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在仍然崇拜松柏，所谓“岁寒而知松柏后凋也”“松柏品格”等就是语言上的遗迹。这是说太阳树可能起源是一种社树。虽然夏商两代崇拜松柏，松柏可能被那时一些地区的先民想象成了神树、太阳树，如：《山海经·大荒东经》里“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扶木”，有可能就是柏树的他名。《海外东经》：“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扶桑”，也可能是以柏树作为本树。《淮南子·坠形训》“在建木西，未有十日，其华照下地”的“若木”，或就是柏树的神化称呼。上引之神树“若木”，声近“扶木”，“扶木”“扶桑”也写做“榑木”“榑桑”[1]。“榑”同“扶”，也与“柏”同音。似乎这也就意味着“若木”“扶木”“扶桑”与柏树有一定的关系。《山海经·大荒西经》：“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树，名曰柜格之松，日月所出入也。”“青树”即常青树，乃“柜格之松”的基本特征。《大荒东经》：“大荒之中，有名山鞠陵于天……日月所出。”“鞠”，也就是柏[2]。所谓“鞠陵于天”，或者乃是柏陵高起于天的意思，其陵上的柏树，当是古人认定的通天地神树，是日月所出之树，当然也是日月所入之树，因为古人认为日月均升起在东方。
值得一说：夏后氏的苗裔、后来的匈奴族，有可能将松树社树崇拜带到了一些国家，演化成了圣诞树——枞树（枞，松也）。但“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的传说，似乎说桃树也是太阳树的一个品种——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树，太阳树上面结的果实就是桃子。社树应该是一种观察聚居地的标识，它可能随着时空变化而变化，太阳树却可能根据容易观察太阳表现的树木而选择。
在新石器文化遗址中出土过锥子松枞形态的玉雕，如安徽凌家滩文化遗址出土的松枞树形玉雕（公元前3500年-3300年。图1），所谓的“枞”是松柏一科的乔木。当时我们先民植物学分科不严，松、柏、枞不免混淆；甚至我们今天人仍然把枞树叫“锥子松”。
安徽凌家滩文化的先民为什么费偌大力气和时间，把一块玉石雕琢成一棵锥子松？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作为太阳树拟形松、柏、枞，到了汉朝，画像砖上往往还有“锥子松”的形象频频出现。中华民族崇拜太阳，是诸多崇拜的最重要的一种。太阳永远不息，周而复始的照耀天空，人们希望它能赐给自己的特性，于是崇拜它，乃至也让有些人觊觎非分，造出来“愿君光明如太阳”的希望。从崇拜物出现的碳14年代看，外国有些民族，一年一度的圣诞树崇拜，也可能有关“太阳树”——也许夏朝灭亡了，夏后氏民族北迁地中海，带走了一种化做了圣诞树的太阳树。其实太阳树曾经的本树是松、柏、枞类的植物。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商代诞生的历史。玄鸟的本鸟是猫头鹰。商代的玄鸟虽然生着猫头鹰的样子，但是它的神圣图像一定要翅膀的上端盘着龙蛇形象，或象征龙蛇的旋涡纹，正所谓的“龙中有凤、凤中有龙”“凤”指着猫头鹰，“龙”指着猫头鹰翅膀上端盘着的龙蛇形象，或象征龙蛇的旋涡纹，又或生着了蛇的腹甲，所以后人又叫这鸟“龙鸟”，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鸟头龙蛇身躯的龙形象，就是这种“龙鸟”的商代相貌之一。
