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冥有鱼丨我这一百年——一个抗战老兵的口述历史

时间：2016年8月至2017年2月
地点：青岛市合江路13号黄寓
访问、记录、整理：王朋

我叫黄宝龙，阴历1915年3月27日生人，现在已经102岁了，我这一生，经历了抗战、内战以及建国后的多次运动，能够活到现在，我自己也没想到，现在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回想往事，感慨万千，能把我的经历记录下来并告诉大家，我感觉挺好的。

一、我的家庭

我老家是牟平县养马岛黄家村。祖父黄守谦，一生勤俭持家，心地善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航海土专家，他不打鱼，也不搞运输，是凭着一只罗盘，沿途买进卖出做生意。北起大连、营口，东到韩国仁川，中到宁波、上海，南到泰国、缅甸，诚信为本，深得中外商家的好评。他一般是在东北上满大豆、豆油，卖到上海，然后从上海装上丝绸、双妹牌花露水等，经过香港，运到泰国，泰国人最喜欢这个双妹花露水，然后从泰国上满好大米，再返回上海，有时也到连云港上黑瓷碗，还有部分赌具，贩运到韩国，再装上一些人参药材等去东北或是回家。我们那一带都知道我祖父是个能人，我们的家庭在当地也算小康了。
财富来得容易，也意味着风险大。结果，有一年春节前在渤海湾出事了，突然间狂风四起、巨浪滔天，不是人力所能挽救，连人带船沉到了海底，再就没有下文了。
这些都是后来我二伯父跟我说的，他解放前在养马岛庙江那个地方开着客栈、酒馆，那地方当时是一个码头，挺繁华的，这事他也是听一个船员说的，那个船员是那次风浪的幸存者，他们的船没有沉，他说可能因为我祖父的船载重太大了。出事是哪一年？不记得了，我出生的话也很小，不记事。
我祖父去世后我们家就败落了。我父亲弟兄们也分了家，我父亲因为在烟台经商，没有分到房子，后来因我父亲曾过继给他的一个叔叔，才在村里给我们留下了一栋破屋，后来我们又把它给翻新了。我父亲黄克武年轻时就开始经商，是烟台的老商人，先是在一个缫丝厂给人家当助手，可是买卖不行，倒闭了。后来又开了个海味店，也不行。再后来带着我母亲到大连去，跑单帮维持生活。我父母有三个孩子，我，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弟弟原先在大连上班，很早就得肺病死了，我妹妹一直在我父母身边，后来和杨作连结婚，解放前夕去了台湾。杨作连是我教导总队的战友，和我不是一个团，是后来才认识的，但关系很好。杨作连去台湾后，在海军某部任参谋长，喜欢喝酒，1979年在台湾去世，只有六十多岁。我妹妹和杨作连有4个孩子，两男两女，男的老大也是当兵的，十年前在台湾是个中校，哪个部队不知道。男的老二好像是搞股票。两个女儿，大的叫杨文珍，不清楚干什么。小的叫杨文萱，和一个叫陈博治的钢琴家结了婚，现在带着全家到了美国，在洛杉矶开馆授课。我妹妹就和她的小女儿在一起。
我也有三个孩子，两个儿子在青岛，都已经退休了，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在西班牙定居。

二、上学与当学徒

我小学是在养马岛本村的江夏小学上的。校董是一个叫黄守廉的本家长辈，他在东北做生意，挺有钱，盖了房子，请了老师。因为我们姓黄的祖先从前在湖北的江夏县，所以就叫江夏小学。据说我们姓黄的祖上出了不少名人，在朝廷做大官的也不少。后来大概在明代，我的祖先因为不满朝廷统治，在洞庭湖落草为寇，在那个地方待不下去了，就带着家族北上，在江西留下了一支，即墨的黄氏也是我们的本家，我们这一支迁到了养马岛，我们村过去逢年过节都要到家庙上香的。江夏小学是七年制，比较正规。我在学校里各方面都比较优秀，学习、音乐、体育都不错，还带着指挥刀指挥过童子军。
尽管村里人都让孩子去上学，但实际上并不重视学习。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能写信记账，会打算盘就行了。小学毕业之后一般就不再上了，所以当时养马岛没有几个高学历的。我小学毕业以后，就到烟台当学徒去了。我父亲当时在烟台一家缫丝厂给人家干管理，主要是到烟台大庙那里跑行事。
我当学徒的地方是烟台的大华书局，这个书局是烟台的头面人物于右武和省立八中一个英语老师郭书瑜合办的，在什么路上忘了，只记得挂了一面大旗当招牌，对面是当时烟台最有名的一个馆子，好像是叫北京菜馆。书局规模不太大，但经营的品种不少。我那会也就十四岁左右，小跑堂的，主要任务是给人家送书。那时买东西不一定马上付款，而是记账，烟台叫“照账”，等以后再付账。那会的人很讲诚信，没有一个赖账的。卖的书主要是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的一些小说和讲科学的书。我记得郭书瑜等几个人还经常买一些翻译的国外书，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些进步书刊。我们书局除了卖书之外，也卖纸张文具，和周边的一些学校经常联系。芝罘中学的校长叫庄子毅，我也常到他家送东西，他看我比较聪明，很喜欢我。
因为大华书局是文人办的，不是内行，买卖不好，办了一年多就办不下去了，我也就失业了。庄子毅看我挺愿意学习的，就安排我到芝罘中学旁听，在那里旁听了接近一年，也没有毕业证书。后来经一个本家哥哥介绍，我来到青岛打工。
我在青岛打工的地方是河南路和天津路拐角一家叫麟呈祥的棉布店，前面一个门头，后面是仓库，隔壁是万福临点心铺。老板是从烟台来的，专门贩卖日本棉布。我的工作主要是到码头去拉进口的棉布，回来拆箱整理或是出去给人家送布。工钱多少？没有！管吃管住，到年底给你三块就是三块，给你五块就是五块，当学徒是没有钱的。等出了徒，才可以挣工钱。并且当学徒在店里不能坐，要一直站着。去码头拉大车，有的一个箱子好几百斤，几个人都很难抬动。
那时的青岛，虽然是由国民政府执政，可满街都是日本人，那些日本浪人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当时社会上爱国热情也很高涨，抵制日货的口号到处都是，由于从小就受爱国教育，我很关心时局，经常送完了布就到中山路上的华乐戏院门口去看报。华乐剧院就是现在工艺美术那个地方，再早还叫过中和戏院。华乐戏院的门口有一个报栏，贴着不少报纸，不光青岛的，还有南方的。有新闻、小说连载、也有一些招生招工信息。我几乎每天都去，报上也有不少爱国宣传，号召大家使用国货等等，我看后深受感染。以前我曾经买过一个日本口琴，受了教育之后就把它给扔了。渐渐地对我老板大批进口日本布也起了反感，加上对老板的苛刻要求也不满意，有次我和另外两个学徒一起拆箱子时，我骂我们老板是老奸商！老混蛋！不知被谁告诉了老板。老板把我叫到柜台前，“听说你在背后骂我？”他的脸色很难看，还好，没有打我。我估计这里肯定待不下去了。那时，被开除是个很丢人的事，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不敢回家。也不好跟别人讲，工作也不好找，还害怕老板再找我的麻烦。所以我想干脆走为上。
过去日本进口的布匹，每个箱子当中都有一些布样子，表示里面有哪些品种，这些布头有的还挺大，可以做衣服，就是小的也可以接起来做衣服。当这个箱子的布卖完之后，老板就把这些布头给伙计们分了，算作是奖赏。我们积攒一阵就把这些布头卖给我们送布的布店里。这一天，我把积攒的布头拿去卖了，加上原来卖布头的积蓄一共十块大头，花两块买了车票，把余下的钱和随身穿的衣服装进我父亲给我的提包，不辞而别，登上了去济南的火车。我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很想找一个地方继续念书。

