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文”是近几年活跃在老四方机厂历史研究与传播领域的一个民间小组，2021年12月16日，笔者在青岛日报社《观海》 新闻客户端发表《四方公园和北魏造像：百年变迁视觉记忆新探考》一文，披露该小组的研究进展，包括：首次考证出四方公园全景航拍确切时段为1930年底至1931年初冬季的雪后，为精确研究公园布局、样貌确立时空基点；根据多名老职工回忆，确定“丈八佛”1979年从四方机厂厂部大楼背后的荷花湾迁往位于大学路的市博物馆前，在厂内有过移动，曾位于工厂机车车间附近，1960年代中后期迁回原地；集纳大量图文文献电子版，首次披露三张大佛在公园的民间收藏原版照片，推测其拍摄时间为六七十年代。
1930年底-1931年初的四方公园航拍图
郭明华藏品
但发稿后仍让“杭文”困惑的是，几十年来当地盛传北魏造像（俗称 “丈八佛”）1930年运来四方公园说法，航拍图上反复辨认却不见踪影，他们相信航拍图考证的严谨，但对此却无法解释。虽然沿用了栾宝德将“丈八佛”运来四方的经典说法，个别成员质疑四方机厂厂长是否有权用专列运输重要文物。几年来，在搜集到的大量四方公园老照片中，没有看到“丈八佛”的早期影像，文字记载也几乎没人提到。而且，“丈八佛”何时从荷花湾移动到机车车间（有人回忆还在其他地方放置过）无法求证。重达30吨的两尊大佛，其移动应该和工厂空间变动轨迹相关，但“杭文”持续查考未获相关记载，只是发现1941年公园划入厂区前，青岛市农林所曾计划将大佛迁往第一公园（今中山公园）的档案。
在之后的研究中，“杭文”发现本市文史研究者李明先生2020年12月5日 “台东镇—新号”的博文，刊载1933年6月22日《青岛时报》 “临淄古佛四尊被胶路局运来四方”的版面局部，后来找到该报完整电子版面。其实，“杭文”确认该史料可靠并决定采信前，曾看到媒体采访市博物馆前辈，提到大佛1933年运来的说法，因无一手资料支持而存疑。
关注张勇对青岛火柴工业史的资料收集，“杭文”与他进行“丈八佛”问题探讨，引起他的兴趣，进行了深入的史料查询，很快获得进展。10月20日、11月1日，张勇先后在个人公号发出《报章中的北魏石造像》《北魏石造像如何运至青岛》，披露数则被忽视的报章资料。
关于大佛来青前在临淄的情况，多年来有很多文章叙述，但细节不一。包括《申报》在内的1928年的内容曾有省内媒体部分引用过，张勇请上海文史界朋友协助检索查询，首次披露报纸电子版面，包含几则重要信息。
结合“杭文”提供的李明的史料，张勇根据新发现的线索，呈现出这样的历史细节：大佛保护作为重要问题，进入“济南惨案”后的中日交涉；运来青岛由省政府正式下令，胶济铁路负责；胶济铁路工务处进行招标并选定承运人；天津杂志一张1936年照片，是有确切时间记录的最早的四方公园大佛影像。
1936年四方公园内的大佛 李 民供图
值得关注的是，参与“济南惨案”中日两国交涉的崔士杰为保护大佛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得到确认，这与他的个人回忆录内容相互印证。
另外，“杭文”和张勇的讨论中，一直涉及如何评价栾宝德在“丈八佛”保护中的作用，还包括考证王献唐是否参与其中。我们的共识是，查年谱等权威文献王献唐可以排除，有关栾宝德的口述回忆尚无法与具体的史事相对应并证实。无论是四方机厂和时任厂长栾宝德，按胶济铁路分工和职责权限，不应该也不可能主动调度专列等铁路资源，高难度运输重要文物。大佛初始放置的四方公园，1933年属胶济铁路沿线的开放公园，与工厂没有隶属关系。当然，因为毗邻厂区，具有设备和人力便利，工厂在最后一公里出手助力，倒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考虑到厘清市博物馆镇馆之宝来龙去脉的重要性，“杭文”建议张勇执笔整合近年各方研究进展，以体现民间开放式研究的合力，“杭文”也期待进一步努力，凝聚更多民间文史研究的集体智慧。
至此，笔者的采访，便成为了一项民间研究的复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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