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 “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章惇在信中劝勉苏轼“痛自追悔往咎”，并相信“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除了精神上的抚慰，章惇还送药和钱财给他，就章惇当时的身份而言，不失真诚，反倒是苏轼用语过于谦卑，不能不看出苏轼对刚刚升迁的章惇有些许的提防。苏轼描写自己追悔闭门的处境，在一阕《卜算子》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缺月挂疏桐，
漏断人初静。
谁见幽人独往来？
飘渺孤鸿影。
惊起却回头，
有恨无人省。
拣尽寒枝不肯栖，
寂寞沙洲冷。
诗人苏轼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他坚守的信念始终如一，那就是以诗劝谏，匡扶明君，于世有补。这不仅是苏轼的信念，“诗经”以来的士之传统就是如此，有操守的士人无不以此作为持身立命的根本。苏轼通判杭州之前，神宗曾亲口对他说：“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之过，指陈可也。”正是这样的信念和期许，才使得苏轼不顾亲友规劝，将看到的新法弊端屡屡行之诗文。哪怕经历牢狱之灾，其心中仍持有不可动摇的根底。乌台诗案发生之际，退休的张方平上书皇帝试图营救苏轼，就说道：“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者无以罪，闻之者足以戒。”贬谪中的苏轼给好友李常信中，可以见出他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
虽兄之爱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不大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心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仆虽怀坎坷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福祸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他对章惇的“诚恳”检讨，可谓惭愧至极，而对李常的口气则是傲骨凛凛，气势如虹，这应该是他的真实告白。两封信，写给不同的人，前恭后踞，给章惇的信固然有感念老友劝慰之情的成分，更多的是对时局的恐惧。经过牢狱，尽管保住一条性命，但政敌对他却依旧虎视眈眈，他怕稍有不慎再陷囹圄，他不能不心怀恐惧：
示谕《燕子楼记》。某于公契义如此，岂复有所惜。况得托附老兄与此胜境，岂非不肖之幸。但困踬之甚，出口落笔，为见憎者所笺注。儿子自京师归，言之详矣，意谓不如牢闭口，莫把笔，庶几免矣。虽托云向前所作，好事者岂论前后。即异日稍出灾厄，不甚为人所憎，当为公作耳。千万哀察。
从以上材料分析，他对章惇的回应，作秀的成分也就不言而喻了。另有一件事，很值得关注，这就是苏轼写信向章惇求助，让章惇帮忙释放他在徐州任 上答应释放的犯人一事。书略曰：
……轼在徐州日，闻沂州丞县界有贼何九郎者，谋欲劫利国监，又有阚温、秦平者，皆猾贼，往来沂、兖间。欲使人缉捕，无可使者。闻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胆。其弟岳，坐与李逢往还，配桂州牢城。棐虽小人，而笃于兄弟，常欲为岳洗雪而无由。窃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效，以刷门户垢污，茍有成绩，当为奏乞放免其弟。棐愿尽力，因出帖付与。不逾月，轼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两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轼语棐：“但尽力，不可以轼去而废也。茍有所获，当速以相报，不以远近所在，仍为奏乞如前约也。”是岁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见报，云：“已告捕获妖贼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状申告捕妖贼事，如棐言不谬。轼方欲为具始末奏陈，棐所以尽力者，为其弟也，乞勘会其弟岳所犯，如只是与李逢往还，本不与其谋者，乞赐放免，以劝有功。草具未上，而轼就逮赴诏狱。遂不果发。
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见报，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实，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录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于轼者，凡为其弟以曩言见望也，轼固不可以复有言矣。然独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发，犹能奋身不顾，以遂其言。而轼乃以罪废之故，不为一言以负其初心，独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绝人者也。徐、沂间人，鸷勇如棐、岳类甚众。若不收拾驱使令捕贼，即作贼耳。谓宜因事劝奖，使皆歆艳捕告之利，惩创为盗之祸，庶几少变其俗。今棐必在京师参班，公可自以意召问其始末，特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与一名目牙校、镇将之类，付京东监司驱使缉捕，其才用当复过于棐也。此事至微末，公执政大臣，岂复治此。但棐于轼，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轼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于朝廷，又不一言于公，是终不言矣。以此愧于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独愿秘其事，毋使轼重得罪也。
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国监去州七十里，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三十六冶器械所产，而兵卫微寡，不幸有猾贼十许人，一呼其间，吏兵皆弃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啸召无赖乌合之众，可一日得也。轼在郡时，常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持却刃枪，每月两衙于知监之庭，以示有备而已。此地盖常为京东豪猾之所拟，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辄复及之。秋冷，伏冀为国自重。
这件事，他没有交给旧党盟友，而是交给了章惇，一来是当时章惇正大权在握，借助他的权力事半功倍，另外也有故意显示二人亲密无间的意味。
在黄州住了些日子，苏轼从惊恐中满血复活，活泼、幽默、机智重新呈现，他和章惇二人的友谊愈加亲密，通信不再小心翼翼，而恢复了戏谑的笔调，苏轼《与章子厚二首》向其倾诉了自己与苏辙如何过贫困的生活和节俭的方法，甚至妻子治好家里的病牛等琐事也成为通信的内容。苏轼在黄州有诗：“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笑我何所求。吾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惇就笑他诗句先步行后驾车，“何其上下纷纷也”，苏轼辩解自己是以腿脚为车轮，以神思为马。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到二人的交情如初，几乎没受诗案影响。可惜，这样的友谊没能维持太久，接下来的政治变局让二人重新陷入扯不断理还乱的党争中，终于彻底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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