三、在教导总队当了兵

从青岛坐上火车，心情很紧张，也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谁知刚到济南，我的提包就被小偷偷去了，小偷怎么偷的我也不知道，下车时还拿着包，可在火车站一愣神就发现包没了。我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各种希望全部破灭。没办法，只好在火车站周边转悠，每天在泉水里洗一把脸，就到处去找吃的，还到大明湖南边的居民区去要过饭，晚上就睡在一堆大木头中间的缝里，这样一共呆了十几天，没有衣服换，身上脏的不行，我自己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
有一天，我在火车站碰到了一个人，是个军官，就是我以后的连长，后来才知道他叫夏引勋。不知他到济南来干什么，他看我不像旅客的样子，就叫我“小鬼”，问我是干啥的，怎么这个样子，他讲一口湖南话，有些听不大懂。一开始我还羞羞答答的，不好意思说，后来看他没有恶意，就把我的情况和他说了，他让我坐下，问我今年多少岁了，又问我，愿不愿意去南京？我想，反正在这里也没有吃的，还不如出去见见世面，就说愿意。他问我想干什么，我说想念书。他说，“如果机会合适，也可以，大家可以帮你。”他又问我，“还没吃饭吧？”我说：“没有。”于是，他就给我买饭吃，还有肉。
当天晚上我们就坐火车去了南京，到了南京后，他就带我去了孝陵卫。也就是教导总队的营房，外面牌子上写的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到了这里，夏连长把我安排在营房暂时住下，又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就同意留在部队。那时我有十六岁左右，个子有一点，但比较弱，夏连长担心我下连队受不了，就让我给他当了一年多的勤务兵，主要是管理连部的内务。一年之后，我身体壮实了，他又安排我下了连队。当时我在部队里个子算是高的了，排队都是站在第二名。当时一个班15个人，配备一挺轻机枪，轻机枪组6人，其余都是步枪组。轻机枪组中一名射手，一名副射手，其余的都是助手，虽然也能打，但机枪基本都是由射手控制。我连副手都没当过，直接就是做射手。教导总队的武器都是德国造，装备非常好。时间不长我就对枪非常熟悉了，把枪全卸开，闭着眼也能很快组装起来。
教导总队是全国模范部队，标准要求很高，首先要长得五官端正，还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每个营部都有文化补习班，请的都是南京最好的老师讲课，这样，我在部队里又学了一些初中课程。
我们的训练非常严格，一般由队官讲课，有时是德国顾问讲。课程基本是步兵操典，怎样利用地形，怎样出击等。我们的德国顾问叫鲍尔，他和中国教官不一样，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德国人。有一次，刚刚下了雨，地上有一些小水洼，我们出操，中国教官下达卧倒的口令后，一些士兵躲开水洼跑到无水的地方趴下，被鲍尔看到了，很不满意，对着我们吆喝起来。他把翻译叫了过来，要给我们示范，他让我们班长发口令，当喊卧倒时，他毫不犹豫地卧倒在泥水里，要知道，那些德国军官都是笔挺的高档毛料制服，高筒马靴铮明瓦亮，全被弄脏了。他说，执行命令必须不打折扣，否则，就是拿生命开玩笑。从那之后，我们的训练更认真了。这些德国教官以前天天和我们在一起。但从淞沪战役之后就见不到了。
大家的训练热情很高，集体荣誉感也很强，教导总队的队列比赛是全国第一，有重大活动都是由我们进行分列式表演，待遇也比其他部队要高。我们部队里有才能的人也很多，记得有一个叫秦少农的，也可能是化名，当时人的名字有真假化笔之分。是个南洋回国的大学生，那真是个人才，弹琴唱歌都会，给我们上过课，还教过防毒面具的用法。桂永清很器重他，留在他的身边，后来也不知道怎样了。
我在教导总队时，共参加过三次行动，第一次是西安事变，把教导总队调上去了，主要是作一个后盾，起震慑作用，没放几枪。我们当时前进到渭南一条沙河的大沟里，能看到西北军的工事挖得很好，都是在山崖上顺势而修的。我们不太紧张，大家还经常闹着玩。虽说不紧张，但也有伤亡，好像是个骑兵连，有二三十个人伤亡，我们回到南京参加追悼会时才知道这个事。在陕西时，好像周恩来也去过，那是在赤水车站，还和部分教导总队的士兵见过面，说你们训练得很好，和黄埔军校不相上下，说你们将来出来可以当连长等等。我当时没见到，是听一些战友说的。
第二次行动是去广州，给蒋介石担任保卫工作，蒋介石在广州和李白黄进行谈判，你知道李白黄是谁？李就是李宗仁、白就是白崇禧、黄就是黄绍竑，他们都是桂系，和蒋介石面和心不和，当时提出要北上抗日，蒋介石就去和他们谈判，蒋介石去广东的时候住在黄埔军校里，每次去和李白黄谈判，我们负责保护他过江，路上戒严、站岗等。
再一次是去四川，是蒋介石同刘文辉、杨森谈判，我们也是一路负责警卫。教导总队在国军中属于精锐部队，而我们二团第一营更是精锐当中的精锐，不少这样的任务都是我们来承担。
我在部队里的表现也是不错的，除了枪打得准，其他军事科目也都很好。特别是我的体育不错，我的运动项目是三级跳和中长跑，长跑的成绩我忘记了，三级跳的成绩是十四米多，我还参加过全能比赛。我在江西上饶召开的三战区运动会上的成绩是三级跳第二名，一千五百米和三千米都是第一，被命名为东南健儿。当时三战区运动会是邓文仪主持的，他那时是三战区的政治部主任。后来我们还参加了集中训练，准备代表东南五省参加全国运动会，每天有二两黄豆的补贴，还在励志社请参加过奥运会的刘长春给我们讲过课，做过现场辅导，刘长春说我各方面都不错，就是脚趾稍短一点，如果刻苦训练，也可以弥补。
就在我们积极训练，准备全国比赛的时候，战争开始了。

