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藤庐
“紫藤庐”的主人叫周德伟。周德伟退休、过世之后，就由他的儿子周渝辟为一处文人喝茶聊天的地方，如今俨然已成为台北著名的文化地标。
周德伟何许人也？周德伟，湖南善化人。湖南周族不下数十，均奉周濂溪（周敦颐）为始祖，周德伟一族世居铜鼓冲，有田百顷，祖屋经历世修缮，坚固完美。善化分东西南北四镇，周族世领南镇事务，主要任务是协调乡里纷争。原来那时候县衙官员数量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县令一人，县丞一人，典史一人或二人，县尉二人，教谕一人，训导一人，各镇领导均无俸禄，有时办理地方事务还要自己出资，所以非世家巨室不能担当此任，实乃高度自治也。作为这些世家巨室，世世代代与乡人相邻为伴，也不能在乡里作恶，殃及子孙，自然有一套习俗伦理约束，几千年下来倒也相安无事，地方乡绅有时候甚至还能成为官府暴政的抗衡力量。
说到湘学，一方面受到屈原式的浪漫主义精神影响，另一方面又承继宋代大儒周敦颐所开创的追寻人生价值的理学思想的影响。南宋是中国书院最为兴盛的时代，岳麓书院便是湖南最古老的精神文化的高地。在这个精神谱系中，一为“尊德性”，二为“追学问”，这些思想都深刻地影响了周德伟，这一点从周德伟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尊德行斋”就可以看出来。
周德伟生于1902年10月10日。出生时，家道已趋衰落。不过到了其父寿椿公这一代异军突起，也算有功于国家之人物。周寿椿先生16岁通五经，圈点《资治通鉴》，能背诵四书及《春秋左氏传》，一字不漏。寿椿公幼年与辛亥革命先驱黄兴为邻，黄兴字克强，取复兴汉室及炎黄子孙克以自强之意，黄氏家族也是名门望族，祖先曾有遗训：永不仕清。不过其家族成员也大多是饱学鸿儒。黄兴二十岁时考中秀才，黄比周寿椿小八岁，二人相交甚密。
1903年，黄兴自东京学成归来，成立“华兴会”，招聚故友，周寿椿云：“以后行止愿受公指挥”。遂加入“华兴会”，周寿椿是最早的华兴会的成员之一，可谓辛亥革命之元老。
周寿椿先生在长沙谋生期间，与清廷第一位驻欧公使郭嵩焘亦有交往，时郭嵩焘刚刚归隐，周寿椿与黄兴时常去郭宅拜谒，倾听郭公论西欧之政教，远比中土为美，郭嵩焘驻欧期间的函札及英译文章，周寿椿亦多有阅读，对西方政治与哲学稍有了解。
周德伟从小便显示出与其他儿童不同的特质，他幼守母室，不善嬉游，祖母以为其笨，然而祖父却慧眼识珠，认为日后必堪大用。六岁时，父亲从长沙归来，教姐姐和两个弟弟认字，一天十余字，以后增至十五至二十字，周德伟一字不忘，一月有余，便识得数百字。
紫藤庐如今已成为文人喝茶聊天的地方
七岁开蒙就私塾，父亲听说后，急忙从长沙归来，除缴学费外，另准备红包酬谢私塾先生。依当时的风俗，酬礼一般二百钱至五六百钱不等，百钱不值银半两，父亲却独献足色纹银五两，并告诉私塾先生，“今日小儿开蒙，发轫之始，此大事，余所重视，望先生善教之。”又说：“小儿已识得数百字，望勿从一般世俗书籍开始。”“先从《论语》开始如何？俾高尚其志趣，余欲此儿终身为儒生也。”
这里不得不说到周德伟先生的第一个身份——儒生。儒生并非后来的新儒家，周德伟先生自幼接受的是纯正的儒学教育。周先生自谓：“我从六岁开蒙到十三岁的七年中，完全受的是旧式家塾教育。”非经即史，兼及子集。周德伟先生又极聪慧，常常能成篇背诵，有过目不忘之能。1916年6月，父亲带他去报考长沙府中学时，周德伟尚不满十四岁，放榜时竟名列第二。
1920年秋，周德伟考上北大预科，列德文班。德文教师为海理威，海理威曾做过青岛德国总督府秘书，日本占据青岛以后，来到北大教授德文。北大预科毕业，周德伟成绩仍“领全班”。
1924年夏，已入北大本科二年级的周德伟突然接到父亲的信函，长兄病逝于常德，年仅三十七岁。不久又得父报，母亲病情危急。周德伟得报号泣，立即乘京汉快车驰归。抵达汉口时，轮船刚刚错过，下一班要在一星期之后，遂乘小轮至岳阳，岳阳没有码头及船坞，江轮停泊于洞庭湖中，乘客须沿一条绳索攀附而上，周德伟一手提着行李，一手攀附，不慎失手落水，幸得划船救起。抵长沙时已至黄昏，离家尚有七十华里。周德伟星夜兼程，沿粤汉铁路步行，抵家时天已大亮矣！周德伟侍母二月余，不过那时候北大并无点名制度，返校后期末考试仍然名列前茅。
