无关系,为什么被当成治罪证据呢?玄机出在诗中那个“龙”身上,当时执掌大权的王珪等人必欲置苏轼于死地,就拿这条“龙”说事,而身处新党阵营的章惇不顾苏轼曾经反对自己榷盐、开边,甚至认为自己像王戎,依然不计前嫌,不怕牵连,为其求情。与章惇有亲戚关系的叶梦得在《石林诗话》记载:

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 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

叶梦得的记载得于章惇的口授耳传,当非妄语。与苏轼同时而与苏轼关系密切的王巩记录更详:

王和甫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诗有‘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乃不敬,反欲求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耶?”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闻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这条记载绘声绘色,形貌毕现,章惇为营救苏轼,可谓尽心尽力。

章惇救苏轼,不止于表面,他甚至上书皇帝,用心不可谓不诚。周紫芝《诗谳》载:

初,东坡以《湖州谢表》获罪于朝,监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辈交章力诋,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诛罚,以厉天下,于是始有杀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断之资,回群议于籄籄中,赖以不死。余顷年尝见章丞相论事表云:“轼十九擢进士第,二十三应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仁宗皇帝得轼,以为一代之宝,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后世以谓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也。”

章惇救友,为不少对党争持中立态度的诗话所肯定,像阮阅《诗话总龟》就将他列入《友义门》。

对于那条差点要了自己老命的“龙”,苏轼面对诘问,异常机智。《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有一段精彩的记载:“狱吏问云:‘《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讥讽?’答曰:‘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吏亦为之一笑。”

就在新党们定要置苏轼于死地的同时,救援活动也在朝野同时展开。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像章惇一样的变法派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当时已经退休的王安石上书说:“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场诗案“一言而决”。苏轼下狱一百零三日,终免杀身之祸,得到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苏轼贬谪黄州期间,章惇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十二日他升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此时他与苏轼书函往来,从苏轼《与章子厚参政书》中可以知道章惇对苏轼多有关照: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轼所以得罪, 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从苏轼复信中可以看出,章惇先前来信劝苏轼要改过,并送药和钱财给他。苏轼描写自己追悔闭门的处境和对章惇的感激之情未免有所夸张,更多是借给这位位高权重的朋友的书信,向朝廷表达自己痛改前非的诚意。这封信让我想起文革期间,邓公给汪东兴的信,看来四川人都会写信!在信中苏轼还向章惇诉说生计艰难,甚至让章惇帮忙释放他在徐州任上答应释放的犯人,“独愿密其事,毋使轼重得罪也”,这件事他没有交给旧党盟友或苏辙去做,而是交给了密友章惇,并借助了他当时的权力。二人的关系在章惇的危难相助中更加融洽,党争留下的阴影似乎已经消弭。

乌台诗案成为苏轼一生的转折点。黄州团练副使一职相当低微,“本州安置”其实就是监视居住,苏轼将一番心思用于诗文创作,写下无数传颂千古的名篇。为解决生计,他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并自称“东坡居士”,苏轼修炼成苏东坡,成为天下士子心中的偶像。

苏轼经历了生死劫难,章惇也经历了大起大落。元丰四年(1081)章惇因为被弹劾笼络台谏、父亲强占民田,出知蔡州、陈州、定州。元丰五年(1082)四月才得重新起用为门下侍郎,晋升执政,享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风光。


于学周更多作品
世说文丛总索引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转载或复制请以 超链接形式 并注明出处 世说文丛
原文地址: 《学周丨好基友成真冤家之三——苏轼落难章惇施救》 发布于2020-8-8

切换注册

登录

您也可以使用第三方帐号快捷登录

切换登录

注册

觉得文章有用就打赏一下文章作者

支付宝扫一扫打赏

微信扫一扫打赏

site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