四、淞沪战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我们得知消息后都很气愤，部队也进行了战前动员，大家的士气很高，期待着在沙场上报效国家。八一三淞沪战役一打响，我们马上就开始行动，很快就进入了上海。
淞沪战役开始时，教导总队一共有三个团，一团长是周振强、二团长是胡启儒、三团是马威龙，我是第二团的，我们的营长好像是雷震。连长叫汝鑫，雷震和汝鑫在淞沪战役后就没见到，听说是调到别的部队了。当时教导总队没有全部出动，但我们这个团全部都来了。淞沪会战打响后，日本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地从长江口进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这些来犯的敌人进行反击。我们开始行动的时候，总队长桂永清不在部队，他当时作为军事代表到英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是由周振强代理指挥的。
战场主要是在上海吴淞一带，我们这面是张华浜，中间一条铁路，铁路那面是蕰藻浜，还有一条河，整个地势比较平坦，不太好掩护，加上我们没有空中支援和重火炮，比较被动。在我们之前，已经有友军和敌人进行过战斗，伤亡比较大，所以才把我们调了过来，具体哪一天记不很清楚了，大概是八月二十几号。
我们反击敌人的地方是个三角地带，我们机枪手的任务是掩护步兵向蕰藻浜方向推进，但敌人有飞机大炮，还有长江里的舰炮，火力很猛，我们推进的速度很慢，有时候也不知道是谁进攻、谁防守。僵持的时间比较长。下午四五点钟，我们迂回到靠近铁路的一侧，突然，我发现有一帮敌军正在我前面的铁路一侧集结，准备从侧面向我们进攻，大约有十几个，被我发现了，我既紧张又高兴，迅速调整机枪，点射加连发，没有两分钟就将这些敌人消灭了，过了一会，又有两人抬着担架过来想抬尸体，也叫我给消灭了。不是吹牛，我在教导总队是一级射手，是那时的最高水平，那是在靶场比赛比出来的，再高就是特级射手，但当时没比。我这架轻机枪，是捷克式，很新，枪表上有个三角，准星稍微有点偏，往左下方偏，但我知道是怎么偏的，我瞄准的时候瞄右上方，百发百中。我如果当八路军，今天肯定是战斗英雄。可惜当时也不知道留个证据，能够证明这些的人恐怕也早死了。但当时没想那么多，只想把鬼子赶出中国就行。
因为敌人有飞机、大炮，我们的伤亡很大，但我很会利用地形地物，我们选的地形比较好，加上作战一般步兵在前面，轻机枪掩护步兵前进，所以伤亡小一些，“地形地物于射击均极重要，虽在敌火力之下，务须坚韧沉着，利用地形，发扬火力。”这都是机枪手的口诀。
连续消灭了不少敌人，使我很兴奋，忘了变换阵地，被敌人发现了，从对面楼上向我射击，结果，正好击中了我的机枪帽，碎片溅到了我的手腕和颈部，脸上手上都是血，我以为被击中了，在脑后摸了半天也没找到弹孔，又请身边的战友确认才知道没有大伤。只是被破碎的钢渣和火药在颈部和手腕划出了好多小伤口，好了以后也都是黑点，好多年后才变过颜色来。敌人发现了我这个火力点后进行了疯狂报复。各种火力不断向我们这边射击。我们只能蹚水过河，在铁路桥下另择阵地。在过河时，我的机枪掉在了河里，我潜水两次才把枪捞起。趁着战斗的间隙，我将枪的各部件用河水清洗干净，再用枪油清洗一遍，枪口帽虽然坏了，但还可以射击。
当时我是三连，我最佩服的是四连的连长，忘了他叫什么了。我们在铁路右面，他们是在铁路左面，地形不如我们有利，从我这边能够看到他们，他和一个上士用一台重机枪，给了敌人很大的压制，敌人也对他们不断攻击，始终没有将这个火力点制服。战斗中，那个上士受伤了，一发子弹从脸颊这面打进去，从那面出来。那时我们的子弹口径是79的，日本的是65的，子弹细，从两个腮帮子穿过，穿透了，没伤着舌头，也没伤着牙齿，真是命大，他包扎了一下，坚持不下火线。教导总队打仗每人都有一个急救包，一般小伤都是自己处理。
战斗非常激烈，到后来基本上和队伍失去了联系。我已两天没怎么吃东西，在坚持击退敌人的一次反攻后，我到后面找东西吃，那时上海的民众慰问团组织的很好，对我们的支持很大，除了给我们很大的精神鼓励，物资支援也不少。担架队就在我们后面不远处，我在后面吃饭时，发现铁路车皮上贴着“教导总队官兵速到南京孝陵卫集合”的条子。而用来接兵的火车已经在不远处等着了。
我们就这样撤出了战斗，可能是36师来接替了我们的阵地。
这场战役造成的伤亡很大，我们连阵亡约二分之一，二排长周维渔、三排长何文椿阵亡，一排长傅泽民负伤，傅泽民后来到战干团当了学生总队的队长。后来大概到台湾去了。死去的周维渔是个体育健将，他的长跑在南京市很有名的。
一起参加淞沪战役活下来的战友，只记得有菏泽的司豪英，后来他去了傅作义部队，解放后还活着，他可能会知道一些情况，但现在可能也不在了。

五、南京保卫战

我们连回到南京孝陵卫报到的只有十几个人。稍事休息，我奉命到安徽阜阳去接兵，但不理想，只接到十几个人。这样我们这个连只剩下了三四十个人，从别处调了一个排长到我们连当连长，这个人名字叫曾宪凯，是湖南郴州人。因为我们当时严重缺员，还有十几个新兵，所以南京保卫战给我们的任务是在紫金山一线监视敌人，曾宪凯和我商议，成立了两个战斗群，由他带一个，我带一个，他带那个战斗群负责紫金山天文台到紫金山中段，我带这个战斗群从中段到紫金山以东，负责这一地段的监视工作。
战斗从12月七八号就开始了，一开始是远远地听到枪炮声，后来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到了12月11日晚上，敌人的炮弹和燃烧弹把紫金山北坡的树都打着了，那都是教导总队的战士前几年植的树，很密，变成了一片火海，非常可怕。有不少人在敌人的轰炸中牺牲，没有牺牲的都猫在掩体里。天快亮的时候，炮声停了，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见敌人上来，我要下去看看怎么回事，他们不让我去，说，万一他们埋伏在那里怎么办？我说没事，我就在附近看看。转了一圈之后，真的没有什么事。可能我们防守的区域比较靠后，没有受到敌人的正面攻击，日军把兵力都投入到中华门和老虎洞那边了。
到了12号，前方的枪炮声越来越近，从炮声和弹着点分析，部分敌人已经攻进了南京城。到晚上，大家正在讨论下一步如何行动时，有人传来了撤退的命令。那是几点忘记了，只记得是晚上，我们几个人一起往江边撤。路上，听说挹江门那边发生拥堵，我建议连长从尧化门那边走，连长同意了，于是我们又改道尧化门往江边跑。到江边后，发现江边还有不少零散的国军，都在想办法过江。我和连长还有两三个兵一起，在江边找了五六根江边被烧民房的木料，用绑腿当绳子绑成筏子，用一块板子当舵，让曾宪凯把着，其他人就用挖战壕的铁锹划水，连划加漂，大约两个小时后，到达了江心的八卦洲。这还没有真正脱险，但我们也没有劲了，找当地人花钱买了一点饭吃，就在江边找了个地方休息，因为好几天没有休息，一会他们都睡着了，可我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我发现江中有一艘敌人的炮艇在打转，好像失去了控制，已经靠近八卦洲的岸边，驾驶台上有五六个日本兵在忙碌着修船。于是，我迅速调整好机枪，锁定目标，两发点射，“铛铛！铛铛！”不到一分钟就消灭了驾驶台上的目标，我估计在下面的机舱里还有人，就端着枪在那里等着，可是一直也没有出现，估计下边的人不明白外面的情况，也不敢出来。当时我旁边还有当地的老百姓，说“长官，别打了，你们走了，日本人要来报复的。”我说：“没有了，都死了。”过了一会，这艘船又随着江流往下游漂去了。当天老百姓帮我们找了一个在江里采藕用的大木盆，我和曾宪凯用这个木盆成功渡江到了北岸。
上岸后，向西走了四五百米，在一个路口碰到了三个武装人员，穿着国军式样的衣服，但又不完全一样，其中一个为首的年轻俊秀特别像个干部，说话特别客气。他告诉我们，奉上级命令，不允许带武器进入农村，请把武器交了吧！我问，你是哪一部分？他说，胡宗南部。我心里很怀疑，想坚决不交，但又想，别再是真的，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闹起来也不好，再说拿着一支枪走路也不方便，于是含泪把心爱的机枪交给了他们。他们非常高兴，告诉我们，再向西走一段路就是汇合点，我们又渴又饿，饥肠辘辘地又往西走，果然，走了一段是一条铁路，车站里还有留守的国军，还有几节车皮，我们当晚就到了开封，两天之后又到了武昌。