三年级时，周德伟忽得二兄函报，父亲左肩病疽，流浓血，乃肝病外发，无医可救。周德伟急归，日夜服侍，与父亲同榻，换药，擦拭脏血，洗涤污浊衣物，“虽便溺之事亦助之”。直到八个月后父亲病逝，然而北大已无校可返了。此时已经到了1926年，段祺瑞政府垮台，张作霖接手北京，北伐也已开始，学生罢课南下，教授们也纷纷离去，偌大京华，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周德伟先生48岁时在紫藤庐留影
周德伟先生的第二个身份便是经济学大师哈耶克的中国传人。余生也晚，最初接触奥地利经济学派和哈耶克的思想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没想到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位怀着经世致用抱负的有志青年负笈英伦，亲谒哈耶克，并成为哈耶克的亲炙弟子。
由儒生到治西学，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不过细察周德伟的心路历程，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早在长沙府中学求学期间，章士钊先生到学校演讲，由于是低年级，周德伟坐在第一排，章演讲中，周眉飞色舞，校长好奇，把周德伟叫到校长室，问他听懂了没有，周详述大意，校长非常高兴，于是找来章士钊主编的全套《甲寅》给他看，周如获至宝。到二年级，又有西洋史老师刘柏荣先生推荐严复译《天演论》，应该说这是第二次开蒙，周初步获得了西方的经济学和宪政知识。
进入北大前，周德伟自述对其影响最大的三个人物分别是章士钊、严复和胡适。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德伟的精神谱系，从年龄上来看，周德伟属于五四一代学人，却不读《新青年》而读《甲寅》，全无激进革命之观念，却选择保守经验式的奥派经济学。之所以选择经济学，是因为北大教授陶孟和推荐他读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富论》），据说周德伟读后大为惊讶，“原来治国平天下之术，悉在于此。”周先生说，他从此彻底懂得了衣食足、礼仪兴的道理，懂得了民富而后国富的道理。
那时顾孟余先生给他们讲授经济学原理。第一堂课就问：“你们为何要学经济学？”学生们寂静无声，顾先生说：“经济学不是教你们去发财的，不是教你们经营工商业或从事银行会计业务的，而是教你们如何经世济民。”此言正符合周德伟当时的抱负。
顾孟余先生讲授奥派经济学掌门人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教他们读严译《原富》（《国富论》）；在德文教师海理威的带领下，读顾孟余先生编的德文版《德意志科学论文选读》，涉及包尔生、庞巴维克、门格尔、维塞尔、韦伯等，奥派经济学和德奥哲学的脉络是清晰可见的。
1933年周德伟得铁道部资助远赴英伦留学，然而周德伟手里并无一纸北大的毕业证书，充其量算是北大肄业。之所以有底气面谒经济学泰斗罗宾士，是因为1929年，周德伟得到了一张校长蔡元培亲自开立的同等学力证明。原来北大学生“停课闹革命”，南下参加北伐，只差一年的仍可发放毕业证书，而周德伟因侍父八个月，累积已两年没有上课，实在无法出具学位证书。蔡元培先生亲自查阅档案，认为周学分已足，且均最优等，于是亲书证明：“周德伟学问基础深厚，知识广博，可胜文法各科专门研究之任。”先生负国际声望，一言九鼎，周德伟认为留学英国无忧矣！
不料英国人是最注重程序和讲究规则的民族。没有学士学位，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自然可以将周拒之门外。危急之中，周德伟求见经济系主任罗宾士，周德伟早有预备，从新古典主义学派马歇尔谈起，然后过渡到罗宾士，重谈罗的贡献。罗想不到一个东方学生对自己的著述如此熟悉，不免“大喜过望”。便询问他研习过哪些典籍。周答：“除英国古典学派外，尚曾读孟格尔（门格尔）、庞巴维克、威克塞（维塞尔）、米塞斯、海耶克（哈耶克）之若干著作。”这一连串的名字对大多数大陆学人来讲恐怕要到1990年代后期才进入他们的视野。可是在1930年代一个北大本科肄业生却如数家珍，而且读的还是德英两文之原著。不禁令人唏嘘！
哈耶克
罗宾士听出周德伟英文中夹杂着德文，有时词不达意，周就直接用德语回答。罗吃了一惊：“汝通德文乎？”周答德文乃自幼所习。罗曰；“汝能通二国文字，学力亦够，但违本校成规，仍须费力。余介绍汝与海耶克（哈耶克）一谈如何？”
