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解放后，作为 “编外记者”的各行各业通讯员，编织成强大的党报通讯网络，他们和职业记者共同记录了城市的轨迹，也留存了个体追求的记忆。
青岛日报初创就打造了强大的通讯员队伍
《青岛日报》1949年12月10日创刊后不久即建立了通讯员制度，目前所见最早的通讯员证，1950年7月15日签发给杨光， 编号“文”字头第0005号，为本市文史研究者邹勇收藏。青岛日报报史馆藏“财”字0179号宋壮的通讯员证，签发时间为1950年9月1日。封面“青岛日报”四个字是1950年3月启用，第一次由舒同题写的报头。
当时编辑部设有财经组和文教组，证件字头分类似乎表示按采访组对口编号。
青岛报史馆公号记载，在《青岛日报》首任总编辑沙洪主持编务时期，青岛日报社大力发展通讯员，在报纸上开辟“新闻通讯员”专栏，举办了多期通讯员学习班，1951年上半年，通讯员已发展到1133名。
青岛日报报史馆资料
《青岛日报》初期的通讯员工作，从通讯员证上的《青岛日报社通讯员工作暂行条例》，体现出几个特点：
1.覆盖面很广。要求在所有公私工厂、学校和各机关、部队、农村的积极分子中有步骤有重点的普遍发展通讯员，逐步建立本报通讯网。
2.审核持证制。凡愿经常写稿，经编辑部核准即可成为通讯员，发给证书。有通讯员三人以上单位可组成通讯小組。
3.有工作量要求。通讯员须每月报告情况，至少提供三篇稿件，连续两个月失去联系即丧失资格。有义务反映读者意见、组织读报组活动、介绍通讯员。
4.激励突出者。成绩较好者给予特约通讯员身份，给予奖励。凭证可到报社阅览图书，订报八折优惠等。
最早的通讯员证中，虽然也有编辑部各部门电话，列出的全市17处投稿箱分布位置，应该是多数通讯员供稿的主要联络网。
报社组建初期，共有干部68名工人50多名，设财经组、副刊组、工业组、军政组、文教组等采编部门。每个通讯员每月供稿三篇加一篇工作汇报，每月来稿可达三四千篇（以当时基层单位摄影条件限制，只会有少量照片），三五十名采编人员的通联工作量相当可观。而三个以上订阅者的读报小组，有通讯员积极组织推动，至1951年6月，全市读报组有2193个，成员有32800人。报社还专门为读报员办过学习班。
青岛日报报史馆资料
我们目前见到的1953年证件，是单张通讯员聘书，从几个字头的编号看，至少有1200名，而且有人是1950年的持证通讯员，感觉是启用新证件，以前的重新核准发证。而1953年恰恰是顾膺接替沙洪担任总编辑，台东读报员学习班也是这一年办的。所见1959年签发的通讯员证，新的工作条例取消了供稿数量要求及给予特约通讯员身份、图书阅览、订报优惠等规定。增加了陈伯达对通讯员工作的论述，此时其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担任1958年6月创刊的《红旗》杂志总编辑不久。封面“青岛日报”采用的是1956年由舒同第三次题写的报头。
青岛日报报史馆资料
1959年5月也应该是新条例和证件启用前后。此前的1958年，1952年接替沙洪的总编辑顾膺因被错划为右派遭免职，林毅代理总编辑。1959年林毅已经是党组书记、代理总编辑，这显然是新掌门人重视、调整通讯员工作的新举措。
通讯员队伍中的传奇人物
1949年12月，青岛日报社组建时，报社实行社长制,吴建是首任社长，沙洪任副社长兼第一总编辑。抗战时期，他们就曾经是《大众日报》的业务领导和同事，那时报社就非常重视通讯员工作。邓小平题写书名的《大众日报五十年》记载，《大众日报》1944年在省级机关、部队各兵团和滨海、鲁中、鲁南地区建立起两千多人的通讯员队伍，并逐步形成网络。从省级机关到基层单位，几乎都有通讯员和通讯读报小组。解放战争期间，报社聘请各级党政军领导和宣传干部担任特约通讯员，至1947年，在滨海、鲁中、鲁南地区发展了四百多名。《中共山东专题史稿》考证，山东解放区报纸到1948年共发展5000多名工农通讯员。
在《大众日报》担任过通联科长的《青岛日报》首任总编辑沙洪，显然对通讯员工作熟门熟路，青岛日报社多次举办通讯员学习班，并要求通讯员积极组织读报组活动。邹勇先生曾在网上见过一张 1951年7月的通讯员学习班结业证，背面有学员陈若萍在第一期财经班学习期满成绩合格等字样，上有沙洪之印。