六、战干团

到武昌的原因，是到战干团学习。战干团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因为当时社会上要求当兵抗战的人很多，战干团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而成立的一个组织。任务就是对这些人进行训练，再根据情况将他们分配到部队担任政治或军事干部。战干团的地点是在武昌蛇山下的左旗，左旗是一个兵营，是原来清兵的营房。后来因为武汉形势吃紧，为确保安全，战干团又转移到湘西辰溪训练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又转移到四川綦江。
战干团的教官几乎全都是黄埔军校的早期毕业生。蒋介石担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桂永清任教育长。我们属于第一总队，总队长是原教导总队的杨厚彩。学员主要是从各大城市来的大学生，特别是平津的学生比较多，大学生占了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比例，还有部分高中生和归国华侨等。南京保卫战后，教导总队不再保留原来的建制，不少战士参加了战干团。因为战干团出来的学员一般都安排一定职务。不能随便进，进行了一次面试，合格后才入学。
战干团学员年龄差别很大，有四五十岁的，也有二十岁左右的，经历特长也不一样。一开始都在一起训练，后来发现不行，才按照资历、爱好不同分了民训、军训、军事等专业。军训是专门训练学生的，民训是训练做民众工作的，军事科则基本从部队来的战士，培养目标是正规部队的连排长。分科之后我学的是军事。战干团的课程和中央军校基本都是一样的，学历也很高，所以，我们要求承认我们也算中央军校毕业生，重庆方面曾经答应我们可以作为黄埔军校湖南武冈分校十四期毕业生，可到后来不知怎么没给我们统计上。
战干团的学习内容是军事政治并举，政治上重点是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日本的经济债台高筑、不能持久、不堪一击等等。军事上的内容从队列到各种武器的使用还有各种战术的要求等。我由于曾经在教导总队干过，对军事训练这一套很熟，所以我一进战干团就被任命为分队长，也就是相当于班长，后来又被提拔为区队长，相当于排长。
我们的教官很多，名字基本都忘记了。我有个很好的同学叫李文贵，是青岛铁路中学的学生，因为是山东老乡，我们很合得来，无话不谈。毕业前他送我一枚金戒指，挺大的，让我以备不时之需。他的原籍是胶县，解放后我曾经到胶县找过他两次，没有找到。
战干团第一期学员训练一年半后就毕业了，我和一些教导总队的优秀生被继续留在战干团，负责培训其他学员。到湖南后曾有命令把原教导总队的人都集中起来，和学生分开，成立一个军事大队，主要是想把这些教导总队的培养一下出去担任下级军官。军事大队的大队长叫杨天威，中队长是石祥麟。
在綦江时没有兵营，分散在各个村子里面住，一个团可能相隔十几里，要和村里好好协商并签协议才能租一块平整的土地训练用。我们第一中队住在瓦屋嘴。
二大队的华侨很多，大队长叫张小泉，后来不知怎么开始说他们大队有共产党，要闹学潮，队伍开始整肃，整天人心惶惶，搞得挺恐怖，听说还抓了不少人，我胆小，挺害怕，也不愿在这种环境中生活，所以就辞职了。
辞职后，我从瓦屋嘴直接到了重庆。到重庆后，首先到战干团办事处报到，这个办事处是战干团专门为人员招募、毕业生安排而设置的，消息很灵通。当时有很多从战干团毕业的学生已经分配到各个部队，大家普遍看好陈诚的少壮派，当年陈诚给我们训话时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以及“谁有青年，谁就有天下”的口号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战干团的学生领袖杨大和毕业后成为陈诚的嫡系，我们对他都很羡慕。
向办事处提出了安排工作的请求后，我就住在办事处等消息。办事处后面有一个篮球场，我闲着无事，就天天打篮球，当时影星金焰也住在这里，我俩经常在一起打球，金焰是个韩国人，基本在中国生活，他主演的电影在中国风靡一时，当时已经是大明星。他在重庆也是因为文化抗战的事情，经常和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联系。他还跟我说，没问题，你的工作不难找。
在战干团一共呆了两年多时间，经过两次大的战役和战干团的磨练，我已经逐渐成熟，可惜战干团的东西都没有保留下来，从前青岛黄埔军校同学会的刘一民有一本战干团的同学录，我还借来看了好多天。

