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震翔丨刘勰《文心雕龙》——“支体必双，事不孤立”

诗是语流的集合。语流，决定了诗歌在描摹事物时必须遵循先后顺序，不能将同一时间的各种状态等价呈现。所以莱辛认为“诗画异质”——诗歌难摹静物，而善于叙述。
但如《诗经·卫风·硕人》“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的铺陈，作者应是先假定了，在我叙述的时候，描摹对象的时间已经暂停。只是作者还无法找到“暂停”的语文形式。
后世格律诗中的对仗，就是一个理想的“暂停”形式。
在对仗的语文形式里，除了特殊的“流水对”外，两个结构一致、音调相反的句子，是超越了前后顺序、同时抵达——而不是一前一后地进入——读者的眼中和心中的。杜甫的千古名对——“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逻辑上看，满山积雪都不必在万里航船之前。读者恰如面对着对称的门柱、并列的山河，而不是面对着按照次序逐个呈现的竹简，或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叮咚不断的水流。
由此想到，《周易》的刚柔之变、《老子》所着眼的相反相成、古代中国盛行的阴阳观念，与近体诗中必用、古典词中常见的对仗，或许也有内在的关联。
人在面对世界时，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我中心主义”。比如，人天生长了十个手指头，当他们学会以手指作为计数工具时，便不得不在数到十之后，建立一个代表“十”的符号，再用被符号解放了的手指头重新数起。这就是数学中十进制的来历。二元对立的观念，不排除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另外一种体现。
地心引力赋予了人们上、下两种二元对立的空间观念；地球自转赋予了人们昼、夜两种二元对立的时间观念；人类左右对称的身体形态和器官配置，又为自己建立了左、右两种二元对立的方向观念。
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言：“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
所以，二元对立是人认知自我与空间关系的最早参照系之一。人类在面对世间万物时，往往习惯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出发——“将连续的自然界切分开来，从中挑选出一些事物结成对子，并把相反的含义赋予对子的每一方。这种倾向或许反映出人类意识的结构特征。”②
举例说，几乎在所有文化中，火和水都因二者之间互不兼容的特性成为对立事物的标志。但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水是物质、是实体，而火是一种氧化反应的过程，二者根本不是同一种事物，更遑论对立或统一。古人们之所以将水、火视为“两极”，是基于他们对世界尚不成熟的认知，更基于人类以“二元对立”的先天认知模式对水火二者性质的解释。
存在二元对立关系的事物，总是更容易被人们认知并接纳。人们可以轻易地认知并表述昼夜、寒暑、男女、呼吸、吐纳的观念，却无法轻易从路边随处盛开的野花中发现：大多数种类的花朵，花瓣的个数都是3瓣、5瓣、8瓣、13瓣、21瓣、34瓣……任居其一。如果将这些数字从小到大排列起来，那么从第三个数字开始，每一个数字都等于前两个数字之和。这就是著名的“斐波那契数列”。
这个数列，并不意味着大自然中深藏着多么玄妙的奥秘，实在是人类意识不具备相应的结构特征，无法简单地将之归纳、解析。只能等到理性充分发达之后，才能借助复杂的思维工具进行认知。
因而，构成《周易》的二种爻象，《老子》强调的对立转化，以及来自古代神秘学的阴阳观念，无非就是人们以自身的节律认知世界、再将之抽象成为规律的产物。
而古典文学中的骈偶、古诗词中的对偶句，乃至日常生活中那些工具、装饰品、建筑等事物常见的对称设计，或许都是人们在努力地将外物制造得与人的自身节律保持一致，从而让自己获得赏心悦目的感觉的一种尝试。

①易中天.《<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8月：第127-128页。
②[美]段义孚.《恋地情结》.[M].志丞、刘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5月：第21页。

原载作者原创《诗井汲花录》（北京燕山出版社，2023.3）