日本住友泉屋博古馆藏商代青铜“双鸟钮怪神纹鼓”，铸鼓鼓上面的“怪兽”，就是两只本鸟为猫头鹰的玄鸟〔3〕。这两只玄鸟，就是本文“引子”里的“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的太阳鸟（“乌”即玄鸟之“玄”的颜色另一种意义）。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太阳鸟和鼓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本文要隆重介绍的太阳鼓出自太阳树，而太阳鸟恰恰就是太阳树上面的住客！湖北崇阳也出土了名字叫“兽面纹鼓”的一对猫头鹰站在青铜鼓上面之太阳鼓，证明玄鸟和太阳鼓的亲密关系不容漠视。
再重复一遍：我们下面要讲的是太阳鼓，亦即鼓，古人看待它的初衷，可能认为它是太阳树锯下一段枝干做成的。甲骨文的“鼓”字，象形一个鼓上竖立着象征太阳树的一段枝干，出土的大量的建鼓实物、出土的大量汉画之建鼓上面象征太阳树的枝干可以证明，甲骨文“鼓”字上面的“木”，指的是太阳树枝干。山东沂南汉代画像砖上的建鼓鼓面上绘制的太阳形象，鼓顶上象征太阳树的羽葆，这羽葆是太阳树的象征，它更能说明古人心目中的鼓就是太阳鼓〔4〕。古人认为鼓声会散发阳气，它不仅可以驱阴止雨，还可以鼓励士气，战胜战争的阴杀之气。
鼓至今一名“太阳鼓”，因为它的出现，遇到了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信仰需要。它应该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发明。发明固然伟大，更伟大的是发明的推广。
上边“引文”中说，太阳树起始的树种是“扶木”“若木”——“扶木”“若木”极可能就是指的是锥子松之类的松、柏、枞等树种。我仔细观察到雪松的形态。它的枝干几乎是轮生的——如车轮辐条的枝干，这叫人不由得想到了太阳鼓的雏形。
陶塑的太阳鼓是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400年-公元前2500年）常见的陶鼓（图2-1）——图中陶鼓为山东桓台李寨出土的6000年前之圣器，它三只足，三只足是不是古老“阳成于三”意识之表现？后来传说的太阳鸟三只足，有可能由此得到了启发，乃至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后期，三足形器皿都给加上了一对模拟鸟翅膀的耳朵，成为传到今天山西陶寺文化（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的一种文化特征，这也是大汶口文化影响了中国各地龙山文化的证明之一。山东淄博博物馆等亦藏有类似的陶质太阳鼓，鼓的腹沿上也是雕塑成想象的放射状锥形之太阳光芒（图2-2）。这锥形的太阳光芒不止寓意了光芒强烈的刺目及延伸，更还要依靠它扯紧蒙在陶鼓面上的皮革（大概是鱼鼍的皮。当时人或认为鱼乃龙类。桓台学者误判它为酿酒器）。
大概大汶口文化陶鼓塑造的太阳四射光芒，样子有些像轮生树枝的树木，如五针松、白松、果松、青松等等，它们轮生的树枝，在树干临近处折断，特别像大汶口文化陶鼓塑造的太阳四射光芒。
我国大部分生活在云南的佤族同胞认为，木鼓是民族之魂所在，所以他们的木鼓是取一段大树的树干制成的。支配这种制鼓的信念是否可能来自中华民族的太阳鼓、通天神鼓初创时代的认识（图3-1）。基诺族的“太阳鼓”造型颇值得思索：基诺族为了表明鼓和太阳的关系，鼓身上安装了许多象征太阳光芒四射的木条（图3—2）。这表达太阳四射光芒的意愿，颇像大汶口文化的太阳陶鼓的设计初衷。换句话说，鼓在发明之后，将它纳入太阳崇拜体系，应该和太阳树、太阳鸟等等时间大致一致。