七、长沙会战和浙赣会战

在重庆等工作等了将近一个多月，就在我有点不耐烦的时候，办事处告诉我一个招聘消息，那是第39补训处正在重庆招人。补训处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成立的征兵组织，它的任务是在地方招兵，进行训练后，直接补充到作战部队。补训处的级别为师级，39补训处的处长叫吴琅，是个少将，大概是黄埔6期的学生。他们看我在教导总队干过，非常想要我，答应先让我担任上尉连长，等队伍壮大了还可以再提拔，这是他手下一个叫邓策龙的参谋告诉我的。看到条件不错，我就答应了。1940年底，我们十几个人从重庆到了广西兴安县，兴安县在广西东面，紧挨着湖南的全县，全县就驻扎着杜聿明的远征军，我有很多教导总队或战干团战友在那边。
到达广西后，我们就开始到地方进行动员，号召青年参军，谁知在广西这个地方很怪，这个地方的地方观念很强，只听李白黄的，不听蒋介石的。他们每个县都有一门子午炮，只要一听到子午炮响，各个村子都会派人来，马上一两个团就可以组织起来，而外来人想在广西征兵，没门。我们在这里呆了接近一年时间，一个兵也没有招上来，原先答应的连长也无法当了，只给了一个空头的副官衔。最后确实没有办法，这个补训处被撤销了。撤销时，吴琅自己也不好意思出来，派他的参谋给开了一个会，说对不起大家了，请大家各奔前程吧！国民党的军队和解放军不一样，解散以后，都是自己想办法，而不是组织安排。
从补训处离开后，我曾经到全县的杜聿明部去过，但他们告诉我：要过一段才招人，你坚持一下，到时再过来吧。我又给32师写了一封投效信，32师是西北军，曾经是冯玉祥的部队，他们那个部队没有南方人，都是陕西、河南、山东这一带的人，师长是王修身，当时他们在湖南浏阳平江一带。结果，很快就收到了回音，王修身还亲自和我进行了谈话，他问我为什么到32师，我说，“我听32师的名誉很好，风气很正。”他说“你听谁说的？”我说，“我是听我的同学说的。”他很高兴，了解到我是山东人，又是教导总队出来的，马上就同意要我了。问我在副官处行不行，拿上尉的工资？我说“我是来投效的，只要有工作就行。”我在副官处大约呆了三个月，又找我谈话，说：“94团有个政治室，你到那里好不好？”我说，“到哪去都行，没有什么好不好。”他说，“你还年轻，要下部队。”意思是将来要我带兵。32师人员年龄偏大，五十多岁班长，四五十岁的排长都有，要想当兵的服你，必须有基层的威信。到94团之后，团政治室的主任叫张学骞，是我战干团的同学，北京铁路大学毕业的，他父亲是美国留学的，和我的关系挺好。94团团长叫王德宏，对我也很好。第二年我就被提拔为少校干事。张学骞给我填的表，后来王德宏告诉我：“我把你的表格给改了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说，“我把你的年龄改成了34岁。”因为在国民党军队里，要提拔为校级军官，必须三十岁以上，低于三十岁的，一般不提拔。
第三次长沙会战我们94团的任务是在平江西北的山林里设伏，一旦敌人从这里逃走，就出击。我们到了之后，就在山林里隐蔽，做饭也是在林子里，不准出来，怕暴露目标。在山林里呆了两三天，一直没有情况。突然前边有消息说敌人已经过去了，原来在我们山底下的河沟里发现了三四具敌人的尸体，因为埋得不深，那些尸体的手脚从沙土里露了出来，穿着日本皮靴。诶？怎么没发现目标呢？追！94团马上就去追，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在汨罗江江边发现了敌人，从望远镜里可以看见，那时他们已经在汨罗桥附近的汨罗江北岸，日本兵在对面那个山头上，我们是在这边的山头上，不管谁要下到中间的谷底都很危险，追是追不上了。因为追击部队没有重武器，找来两台重迫击炮，就是自己兵工厂自造的那种，发了两发炮弹，结果连弹着点都没有发现，没发现弹着点，就没法矫正射程，打一千发也没用，敌人迅速跑掉了，我军旁边还有王陵基的部队，也都没有办法。
参加完第三次长沙会战后，又参加了三战区浙赣会战，我们32师的任务是在衢州以北的地方设伏。在铁道两旁，南北两边都是高山，结果这个埋伏没有用上，守了一段时间，敌人退了，没有过来，我们也就撤了。在这个过程中，在地藏寺那一带收缴了一个地方粮库，补充了十几吨粮食。
在浙赣会战后期，我接受了一个收容伤病员的任务，带着几个传令兵，一共收容了十几个从兰溪、金华战场上下来的伤病员。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也感染了疟疾，发烧41℃，体力不支，摔倒在地上，几个传令兵把我送到婺源县后方军医院治疗，大约三个月时间我才恢复。
病愈后，我到杭州寻找部队，那时三战区的总部设在杭州。结果没有找到，后来才听说32师已经调到徐州去了。加上我当时的身体出现了一些情况，经常发烧，时好时坏，我随身的提包中随时都装着奎宁，离了不行。我住进了杭州的青台旅馆，边寻找部队边疗养身体，看到一个抗战军人入住，青台旅馆的员工对我照顾很好，让我非常感动，想好好谢谢他们，可惜一直没有机会。
找不到部队，但总得有个地方吃饭，于是就去找黄埔军校办事处和战干团的同学，他们帮我联系到49军帮忙，这是原先张学良的一支部队，当时的军长是王铁汉，大家都叫他王铁棍。这个部队有一个不好的习气，那就是赌风很重，刹都刹不住。王铁汉曾经因为赌钱枪毙了两个排长。也没见到很大的效果。
我因为是帮忙，没有安排很多的事。主要是帮着搞一些联络、人员安排等。在这期间，日本投降了，在短暂庆祝之后，我接受了一个看管日本战俘的任务。49军的一个排，在扬州的缫丝厂看管五六百名日本战俘，人手不足，特别缺乏懂教育管理的军官，就把我给调过去了，这样我又在扬州呆了几个月的时间。