罗宾士拿起电话，那边哈耶克立招周往见。周德伟侃侃而谈，论及哈耶克新近出版的两本著作，兼及其他论文。不仅熟悉哈的文本，而且指出维塞尔中立货币论的内在矛盾，并恭维哈耶克推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为学术上之无上贡献”。哈耶克激动地打电话打给罗宾士：“周生学力远超过一般之BSC（学士）”。转过来又对周德伟说：“余将为汝见罗宾士教授。”
两位教授惜才爱才，决定合力帮助周德伟，既然没有学士学位，难以追求深造之途，不妨先使其踏入本科门槛，借以斩得学士殊荣。当然，可不必从基础之初起，甄选两门课程即可，一门罗自己的经济分析，一门涉哈耶克之货币理论。若及期末考试，绩优荣耀，则可披谈深造之事。
周德伟心领其意。开学之初，他勤奋苦读，涉猎广泛，尤专注于英文学习，取得显著进展。期末考试时，他充满自信，确信考试无忧。
果然，在1934年春季开学前，罗宾士再次召见周德伟。罗宾士满面笑容：“余据考试成绩，已提请教授会议通过授汝本校经济学士学位矣，从此汝可进经济研究所，直接习PHD（博士）。”此言一出，周德伟心中充满欢欣和感激。
“余自入研究所后，选择海耶克（哈耶克）为指导教授”。在他的伦敦经济学院生涯中，周德伟对哈耶克主持的讨论班每必参与，从未缺席。每两周，他还会拜访罗宾士一次，向他报告自己在学业上的进展情况。
哈耶克对周德伟的学术发展格外关心，邀请他选择一篇博士论文的主题，并表示愿意全力协助他。然而，周德伟以学为乐，不追求成为博士，认为博士论文题目太过狭隘，不愿受限制。
在哈耶克的指导下，周德伟学习英国休谟、埃德蒙·柏克等政治和伦理学著作。他被告知这些学说并不轻视人性和伦理，同时与经济学密切相关，并为亚当·斯密经济学的先驱。哈耶克还建议周仔细阅读门格尔的《社会科学及经济学之讨论集》，学习康德以后的德奥学派的“知识论”，以及米塞斯的《共同经济》，该书后来以英文出版为《社会主义》。
一年后的1935年春季，周德伟前往德国，凭借哈耶克的介绍信，拜访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第三代传人、哈耶克的老师米塞斯，“晤谈甚欢，并蒙指示，曾赠余奥国学派书籍多种。”
1936年夏，周德伟完成了德文《中立货币论》的论文初稿。他将论文寄给哈耶克请教，论文共十章，十万余字。哈耶克回信说：“关于德国过去货币理论上之争论，大多数问题已获解答，似可删去。论文贵简练创发，不在冗长。不必效美国作品之所为。其余部分极精辟……”周遵师命把论稿删去三章。
1937年抗战爆发，铁道部断供，周德伟最终没有拿到PHD（博士）学位。不过在那样一个年代，中国学人与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大师比肩而立，毫不逊色，这是一幅怎样的历史图景！以周德伟之能力，以他少年时的抱负，原本可以做出一番惊世伟业。但终究生不逢时，周德伟的思想超越他的时代太远。据说他曾反对过蒋经国在上海的金元经济政策，并在上世纪50年代将哈耶克引入岛内的理论场域中，使殷海光、夏道平等自由派人士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甚至对晚年的胡适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周德伟亲撰对联
“紫藤庐”楼下客厅有一幅对联乃周德伟先生亲撰，湖南耆老赵恒惕所书：“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有人解读说，上联是劝胡适等知识分子不要自傲以为文章可以救世，下联乃是骂某些政治人物以民族救星自居祸害苍生百姓。其实，这两句对联何尝不是周德伟先生一生的写照？郁郁不得志的周德伟晚年迁居美国，1978年在洛杉矶以沉痛忧郁的笔触写下了他的文言文回忆录《落笔惊风雨》（未完成），周德伟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但是思想的力量终将穿透历史的迷雾，迎来大放异彩的那一天。
（原发《书屋》2023年第10期）
原载 葛陂小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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