可是太阳树为什么从松、柏、枞等树种变成桃树了呢？仔细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太阳树，那最大的一棵，上面下垂的果实是桃子（图4-1），就是夸父逐日弃杖化成之桃树结的桃（图4-2）。我不由得想起了唐诗“桃花春色暖先开”句子来了，也想起《左传》少昊氏之“玄鸟氏”司管春分秋分的记载：玄鸟氏就是继承北辛文化之大汶口文化的女娲氏——大家应该承认大汶口文化就是大昊氏文化，大昊氏是一个传承久远的民族集团，这个民族集团由伏羲女娲为族号代表，我们说的帝俊、帝喾，是北辛文化玄鸟氏向下发展成为父权制文化的族号；虽然出现大昊氏、帝俊氏、帝喾氏等许多读音不同的族号，但，凡是提及大昊氏、帝俊氏、帝喾氏之名称时，就像一枚硬币必有反正两面，有伏羲必有女娲。这一点商代大量的一首两躯玉雕、汉代大量的两个交尾结缠的人身蛇躯画像，都在反映这种伏羲女娲兄妹兼夫妻、不可在认识上分开的情况，显然古人在这上面认识远远比我们现代人清楚。
与帝俊兄妹兼夫妻的女娲，又叫羲和、常仪、嫦娥、女和、豨韦氏等。女娲又称“王母”，在甲骨文中有“东母”“西母”两个称谓，是因为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在史前分裂过一次，分裂的一支叫阏伯，留在今郑州一带，后来的商王族就是这一支；另一支叫实沉，到了今山西、陕西一带，这一带称之为“大夏”，今天的陶寺遗址、石峁遗址之前的重黎氏太阳神神庙所在地是其地——商王武丁将御龙氏刘累的后人代替御龙氏董父之后人的统领之地，就在这里（最后一代御龙氏叫唐叔虞，周公旦迁他到终南山，改姓杜，然后周成王兑现“桐叶封弟”的诺言，封自己也叫唐叔虞的弟弟到了大夏故地，成了后来的晋国）。上述“引文”所谓“王母桃花千遍红”的王母是“西母”，亦即古典神话《西游记》种蟠桃的“西王母”，或许就是甲骨文里的“西母”。“西母”“东母”指与帝俊生下来阏伯、实沉两个儿子同族婚的女子，她们跟随阏伯一支的母亲叫“东母”，迁到“大夏”一支的母亲，叫“西母”。但两兄弟伏羲兄妹兼夫妻的女娲后人也不变，他们的民族族号也不变。这好像“李唐”子子孙孙死了又出，他们的族号不变的道理一样。
文献记载反映：至少在西周以前，人们认为太阳月亮都自东方升起；太阳是十只鸟，一只一只轮流值日，晚上再返回天东太阳树上栖息。传说帝俊在“羲和之国”生了十日。这十个太阳鸟每年换出发地八个地点。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八棵太阳树，不知道和太阳鸟每年要出发点的地方有无关系。太阳鸟每年换出发点八个地方，显然和伏羲八卦方位的创造有关（这些传说目前看荒唐又混乱，且较难互相衔接，我们且置诸一边不论）。太阳鸟的老爸是帝俊，“羲和之国”就是帝俊的妻子女娲居住的家山、国山。所谓的家山、国山是一种人工建筑的大土台子；我仔细地考察过不少这一类的大土台子，一眼望去，就是一堆土人工堆积的丘陵，今天当地人还有叫它“城里”的。所谓太阳树的渊源，原先大概就是“羲和之国”的社树。社树原本是史前社会聚居之地的标识，后来在信仰创造时，演化成了太阳树。其实社树的品种较多，不一定就是松柏一类品种，如周代陈国的图腾鸟是猫头鹰，但社树却是楠树（楠，古称“梅”。陈国是伏羲氏之后。疑“陈”是“重黎”的切音）。