八、在海军

等日本战俘处理得差不多了，我也从49军离开了。这时，我和桂永清的侄子桂光诚取得了联系，桂永清没有儿子，他的这个侄子经常跟在他的身边，是他的随从副官，也是我战干团的同学。这里要说一下，桂永清对我一直不错，他是江西人，但他最喜欢山东人，对我的印象很好，在教导总队他就认识我，在战干团时他曾经想把他的一个侄女许给我，都订了亲了，结果因为打仗失去联系，就把这门亲事退了。桂光诚告诉我说桂永清快回来了，当时桂永清好像去英国参加军舰交接仪式去了。
1945年12月的一天，我在上海的日本租界内见到了桂永清，他很高兴，让我跟他到海军，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警卫连长，我当然愿意，桂永清马上安排我到南京，找旧海军部办公厅主任朱友林，研究接受旧海军部警卫连的问题。
原来的海军司令是陈绍宽，因为得罪了老蒋突然被撤换。原先的一些人员也要做相应的裁减。经研究，决定对原海军部警卫连原建制不动，更换排以上干部，加强教育管理。当时我的官衔是少校警卫连连长，下辖四个排，还有一个通讯班，四部电台。当时的主要工作是接收陈绍宽的海军权力，怕有抵触，出现问题，桂永清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到马尾接收海军学校，是我这个警卫连陪着他去的。后来，到青岛、烟台和长山岛巡视也都是我陪着。
在乘峨嵋号在山东巡视经过威海附近时，在甲板上，我给桂永清指认了养马岛我的老家，同时也流露出想家的感觉，桂永清说，你愿意回老家吗？我说：愿意。他说：以后陆战队倒是需要你这样的。果然，之后不久，1946年下半年我就接到了到青岛报到的任命，当时我的正式官衔是国民党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第一团第五营第一连连长。我这个连除了海校的警备之外还兼着烟台、威海补给站、长山八岛巡防处的保卫工作，每个地方一个排的兵力，留一部电台，由我全面负责。我定期要到这三个地方巡视检查。我的办公地点在青岛海校，也就是莱阳路8号，现在的海军博物馆。我办公那个楼从外面就能看见，那边是政治部，这边是美国顾问团，我和美国顾问团是隔壁，海军训练团住在小青岛上。
当时海校的校长是魏济民，宋长志是办公厅主任，魏济民的军衔是少将，宋长志是上校，尽管我只是个少校，但是和他们不分彼此，经常在一起聊天。我们虽然都是海军，但不是一个系统，他们属于海军部，我是属于陆战队，人事军饷都不是一个地方管。魏济民是陈诚的连襟，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英语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和善而又非常有能力的人，海校的官兵对他都很敬重。宋长志是东北军沈鸿烈的人，也非常有能力，人也非常好，后来在台湾干到海军总司令和国防部参谋长。宋长志因为是北方人，不喜欢吃大米，都是我给他弄一点面粉，吃馒头，我们两家的关系也非常好，我们两家的家属经常到对方家里玩，吃饭等。
在青岛，我完成了我人生的几件大事，一是我把我的父母从老家接到了青岛，把我的妹妹介绍给了我的战友杨作连。二是我结婚了，我太太叫丁履贤，是日照丁氏家族的，她的父亲是丁惟熙，是丁惟汾的堂弟，在青岛胶澳督办赵琪家干了多年家庭教师。赵琪当汉奸，是以后的事，我岳父在1937年就去世了，赵琪是日本第二次侵占青岛后才当的维持会会长。
我岳父丁惟熙我没见过，但是丁惟汾我在南京见过，那是植树节的时候，到中山陵种树，一下车蒋介石还搀扶着他，他还给我们讲过话。
我太太是青岛圣功女子中学毕业的，我们是通过媒人介绍认识的，她1926年出生，现在也已90多岁了，我们认识时，他的父亲早已去世，她母亲又给她找了一个继父。我们的婚礼是1948年3月22日在北京路顺兴楼举行的，魏济民给做的证婚人。宋长志等好多海军的官兵参加了婚礼，当时有一块红缎子，上面全是他们给签的字。
海军陆战队是当时新组建的一个兵种，准备在后面几年重点发展，原先还有计划让我到美国或国内军校进修，以便承担更大的责任，可是因为国内战事紧张，陆战队的发展很慢，我也没去进修。因为不具备整体作战能力，我所在部队的编制对内是海军陆战队，对外是警卫营和警卫连，我们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海军基地的警卫上。对一些治安的事也涉猎不少。
我太太的继父是胶县人，老家是胶县红石崖，那时已是解放区了。那里有个八路军的工商所，专门为八路军搜集军用物资，他们主要是买美国产的消治龙，那是当时最好的消炎药，还买8号钢丝、布匹等物资。他们也是国民党公安局重点防范的对象。我岳父和他们当中有些人熟悉，就让我给他们当了保护伞。他们一般是晚上从胶州湾过来，等白天买齐了货，再到晚上乘船离开。有时他们察觉有危险，就会找我岳父，我岳父是老百姓也没办法，就经常把人送到我那里，在莱阳路8号住上几天，等没有危险了再离开。就住在我楼上那个仓库里，仓库里有军用毯子，在我那里睡觉，还要管他们吃饭，晚上再把他们送走。路上要躲开公安局的便衣，把他们送到小港，上了船，我再回来。有时人被抓了，也让我去把他们保出来。
这里，必须说一说我坐牢的事。
记得快解放的时候，确切时间是1948年8、9月份，青岛绥远路（现包头路）的海军司令部抓起一个人来，怀疑是共产党的地下党。这个人的老婆找到我岳母求情，原先我岳母也不想管，但那个女的跪着又磕头又哭，挺可怜的，说要不管的话她丈夫就没命了。于是我岳母找到我太太，我太太又找到我，我说“别管这些闲事”。但我太太很同情那个女人，再三向我讲情。加上我太太当时刚怀了孕，我怕拒绝后会影响她的情绪。于是我就去司令部给那人作了担保，他们就把那个人给放了。
谁知两天后军法处传我过去，去了以后直接把我给扣起来了。原来他们放人后又得知那人真是个共产党，还是个大官，已经跑了，结果就把我关了起来。那时，海军司令部的军法处管这个事，我的一个同学干副处长，我请他关照，说：“你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开口。”他说：“老黄咱是同学，可是不能光顾面子，还有里子，这事只能公事公办。”那个海军监狱也在绥远路，坐牢的滋味可真不好受，隔几天就听见后面砰砰地枪毙人。被抓的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海军的，听说还有因为在成山头那边和八路联系的海军炮艇成员。
我在监狱给杨作连写信，那时他还没和我妹妹结婚，把我的事全部跟他说了，说我可能犯了放走八路的错误。他就联系同学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桂永清，把我的事给桂永清说了。桂永清说：“黄宝龙还能干八路？”直接在那封信上写了一个“放”字，那个放字写得笔画很重，几划一笔下来，我后来还看到那封信了。
我被军法处放了，这次在监狱里关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被抓之后，我母亲一直埋怨我岳母和我太太，我太太后悔得天天哭。魏济民、宋长志等海校的军官也在千方百计为我托关系说情，好在我在里面没有吃什么苦头。
随着国共两党的战事越来越激烈，形势也越来越紧张，经常有国军起义的消息传来，在烟台我有个表哥是开车行的，和一个共产党干部叫林一夫的挺熟，我去烟台时，曾经来找我策反，他的意思是让我策动部分海军起义，然后带动李弥的八军起义，并且让我马上就要实施。我说，时间太短了，搞不好我自己的命也不保。他说，如果我不干，能不能给他写一封信，把这个情况说一下，大概是好回去交差。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时间太短，我们可能要调防崇明岛，到那时再议吧！
到1948年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我们也开始做好撤退的准备，在1949年1月份，部队的家属率先撤到台湾，我太太和我父母先行一步，经上海往台湾撤。
在上海停靠时，我太太他们正在码头上溜达，突然过来一个人给我太太跪下，然后就磕头，我太太吃了一惊，说，“你是谁？你这是干什么？”那个人说了句：“感谢救命之恩！”然后就迅速跑开了。后来想，可能是前边作保保出的那个人，可是怎么会在上海的码头出现呢？具体情况到现在也没弄明白。
我太太他们到了台湾后，因为那会兵荒马乱的，条件不好，气候也不适应，从青岛是穿着皮袍去的，到了台湾，过的还是夏天。加上我太太当时正怀着孕，不安心，整天哭，坚持要回青岛。再加上她的父母也捎信让她回来，于是在台湾住了十几天之后，他们跟着军舰又回到了上海，之后又辗转回到青岛。
就在他们回青岛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已经撤到了崇明岛，在崇明岛，我知道了他们回到青岛的消息，于是向部队打了个招呼之后就奔回了青岛。
这时，已经是1949年的三月份，在南京海军部的杨作连专门联系了船来接我们。结果，在码头上，一家人就走还是不走又展开了一场斗争。我父亲坚持要走，我太太坚持不走，我母亲说，我儿子走我就走，儿子留我就留。这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决定。到最后，我还是决定跟着媳妇。我父亲气得把东西全掀在船上，说：“你们不走我走！”就这样，我父亲一个人走了，到了台湾后，就和我妹妹住在一起，一直到1956年去世。
还有个事，临近解放时，我岳父家里有一个远房亲戚叫向泽民，外号叫“小精神”，经常往来于解放区和国统区做买卖，他经常跟我们讲兵荒马乱的，存钱没有用，还不如投资买卖，他还活灵活现地说了好几个极有诱惑力的投资渠道。在他的鼓动下，我岳父岳母和我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处理了，总共凑了一百多两黄金，银元四五百块，基本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交给他去投资买卖。谁知他拿到东西后，就杳无音信了。后来才知道他把这些都给拐到台湾去了。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怎么把这些东西要回来，我真想到台湾去一趟，去找找他们的检察院，追回这些财物，可是由于孩子们的劝阻，没有去成，也不知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九、改造生涯