虽然邹勇很遗憾没能到手这张证件，却以对民国时期一位青岛武术家、武侠小说家的了解，通过与其子联系求证，确认了这位陈若萍就是当年的传奇人物陈挹翠。
邹勇（左）与陈若萍儿子陈永和2019年合影。摘自邹勇《青岛记忆》公号
自幼喜爱武术的聋哑人陈若萍擅长锁喉枪和螳螂拳，曾担任过武术教师、国术馆练习所长。1946年在《民言报晚刊》连载处女作《四海游龙》走红后，甚至同时写九部武侠作品应对约稿，先后发表十几部小说，是北方有知名度的武侠小说家。陈若萍还擅长书画篆刻，解放后出版过武术著作。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通讯员，在《青岛日报》肯定是独一无二的。
大厂通讯员留下的短暂历史痕迹
邹勇先生积多年努力，从通讯员证等专题收藏中挖掘出诸多史料，为青岛日报保留了珍贵记忆。异曲同工的是，我和“杭文”（杭州路16号文史爱好者）在考证老四方工厂厂史时，先后发现了两位通讯员在建国初期的重要报道。虽然没有找到通讯员证，但根据后人回忆和报道情况，可以锁定他们的《青岛日报》通讯员身份。
2021年7月21日，青岛日报社《观海》客户端发出我们撰写的《“八一”号火车头声名远播 青岛日报系列报道先声夺人》一稿时，本报1952年“八一”号首发报道的署名作者杨富贵身份不清。发稿当晚，杨富贵儿子激动地联系我们，说父亲当年是厂工会干部、《青岛日报》通讯员。他们说父亲多次讲过当年写“八一”号，那时25岁的他一生以此为傲。后来他离开工会去了车间，子女好多年后才明白是因为出身问题。
杨富贵后代认出屏幕中心位置的父亲。这是1949年11月在“中苏友好”号火车头前
我们又在市档案馆查到杨富贵在《青岛日报》上的其他三篇稿件，最早的在1950年9月，之后的两篇在1952年6月，内容都是写工厂的。“八一”号报道，是杨富贵在《青岛日报》第四篇也是最后一篇稿件。2021年7月31日，我们以《首次报道“八一”号火车头三干将浮出水面，吕寰拍摄照片成经典》为题发稿，将有关情况公之于众。
2021年国庆前夕，考证1950年老四方工厂“国庆周年号”机车，笔者在《观海》发出稿件《与1950年 “国庆号”火车头零距离：一群老厂子弟的追寻》。为此查考当时的《青岛日报》， 1950年10月15日头版刊发的《四铁职工制成国庆号机车 滕代远部长致函勗勉》，署名作者为“赵京西”。而“杭文”成员张成珍藏的1950年9月29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署名“赵京西、大众日报、青岛日报、李久泽”的消息，报道了四方铁路工厂职工向毛主席上书报告生产成绩、赶制的“国庆号”新机车今日抵京。
根据之前考证经验，我们推测赵京西为四方机厂通讯员，还在1950年9月30日《青岛日报》上查到他以“四方铁路工厂职工”名义的读者来信，提出在四方增设识字班，建议得到教育局采纳。
几天后联系到他的后代得知，赵京西随解放青岛的部队进城入厂，在厂办当秘书，不久因个人历史原因离开厂办，到转向架车间干材料员直到1977年退休。
年轻时和退休时的赵京西
杨富贵和赵京西是青岛日报最早的通讯员，但工厂可能不止他们两个，或许有通讯员小组。从邹勇收集的《青岛日报社新发展通讯员审查登记表》（据分析是六十年代初的）看，工厂竟然有七八位通讯员，职务最高的是厂政治部副主任，这显示出重点企业里通讯员队伍相当强大。
杨富贵、赵京西在建国初期都担当过重大报道任务，作为通讯员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新闻痕迹，也许不是个人巧合，却都因历史原因昙花一现，早早与新闻宣传工作告别，在车间默默地退休。
城市的历史，媒体的过往，潮起潮落，老通讯员留下的浪花，飞逝中折射出潮头的光影，成为渐行渐远的绝唱。
原载2022-11-08 青岛日报社/观海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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