《山海经》有个“盖犹之山”似乎这就是传说炎帝故乡的所在国。炎帝一名叫祝融，“祝融”是“重黎”的一种读音。“重黎氏”就是伏羲女娲的另一个族号；就此“祝融”“重黎”族号的一致，可以断定“炎帝”是伏羲女娲某一时段的称号。炎帝故乡大概就是今连云港市的赣榆，“盖犹之山”，似乎也就是赣榆家山、国山。从《山海经》“赣榆”的记载环境来看，“盖犹之山”存在时间至少在大禹建石峁古城之前。
“王母桃花千遍红”，古代诗人们都知道“桃花”作为春天的物候十分重要。我想，史前农业社会甫始，春天到来的信息格外重要，半狩猎状态以鹿角初生的物候毕竟不如桃花开放的物候直接、简单、触目皆是，于是，“岁寒松柏后调”的植物淡化出了物候的标志，“春天里桃花开”才具有更加深刻的意义，桃树成了史前物候的重要的标志。从物候历法上着眼，太阳树非桃树他莫属。
于是，太阳树的本树成了桃树。
推测太阳树以桃树为本树的时间，和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创造太阳鹿的时段差不多。此时物候历法已经非常重视。
陕西神木大保当东汉末期墓出土过太阳树等——它们是墓门左右门扇上的图像，它们是一个内容的重复〔5〕。在中部的铺首以下，各有两棵树、三只猴子、五或六只鸟，两棵树即太阳树、月亮树，猴子、鸟是映衬——猴类是玃父（伏羲女娲民族集团的一员；又名举父、博父、夸父的图腾，神话传说中的“夸父逐日”的人就是他。夸父逐日，是伏羲女娲民族集团告诫大家：阴逐阳而不能变为阳，在汉代以前猴子是阴的象征。上文已说：伏羲女娲彼此不分，他们共同拥有一种猴子图腾）。虽然甲骨文帝喾的“喾”字象形一只手掌向上的猴子，但是在夏后氏之大禹的眼里，大概这种图腾猴是属阴的，夏后氏才是英雄，对立一方，不配称雄属阳。所以猴子出现在汉代以前图像中，多以水神的角色，乃因为帝喾、帝俊、大昊伏羲氏、炎帝等民族中治水的领导人，都是猴图腾崇拜者。我们也已知道，伏羲氏、女娲氏是太阳月亮崇拜的创造者，所以多图腾崇拜的猴图腾就自然而然底与太阳树、月亮树发生了联系。我们还应该知道，作为太阳树上的太阳，它一旦升空则黑暗消失，人们长夜难耐的恐惧也为之消失，于是作为太阳树甚至月亮树，都有辟邪的特殊功能，被人们镌刻于墓门。其实门神的内涵，有一些便来自这里。
仔细想想，“大禹治水”之所以让大禹成为英雄，离不开他与猴图腾民族集团战争的胜利。唐宋传奇《岳渎经》里描写的猴子水神无支祁，就是影射了大禹民族集团和猴子图腾崇拜之民族集团的斗争。作为今天连云港地区的明代居民罗贯中，他一定熟知虞、夏两个时代的掌故，而写出来伟大的《西游记》，其中穿着虎皮裙的孙猴子之斗争精神，大概就是原始共产主义面对大禹酝酿私有制的叛逆。今天许多民间神灵崇拜当中竟然有孙猴子的庙宇，很值得玩味。一说《岳渎经》是《山海经》的换言寄托（岳换言“山”，渎换言“海”经）也值得玩味。
大概在大汶口文化的核心地带，太阳树、月亮树、通天神树、社树的本树，在一个很长的时段公认为桃树。
就因为桃树在先民脱离洪荒的蛮野，走向文明之际起到的精神与物质转换的介质作用，它的物质作用至今有着超越物质本身的特殊意义，如：桃木可以辟邪；桃子可令人吃后延年益寿……
古书上说：东海中有灵山名度朔山，山上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其枝间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也”，有兄弟二人神荼、郁垒“立桃树下”专职对鬼审查，凡凶鬼则执捉之，“苇索”捆绑以喂虎[6]。
古书又说：东南有桃都山，山上有大树名曰“桃都”，其枝相去三千里，树上有天鸡，“日初出，照此木，天鸡则鸣，天下鸡皆随之鸣。[7]”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雄鸡，可能就是这只“天鸡”的形象。