实际上，一直到青岛解放的前一两天，我要走的话都可以，因为我是海军，那些船上都有我认识的人。最终没有走，一是因为我太太不想去；二是因为在1949年4月，我的大儿子降生了；三是我想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军人，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也没有血债，我还给共产党帮过不少忙，应该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在忐忑当中迎来了青岛的解放，我看到军管会贴出布告，说是蒋军官兵，只要把历史问题坦白交待清楚了，既往不咎。于是我就赶紧去军管会登记，我从崇明岛回来时，带回一把勃朗宁手枪，我马上到武定路警备司令部去交，结果两个站岗的小兵不让我进，最后只好由门岗打了个收条，把手枪交上去了，随后就到女姑口办了三个月的学习班，学习班结束后，按照籍贯在哪回哪的原则，我们全家被迁回了养马岛。
回养马岛的那段日子，是我历史上最困难的日子。首先是行李都被船拉到台湾了，二是那些钱财都被骗走了，所以解放后，除了身上穿的和一点简单的被褥之外，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回到养马岛后，除了几间房子，什么也没有，还要养着一个孩子，只能出去要饭吃。我在村子里到处去问，“大娘，你家里的地要不要帮着干活？”可是人家都不用，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干过国民党兵，不愿意去找那些麻烦。为了换点吃的，除了屋顶上的瓦没卖，其他的卖的精光，把家里的几口缸都卖了，吃水就是用两个水桶。幸亏我姨母家的两个姐姐，有时一瓢棒子面、一瓢地瓜干地给我们一点帮助。我在家里住了一年多，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个日子没法提了。
怎么又回青岛？我过去认识一个朋友，是《光明日报》青岛办事处特派员，叫管仲和，是属于民盟张澜那个党派的，我跟他联系求援时，他说若是我能拿出钱来，可以和我合伙办报纸，他对我的印象可能还是我在海军陆战队时的，以为我挺有钱。我也不敢向他说我没钱，先回到青岛再说。于是，通过他在青岛给我报上了户口，我才从养马岛回来。要不，我在养马岛早就死了。
我回来后，找到我岳父岳母，跟他们说我的困难情况，也有点埋怨他们当时极力要把我太太留下的意思，谁知我岳父撇着胶州腔“谁还有个前后眼”。院子里的那些老邻居告诉我，“叫你们回来不安好心，是想给他闺女再找个主，找个有钱的主。”好在我们夫妻两个感情还挺好的，一直到现在也不错。
我想找那些我帮助过的共产党官员给我证明一下清白，以便找个工作。我岳父告诉我，辽宁路上那个丝织厂的书记我曾经保过他，我就去厂里找他，可是他见也不见，说有腥味的人我一概不见。曾经到我处劝降的林一夫这时已经调到北京，我也给他去信，希望他能给我做个证，可是也没有得到他的回复。
还有我的表哥认识当时市南公安分局的局长，要带着我去见一见，可我被人家拒绝怕了，不敢再去找了。
没有办法，为了维持生计，我只好去贩卖咸盐。我永远都记着我第一次出去卖盐的情景，我挑着个担子，走到上海路一个院里，吆喝了一声“卖盐来！”接着就蹲在地上，眼泪“哗哗”地就流出来了。这时楼上下来一个人，穿得很好，一看就是个正派人。说：“卖咸盐的，干过事来吧？”我说：“你的眼力真好”，他说，“你卖咸盐我问问你，你知道腌10斤萝卜用多少盐？”我说，“不知道，”他说，“不知道还行，你必须告诉人家才能买你的。”后来他不但买了我的盐还告诉了我腌制不同的咸菜用盐的比例。
除了卖咸盐，我还拉地排车，我那个岳父帮我买了一辆地排车，什么地排车？是那种用钢箍在外面包了一层死胶皮的轱辘。充气轱辘的地排车能拉几千斤，而这辆车拉500斤就很吃力。我就是用这样的地排车在码头上揽活运货，养家糊口。
因为多次搬家，我发现上缴手枪的那个收条找不到了，担心后面会有麻烦，于是又去警备区补开了一次，谁知这个条子后来又丢了，我又去找他们，让他们给批了一通，也不再给补了，结果到后来也没有什么事情。
这样过了一两年，我又在街上摆一个修理电器的摊子，主要是给人家拉个电线、修理一下电灯，还给楼房安装维修避雷针等，公私合营开始后，我作为私营业主被合并进了台东交电商店。
1956年在肃反运动时，要求个人交代问题，我在交代问题时，交代了一件海军陆战队时的事情。原本是想向组织交心，谁知却成了靶子，被判了3年有期徒刑。实际上这件事真的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那是解放前，我连所属的在威海警卫排一个上士受地方一个人的鼓动，有点报私仇的意思，没有向我汇报，就抓了十个人，关在警卫排的小屋里。我去巡查时发现了这个问题，问他们为什么抓人，他们说，这些人以前曾经是共产党，我说，“我们主要是负责海军保卫工作，管这些事干什么？”我就对这些人进行了询问，都是些青年妇女，就是思想有些激进罢了，询问之后我把她们全给放了。我亲自把她们送出门去，还给她们赔礼道歉。就因为交代了这件事，我被判了三年徒刑。我曾经到市南区法院申诉，我说，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抓人这事我并不知情，后来我不光放了人，还给她们赔礼道歉了。再说，前面说是交代问题就没事了，怎么还给我判了三年。那个法官磕磕巴巴地说，“你这件事情，政府是实事求是的”。就说了这么一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那时胆子很小，就没有再找。实际上判三年也说明了问题，当时如果问题严重的话，最少也得判十年。
我是在李村监狱服刑的。劳改时，我们参加劳改队电机安装的工作，那个时候劳改队生产的电机大量出口。因为我的表现不错且有一定技术，我在电气车间当工序的序长，管着两个小组，除了组装电机等正常程序上的事，烧电气焊、喷漆我都能干。记得赵琪的儿子赵贤达也在这里坐监，他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技术非常棒，他当时是在技术科，技术上有什么问题都去找他。
1961年刑满释放后，我被安排在监狱下设的生建机械厂里就业，继续从事电机的生产和维修等工作。就是管理上不那么严了，每个月还给31元的工资。
1964年，因为青岛生建机械厂的技术力量很强，上面要求抽调人员支援别的地方的劳改工业。于是，我和赵贤达都被选中了。
第一站到了广饶五一农场。但是到了广饶之后，发现那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业，没有活干，只好让我们去放羊，放羊是个技术活，如果羊不走正路，隔着很远，一甩石头，就打中哪个头羊，要靠抛石头控制着头羊，我们还真干不了。只好把那些瘸腿瞎眼的准备吃的羊让我去放，有十几头，只在农场附近放，不去更远的草甸子。再就是在农场里面打杂，干一些修修补补的事。
我在广饶待了6年的时间，还好，因为在那里人烟稀少，与世隔绝，也避免了“文化大革命”遭受更大的迫害。
后来因为广饶是沿海，把我们放在那里不放心，又把我们调到了济南，就是在省监狱隔壁的化学纤维厂，那也是个劳改工厂，我在那里干电工。专门生产发动机的壳子。
在济南干了几年之后又把我们调到了济宁六四农场，在机务队干，科长是青岛的，挺有魄力，专门做215柴油发动机，主要是给胶东那些渔船上订做的。另外，还生产机床，我在那里主要工作研磨工，担任小组长，在那里一直干到退休。
1976年我退休了，退休之后也没有回来，继续在济宁那里帮助工作。没有回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母亲也在济宁。青岛解放后我和我母亲回到养马岛后，后来我有机会把户口转到了青岛，可是我母亲一直一个人留在养马岛，一直到了七几年，因为年龄大了，无人照顾，村里就跟我联系，后来就把她送到了济宁。我把老家的房子卖了200元，然后在工厂旁边的赵村租了一处房子，就和老母亲住在了一起。老母亲原先不去台湾就是为了和我在一起，谁知当中的二十多年硬是给隔开了，好在她最后几年天天和我在一起，满足了她的愿望。
1979年初，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有关组织找到我，让我给当时已是台湾海军总司令，台湾国防部参谋长的宋长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顺应潮流，早做打算。这封信是被当时的统战部门给拿去了，有没有到宋长志的手上我也不清楚，幸好当时我还抄了一份底稿。