度朔山上的大桃树，也就是桃都山上的“桃都”，这种硕大无朋的桃树，即太阳树名称的变异，也是通天神树、社树的名称变异，这“天鸡”也应是太阳金乌的名称变异。两个有关太阳树神话的版本，让我们认识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太阳神树所结的果实其蓝本就是桃子。这桃子令人想起了“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的记载[8]和射日伟人后羿死于“桃棒”的故事[9]。
桃树本是一种太阳树。《山海经》载夸父逐日，“入日”，最后渴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10]——这“邓林”，毕沅注为“桃林”。夸父和蚩尤、两昊（少昊、大昊），是在炎黄争帝战争中战败被“杀”的部族，他们是炎帝集团的构成部族。炎黄战争是基于炎帝集团内部的争帝之战。夸父逐日的神话，就是夸父争夺炎帝集团共有祖神、图腾代言人权利的折射。夸父死时所弃之“杖”能化成桃树，就应是桃树的枝条所为，它既然能为夸父所执，大概是因其能够代表地位、权利，若真如此，那么它应该是最神圣树木所为的权杖，而最神圣的树木无过太阳树、通天树、社树。
神话中夸父已是“入日”，可以靠近太阳树“入日”的人，一定与太阳关系至亲至密的人，即崇拜太阳的人，将其转换成现实中的人，就应是奉“四方天地之中”符号（象征东西南的山顶有太阳在中心突起一尖的上弧图形当中[11]）为至圣的大汶口文化先民之后继子孙。
太阳一旦出现，黑夜及黑暗导致的恐惧随之而消，所以作为太阳树的枝干，就有了驱避邪恶的功效。《周礼》载古代巫师做法，走在前面的桃厉执戈，以惊恶鬼；《左传》载春秋以前人们要用桃木弓和枣棘枝箭，以禳除破解凶邪[12]，即是证明。民间至今仍有吃桃子连桃子里的虫子同吃能避鬼，甚至这虫子还有治胃病、强身体的功效[13]，虽然这桃中虫有可能是借太阳树上天下地之龙的讹变，但桃树曾经为中华民族信仰里最神圣的太阳树的记忆，却在桃子被蛀的遗憾里得到了提醒。
古代人用桃木刻成或画出神荼、郁垒像。这东西称桃符，用来镇鬼和辟邪。汉代，当皇宫中每年除夕组织打鬼活动后，就要在宫门挂上桃符，后来神荼、郁垒像变化成了名称、时代各异的门神画。到了五代，蜀主孟昶在桃符上题字，称为题桃符，后来就逐渐发展成了对联。公元1368年除夕，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让王宫和官员的家门上都写上对联，自己化装为民到有些地方查看，于是而天下开始兴起家家户户除夕挂对联。
上面引文所及夸父氏是以桃树为太阳树、社树的民族，此民族以一种叫“举父”的猿猴为主图腾，所以今天的画家仍然总把猴子和桃子画在一起，其实猴子并不像熊猫必吃竹子般离桃不行，只是远古夸父民族崇拜桃树转作猴子爱桃的民间成见而已。
现在淮阳伏羲庙会上出售的玩具抱桃“泥泥狗”（图5）及民间剪纸猴子偷桃之类正是上述的最好说明：“泥泥狗”又叫“人祖猴”——“人祖猴”的概念绝非出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而是诞自中国猴图腾盛世的时代。我们从猴图腾的夸父上溯下推，知道夸父出炎帝氏，炎帝姜姓，出自帝俊、帝喾、大昊伏羲氏，而帝俊、帝喾、伏羲氏的名字，甲骨文象形一只类猴的神灵（图6）。伏羲氏是生了太阳的大神，在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中能够看到太阳与九尾狗的形象，因此可以肯定狗是伏羲氏多图腾的一种，而淮阳伏羲庙会上出售的“泥泥狗”，正是伏羲氏这一图腾的追诉。文献载夸父之图腾名为猴类而有犬相，实乃犬和猴异质同构的神貌之描述。
太阳之父（包括太阳之母）一种图腾的相貌是猴子，太阳之父通天的神树、社树是桃树，或者说太阳树是帝俊的一处家园，所以作为可与帝俊互换位置的猴图腾之本体，必然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有吃桃条件。于是猴子与桃子形影不离成了家喻户晓的事情，也成了中国画、中国民间艺术永恒不衰的母题。
中国人喜闻乐见的猴子偷桃艺术作品，其本质在于：作为太阳树上果实的桃子，它有着如太阳那样永远不灭的长寿品质，所以至今民间仍称桃子为“寿桃”。英国动物画家斯塔布斯画的猴子，显然是受了中国画猴之传统的影响。虽然他不知道后来的达尔文（1809-1882）“人猿同祖”论，却赋予猴子人一样的神情； 虽然他未见得知道“猴子偷桃”寓意向天公偷取长寿，但却能和中国画家那般画猴必及桃子（图7）。其实愚蠢的中国画家也不清楚猴子与桃子搭配，隐藏着太阳树曾为桃树、太阳之父帝俊与猴图腾位置可以互换的秘密。
于是，太阳永恒不死的光暖，化成了健康长寿乃至万寿无疆的愿望，转移与小小的桃子里去了。于是……
太阳天天出现，永远不灭，所以作为太阳树的花朵果实，便有令人肤色美好的“桃花”之喻，令人长生的功效“寿桃”之名，甚至今天所谓的桃色事件、桃色新闻等等，都源归如此。
也许我们的先民曾把桃花开放的时候当作繁衍族群的物候，乃至生命不息的意义就以认识桃树而加深，联系太阳而加剧，其作为社树、通天树、太阳树的可能才存在（以上多处援引拙作《造物未说的秘密——破解上古腾腾崇拜祖源》，台北，博克思出版社，2023年3月）。
在上面的叙述中已经说过我的猜测：太阳树起源自社树，社树是先民聚集地的标识。如果太阳树原先本树是长青的松、柏、枞，到了物候历法的农耕社会，桃树成了太阳树的本树，很可能原有的聚集地的标识社树也会改变品种。如“羲和之国”就是帝俊的妻子女娲居住的家山、国山，这家山、国山的后人也会改变社树的品种。周武王灭商后，封伏羲氏的后代统治陈国，虽然陈国的图腾鸟仍然是猫头鹰，但社树却成了楠树〔14〕。楠，古称“梅”。在“入土为安”的时代，“楠木棺材埋香魂”成了隆重葬仪的赞誉，这是说信仰的细节量变不一定改变太阳树的质变。中国文字脱胎会意状态的图像、图形。中国文字的外观可能不改变，意义却改变了。这是我一个小小的草民研究古代文化之时，时时自我的提醒。
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出土的整段树干棺木，其棺木头上装饰的太阳标志及太阳中的龙纹，提醒了我们思索的方向。
江西靖安李洲坳东周墓出土了47具木棺。木棺多数东西向，少量为南北向。其中有一具为一棺一椁，其余皆为单棺（图8-1）——木棺均为上下半圆形结构，用一段木头对半剖开，然后用斧、锛类工具挖成。
木棺的木质皆为杉木——杉木侧枝轮生，正是大汶口文化陶质太阳鼓的材料由木质（树干）转移至陶土的最佳选材。杉木，松目松科植物。距今5600年—5300多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址，曾出土过杉松的玉雕（图1），可见松树作为社树、太阳树的时间大体时间。
其中一棺一椁之棺木头上有太阳标志（图8-2），棺木头东向，对着墓口，墓主人应是楚国贵族，族源出自“重黎氏”亦即伏羲女娲。太阳树、月亮树的发明者，正出自少昊古族的传承人伏羲女娲。由此我推断：棺木木材取自想象的太阳树。对半剖开棺木用了整块原木，其要模拟的乃是太阳树，而棺木头上的太阳标志正为这是太阳树做说明；