十、老来经商

1979年我从济宁回青，当时我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也没有工作，关键是，从劳改企业退休的，没有退休金。怎么生活？一开始还想去卖咸盐，可是卖咸盐根本就不赚钱，连窝窝头也吃不上，只好有时去给人家帮着干一点电器活，挣一点小钱，因为着急上火，积劳成疾，我得了心脏病，在市立医院住院，护士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卖咸盐的，那些护士说不会，你不像是干那种活的。
有一次，在路上碰到以前的一个狱友，他老婆看到我的情况，说，“老黄，你这样太可怜了，以前什么样的人，现在成什么样了。”她跟我说，“我从上海进了些衣服，你给我卖，有的你给我五块钱，有的你给我3块钱，怎么样？”我说，“那好！”卖咸盐一天赚不了一块钱，衣服卖一件就能赚个两三块钱。
一般情况她每次给我两三件，我就将衣服搭在胳膊上卖，我一般是在四方路一带转悠，来了工商所的人把衣服一卷就跑了。可是有一次她一下子给了我十来件，光用胳膊当架子不行了，我就在北京路谦祥益门口拉了一根绳，挂在绳子上卖，谁知，新成立的即墨路工商所这次动了真格，从河南路和中山路两面包围，劈柴院小口也有人，将我给捉了个现行。带到了管理所办公室。
衣服被没收了，人还要受审，他们说，你知道卖衣服合不合法？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告诉你，这是违法的！”我说，“我刚从劳改队回来，没有饭吃，没有办法。”他们问，“家里有什么人？”我就说了我的家庭情况，谁知当说到我大儿子的名字时，其中一个说和我儿子认识，是同班同学。于是，他们的态度变得和蔼了。还问我，如果即墨路办小商品市场，你愿不愿意干，我说，“我没有工作，当然愿意了。”
和我儿子关系挺好的那个同学现在是工商所的市场管理员，他说，我知道你的情况，马上就给你办证。过了两天，果真给办了营业执照。
当时我的经营项目主要是袜子，可是没有钱，跟劳改队一个同事借了点，进货很少。家里穷得连个包袱都没有，只是用两张报纸将袜子包一包，摆在那里卖，而且管理所还告诉你：利润不得超过25%，不能抬高物价。就是几双袜子，能卖几个钱，可是随着一次次的周转，慢慢地发展，我的小摊也越做越大了。
1980年之后，各地的个体经济发展很快，但那时人们的脑子还不如现在灵活，相比较我的脑子算是好的了。我卖袜子，那时国营厂子出的袜子又厚又笨，十分难看，于是，我找到生产针织品的一个校办工厂，那个校办工厂也快倒闭了，我找到他们后，让他们按照我给提供的样式给我生产袜子，然后由我来包销，果然，那些袜子来了之后一抢而空。那些运动员所要的大号袜子，在别处买不到，可在我这里都能找到。后来，光卖袜子不过瘾，我也开始经营服装针织品等，品种多了，进货数量也增加了。后来又在龙山地下商场开了一个店，叫港华商店。（图1-83）我的进货渠道发展到广州、深圳，在香港也有我的生意伙伴，日本、韩国都有联系。香港大老美服装店里的一些衣服，过两三个月换新款式，原先那些就直接给我发过来。还有韩国、日本的一些染花布头，按照下脚料论斤称过来，洗一洗，稍微一加工，按照纱巾论条卖出去，那真是供不应求，畅销得很。
龙山宾馆的经理跟我说，看了你店里的东西，都感觉那么顺心，就是一个字：“俏”。还有北京路谦祥益旁边的一个纺织品商店想出钱聘我当他们的业务顾问，因为光我自己还忙不过来，就给拒绝了。由于花色品种丰富，加上比较讲诚信。我拥有了很多固定客户，不光沧口、四方，就连西安、延安、延吉也都有人到我这里批发东西，我们有时忙得连春节都捞不着休息。收入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那一段时间，和我在战场上消灭了敌人之后的感觉一样，很有成就感。好多次在南下广州的路上，我都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鹰，一只受过伤的，经历过千难万险的老鹰，在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为生存作着不懈的努力。
当然，尽管我的买卖和自己比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和人家那些资金雄厚的人家还是没法比，人家将一种畅销的商品全部买断，然后批发，而我，只能以零售为主。
终于有了一份自己的事业，我很珍惜，在即墨路和龙山商场，我都是遵纪守法的模范，如实申报、按时交税，在抗洪救灾捐款中，我一次就捐出了两千元，有一次在即墨路看到一个外地游客因病晕倒在地，我主动找车将其送到市立医院，并给垫付了急诊挂号费。即墨路工商所曾经以“67岁的黄大爷”为题目对我进行过表扬。
即墨路的摊位我一直干到八十年代末，龙山宾馆大约干到九十年代中期。
1986年，我的历史问题也给作了平反，我可作为台东交电的退休职工对待。还给我补了五千元，我拿出一部分买了一个冰箱，剩下的，全部作为商品的流动资金。
现在我每月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一百岁之后，每月街道还给400元的补贴。
转眼人生已经过了百年，一百多年尽管坎坎坷坷，历经风雨，但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一是我亲身参加了抗击外来侵略的战斗，为自己的国家、民族尽了一份应尽的义务。二是比起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战友，他们都是英年早逝，而我得以子孙满堂，安享晚年。所以，我很满足。就是那些去了台湾的战友，也有一些混得很惨的，还比不上我。人要知足，只有知足，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人活一辈子，不知道会碰到什么事，但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以耐心和毅力去慢慢化解，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没有过不去的独木桥。这也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点体会吧。
新年了，说点祝愿的话，一是感谢那些帮助过我的亲人、长官、战友、朋友、同事，但愿逝去的人在天之灵安息，但愿健在的人健康平安，你们的善行将带给你们幸福。二是不要打仗，无论什么情况，都要以和为贵。战争是灾难，对谁都没有好处，无论你有再大的理由，也不要挑起战争。特别是在自己国家内，更要什么事协商着办，只有这样，人心才会慢慢地统一，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