太阳树是太阳鸟的老巢，太阳亦即太阳鸟的子孙乃太阳崇拜的众人，寓意太阳树枝干之一节的棺木，一旦殓入了太阳图腾之族的尸体，即意味着太阳鸟回到了老巢，正所谓“山林的猎人回了家，海洋上的水手上了岸”；
那具一棺一椁之金箔太阳上的龙纹（图8-3），正说明太阳鸟也是龙图腾的子孙——按文献记载上的顺序：主图腾为凤鸟的少昊生颛顼，主图腾龟蛇的颛顼生女娲，女娲主图腾凤鸟（䳃、鵟），也以龟蛇为主图腾，自然继承自颛顼，楚人也当继承颛顼的图腾，所以拟太阳的金箔上也要凿刻龙。
楚国贵族墓穴里常常殉葬一件叫“祖重”的东西，那是木头雕刻的象征伏羲女娲的两条龙——两条龙靠在一起；龙生着鹿角及爬行动物身子。哪是楚贵族入葬前让灵魂附着的东西（图9），灵魂附着在象征太阳、祖宗的东西上。这件出土的物件相当重要，它除了可证明太阳树是伏羲女娲的化身之外，还可以证明楚民族是重黎氏亦即伏羲女娲的子孙。
中国的棺木，基本上是拟一段树干的形状。
2006年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出土的楚王族人员的棺椁（图10；左为棺椁的剖面图，右为外棺的结构示意图）。
据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院墙湾一号楚墓》（见《文物》2008年4月）分析，荆州墓主人为战国中期楚王族之人。我已经指出，楚王族为重黎氏之后。重黎氏的图腾为龙和凤鸟，太阳鸟亦即龙鸟——楚国的“龙鸟”是一种仙鹤身躯、鹤首生着鹿角的鸟。鹿角就是鹿角，因为伏羲女娲的后人商王族之龙，都是异质同构了鹿角（或鹿全角，或鹿的初生角）。因为周憎恨商，乃至憎恨至商族的图腾鸟玄鸟本鸟猫头鹰。作为已经渐渐在周朝站稳脚的楚王族，为了不至于陷入周王的憎恨商王族之玄鸟转嫁到楚王身上，所以异质同构仙鹤和鹿角（鹿角）以为楚王族的凤鸟（玄鸟）。
楚贵族既是太阳鸟、龙鸟的后人，死后的身体自然复归于太阳树之中，以待升天。此墓主人棺木的外观，显然在拟一段树干之状。
自古到今，中国棺木的造型多保持着一点近似树干的圆弧状态，这是曾经拟太阳树一段树干之状的遗留，更是一种规范。如此情况不知可不可以如此理解：作为龙的传人、太阳的子孙，即便远离故土千里万里，死后“落叶归根”的理想，是靠着入殓这段假想的太阳神树树干做成的棺木来完成的。
闻一多先生说：“五千多年的记忆，你不要动”“你是那样的蛮横，那样美丽”——是的，我们正试图通过本文来抱紧你。
注：
〔1〕“若木”，声近“扶木”，“扶木”“扶桑”也写做“榑木”“榑桑”。“榑”同“扶”，也与“柏”同音。似乎这也就意味着“若木”、“扶木”、“扶桑”与柏树有一定的关系。《吕氏春秋·求人》：“禹东至榑木之地。”《为欲》“榑”作“扶”。《说文》：“榑桑，神木，日所出也。”
〔2〕《说文》：“柏，鞠也，从木，白声。”，“鞠”即椈，柏的别名。
〔6〕见王充《论衡·订鬼》引《山海经》
〔7〕见《玄中记》
〔8〕见《山海经·中山经·中次六经》
〔9〕《淮南子·诠言训》“王子庆忌死于剑，羿死于桃棓”高诱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以击杀羿，由是以来鬼畏桃也。”
〔10〕见《山海经·海外北经》
〔12〕见《周礼·春官·丧祝》郑玄注、《左传·昭公四年》“桃弧棘矢，以除其灾”杜预注
〔13〕见李时珍《本草纲目·虫三·桃蠹虫》。桃子中的虫能治胃病、强身体，是山东沿海的偏方
〔14〕见《诗经·国风·陈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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